同样是皇帝禁烟，为何明朝禁的是烟草，清朝禁的却是鸦片？
文| 獬执事
横亘在燕山渤海之间的山海关，未能改变“明亡于烟”的谶言，同样也未能阻挡烟草的北上。明朝的精锐辽东铁骑固然嗜烟若命，后金的八旗子弟同样也充斥着瘾君子，甚至在崇祯己卯禁烟的前四年，后金便颁布了禁烟令。己卯禁烟的同一年，后金户部再一次颁布禁烟令，明令“不许栽种，不许吃卖”，并制定了颇为严峻的刑罚。不过这几道禁烟令与崇祯的禁烟令一样最终无疾而终――百姓吸食烟草的热情实在太高了。
入关之后，清朝历任皇帝均恪守着禁烟的祖训，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而最终成型的《大清律例》中对烟草的规定几近于苛刻：
“凡紫禁城内及凡仓库、坛庙等处，文武官员吃烟者革职，旗下人枷号两个月，鞭一百。民人责四十板，流三千里。该管官员见而不行捕首被旁人捕首者，该管官员俱罚俸半年。又紫禁城内大臣侍卫员吃烟者，派出看门护军查拿被获，除照例议罚外，照其官职加取一个月俸银给予拿获之护军。跟随人被获，除照例责打外，亦向伊等之主取一月俸银给予。如护军校不行拿获，革去护军校，不准折赎，鞭一百，枷号两个月。护军不行拿获，鞭一百，枷五个月。闲散执事之人照例鞭一百。”
字里行间透出的意思可以概括为“沾烟即罚”，不过清朝以严刑禁烟的初衷倒不是因为健康问题，而是经济问题。自明末烟草盛行以来，烟草业一直是中国及至整个中华文化圈最为暴利的行业之一。王逋《蚓庵琐语》有“关外人至以匹马易烟一斤”之语，方式济《龙沙纪略》中的记载更为详细：“边卒携一缣值三四金者易二马，烟草三四斤易一牛??”巨大的利润刺激着粮农转向烟农，而中国人多地少，于是一方面出现了“烟粮争地”，一方面烟草消费又极度依赖于进口，造成了白银外流。
这样的现状引起了康熙的忧虑，于是“以为非土产，耗财货，下令大禁云”。康熙对烟草本身的健康危害问题只字不提，其立足点完全在于“非土产耗财货”，而这种观点并非康熙所独有，乾隆年间禁烟态度最为激烈的内阁学士方苞在其《请定经制札子》对烟草危害的陈述，依然紧紧围绕着经济结构：“臣闻善富天下者，取材于天地，而愚民所习而不察者，夺农家上腴之田，耗衣食急需之费，未有如烟者也??”
不过相较于清廷，太平天国时期的律法对烟草管控更为严厉。《太平刑律》中有条文如下：“凡吹洋烟者，斩首不留。凡吃黄烟者，初犯责打一百，枷一个礼拜；再犯责打一千，枷三个礼拜；三犯斩首不留。”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时，清朝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比起康熙乃至于皇太极的禁令，《太平刑律》中出现洋烟与黄烟两个事物。黄烟指的是旱烟与水烟，那洋烟呢？为什么吹洋烟的罪行要比吃黄烟更为严重？
没错，这里的洋烟，正是鸦片。“明亡于烟”，此烟为烟草；“清亡于烟”，此烟为鸦片。鸦片与烟草本非一物，但其吸食方式却大同小异，均使用烟枪、烟签和烟灯等器具，因而被列为烟类；唯因鸦片随着“洋人”的通商而渐渐流入，乃有“洋烟”之名。相较于鸦片，清朝历任君主对烟草的健康危害似乎有着“过人之明”，因为他们最终发现鸦片这个烟草的“升级版”，是一个更恶毒、更强大的敌人。
不过在此之前，康熙头脑里打的依然是关于鸦片的经济算盘。康熙没有察觉到烟草的危害，同样也没有察觉到鸦片的危害，面对与日俱增的鸦片贸易，清廷甚至专门制定了税法，规定每箱进口鸦片征收银三两，每包征收银二两四分五万厘。
这一年是康熙十年（1671年），清朝与鸦片的战争还远远没有拉开序幕。掌握着世界上最富庶国家的康熙不会想到，这与黄烟相似的洋烟，会在一百余年后成为清帝国崩溃的见证，正如同一百余年前崇祯下令禁止的烟草那样，成为明帝国崩溃的见证一样；他更不会想到，这一纸税法埋下的祸根，要牵扯出后世多少丧权辱国的条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