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的历史文化
文明的曙光漓江边的溶洞,是桂林人类的摇篮。
考古工作者发现,早在远古时代,桂林市的漓江沿岸就有祖先居住在宝积岩、甑皮岩、轿子岩、丹桂岩等20多个山洞里了。
桂林当时是一个峰林谷地,气候温暖湿润,山区有着茂密的原始森林,生长着落叶长绿植物,附近是淡水湖和沼泽地,大自然赐予了动物和植物丰富的资源,野兽成群,亚热带野生果实遍地。
先民们吃着采摘来的野果和狩猎来的动物充饥,喝着清冽的江水,穿着树叶树皮或者兽皮打扮自己、抵御寒风。
他们住在桂林冬暖夏凉的石灰岩洞穴里,穿行在莽莽的原始森林和茂密的灌木丛中,用原始的石器,作为打击野兽的武器和劳动工具,用烧制的陶器来加工食物,在此劳动生活、繁衍生息。
他们打造了桂林人类的文明史。
1979年,桂林市区的宝积山岩洞里,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两枚人类牙齿的化石和一批打制的石器,还有剑齿象、猕猴、牛羊等哺乳动物化石,据中国科学院专家鉴定,桂林宝积山的宝积岩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址,距今约有3万年左右历史。
出土遗物中有人类臼齿化石两枚,呈乳白色,为同一老年个体,属晚期“智人阶段”化石,命名为“宝积岩人”。
这是迄今为止在桂林发现的最早的桂林远古先民的遗迹。
宝积岩的发现和发掘,弥补了广西“柳江人”与 “甑皮岩人”之间的缺环。
桂林的洞穴遗址中,甑皮岩的发掘是我国考古界的重要成果,是我国目前发现古文化遗物最多、保存最完好的一个洞穴遗址,它的年代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7500年至9000年,是我国南方重要的、可与北方的“山顶洞”相媲美的洞穴文化遗址。
甑皮岩位于桂林市南郊的独山,距市中心9公里。
独山,是一座高约60米的石灰岩孤山,四周群峰并秀,峰林谷地开阔。
洞口高出地表约有5米,如此高度既能够避免水淹,又可防御野兽侵入袭扰。
甑皮岩洞高8米,宽13米,洞内面积约200平方米,地面较为平坦,气流贯通,光照条件好。
洞的一侧,另有一个水洞,地下河常年流水,保证了洞穴中的先民们饮水不愁。
阳光,空气,水分,是动物和植物生存的必要条件,桂林祖先是有眼光的,他们把这个洞穴作为他们的居室,正是看中了这样的生态环境。
石灰岩的洞穴,经过石缝中渗透出来的水凝结成的碳酸钙的长期侵蚀,渐渐积成了一层坚硬的钙化板,将桂林人的祖先遗体密封于地底下,一直不为人所知。
寂静的山洞里,先民的身影消逝了,人声消逝了,但他们的遗迹存了下来。
从石缝里渗下的水滴,滴过了漫长岁月,滴答之声,声声不息,象发电报时的密码一样,传达着一种神秘的信息… 196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和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组成的桂林地区文物普查队,终于发现了这个远古时代桂林先民的天然住宅。
1973年,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考古工作者对甑皮岩洞穴遗址进行了发掘。
当发掘人员揭开那层结实的盖板时,看到了大量的人类的遗物、遗迹和遗骸,从盖板之下到洞底有浅灰色的“文化层”,最厚之处达两米多。
考古人员细心寻找,挖掘出土了其中的部分人类骨骼30多具、动物骨骼40多种、洞穴中还发现了大量的陶器、骨器、蚌器和各类野兽的残骨。
先民的遗物为生产和生活用具,打制的石器居多,有大量用来砍劈和敲打的石器。
磨制的石器较少,主要有石斧和石锛等,石斧的中间部分凿有凹槽。
专家考证,这个凹槽是用来装木柄的。
出土的骨器中,多为兽骨磨制的镖、镞、锥、针等工具。
其中用来缝缀的骨针3枚,从它们光滑度来看,是常用之物。
令人吃惊的是,一枚骨针只有米粒大的孔径。
要知道,当时他们还并未懂得使用金属,用石头居然能够钻出这么精细的活来,可见当时他们已经有一双巧手了。
骨针是缝制工具,这工具用来缝制什么东西呢?专家推断,这里的先民用骨针缝制兽皮一类衣饰物品,那时懂得追求美,懂得抵御寒冷,开始穿衣服了,不再像过去那样赤身裸体。
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先民们也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已经从劳动实践中渐渐学会了制造和加工各种实用的工具,懂得了怎样省力方便地使用石器,以提高劳动效率。
这事实也说明劳动创造了人,劳动提高了人,劳动教导了人,劳动推动了人类的文明和进步。
洞穴遗址中出土的男女老幼30多件人骨中,专家进行测定认为,从头骨的特征看,与“柳江人”相近似,有较为明显的继承关系,同属于“南方蒙古人种”。
从先民的遗骨来看,那时已经有了葬俗,葬俗为罕见的“屈肢蹲葬”和“仰身屈体葬”,这种姿势非常奇怪,与黄河、长江流域及东南沿海等地在新石器时代所盛行的“仰身直肢葬”截然不同。
为何如此?有人推测可能是一种原始宗教信仰,意味着灵魂可以不死,可以转世轮回。
有人认为这是模仿生活姿势或者睡眠姿势。
还有人说这是模仿母腹胎儿的姿势,体现了一种恋母情结。
“屈肢蹲葬”这种葬俗在新石器时代曾流行于世界各地,是原始的葬俗。
桂林轿子岩,还发现旧石器时代末或新石器早期的洞穴遗址,年代在公元前1万多年以前,岩洞里的葬俗也是“屈肢蹲葬”。
甑皮岩里,人们还发现洞穴中有“二次葬”的葬俗,即妇女和幼儿合葬:一个妇女死后葬了,又从其它地方把一个先葬的幼儿迁到这个妇女身边合葬。
出土的墓葬中,有两具成年女性遗留的残骸撒落的赤铁矿粉末,这是当时一种非常隆重的葬礼,与山顶洞人的习俗一模一样。
种种迹象表明,甑皮岩先民处在母系氏族社会阶段,妇女在当时享有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
从洞穴没有发现明显的随葬品这点来看,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低下,没有多少剩余劳动产品和私有财产,这也佐证了当时具有的社会性质。
从洞中的陶器、蚌饰、蚌刀、蚌勺等物品和火塘、火坑遗迹来看,先民们虽然制作工艺有些粗糙,但开始有了自己的艺术追求,也懂得了煮熟食品来吃,也学会了储存食物。
那些火塘火坑就是当年先民们煮食物烧制陶器和围炉的地方。
这是人类多么了不起的进步啊。
洞内的堆积岩中发现的的动物遗骨,共有偶蹄类、食肉类、啮齿类、灵长类等25种。
发现的67件猪的骨骼中,能确定它们死亡年龄的就有40件,猪的门齿也明显比野猪细弱,由此得出结论:这时的甑皮岩先民已有了原始驯养的活动。
由于发现的动物遗骨数量大、种类多,中科院鉴定,正式命名为“甑皮岩遗址动物群”,其中一个鹿科新属种,是桂林漓江流域特有的,专门将它命名为“秀丽的漓江鹿”。
甑皮岩洞穴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79年,桂林市建立了“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陈列馆”,向世人开放。
由于当时发掘没有详细的分期,加之石灰岩地区出土标本年代偏老等问题,引起了考古学界对甑皮岩洞穴遗址年代的争论。
这个问题,直到2001年对它第二次发掘才解决。
2003年12月11日,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l3个国家及中国香港地区的考古学者共70余人来到桂林市南郊的甑皮岩遗址博物馆,参加“华南及东南亚史前考古——纪念甑皮岩发掘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文化厅及桂林市 *** 主办,其主题是桂林甑皮岩史前考古在我国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研究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认为,甑皮岩遗址奠定了桂林地区乃至华南及东南亚地区的史前文化序列。
以甑皮岩遗址为标尺,参照桂林其他史前遗址的资料,可以初步构建桂东北地区距今35000年至3500年间的古代文化发展框架。
甑皮岩遗址1965年发现,20世纪70年代首次发掘,得出一个大概的结论:甑皮岩遗址上层年代距今约7500年,下层年代距今约9000年以上。
200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与地方文物部门对它进行了第二次发掘,获重大考古发现,确定其中距今约一万两千年前的“素面夹砂”陶器是迄今大陆考古发现最古老的陶器之一。
这为研究中国制陶业的起源和新石器时代的开端提供了重要依据。
甑皮岩亦是目前大陆发现人骨数最多的新石器时代人类洞穴遗址。
根据发掘与研究,甑皮岩遗址是距今l2000年至7000年之间桂林先民生活的中心场所,与原来估计的距今9000年向前推进3000多年。
专家们对此也不得不叹道:在一个洞穴里存留着几千年的文明,乃世所罕见。
甑皮岩遗址代表着漓江两岸的“土著文化”。
中国的专家学者通过研究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后提出,遗址出土的原始陶片与史前人类食用螺蛳的饮食习惯有关。
岭南人类很早就懂得用火烤熟猎物,开始捏制陶器来煮食螺蛳这类小食物。
当时稻作文化还没有传入岭南地区,岭南人类食用大量芋类野生植物、鹿和野猪等野生动物,洞穴内各地层内残留着大量螺蛳壳。
螺类只有在被煮熟后,才易使壳肉分离。
现场证据也表明陶片出现的时间与螺壳的大量出现几乎同步。
在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的各地层中,分布着密密麻麻的螺蛳壳。
傅宪国先生说,当时的螺蛳比现在的大很多,直径约在3--5厘米之间。
数亿年前的桂林地区曾被覆盖在海水之下,水线下降后,留下了密布的江湖,盛产各类螺蛳和鱼。
那个时期出现的陶器多是浅半球形,敞口较大,这些都是用于做饭的特征。
长期以来,中外考古学家都在为陶器起源问题争论不休。
有的认为是用来做饭,有的认为源自生存方式的改变,有的认为与建筑泥砖房屋有关。
但也有专家对吃螺蛳产生了我国最早的陶器一说表示疑问。
加拿大考古学家理查德·皮尔逊认为,当地人也有可能用烧烤的方式食用贝壳类食物。
对甑皮岩的发掘和研究还表明,甑皮岩人早在12000年前就能制作大型陶器,在遗址发现的陶罐被证实为中国最原始的成型陶器之一,专家们据此推测,桂林有可能是陶器的起源地之一。
负责在2001年第二次发掘甑皮岩遗址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家傅宪国先生说:“30年来,甑皮岩考古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其年代之谜得以破解。
”专家学者们在甑皮岩遗址发现的陶片是目前中国已知最原始的,有12000年的历史,他们感叹道:“一万年前桂林就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了。
”他指出,漓江岸边的甑皮岩人在此繁衍了5000年,在7000多年前,由于地球气候进入了一个温暖潮湿期,高出地面约1米的甑皮岩变得潮湿多水,这里的先民终于走出了这个洞穴,利用树木搭建房屋生活。
宝积岩与甑皮岩洞穴遗址的发掘,意义十分重大,无论从人类学、动物学、社会学、地质学、历史学等各学科方面都有极其重要的科研价值,对于研究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研究当时我国南方先民的社会状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现场讲台。
阳国亮、周作明先生在《桂林历史文化旅游研究》一文中写道: 沿着宝积岩人的足迹,翻越两万年的时间大山,考古学家在雁山区雁山镇李家塘村发现了据今约10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庙岩洞穴遗址,这一时期是原始手工技术萌发的时 代,桂林先民掌握7穿孔技术和夹砂粗陶烧割技术。
从甑皮岩遗址(据今7500年——9000年)、轿子岩遗址(新石器时代早期)、丹桂岩遗址(新石器时代早期)、象山顶遗址(新石器时代)、资源晓景寨山坡遗址(新石器时代)、全州渡里园山坡遗址(新石器时代)等考古发掘证明,新石器时代是桂林的一个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桂林先民已逐渐扩大了生产与生活圈,从洞穴走出了低矮的山坡。
桂林先民走向山坡,由依赖天然洞穴已发展到创建居室的阶段,人们的生产生活也丰富起来……说明新石器时期的桂林已由渔猎时代向稻作时代发展。
桂林这些洞穴遗址,是文化城中的一座座历史文化宝库。
宝库中的实物,证明了漓江流域曾经发生过的人类活动,展现了一群远古时期的漓江儿女与大自然拼搏,在奋斗中成长的图景。
他们过着以采集和渔猎为主、以农业和驯养业为辅的母系氏族公社生活,在艰苦的环境中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战天斗地,抗击猛兽毒虫和各种自然灾难的袭击,求得生存,谋得发展,用顽强的意志和辛勤的劳动汗水,开拓出新生活的道路,走向稻作时代,迎来了漓江文明的曙光。
这一缕曙光,穿透了漫漫黑夜,穿越了悠长的历史隧道,渐渐发祥了文明普照的灿烂阳光。
于是,就有了后来桂林历史文化名城的辉煌。
2024-05-28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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