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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是一个人的衣着外表，是一个人生活质量好坏的晴雨表，一个人穿着时尚、大方，反应一个的精神、生活、工作面貌，一个人可以代表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经济的好与不好，衣食足则知荣辱，每个时代经济的强弱不同，反应在人们衣着生活的不同。然而衣服的色调，花样，款式反应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趋势，当色调单，花样，款式单一反应经济落后，
服装的发展往往与政治的变革、经济的发展有很大关系。一九四九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旧的生活方式的结束，与之相关的一些文化现象也随之消失，服装则首当其冲。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北京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步时期，工人、农民的政治经济地位有了很大提高，全市人民正全心地投入经济建设工作中。这时穿长袍、马褂和西服的人已经很少了，社会风气变成以朴素为美。
1949年初，北京和平解放，大批的解放军、干部开始进城，进城的干部多已穿灰色的中山装，北京的青年学生怀着革命的热情，首先效仿纷纷穿起象征革命的服装。随后，各行各业的人们争相效仿，很多人把长袍、西服改做成中山装或军服。50年代到60年代初，男装以中山装和中山装发展的体系为主，如人民装、军便装、青年装等为主。女装则以列宁装、女式两用衫及苏联大花布连衣裙等。这些服装除了朴素实用外，还表现了人们的革命热情。
中山装从50年代开始普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款式上也是不断的变化。在人们越来越多穿中山装的同时，人们又根据中山装的特点，设计出“人民装”。其款式的特点是：尖角翻领、单排扣和有袋盍插袋，这种款式既庄重大方，又简洁单纯，而且也是老少皆宜，当时穿人民装的年轻人很多。后来出现的“青年装”、“学生装”、“军便装”等等，都有中山装的影子。
50年代初期，苏联的服装对我们的服装影响较大，如依照列宁常穿的服装设计的列宁装，其主要特点是：大翻领、单、双排扣、斜插袋，还可以系一条腰带。主要是妇女穿着，穿一件列宁服，梳短发，给人一种整洁利落、朴素大方的感觉。
50年代中期，女式服装发展得特别快，新款式层出不穷。尤其是到了夏天，“布拉吉”（连衣裙）是最受欢迎的，因为这种服装节省材料，穿着舒适，款式变化多样，领和袖变化随意，不受任何限制。
据馆藏档案记载：1956年1月28日，青年团中央宣传部和全国妇联宣教部联合发文《关于改进服装的宣传意见》，该文件明确指出：在日常穿着的服装上仍然是颜色单调、式样一律，不仅和我们生活中的欢乐气氛很不调和，不能满足广大青年和妇女对服装的热烈要求，且为许多国际人士所不满。据我们了解服装改进缓慢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社会风气的束缚较大，二是服装式样少，好的花布少。我们提倡改进服装应当符合经济、实用、美观等原则。2月上旬，青年团中央、全国妇联等25家单位举行了一次“改进服装的座谈会”。会上决定筹备“首都服装展览会”。 “首都服装展览会”于 3月31日正式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幕，5月20日闭幕。展览会按照春、夏、秋三季展出服装，男服98种，女服411种，童服253种，同时，展览会还评选出100多种服装，组织进行时装表演。展览会期间参观人数多达30多万人次，观众看完展览后还可到展览会旁边的临时服务站选购衣料，据统计约8万多人买了各种花色布163000多尺。在此后一段时间内，女青年们穿上了花布罩衫、绣花衬衣、花布裙子等。男子也普遍穿着春秋衫、两用衫、茄克衫、风雪大衣等。这是50年代人们在穿着上最活跃的一段时期，人们尽情享受着美的乐趣。到了50年代后期，进入“大跃进”运动的时代，在穿着上又开始趋向实用、结实、朴素，逐渐形成了蓝、灰、黑的时代。
这一时期，社会提倡的服饰始终围绕着经济、实用、朴素、美观、大方的原则。人们在穿着服装时主要考虑服装款式穿的时间要比较长、新颖大方、省工省料、布料结实、色彩不宜太鲜艳、便于人们劳动工作生活等，这个时期的服装款式、色彩都比较单调。
20世纪70年代，一群刚刚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大学生，几乎都穿着那个时代流行的蓝色服装。
曾几何时，在几亿中国人的衣柜里，绿、蓝、黑、灰等几种颜色的衣服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当时，有西方人甚至用带有嘲讽的口气将穿着不分男女老少的中国人形容为“蚂蚁”。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门打开、观念变更，中国人重新打量自己的穿着，在自我怀疑的目光中，逐渐认同穿着打扮是没有阶级性的。中国人深埋几十年的爱美之心，开始在服饰上得以释放。
揭开“红盖头”之后
在改革开放最初的10年间，关于服装的每一个动作几乎都会产生“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有人说，是皮尔.卡丹揭开了中国服装的“红盖头”。
1979年春天，著名的法国时装设计师皮尔.卡丹应邀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了一场服装表演。这场象征着中法友谊的时装表演在当时被称为“服装观摩会”。参观“观摩会”的人员必须通过审查，座位也一律对号入座，并记录姓名。尽管皮尔.卡丹已经充分考虑了中国当时的国情，但当音乐响起，露着大腿，扭胯摆臀的外国模特还是让台下的中国观众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台上衣着的多姿多彩更是与台下的一片“革命色”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次“观摩会”还仅限于中国外贸界与服装界的官员和技术人员参加。第二年的11月，当中国大陆第一支时装模特队亮相上海滩的时候，则引起了全国性的轰动。一浪接着一浪，1983年底，中国彻底取消了已经延续几十年的布票，服装改革的呼声迅速响遍全国。
在当时，以最快速度升温的要数西服男装。1984年，上海一家照相馆的橱窗里还立有写着“这里出租西服”的牌子，以此迎合人们喜欢穿西服照相的爱好。这一年，男士流行西装，年轻的女性则青睐红裙子。这源于当时的一部电影——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街上流行红裙子》。电影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大丰棉纺厂，来自乡下的女工阿香，听说上海的姑娘有比赛穿漂亮衣服的习惯，名为“斩衣”、“斩裙”，便托卖服装的个体户买来漂亮的红绸裙穿在身上，以此抗拒女工们称她“乡下人”的讥笑。劳模陶星儿很喜欢这件红裙子，悄悄往自己身上比试。在同伴们的怂恿下，陶星儿终于鼓起勇气，穿着红裙子走进了公园中的人群中……电影在当时大受追捧，如果说那时候也有“生日许愿”这一说法的话，那么拥有一件红裙子就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年轻女性“生日愿望”之一。
广东等地是中国最早沐浴改革春风的地方之一。1982年，广东省广州市番禺某小康之家，坐在沙发上的少女。
回望整个20世纪80年代，一度引领风骚的还有喇叭裤。这种上细下宽、把臀部绷得圆滚滚的、拉链不分男女一律开在正前方的裤子在初现中国南方时，被绝大部分国人视为“不男不女，颠倒乾坤的恶物”。当时的一首流行歌曲《艳粉街》唱道：“有一天一个长头发的大哥哥在艳粉街中走过，他的喇叭裤时髦又特别，他因此惹上了祸，被街道的大妈押送他游街……”尽管如此，却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喇叭裤在中国的冒险。
事情在矛盾中变化着、发展着。
1989年底，一位波兰记者访华，在亲历中国的首都北京后他撰文写道：“几年或十几年前，北京是一个灰色的城市，有人甚至称它为‘世界的农村’，人们穿着既单调又一律……如今穿着入时、欧式打扮的姑娘，使北京的街道有一种令人应接不暇的特殊美感。”
1984年，广州第一次“美在花城”时装展销会上，一名女青年撩起模特儿的裙子里里外外看了个仔细。
“只要我喜欢，没有什么不可以”
20世纪90年代，文化衫、蝙蝠衫等还曾掀起过一阵热浪。进入21世纪以来，这样具有全国性效应的单项热点已经销声匿迹了。这也正说明中国人对着装的追求已经转向个性化、多元化。大家开始不再只是简单、盲目地追随“流行”，而是选择自己喜欢并且适合自己的衣着打扮。
拥有几件名牌衣服，如今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也不再是什么新鲜事。随着环保话题的日渐兴起，质地天然，色调、款式贴近自然的服饰越来越受青睐，各种各样的生态服装也悄然面市。仔细观察，还会发现，在款式上，中性化服饰最近几年可谓大行其道，这并非回到“衣着不分男女老少”，而是性别对衣着的决定性影响遭遇了新的挑战。
1991年的模特泳装展示。看上去，这些泳装还比较保守。摄影杨伊宁
短短30年，中国人对服装的审美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型。“只要我喜欢，没有什么不可以”的着装心态已成为当今中国人着装的中心意识。
中国人的衣柜里也五彩缤纷起来，一些女性朋友开始不得不为换季清理衣柜而感到烦恼。20世纪90年代因为工作来北京定居的陈女士感叹说：“‘一衣多季’是过去时了，现在是‘一季多衣’的时代了！你看，我现在锻炼身体有运动装，上班是正装，旅游又是休闲装。我先生的衣服也不少。柜子里塞得满满的，每回换季都得折腾。”到北京工作的最初几年，陈女士每次回农村老家都会把一些旧衣服当作“好东西”带回去，“现在农村也讲究了，旧衣服我已经拿不出手了。”
2006年，在广州迎春花市的牌楼前用手机自拍留念的少女们。她们的着装心态是：“只要我喜欢，没有什么不可以”。
中国服装新愿景
不仅如此，改革开放30年以来，整个中国服装业也发生了时代性变化。
中华全国工商联纺织服装商会副会长谭安曾这样总结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服装业的四幅扭曲面孔：“从产业地位看，不如大头针能上国家计划‘大本’的尴尬面孔；从产业形象看，在许多人眼里服装是老太太戴着老花镜就能干的低能面孔；从产品形象看，被外国人讥为上不了大雅之堂的地摊货面孔；从产业链看，消费者对所谓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仍‘心有余悸’慌恐面孔。”
如今，中国不仅是全世界最大的服装消费国，也是全世界最大的服装生产国。但中国并未成为服装贸易强国。如何拥有优秀的设计创意，如何创造服装的高附加值，如何打造在国际上叫得响的自有品牌，是中国服装界最近10年内最被关注的话题。
2007年7月，北京，东方新天地商场一层，路人走过一间国际名牌时装专卖店。
经过10年的发展，中国拥有了一批国际知名的服装设计师，如张肇达、郭培、梁子、罗峥等。2006年国庆节，中国设计师谢锋带着他的吉芬(Jefen)品牌，作为第一个成功登陆巴黎时装周开幕秀的中国服装品牌而备受世界瞩目。这被认为是中国设计师进军国际时装界的一个标志。法国时装工会主席DidierGrumbach先生说：“中国在经历经济起飞后，如今已经到了由一个提供低成本加工的国家向一个真正的时装大国过渡的标志性时刻。”
服装的发展往往与政治的变革、经济的发展有很大关系。一九四九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旧的生活方式的结束，与之相关的一些文化现象也随之消失，服装则首当其冲。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北京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步时期，工人、农民的政治经济地位有了很大提高，全市人民正全心地投入经济建设工作中。这时穿长袍、马褂和西服的人已经很少了，社会风气变成以朴素为美。
1949年初，北京和平解放，大批的解放军、干部开始进城，进城的干部多已穿灰色的中山装，北京的青年学生怀着革命的热情，首先效仿纷纷穿起象征革命的服装。随后，各行各业的人们争相效仿，很多人把长袍、西服改做成中山装或军服。50年代到60年代初，男装以中山装和中山装发展的体系为主，如人民装、军便装、青年装等为主。女装则以列宁装、女式两用衫及苏联大花布连衣裙等。这些服装除了朴素实用外，还表现了人们的革命热情。
中山装从50年代开始普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款式上也是不断的变化。在人们越来越多穿中山装的同时，人们又根据中山装的特点，设计出“人民装”。其款式的特点是：尖角翻领、单排扣和有袋盍插袋，这种款式既庄重大方，又简洁单纯，而且也是老少皆宜，当时穿人民装的年轻人很多。后来出现的“青年装”、“学生装”、“军便装”等等，都有中山装的影子。
50年代初期，苏联的服装对我们的服装影响较大，如依照列宁常穿的服装设计的列宁装，其主要特点是：大翻领、单、双排扣、斜插袋，还可以系一条腰带。主要是妇女穿着，穿一件列宁服，梳短发，给人一种整洁利落、朴素大方的感觉。
50年代中期，女式服装发展得特别快，新款式层出不穷。尤其是到了夏天，“布拉吉”（连衣裙）是最受欢迎的，因为这种服装节省材料，穿着舒适，款式变化多样，领和袖变化随意，不受任何限制。
据馆藏档案记载：1956年1月28日，青年团中央宣传部和全国妇联宣教部联合发文《关于改进服装的宣传意见》，该文件明确指出：在日常穿着的服装上仍然是颜色单调、式样一律，不仅和我们生活中的欢乐气氛很不调和，不能满足广大青年和妇女对服装的热烈要求，且为许多国际人士所不满。据我们了解服装改进缓慢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社会风气的束缚较大，二是服装式样少，好的花布少。我们提倡改进服装应当符合经济、实用、美观等原则。2月上旬，青年团中央、全国妇联等25家单位举行了一次“改进服装的座谈会”。会上决定筹备“首都服装展览会”。 “首都服装展览会”于 3月31日正式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幕，5月20日闭幕。展览会按照春、夏、秋三季展出服装，男服98种，女服411种，童服253种，同时，展览会还评选出100多种服装，组织进行时装表演。展览会期间参观人数多达30多万人次，观众看完展览后还可到展览会旁边的临时服务站选购衣料，据统计约8万多人买了各种花色布163000多尺。在此后一段时间内，女青年们穿上了花布罩衫、绣花衬衣、花布裙子等。男子也普遍穿着春秋衫、两用衫、茄克衫、风雪大衣等。这是50年代人们在穿着上最活跃的一段时期，人们尽情享受着美的乐趣。到了50年代后期，进入“大跃进”运动的时代，在穿着上又开始趋向实用、结实、朴素，逐渐形成了蓝、灰、黑的时代。
这一时期，社会提倡的服饰始终围绕着经济、实用、朴素、美观、大方的原则。人们在穿着服装时主要考虑服装款式穿的时间要比较长、新颖大方、省工省料、布料结实、色彩不宜太鲜艳、便于人们劳动工作生活等，这个时期的服装款式、色彩都比较单调。
20世纪70年代，一群刚刚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大学生，几乎都穿着那个时代流行的蓝色服装。
曾几何时，在几亿中国人的衣柜里，绿、蓝、黑、灰等几种颜色的衣服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当时，有西方人甚至用带有嘲讽的口气将穿着不分男女老少的中国人形容为“蚂蚁”。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门打开、观念变更，中国人重新打量自己的穿着，在自我怀疑的目光中，逐渐认同穿着打扮是没有阶级性的。中国人深埋几十年的爱美之心，开始在服饰上得以释放。
揭开“红盖头”之后
在改革开放最初的10年间，关于服装的每一个动作几乎都会产生“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有人说，是皮尔.卡丹揭开了中国服装的“红盖头”。
1979年春天，著名的法国时装设计师皮尔.卡丹应邀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了一场服装表演。这场象征着中法友谊的时装表演在当时被称为“服装观摩会”。参观“观摩会”的人员必须通过审查，座位也一律对号入座，并记录姓名。尽管皮尔.卡丹已经充分考虑了中国当时的国情，但当音乐响起，露着大腿，扭胯摆臀的外国模特还是让台下的中国观众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台上衣着的多姿多彩更是与台下的一片“革命色”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次“观摩会”还仅限于中国外贸界与服装界的官员和技术人员参加。第二年的11月，当中国大陆第一支时装模特队亮相上海滩的时候，则引起了全国性的轰动。一浪接着一浪，1983年底，中国彻底取消了已经延续几十年的布票，服装改革的呼声迅速响遍全国。
在当时，以最快速度升温的要数西服男装。1984年，上海一家照相馆的橱窗里还立有写着“这里出租西服”的牌子，以此迎合人们喜欢穿西服照相的爱好。这一年，男士流行西装，年轻的女性则青睐红裙子。这源于当时的一部电影——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街上流行红裙子》。电影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大丰棉纺厂，来自乡下的女工阿香，听说上海的姑娘有比赛穿漂亮衣服的习惯，名为“斩衣”、“斩裙”，便托卖服装的个体户买来漂亮的红绸裙穿在身上，以此抗拒女工们称她“乡下人”的讥笑。劳模陶星儿很喜欢这件红裙子，悄悄往自己身上比试。在同伴们的怂恿下，陶星儿终于鼓起勇气，穿着红裙子走进了公园中的人群中……电影在当时大受追捧，如果说那时候也有“生日许愿”这一说法的话，那么拥有一件红裙子就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年轻女性“生日愿望”之一。
广东等地是中国最早沐浴改革春风的地方之一。1982年，广东省广州市番禺某小康之家，坐在沙发上的少女。
回望整个20世纪80年代，一度引领风骚的还有喇叭裤。这种上细下宽、把臀部绷得圆滚滚的、拉链不分男女一律开在正前方的裤子在初现中国南方时，被绝大部分国人视为“不男不女，颠倒乾坤的恶物”。当时的一首流行歌曲《艳粉街》唱道：“有一天一个长头发的大哥哥在艳粉街中走过，他的喇叭裤时髦又特别，他因此惹上了祸，被街道的大妈押送他游街……”尽管如此，却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喇叭裤在中国的冒险。
事情在矛盾中变化着、发展着。
1989年底，一位波兰记者访华，在亲历中国的首都北京后他撰文写道：“几年或十几年前，北京是一个灰色的城市，有人甚至称它为‘世界的农村’，人们穿着既单调又一律……如今穿着入时、欧式打扮的姑娘，使北京的街道有一种令人应接不暇的特殊美感。”
1984年，广州第一次“美在花城”时装展销会上，一名女青年撩起模特儿的裙子里里外外看了个仔细。
“只要我喜欢，没有什么不可以”
20世纪90年代，文化衫、蝙蝠衫等还曾掀起过一阵热浪。进入21世纪以来，这样具有全国性效应的单项热点已经销声匿迹了。这也正说明中国人对着装的追求已经转向个性化、多元化。大家开始不再只是简单、盲目地追随“流行”，而是选择自己喜欢并且适合自己的衣着打扮。
拥有几件名牌衣服，如今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也不再是什么新鲜事。随着环保话题的日渐兴起，质地天然，色调、款式贴近自然的服饰越来越受青睐，各种各样的生态服装也悄然面市。仔细观察，还会发现，在款式上，中性化服饰最近几年可谓大行其道，这并非回到“衣着不分男女老少”，而是性别对衣着的决定性影响遭遇了新的挑战。
1991年的模特泳装展示。看上去，这些泳装还比较保守。摄影杨伊宁
短短30年，中国人对服装的审美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型。“只要我喜欢，没有什么不可以”的着装心态已成为当今中国人着装的中心意识。
中国人的衣柜里也五彩缤纷起来，一些女性朋友开始不得不为换季清理衣柜而感到烦恼。20世纪90年代因为工作来北京定居的陈女士感叹说：“‘一衣多季’是过去时了，现在是‘一季多衣’的时代了！你看，我现在锻炼身体有运动装，上班是正装，旅游又是休闲装。我先生的衣服也不少。柜子里塞得满满的，每回换季都得折腾。”到北京工作的最初几年，陈女士每次回农村老家都会把一些旧衣服当作“好东西”带回去，“现在农村也讲究了，旧衣服我已经拿不出手了。”
2006年，在广州迎春花市的牌楼前用手机自拍留念的少女们。她们的着装心态是：“只要我喜欢，没有什么不可以”。
中国服装新愿景
不仅如此，改革开放30年以来，整个中国服装业也发生了时代性变化。
中华全国工商联纺织服装商会副会长谭安曾这样总结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服装业的四幅扭曲面孔：“从产业地位看，不如大头针能上国家计划‘大本’的尴尬面孔；从产业形象看，在许多人眼里服装是老太太戴着老花镜就能干的低能面孔；从产品形象看，被外国人讥为上不了大雅之堂的地摊货面孔；从产业链看，消费者对所谓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仍‘心有余悸’慌恐面孔。”
如今，中国不仅是全世界最大的服装消费国，也是全世界最大的服装生产国。但中国并未成为服装贸易强国。如何拥有优秀的设计创意，如何创造服装的高附加值，如何打造在国际上叫得响的自有品牌，是中国服装界最近10年内最被关注的话题。
2007年7月，北京，东方新天地商场一层，路人走过一间国际名牌时装专卖店。
经过10年的发展，中国拥有了一批国际知名的服装设计师，如张肇达、郭培、梁子、罗峥等。2006年国庆节，中国设计师谢锋带着他的吉芬(Jefen)品牌，作为第一个成功登陆巴黎时装周开幕秀的中国服装品牌而备受世界瞩目。这被认为是中国设计师进军国际时装界的一个标志。法国时装工会主席DidierGrumbach先生说：“中国在经历经济起飞后，如今已经到了由一个提供低成本加工的国家向一个真正的时装大国过渡的标志性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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