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为什么退出了美国的宏观调控舞台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财政政策再一次走向了宏观经济政策的风口浪尖。先有2008年9月百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联名发对美国财长鲍尔森的7000亿美元金融救助法案，称其“不公平，含糊不清，产生负面长期效果”，后有2009年9月英国12位经济学家致信英国女王，反思为什么经济学家不能预测到本轮经济危机的持久性、范围和严重性。学术界和政策界对财政政策的反思更加深入，许多文献将现有的诸多问题，例如无就业复苏、债务扩张导致的宏观经济二次探底等，归结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财政政策。
以扩大财政支出为核心的财政政策，曾经是二战后世界各国反周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美国和欧洲等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已经很少采用(Solow，2005)，90年代后减税作为反周期调控的措施也很少再采用(Romer and Romer，2009，2010)，取而代之的共识是越来越精确的货币政策(Goodfriend，2007)。在80年代的减税之后，1992和1993年，美国国会相继否决了布什和克林顿两位总统的反周期财政政策刺激法案，标志着美国财政政策正式退出美国的宏观调控舞台(Taylor，2000)。反周期的宏观相机决策被认为既非必须，在政治上也不可行(Eichenbaum，1997)。伴随着财政政策宏观调控功能的弱化，整个财政政策和财政学的研究方向也开始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面的最优税和以公债为核心的政府部门可持续运行研究。
当我们回顾20世纪后半期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所发生的历史性转变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财政政策逐步退出了宏观调控舞台。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转变，使美国和欧洲放弃了财政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核心位置？本文认为在战争时代结束和民众对总统的个人英雄主义淡出后，财政目标的内在冲突导致了上述结果的出现。在短期财政政策和长期财政制度之间，存在的以信息为基本载体的冲突机制，即宏观调控所强调的信息不对称和财政制度所强调的信息公开透明之间存在根本冲突。20世纪后半期美国公共选择思潮的兴起导致的预算权力强化和财政平衡回归，成为财政政策退出宏观调控的根本原因。
财政和税收的核心是正规制度安排，而不是专门的应急工具。一个正规的制度安排必然要求公开、透明、可预期。美国立法程序规定，制定一个反周期财政政策的程序至少包括：总统召开内阁会议，确定哪个部分的税收或财政支出要进行调整，随后提交国会辩论以确定是通过、修改还是否决提案，历时最少要几个季度，或者几年，这种严格的程序限制了政府和财政部门依据可能突然出现的宏观经济形势转变而采取行动的权力。从信息的角度而言，消费者的理性预期极大地影响财政政策宏观调控的职能。再加上财政政策不是典型的总量政策，其灵活性面临福利刚性和收入分配格局的挑战，偶尔采用一次可以，像20世纪50～60年代那样长期采用而制度化，早已经被消费者所预期到而失去了例外的效果。在经历了战后政府权力的过度扩张后，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政府所执行的美国国会通过的法律都必须明确有效期(即日落条款Sunset Clause)，以期最大程度的限制执行者授权立法的权力，减税和财政刺激法案也是如此。日落条款对财政政策期限进行了严格限制，从制度上限制了短期调控措施的长期化倾向。
作为一个国家的正规制度安排，财税制度演进的方向往往是单向的，不会随经济形势而出现周期性的变化，当考虑到财税制度在改善收入分配和促进社会公平发挥作用时尤其如此。对于同时进行防治经济过热的繁荣期调控和防止经济下滑的萧条期调控的国家，尤其应该注重这一点。频繁的调整基本制度和国民分配结果，会严重影响一个经济体市场主体的行为动机、决策环境和市场效果，造成社会秩序紊乱，影响长期增长。我们不能指望税率和政府支出结构每隔几年就周期性调整一次，而只能看到越来越多的支出刚性和日渐萎缩的财政政策空间，政策灵活度越来越低，如果财政收支全部被各种刚性绑定，完全丧失自由度量的空间。
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被认为是财政政策的重要功能，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金融危机以前的30年中，美国和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宏观调控政策中却基本看不到财政政策的身影。
在回顾了财政政策从凯恩斯主义到反凯恩斯主义，再到非凯恩斯主义的转变后。
附件文章概括了目前解释财政政策变化的主要观点：财政政策空间有限、财政支出重点转向结构性支出、宏观环境的好转、货币政策作为替代政策所取得的巨大进步、财政政策效果识别困难、财政政策时滞、财政政策的政治约束等，提出了理性预期框架下财政政策和财政制度对于信息公开的不同要求，认为是战争时代美国人对总统的英雄主义崇拜终结后，美国三权分立背景下公共选择思潮导致的财政制度化，表现为两党分别控制政府和国会框架下预算平衡的回归和预算权力的加大，从根本上消除了政府的宏观调控空间。
危机总是能够促进人们反思，只是不同人的反思不同。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财政政策再一次走向了宏观经济政策的风口浪尖①。先有2008年9月百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联名发对美国财长鲍尔森的7000亿美元金融救助法案，称其“不公平，含糊不清，产生负面长期效果”②，后有2009年9月英国12位经济学家致信英国女王，反思为什么经济学家不能预测到本轮经济危机的持久性、范围和严重性。学术界和政策界对财政政策的反思更加深入，许多文献将现有的诸多问题，例如无就业复苏、债务扩张导致的宏观经济二次探底等，归结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财政政策。
以扩大财政支出为核心的财政政策，曾经是二战后世界各国反周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美国和欧洲等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已经很少采用(Solow，2005)，90年代后减税作为反周期调控的措施也很少再采用(Romer and Romer，2009，2010)，取而代之的共识是越来越精确的货币政策(Goodfriend，2007)。在80年代的减税之后，1992和1993年，美国国会相继否决了布什和克林顿两位总统的反周期财政政策刺激法案，标志着美国财政政策正式退出美国的宏观调控舞台(Taylor，2000)。反周期的宏观相机决策被认为既非必须，在政治上也不可行(Eichenbaum，1997)。伴随着财政政策宏观调控功能的弱化，整个财政政策和财政学的研究方向也开始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面的最优税和以公债为核心的政府部门可持续运行研究。
当我们回顾20世纪后半期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所发生的历史性转变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财政政策逐步退出了宏观调控舞台。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转变，使美国和欧洲放弃了财政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核心位置？本文认为在战争时代结束和民众对总统的个人英雄主义淡出后，财政目标的内在冲突导致了上述结果的出现。在短期财政政策和长期财政制度之间，存在的以信息为基本载体的冲突机制，即宏观调控所强调的信息不对称和财政制度所强调的信息公开透明之间存在根本冲突。20世纪后半期美国公共选择思潮的兴起导致的预算权力强化和财政平衡回归，成为财政政策退出宏观调控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