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的中国符号学
符号学这个中文词，是赵元任在1926年一篇题为“符号学大纲”的长文中提出来的，此文刊登于他自己参与创刊的上海《科学》杂志上。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符号这东西是很老的了，但拿一切的符号当一种题目来研究它的种种性质跟用法的原则，这事情还没有人做过。” 他的意思是不仅在中国没人做过，在世界上也没有人做过。虽然索绪尔已经在1913年日内瓦大学的课堂上提出了semiologie, 他的讲课笔记要到1916年他去世后才出版，而引起学界注意，则要到1930年代。皮尔斯的semioticd学说省钱没有达标，亦是30年代莫里斯进行系统介绍才广为认知。赵元任在此文中说，与他提出的“符号学”概念相近的词，可为symbolics、symbology或symbolology，可见，他的确是独立于索绪尔或皮尔斯提出这门学科，应当是符号学的独立提出者。
赵元任之后，“符号学”一词在中文中消失几十年，再次出现于中文出版物中，要到新时期。与五六十年代相同，这一阶段“符号学”依然只出现于外国哲学语言学的翻译介绍之中。1978年方昌杰翻译著名学者利科对法国哲学的介绍文章，是符号学重现于中文的第一篇文字。真正中国学者讨论符号学的第一批文章，出现于1980年代早期，如胡壮麟《语用学》、岑麒祥《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和他的名著〈普通语言学教程〉》、徐志明《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徐思益《论索绪尔的语言哲学》等。此时的“符号学觉醒”集中于索绪尔语言学，关心者大致上也来自语言学界。真正把符号学当做一门单独的学科来讨论的，是我国著名东方学家金克木1963年在《读书》第五期上发表的文章“谈符号学”。这篇文章是印象式的漫谈，论点有点散乱，但却是中国学者第一次拿出自己的观点来，不再是仅仅介绍国外理论。
80年代中后期，随着“文化热”的迅速升温，国内学界对符号学的兴趣陡增，各界学者开始应用于不同学科之中，为符号学在中国发展做了一个良好开端。1985-1987年出现了一系列在各种学科中运用符号学的文章，如安和居《‘符号学’与文艺创作》、安迪《短篇小说的符号学》、胡妙胜《戏剧符号学导引》、艾定增《运用建筑符号学的佳作：评西双版纳体育馆方案》、徐增敏《电影符号与符号学》、李幼蒸《电影符号学概述》、周晓风《朦胧诗与艺术规律：对于现代诗歌的一个符号学探讨》、曾大伟《试论符号学理论与接受理论在教学上的应用》、郑伟波《从符号学角度看翻译等值的限度》、郭昀《情报与符号：从大情报观看情报载体》等等。符号学呈现了跨学科的特征，覆盖面之广已经令人惊奇。此时也出现了一些对这门学科作总体介绍的文字，例如毛丹青《符号学的起源》、陈波《符号学及其方法论意义》。到这个十年将结束的时候，符号学在中国呈现爆发的形态，开始出现综合与汇流。1988年1月，李幼蒸、赵毅衡、张智庭等在北京召开了“京津地区符号学讨论会”，这是中国符号学界的第一次集会；1988年12月，李先焜发表《符号学通俗讲座》（最后几讲由陈宗明负责）；80年代后期，中国符号学的最早几本专著开始出版：林岗于的《符号·心理·文学》（花城出版社1985年）可能是我国第一本将符号学应用于文学研究的专著；接下来是何新将符号学应用于艺术研究的《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以及俞建章、叶舒宪的《符号:语言与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肖峰的《从哲学看符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可能是第一本符号学哲学专著；以后又出版了杨春时的《艺术符号与解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赵毅衡的《文学符号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符号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