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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讲坛》是干什么的？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文化的。按照一般人的想法，你传播的既然是知识、思想、文化，那么，你的主讲人当然必须有知识，有思想，有文化，而且越是有知识，有思想，有文化，就越好。至于传播，那是电视台的事。电视台就是干这个的。何况是中央电视台，还能不懂传播？懂传播会传播的中央电视台，和那些有知识，有思想，有文化的主讲人一起来做这事，还不是“黄金搭档”？
早期的《百家讲坛》就是这么想的，因此所请多为大腕、大师、泰斗级的人物。结果怎么样呢？不幸得很，收视率极低，栏目也面临末位淘汰。有人说，你们不能这么势利，不能只看收视率，你们要有使命感！这话只能让人苦笑。是的，《百家讲坛》是要有使命感，也不能片面追求收视率。但是，起码也得保底才行吧？再说那收视率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它至少能够告诉大家，我们要传播的东西传到了没有。如果没有传到，岂非无效劳动？这就好比医生治病，药是最好的，可惜病人吃不进去，或者输不到血液里，也就白搭。又好比运送货物，货再好，送不到，也等于零。
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教训：在“传播某某”这个词组中，“传播”二字，未必比它后面的那个“某某”次要！准确的说是这样：进行决策时，“传播什么”比“怎样传播”重要。这时要有使命感。具体操作时，“怎样传播”比“传播什么”重要。这时要有现实感。这和“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是一个道理。
因此必须研究传播规律，打通传播渠道。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传播方式和传播平台。不同的方式和平台，对传播者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通过电视传播和通过图书传播，就两样。我曾经发现《百家讲坛》的某些主讲人，学问很好，文笔也好。写出来的讲稿，编导看了也满意。然而那节目，弄不好就创了收视率的“新低”。为什么呢？就因为有学问不等于会写作，会写作不等于会上课，会上课不等于会做电视。这里面差别大了。
那么，电视传播的规律是什么？
首先第一条，电视是给人看的，同时也听，其接收方式是视听综合。这是它与图书的不同。第二，电视观众是松散的、游移的、有一搭没一搭随时都可能转换频道的。这是它与电影的不同。第三，电视观众在观看节目时，没有任何责任、义务，也没有任何人能强迫他们收看。这是它与上课的不同。明白了这三条，我们就不难理解，“抓住观众”这四个字对于电视来说，是何等重要。同时，我们也不难理解，《百家讲坛》对主讲人为什么会有特殊的要求。因为在这档节目中，只有他一个人出现在屏幕上。他如果抓不住观众，请问谁抓得住？如果抓不住，岂不就得下课？
这样一来，《百家讲坛》在选择主讲人时，就不能只考虑学问多少、名气大小、水平高低、权威与否。不是“不考虑”，是不能“只考虑”，甚至不能“首先考虑”。首先要考虑的，还是他有没有“观众缘”。有“观众缘”，其他方面达标合格，本人也愿意，他就有可能走上讲坛，甚至成为“坛主”。没有“观众缘”，学问再好，水平再高，名气再大，也可能与讲坛失之交臂，因为他原本“无缘”。
我说的这一点，被不少研究和批评《百家讲坛》的人忽略、轻视、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百家讲坛》既然是一档“文化类节目”，那么，你就只能靠节目的内容，靠节目当中的思想、文化、学术含量及其自身的魅力来吸引人。如果还要强调主讲人的“观众缘”，岂非把自己混同于“娱乐节目”？你们这个节目，岂非将学术和历史“娱乐化”？岂非“娱人子弟”或“愚人子弟”甚至“误人子弟”？
依我看，说这些话的人八成不懂电视！实际上，不管你对《百家讲坛》如何定位，“学术”的，“泛学术”的，“有一定学术含量”的，它都首先是一档电视节目。是电视节目，就得让观众喜欢。不但要喜欢你的内容，还得喜欢你这个人。为什么呢？因为电视与图书不同。书是读的，电视是看的。读书的人看不见作者，也没有必要看。看《百家讲坛》的却看得见主讲人，而且非看不可。即便看不见，也听得见。总而言之，《百家讲坛》的主讲人是活生生地出现在他们面前，给他们以有声有色的感受。请问，这种感受能不重要吗？何况我们所说的“观众缘”，并非娱乐节目要求的青春靓丽光彩照人，不过“有学问，有见解，有个性，会讲课”而已，怎么就“娱乐化”了呢？难道只有娱乐明星是有个人魅力的，科学家、学问家、思想家就该刻板、古怪、讨人嫌？请问这是什么逻辑？
更有趣的是，我们还听到了刚好相反的批评。这类批评是主张要有性格，要有个人魅力的。但他们认为《百家讲坛》的主讲人没有个性，所有人都是“一个腔调”，因为都是按照统一模式打造出来的。也有人把某些节目的不太受欢迎，归咎于编导、策划和制片人的“修理”。由于修理过分，所以个性全无。不是有个说法，叫做“《百家讲坛》是张‘魔鬼的床’”吗？于是我就要问：是这样吗？如果是，问题在哪里？如果不是，原因又在哪里？
先说“魔鬼的床”。
这个说法的“著作权”是属于马瑞芳的，其“论证”之文就收在本书。但读过这篇文章的人只要不算弱智，谁都看得出马老师是在调侃。她的态度，则是“抱怨并快乐着”。实际上这篇文章要讲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学者怎样上电视。或者说，一个学者，怎样才能从“做学问的”变成“做电视的”，从“学术人”变成“电视人”。
这可是一个并不简单的过程。
马瑞芳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这一过程，并把它称之为“艰苦而有趣的”。说艰苦，是因为在她那里，有好几道过不去的坎，绕不过的弯。说有趣，则因为终于迈过去、绕过来了。不但如此，她还看见了一片新天地，开辟了一个新领域，岂非“不亦乐乎”？
尽管事后说起来眉飞色舞，我相信马老师在上那“魔鬼的床”之前，一定是“满脑门子官司”；而她遇到的问题，也是所有走上讲坛之学者的共同问题。比方说，不能全面、系统、完整，行吗？不能按部就班、引经据典、追根溯源，行吗？不能像平时上课那样，讲人物按生平，讲历史按年代，行吗？甚至一个技术性问题，也能把人难死。比方说，按照学术惯例和职业道德，引用他人观点是要把出处注出来的。要求严格一点，还必须注明版次、页码。但在《百家讲坛》，至少后面这点做不到，引用过多也成问题。别以为这是小事。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他所做的这件事有没有学术性，也意味着他还是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古人有云，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学问，是每个学者的“安身立命之本”。丢了学问，就和“失节”差不太多了，岂能随意？难怪魏学来告诉马瑞芳应该怎么讲时，她的第一反应就是：“照你说的这样讲，还有学问吗？”
这样看，《百家讲坛》还真是“魔鬼的床”。
然而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事实上，学问、学术、学术性，与格式、规范之类并不打等号。格式中规中矩，出处、版次、页码、关键词都注得清清楚楚的“学术泡沫”和“学术垃圾”，我们见得还少吗？反过来，没有这些玩意的作品，语言优美文采飞扬的作品，也未必就没有学术性。这一点，读读古人的论文就知道，用不着我多说。问题是，《百家讲坛》与学术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它是“学术”的呢？还是“非学术”的呢？甚至“反学术”的呢？换句话说，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栏目？
我们必须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问。
第一个问题：《百家讲坛》是学术论坛吗？我的回答很直接：不是。《百家讲坛》不是学者发表最新研究成果的论坛。电视不是干这个的，学者发表最新研究成果，也用不着上电视，开会写论文就好。所以，批评节目中没有最新研究成果的，算是打错了靶子。
这就有了第二个问题：《百家讲坛》既然不是学术论坛，那么，是说评书的吗？我的回答也很直接：不是。《百家讲坛》如果是评书讲坛，那他们干脆聘请评书演员好了，效果肯定比请学者好得多。
接下来就会有人问第三个问题了：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百家讲坛》到底是什么？难道非驴非马不成？
恭喜你，这回说对了。《百家讲坛》的特点，正在于“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是什么？是二者之间的“第三者”，是两极之间的“第三极”。不要以为世界上只有两极。实际情况是，两极之间有着广阔的中间地带。而且，这个中间地带，往往比两极更适合生存。我们人类，不就生活在地球南北两极之间的中间地带吗？同样，在学术与非学术之间，也存在着一个“中间地带”。如果一定要定位，要命名，无妨姑且称之为“半学术”。这个“半学术”的“中间地带”也许并不广阔，甚至还疑云重重不被承认，但它应该存在，必须存在，有理由存在！现在，《百家讲坛》把这个“中间地带”展示出来了，而且大受欢迎，这正是这个栏目的贡献。
那么，在学术与非学术之间，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中间地带”呢？因为学术原本就有两种类型，或者两种任务，这就是研究与传播。质疑《百家讲坛》学术性的人，其实是把学术单一化了，即把学术等同于研究，忽视了传播。或者说得重一点，是根本就不承认传播。实际上，研究与传播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严格的说，没有哪个人是完全不做研究就可以做传播的。比如阎崇年先生，没研究过清史吗？马瑞芳教授，没研究过聊斋吗？当然，同为研究，深浅不一。闻道有先后，水平有高低，学问有大小，方法有对错，这都是事实。但要说毫无研究也能上去讲，怕是小看了传播，也低估了观众。事实上，那些人云亦云照本宣科的讲座，从来就不会受欢迎；而不受欢迎的讲座，则其实不是传播。
同样，做研究的人也没有一个不传播。否则，他的论文为什么要发表，他的著作为什么要出版？显然，没有传播不传播的问题，只有向谁传播、怎样传播和在什么范围传播之别。一般学者是向小众传播，向同行传播，用论文著作在学术界传播；《百家讲坛》则是向大众传播，向外行传播，用电视媒体在全社会传播。这才是区别所在。
于是我们便又有了一个问题：这样一种对象、方式、范围的传播，有必要吗？
学术为什么要向大众传播
这就要说到根本上了。这个“根本”，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有学术，尤其是要有文史哲这样“百无一用”的学术？
我的回答是：为了人的幸福。
文史哲这三门学问，通常被称之为“人文学科”。它们表现出来的精神，叫“人文关怀”。为什么要有“人文关怀”呢？因为人与动物不同。动物只要能够存活就行了，人却还要活得幸福，活得像个人样。这就要有专门的学问和学科，来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所谓“人文学科”，就是用来干这个的。
这样一说，也就清楚了。人文学科的目的既然是人的幸福，那么，这里说的“人”，包括不包括现在就活着的人，包括不包括我们的人民大众呢？不会有人说不包括吧？那好，既然你这个学科的研究，是为了人的幸福，其中就包括我们这些现在就活着的人民大众，那么，你的研究成果该不该告诉大家，以便大家分享呢？不会有人说不该吧？既然应该，那么，不传播，不向大众传播，行吗？不行吧？
所以，“学术”一词，必须包括两个内容：研究与传播。所谓“学者”，也应该包括两种人：研究者与传播者。当然，这里可以有一个分工，比如一部分人做研究，一部分人做传播。也可以有一个比例，比如做研究的多一点，做传播的人少一点。他们甚至还可以交叉，重叠，比如做研究的也做传播，做传播的也做研究；或者一段时间做研究，一段时间做传播，就像“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一样。至于那比例是三七开、四六开、二八开，倒无所谓。反正不能没有研究，也不能没有传播。以研究压传播，认为只有做研究才是真学者，做传播就低人一等，要打入另册，不但违背学术的初衷，而且简直就“没有良心”。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除了极少数“民间学者”外，我们大多数的学者、教授、研究员，都是靠工资、津贴和课题费过日子、做研究的。这些工资、津贴和课题费，说起来是国家给的，其实是纳税人的钱。也就是说，我们是靠人民大众养活的。且不说还有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商店营业员等等许许多多的人，在为我们提供各种服务和保障。那么，我们这个“学术界”，该不该有一部分人（哪怕是一小部分人）来为他们提供服务，作为我们对社会、对人民的回报？应该吧？既然应该，那么，当有人出来这样做的时候，你不支持倒也罢了，还要说人家不该做，还要横挑鼻子竖挑眼，风言风语，冷嘲热讽，请问有良心吗？
良心告诉我们：学术必须向大众传播！
学术也告诉我们：它需要向大众传播！
要传播，就要有渠道，有平台。《百家讲坛》就是这样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干什么的？对接。谁和谁对接？传统与现代、学者与大众、学术与传媒。这就是我说的“三个对接”。既然是“对接”，就得接得上。所以，作为对接的平台，《百家讲坛》不能没有学术性，又不能只有学术性；不能不看收视率，又不能只看收视率。这就好比一个接头，要把圆的管子和方的管子接起来，它自己就得不圆不方，又圆又方，一头圆一头方。这种“不三不四，非驴非马”，恰恰正是“中间地带”的特点。
现在可以回答前面那个问题了：《百家讲坛》究竟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一档“有一定学术含量”的“教育文化类”电视节目。它的任务，是向广大人民群众（包括非本专业的高级知识分子）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文化。由于它传播的是知识、思想、文化，因此原则上必须由学者担任主讲人；由于它的任务是传播，因此必须遵循传播规律。
也就是说，主讲人必须懂传播。
这就给这个栏目的编导、策划、制片人出了一个大难题。由于众所周知的种种原因，我国的学者大多不懂传播，而懂传播的又多半不是学者。有学问的不会说，会说的没学问，既有学问也会说的又未必适合上电视，就算适合他还不一定肯来，就算来了那么一两个又不够用。《百家讲坛》是一个日播节目，每天都要推出新的一期。也就是说，它需要一大批既有学问又懂传播还能上电视的主讲人。这可上哪儿找去？
也只有一个办法：修理。
这就有了前面说的那个“痛并快乐着”的过程。其实，并非所有主讲人都像马瑞芳老师那样“先苦后乐”，也有“一痛到底”的，还有终于“无法修理”、白痛苦了一把的。所谓“魔鬼的床”，并非一两个人的抱怨。
这其实很正常。传播，毕竟不是所有学者想做的事情，也不是所有学者该做的事情，更不是所有学者都能做的事情。按照传统观念，学者的“本份”还是研究。因此，不能要求他们都能“修理”。也因此，这不是我要关心的问题。我关心的是：现在这些被“修理”过的主讲人，是按照统一模式打造出来的吗？如果他们不能成功，是因为被编导、策划、制片人“修理”过，因而没有了个性吗？
回答也很肯定：不是。比如我和于丹，就不是“一个腔调”。马瑞芳老师和隋丽娟老师，也不是。孙立群、王立群这两个“立群”也大相径庭，阎崇年和刘心武两位先生，就更是“两个腔调”。所以，说《百家讲坛》按照统一模式打造主讲人，弄得大家都没了个性，怕是不通的。那么，问题又究竟在哪里呢？
其实并不单是马瑞芳，别的人也一样。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一个人，如果有学问，有见解，有个性，就会受到观众欢迎。当然，他（或她）还得会讲课。有学问，有见解，有个性，会讲课，这就是《百家讲坛》选择主讲人的标准。会讲课是最起码的，既会讲课又有学问就算合格，既会讲课又有学问还有见解就能成功。如果他（或她）同时还有鲜明的、突出的、招人喜爱的个性，那就能大获成功，成为最受观众欢迎的《百家讲坛》主讲人。
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观众喜欢？有这必要吗？
我们应该怎样走上讲坛
事情其实很简单。
前面说过，所谓“修理”，所谓“魔鬼的床”，说白了，不过是帮助一部分愿意上讲坛的学者，从“做学问的”变成“做电视的”，从“学术人”变成“电视人”。这个弯，转得可不小。前面也说过，有学问不等于会写作，会写作不等于会上课，会上课不等于会做电视。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不会做电视，不做就是。他还可以上课、写作、做点别的，比如古籍整理、校注点评之类。按照传统观念，这还是“主流”。我要问的是：一个愿意在研究之余也做点传播，而且被栏目组看好，认为可以上《百家讲坛》的学者，为什么会“不能修理”，或者在“修理”之后仍然不尽人意？我认为，就因为大家的头上，都悬着一柄随时可能掉下来的利剑。这就是马瑞芳问魏学来的那句话：“照你说的这样讲，还有学问吗？”
学问，是学者上电视的最大障碍。
这是一个悖论，也是这个栏目及其主讲人的困境所在。作为一档“有一定学术含量”的“教育文化类”电视节目，《百家讲坛》不能“不讲学问”，又不能“只讲学问”。“只讲学问”，就不是电视节目；“不讲学问”，就不是《百家讲坛》。因此，它的主讲人，就既不能“没有学问”，又不能“太有学问”。或者说得透彻一点，就是你即便“满腹经纶”，也不能表现出来。这就太难了。因为一个学者之所以成为学者，就在于他有学问。有学问而不表现出来，则等于没有。没有了学问，那他还是学者吗？不是学者，上《百家讲坛》干什么？到《欢乐世界》去吧！大家想想，这是不是一个悖论？
所以，不少初上电视的学者，差不多都会有一种心理，就是“生怕别人说自己没学问”。因此，当他们面对摄像机的时候，几乎都会不由自主地大谈学问。什么前三皇后五帝，孔孟老庄音韵训诂，海德格尔弗洛伊德，范式模式主张主义，谁都听不懂的词儿满天飞。说的人眉飞色舞，听的人一头雾水，编导和制片人哭笑不得。这叫什么呢？没有“电视意识”。这些可尊敬的先生们不知道，电视和课堂是不同的场所，上课和上电视则是两个概念。当你在课堂上，面对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这样讲时，你赢得的是“尊敬”，因为你在“传道授业”。但是搬到电视上，面对的是大众，给人的感觉就是“夸夸其谈”，就是“卖弄学问”了。大众的心理很有趣。没有学问，他看不起你。卖弄学问，他更看不起你。岂止是“看不起”，他还有更绝的一招，就是拿起遥控器调台。
那么，我们又该如之何呢？
简单得很，暂时先把你那些宝贝学问扔到九霄云外去！请注意，我说的是“暂时”。暂时先扔了，回头再说。也就是说，一个学者，如果愿意上电视，愿意上《百家讲坛》的话（不愿意另当别论），就必须先完成一个观念和心理的转变，即由“生怕别人说自己没学问”变成“不怕别人说自己没学问”。其实一个人如果真有学问，是不怕别人说“没有”的。你看那些真正的大富豪，怕别人说自己没钱吗？摆阔摆谱的，十有八九是赚了些小钱的暴发户。他们以前穷怕了，现在发了起来，就要嚷嚷得满世界都知道。同样，你如果真的“学富五车，才高八斗”，非得“地球人都知道”吗？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话用在这里正合适。
从“生怕”到“不怕”，是关键的一步。其目的，是解除障碍丢掉包袱。一旦丢掉这个包袱，你在摄像机面前就自由了，也自在了，自如了。最近我看毛佩琦先生的《七解中庸》，那个举重若轻，那个从容不迫，那个长袖善舞，那个游刃有余，实在让人拍案叫绝。我就想，为什么会这样？原因之一，恐怕就因为毛先生这回讲的不是本行。讲本行，怕同行挑剔，难免“生怕别人说自己没学问”。不讲本专业，反正是外行，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了。这就丢掉了包袱，解放了思想。思想一解放，心灵就自由了，于是灵感突现，文思泉涌，妙语连珠。当然，有个前提，就是得不怕别人说自己“公鸡下蛋”才行。其实“公鸡下蛋”问题不少（比如不够专业，难免硬伤），同时也好处多多。好处之一，就是没有思想负担。实际上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短处往往也是长处。人们都说“隔行如隔山”，却不知道这种“隔”，恰恰又是不“隔”。和谁不“隔”？和观众、读者、大众不“隔”。外行最知道外行想要什么，也最知道外行不懂什么，需求在哪里，障碍又在哪里。这就比较容易设身处地，替观众着想；而替观众着想，恰恰是学术传播最需要的，也是《百家讲坛》最需要的。
能够“不怕别人说自己没学问”，就解除了负担；站在观众的立场替他们着想，就争取了主动。这时，你的学问就派得上用场了。因为你已经知道观众要什么。剩下的事情，就是把握一个“度”。什么“度”？既不能“一点没有”，又不能“全是学问”。全是学问，讲成学术报告了，观众就会调台；一点没有，人家不如去听评书，看《百家讲坛》干什么？不过这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在你把握了这个“度”以后，还能够做到天衣无缝，没人看得出来。这就需要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怕别人说自己有学问”。这是电视讲坛“三部曲”中的第三步，也是做一个“电视学人”的最高境界。
问题当然也就来了：为什么呀？是不是因为“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只有“就怕说有”，才能“不怕说无”？有这个意思。前面说过，一个学者，最怕的就是别人说自己没学问。因此说是“不怕”，其实还是“生怕”。这时，就只能由“怕有”来战胜和克服“怕无”，算是“以毒攻毒”。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观众到底想要什么。
观众想在《百家讲坛》那里看到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回到本文的开头：谁是《百家讲坛》最受欢迎的主讲人？或者说，一个主讲人受到观众欢迎，原因是什么？答案是早就有了的，那就是“有学问，有见解，有个性，会讲课”。其中，“有学问，有见解，会讲课”好理解。因为《百家讲坛》的任务，是传播知识、思想和文化。但有此三条，也就够了，为什么还要“有个性”呢？
答案也很简单：观众喜欢。
这就奇怪了！《百家讲坛》的任务，不就是学术传播吗？观众从这个节目当中，获得了知识、思想、文化，不就够了吗？为什么还要要求主讲人有个性呢？换句话说，他们为什么不满足于节目内容，还要喜欢主讲人、要求主讲人可爱呢？
看来，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这个栏目。实际上，仅仅把《百家讲坛》定位为一档“有一定学术含量的教育文化类电视节目”是不够的。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主讲人制”。什么是“主讲人制”？我认为略似于电影中的“明星制”，即都是靠某个人或某几个人来吸引观众，创造品牌，形成凝聚力。这个制度的形成，在《百家讲坛》也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其直接起因，则是阎崇年先生的《清十二帝疑案》。我们知道，此前的《百家讲坛》，一个主讲人往往只讲一集，结果是栏目面临末位淘汰。但阎先生的系列节目一出，情况便大为改观。《百家讲坛》起死回生，阎老先生备受追捧，观众媒体纷纷关注。尝到了甜头的栏目组决定再接再厉，彻底改变制作方式。从此，不但一个主讲人可以讲多次、讲多集，有的还一讲就是一年，形成类似于电视连续剧的大型系列节目。《百家讲坛》脱胎换骨。
与此同时，一个始料未及的现象出现了，那就是某些主讲人开始受到“明星般”的待遇。
第二，观众的收视需求也变了。一人一讲的时候，因为反正只有“一面之交”，观众对主讲人是不会产生兴趣的。现在，一个人在讲坛上一讲好几天，观众就不免产生崇敬感，也不免产生好奇心，想知道这个人是怎么做学问的。再加上《百家讲坛》所讲，多为文学和历史，与社会生活关系密切。于是观众又想知道，这些主讲人自己是怎么生活怎么做人的，是不是和书上讲的一样。也就是说，由于实行了“主讲人制”，观众希望在《百家讲坛》那里看到的，已不仅仅是知识、思想、文化，还有人格，尤其是主讲人如何做人。难怪各路媒体要对我们“穷追猛打，深挖细找”了。观众有这个需求么！
卖弄学问讨人嫌，言之无物没观众，“就怕别人说自己有学问”怎么样呢？会受到最大的欢迎和尊重，因为他“豁出去”了。你想啊，学问对于学者意味着什么？命根子。现在，为了更好地传播学术，为了更好地满足观众的需求，他连这个“命根子”都不要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胸襟和情怀？实际上，一个学者，一个以学问为“安身立命之本”的人，只有把学问忘到“就怕别人说有”的程度，才能忘掉自己的身份。这个时候，他才能真正与观众同一，与传媒同一，与学术传播的事业同一。与此同时，他的另一面，即作为活生生的个体的人的一面，则会空前地、充分地、毫无羁绊地展示出来。要知道，学问这东西，也有两面性。它能使人丰富，也能使人异化。僵硬的学术体制和研究模式，就更是害人不浅。它制造的是“死学问”，消磨的是“活灵魂”。许多学者的个性，其实就是被它们弄没的。那才叫“破坏性修理”呐！因此只有彻底忘记，忘掉那个“假我”，才能重新找到“真我”。找到“真我”，才能回归“本真”。这就叫“忘我，则与道同一”。
但如此一来，讲座的学术含量是不是就会没有了？不会。因为一个真正的学者，他的学问和他的生命是融为一体的。真正属于他自己的知识和思想，怎么也丢不掉。丢掉的一定不属于他自己，那又弃之何惜？因此，当他以一种“就怕别人说自己有学问”的心态走上讲坛，率性而作时，他讲出来的将是真学问、真思想，大家看到的也将是真学者，以及他的真性情。这才是观众最想看到的，也才是我们最应该展现的。
早期的《百家讲坛》就是这么想的，因此所请多为大腕、大师、泰斗级的人物。结果怎么样呢？不幸得很，收视率极低，栏目也面临末位淘汰。有人说，你们不能这么势利，不能只看收视率，你们要有使命感！这话只能让人苦笑。是的，《百家讲坛》是要有使命感，也不能片面追求收视率。但是，起码也得保底才行吧？再说那收视率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它至少能够告诉大家，我们要传播的东西传到了没有。如果没有传到，岂非无效劳动？这就好比医生治病，药是最好的，可惜病人吃不进去，或者输不到血液里，也就白搭。又好比运送货物，货再好，送不到，也等于零。
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教训：在“传播某某”这个词组中，“传播”二字，未必比它后面的那个“某某”次要！准确的说是这样：进行决策时，“传播什么”比“怎样传播”重要。这时要有使命感。具体操作时，“怎样传播”比“传播什么”重要。这时要有现实感。这和“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是一个道理。
因此必须研究传播规律，打通传播渠道。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传播方式和传播平台。不同的方式和平台，对传播者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通过电视传播和通过图书传播，就两样。我曾经发现《百家讲坛》的某些主讲人，学问很好，文笔也好。写出来的讲稿，编导看了也满意。然而那节目，弄不好就创了收视率的“新低”。为什么呢？就因为有学问不等于会写作，会写作不等于会上课，会上课不等于会做电视。这里面差别大了。
那么，电视传播的规律是什么？
首先第一条，电视是给人看的，同时也听，其接收方式是视听综合。这是它与图书的不同。第二，电视观众是松散的、游移的、有一搭没一搭随时都可能转换频道的。这是它与电影的不同。第三，电视观众在观看节目时，没有任何责任、义务，也没有任何人能强迫他们收看。这是它与上课的不同。明白了这三条，我们就不难理解，“抓住观众”这四个字对于电视来说，是何等重要。同时，我们也不难理解，《百家讲坛》对主讲人为什么会有特殊的要求。因为在这档节目中，只有他一个人出现在屏幕上。他如果抓不住观众，请问谁抓得住？如果抓不住，岂不就得下课？
这样一来，《百家讲坛》在选择主讲人时，就不能只考虑学问多少、名气大小、水平高低、权威与否。不是“不考虑”，是不能“只考虑”，甚至不能“首先考虑”。首先要考虑的，还是他有没有“观众缘”。有“观众缘”，其他方面达标合格，本人也愿意，他就有可能走上讲坛，甚至成为“坛主”。没有“观众缘”，学问再好，水平再高，名气再大，也可能与讲坛失之交臂，因为他原本“无缘”。
我说的这一点，被不少研究和批评《百家讲坛》的人忽略、轻视、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百家讲坛》既然是一档“文化类节目”，那么，你就只能靠节目的内容，靠节目当中的思想、文化、学术含量及其自身的魅力来吸引人。如果还要强调主讲人的“观众缘”，岂非把自己混同于“娱乐节目”？你们这个节目，岂非将学术和历史“娱乐化”？岂非“娱人子弟”或“愚人子弟”甚至“误人子弟”？
依我看，说这些话的人八成不懂电视！实际上，不管你对《百家讲坛》如何定位，“学术”的，“泛学术”的，“有一定学术含量”的，它都首先是一档电视节目。是电视节目，就得让观众喜欢。不但要喜欢你的内容，还得喜欢你这个人。为什么呢？因为电视与图书不同。书是读的，电视是看的。读书的人看不见作者，也没有必要看。看《百家讲坛》的却看得见主讲人，而且非看不可。即便看不见，也听得见。总而言之，《百家讲坛》的主讲人是活生生地出现在他们面前，给他们以有声有色的感受。请问，这种感受能不重要吗？何况我们所说的“观众缘”，并非娱乐节目要求的青春靓丽光彩照人，不过“有学问，有见解，有个性，会讲课”而已，怎么就“娱乐化”了呢？难道只有娱乐明星是有个人魅力的，科学家、学问家、思想家就该刻板、古怪、讨人嫌？请问这是什么逻辑？
更有趣的是，我们还听到了刚好相反的批评。这类批评是主张要有性格，要有个人魅力的。但他们认为《百家讲坛》的主讲人没有个性，所有人都是“一个腔调”，因为都是按照统一模式打造出来的。也有人把某些节目的不太受欢迎，归咎于编导、策划和制片人的“修理”。由于修理过分，所以个性全无。不是有个说法，叫做“《百家讲坛》是张‘魔鬼的床’”吗？于是我就要问：是这样吗？如果是，问题在哪里？如果不是，原因又在哪里？
先说“魔鬼的床”。
这个说法的“著作权”是属于马瑞芳的，其“论证”之文就收在本书。但读过这篇文章的人只要不算弱智，谁都看得出马老师是在调侃。她的态度，则是“抱怨并快乐着”。实际上这篇文章要讲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学者怎样上电视。或者说，一个学者，怎样才能从“做学问的”变成“做电视的”，从“学术人”变成“电视人”。
这可是一个并不简单的过程。
马瑞芳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这一过程，并把它称之为“艰苦而有趣的”。说艰苦，是因为在她那里，有好几道过不去的坎，绕不过的弯。说有趣，则因为终于迈过去、绕过来了。不但如此，她还看见了一片新天地，开辟了一个新领域，岂非“不亦乐乎”？
尽管事后说起来眉飞色舞，我相信马老师在上那“魔鬼的床”之前，一定是“满脑门子官司”；而她遇到的问题，也是所有走上讲坛之学者的共同问题。比方说，不能全面、系统、完整，行吗？不能按部就班、引经据典、追根溯源，行吗？不能像平时上课那样，讲人物按生平，讲历史按年代，行吗？甚至一个技术性问题，也能把人难死。比方说，按照学术惯例和职业道德，引用他人观点是要把出处注出来的。要求严格一点，还必须注明版次、页码。但在《百家讲坛》，至少后面这点做不到，引用过多也成问题。别以为这是小事。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他所做的这件事有没有学术性，也意味着他还是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古人有云，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学问，是每个学者的“安身立命之本”。丢了学问，就和“失节”差不太多了，岂能随意？难怪魏学来告诉马瑞芳应该怎么讲时，她的第一反应就是：“照你说的这样讲，还有学问吗？”
这样看，《百家讲坛》还真是“魔鬼的床”。
然而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事实上，学问、学术、学术性，与格式、规范之类并不打等号。格式中规中矩，出处、版次、页码、关键词都注得清清楚楚的“学术泡沫”和“学术垃圾”，我们见得还少吗？反过来，没有这些玩意的作品，语言优美文采飞扬的作品，也未必就没有学术性。这一点，读读古人的论文就知道，用不着我多说。问题是，《百家讲坛》与学术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它是“学术”的呢？还是“非学术”的呢？甚至“反学术”的呢？换句话说，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栏目？
我们必须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问。
第一个问题：《百家讲坛》是学术论坛吗？我的回答很直接：不是。《百家讲坛》不是学者发表最新研究成果的论坛。电视不是干这个的，学者发表最新研究成果，也用不着上电视，开会写论文就好。所以，批评节目中没有最新研究成果的，算是打错了靶子。
这就有了第二个问题：《百家讲坛》既然不是学术论坛，那么，是说评书的吗？我的回答也很直接：不是。《百家讲坛》如果是评书讲坛，那他们干脆聘请评书演员好了，效果肯定比请学者好得多。
接下来就会有人问第三个问题了：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百家讲坛》到底是什么？难道非驴非马不成？
恭喜你，这回说对了。《百家讲坛》的特点，正在于“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是什么？是二者之间的“第三者”，是两极之间的“第三极”。不要以为世界上只有两极。实际情况是，两极之间有着广阔的中间地带。而且，这个中间地带，往往比两极更适合生存。我们人类，不就生活在地球南北两极之间的中间地带吗？同样，在学术与非学术之间，也存在着一个“中间地带”。如果一定要定位，要命名，无妨姑且称之为“半学术”。这个“半学术”的“中间地带”也许并不广阔，甚至还疑云重重不被承认，但它应该存在，必须存在，有理由存在！现在，《百家讲坛》把这个“中间地带”展示出来了，而且大受欢迎，这正是这个栏目的贡献。
那么，在学术与非学术之间，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中间地带”呢？因为学术原本就有两种类型，或者两种任务，这就是研究与传播。质疑《百家讲坛》学术性的人，其实是把学术单一化了，即把学术等同于研究，忽视了传播。或者说得重一点，是根本就不承认传播。实际上，研究与传播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严格的说，没有哪个人是完全不做研究就可以做传播的。比如阎崇年先生，没研究过清史吗？马瑞芳教授，没研究过聊斋吗？当然，同为研究，深浅不一。闻道有先后，水平有高低，学问有大小，方法有对错，这都是事实。但要说毫无研究也能上去讲，怕是小看了传播，也低估了观众。事实上，那些人云亦云照本宣科的讲座，从来就不会受欢迎；而不受欢迎的讲座，则其实不是传播。
同样，做研究的人也没有一个不传播。否则，他的论文为什么要发表，他的著作为什么要出版？显然，没有传播不传播的问题，只有向谁传播、怎样传播和在什么范围传播之别。一般学者是向小众传播，向同行传播，用论文著作在学术界传播；《百家讲坛》则是向大众传播，向外行传播，用电视媒体在全社会传播。这才是区别所在。
于是我们便又有了一个问题：这样一种对象、方式、范围的传播，有必要吗？
学术为什么要向大众传播
这就要说到根本上了。这个“根本”，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有学术，尤其是要有文史哲这样“百无一用”的学术？
我的回答是：为了人的幸福。
文史哲这三门学问，通常被称之为“人文学科”。它们表现出来的精神，叫“人文关怀”。为什么要有“人文关怀”呢？因为人与动物不同。动物只要能够存活就行了，人却还要活得幸福，活得像个人样。这就要有专门的学问和学科，来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所谓“人文学科”，就是用来干这个的。
这样一说，也就清楚了。人文学科的目的既然是人的幸福，那么，这里说的“人”，包括不包括现在就活着的人，包括不包括我们的人民大众呢？不会有人说不包括吧？那好，既然你这个学科的研究，是为了人的幸福，其中就包括我们这些现在就活着的人民大众，那么，你的研究成果该不该告诉大家，以便大家分享呢？不会有人说不该吧？既然应该，那么，不传播，不向大众传播，行吗？不行吧？
所以，“学术”一词，必须包括两个内容：研究与传播。所谓“学者”，也应该包括两种人：研究者与传播者。当然，这里可以有一个分工，比如一部分人做研究，一部分人做传播。也可以有一个比例，比如做研究的多一点，做传播的人少一点。他们甚至还可以交叉，重叠，比如做研究的也做传播，做传播的也做研究；或者一段时间做研究，一段时间做传播，就像“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一样。至于那比例是三七开、四六开、二八开，倒无所谓。反正不能没有研究，也不能没有传播。以研究压传播，认为只有做研究才是真学者，做传播就低人一等，要打入另册，不但违背学术的初衷，而且简直就“没有良心”。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除了极少数“民间学者”外，我们大多数的学者、教授、研究员，都是靠工资、津贴和课题费过日子、做研究的。这些工资、津贴和课题费，说起来是国家给的，其实是纳税人的钱。也就是说，我们是靠人民大众养活的。且不说还有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商店营业员等等许许多多的人，在为我们提供各种服务和保障。那么，我们这个“学术界”，该不该有一部分人（哪怕是一小部分人）来为他们提供服务，作为我们对社会、对人民的回报？应该吧？既然应该，那么，当有人出来这样做的时候，你不支持倒也罢了，还要说人家不该做，还要横挑鼻子竖挑眼，风言风语，冷嘲热讽，请问有良心吗？
良心告诉我们：学术必须向大众传播！
学术也告诉我们：它需要向大众传播！
要传播，就要有渠道，有平台。《百家讲坛》就是这样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干什么的？对接。谁和谁对接？传统与现代、学者与大众、学术与传媒。这就是我说的“三个对接”。既然是“对接”，就得接得上。所以，作为对接的平台，《百家讲坛》不能没有学术性，又不能只有学术性；不能不看收视率，又不能只看收视率。这就好比一个接头，要把圆的管子和方的管子接起来，它自己就得不圆不方，又圆又方，一头圆一头方。这种“不三不四，非驴非马”，恰恰正是“中间地带”的特点。
现在可以回答前面那个问题了：《百家讲坛》究竟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一档“有一定学术含量”的“教育文化类”电视节目。它的任务，是向广大人民群众（包括非本专业的高级知识分子）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文化。由于它传播的是知识、思想、文化，因此原则上必须由学者担任主讲人；由于它的任务是传播，因此必须遵循传播规律。
也就是说，主讲人必须懂传播。
这就给这个栏目的编导、策划、制片人出了一个大难题。由于众所周知的种种原因，我国的学者大多不懂传播，而懂传播的又多半不是学者。有学问的不会说，会说的没学问，既有学问也会说的又未必适合上电视，就算适合他还不一定肯来，就算来了那么一两个又不够用。《百家讲坛》是一个日播节目，每天都要推出新的一期。也就是说，它需要一大批既有学问又懂传播还能上电视的主讲人。这可上哪儿找去？
也只有一个办法：修理。
这就有了前面说的那个“痛并快乐着”的过程。其实，并非所有主讲人都像马瑞芳老师那样“先苦后乐”，也有“一痛到底”的，还有终于“无法修理”、白痛苦了一把的。所谓“魔鬼的床”，并非一两个人的抱怨。
这其实很正常。传播，毕竟不是所有学者想做的事情，也不是所有学者该做的事情，更不是所有学者都能做的事情。按照传统观念，学者的“本份”还是研究。因此，不能要求他们都能“修理”。也因此，这不是我要关心的问题。我关心的是：现在这些被“修理”过的主讲人，是按照统一模式打造出来的吗？如果他们不能成功，是因为被编导、策划、制片人“修理”过，因而没有了个性吗？
回答也很肯定：不是。比如我和于丹，就不是“一个腔调”。马瑞芳老师和隋丽娟老师，也不是。孙立群、王立群这两个“立群”也大相径庭，阎崇年和刘心武两位先生，就更是“两个腔调”。所以，说《百家讲坛》按照统一模式打造主讲人，弄得大家都没了个性，怕是不通的。那么，问题又究竟在哪里呢？
其实并不单是马瑞芳，别的人也一样。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一个人，如果有学问，有见解，有个性，就会受到观众欢迎。当然，他（或她）还得会讲课。有学问，有见解，有个性，会讲课，这就是《百家讲坛》选择主讲人的标准。会讲课是最起码的，既会讲课又有学问就算合格，既会讲课又有学问还有见解就能成功。如果他（或她）同时还有鲜明的、突出的、招人喜爱的个性，那就能大获成功，成为最受观众欢迎的《百家讲坛》主讲人。
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观众喜欢？有这必要吗？
我们应该怎样走上讲坛
事情其实很简单。
前面说过，所谓“修理”，所谓“魔鬼的床”，说白了，不过是帮助一部分愿意上讲坛的学者，从“做学问的”变成“做电视的”，从“学术人”变成“电视人”。这个弯，转得可不小。前面也说过，有学问不等于会写作，会写作不等于会上课，会上课不等于会做电视。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不会做电视，不做就是。他还可以上课、写作、做点别的，比如古籍整理、校注点评之类。按照传统观念，这还是“主流”。我要问的是：一个愿意在研究之余也做点传播，而且被栏目组看好，认为可以上《百家讲坛》的学者，为什么会“不能修理”，或者在“修理”之后仍然不尽人意？我认为，就因为大家的头上，都悬着一柄随时可能掉下来的利剑。这就是马瑞芳问魏学来的那句话：“照你说的这样讲，还有学问吗？”
学问，是学者上电视的最大障碍。
这是一个悖论，也是这个栏目及其主讲人的困境所在。作为一档“有一定学术含量”的“教育文化类”电视节目，《百家讲坛》不能“不讲学问”，又不能“只讲学问”。“只讲学问”，就不是电视节目；“不讲学问”，就不是《百家讲坛》。因此，它的主讲人，就既不能“没有学问”，又不能“太有学问”。或者说得透彻一点，就是你即便“满腹经纶”，也不能表现出来。这就太难了。因为一个学者之所以成为学者，就在于他有学问。有学问而不表现出来，则等于没有。没有了学问，那他还是学者吗？不是学者，上《百家讲坛》干什么？到《欢乐世界》去吧！大家想想，这是不是一个悖论？
所以，不少初上电视的学者，差不多都会有一种心理，就是“生怕别人说自己没学问”。因此，当他们面对摄像机的时候，几乎都会不由自主地大谈学问。什么前三皇后五帝，孔孟老庄音韵训诂，海德格尔弗洛伊德，范式模式主张主义，谁都听不懂的词儿满天飞。说的人眉飞色舞，听的人一头雾水，编导和制片人哭笑不得。这叫什么呢？没有“电视意识”。这些可尊敬的先生们不知道，电视和课堂是不同的场所，上课和上电视则是两个概念。当你在课堂上，面对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这样讲时，你赢得的是“尊敬”，因为你在“传道授业”。但是搬到电视上，面对的是大众，给人的感觉就是“夸夸其谈”，就是“卖弄学问”了。大众的心理很有趣。没有学问，他看不起你。卖弄学问，他更看不起你。岂止是“看不起”，他还有更绝的一招，就是拿起遥控器调台。
那么，我们又该如之何呢？
简单得很，暂时先把你那些宝贝学问扔到九霄云外去！请注意，我说的是“暂时”。暂时先扔了，回头再说。也就是说，一个学者，如果愿意上电视，愿意上《百家讲坛》的话（不愿意另当别论），就必须先完成一个观念和心理的转变，即由“生怕别人说自己没学问”变成“不怕别人说自己没学问”。其实一个人如果真有学问，是不怕别人说“没有”的。你看那些真正的大富豪，怕别人说自己没钱吗？摆阔摆谱的，十有八九是赚了些小钱的暴发户。他们以前穷怕了，现在发了起来，就要嚷嚷得满世界都知道。同样，你如果真的“学富五车，才高八斗”，非得“地球人都知道”吗？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话用在这里正合适。
从“生怕”到“不怕”，是关键的一步。其目的，是解除障碍丢掉包袱。一旦丢掉这个包袱，你在摄像机面前就自由了，也自在了，自如了。最近我看毛佩琦先生的《七解中庸》，那个举重若轻，那个从容不迫，那个长袖善舞，那个游刃有余，实在让人拍案叫绝。我就想，为什么会这样？原因之一，恐怕就因为毛先生这回讲的不是本行。讲本行，怕同行挑剔，难免“生怕别人说自己没学问”。不讲本专业，反正是外行，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了。这就丢掉了包袱，解放了思想。思想一解放，心灵就自由了，于是灵感突现，文思泉涌，妙语连珠。当然，有个前提，就是得不怕别人说自己“公鸡下蛋”才行。其实“公鸡下蛋”问题不少（比如不够专业，难免硬伤），同时也好处多多。好处之一，就是没有思想负担。实际上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短处往往也是长处。人们都说“隔行如隔山”，却不知道这种“隔”，恰恰又是不“隔”。和谁不“隔”？和观众、读者、大众不“隔”。外行最知道外行想要什么，也最知道外行不懂什么，需求在哪里，障碍又在哪里。这就比较容易设身处地，替观众着想；而替观众着想，恰恰是学术传播最需要的，也是《百家讲坛》最需要的。
能够“不怕别人说自己没学问”，就解除了负担；站在观众的立场替他们着想，就争取了主动。这时，你的学问就派得上用场了。因为你已经知道观众要什么。剩下的事情，就是把握一个“度”。什么“度”？既不能“一点没有”，又不能“全是学问”。全是学问，讲成学术报告了，观众就会调台；一点没有，人家不如去听评书，看《百家讲坛》干什么？不过这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在你把握了这个“度”以后，还能够做到天衣无缝，没人看得出来。这就需要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怕别人说自己有学问”。这是电视讲坛“三部曲”中的第三步，也是做一个“电视学人”的最高境界。
问题当然也就来了：为什么呀？是不是因为“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只有“就怕说有”，才能“不怕说无”？有这个意思。前面说过，一个学者，最怕的就是别人说自己没学问。因此说是“不怕”，其实还是“生怕”。这时，就只能由“怕有”来战胜和克服“怕无”，算是“以毒攻毒”。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观众到底想要什么。
观众想在《百家讲坛》那里看到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回到本文的开头：谁是《百家讲坛》最受欢迎的主讲人？或者说，一个主讲人受到观众欢迎，原因是什么？答案是早就有了的，那就是“有学问，有见解，有个性，会讲课”。其中，“有学问，有见解，会讲课”好理解。因为《百家讲坛》的任务，是传播知识、思想和文化。但有此三条，也就够了，为什么还要“有个性”呢？
答案也很简单：观众喜欢。
这就奇怪了！《百家讲坛》的任务，不就是学术传播吗？观众从这个节目当中，获得了知识、思想、文化，不就够了吗？为什么还要要求主讲人有个性呢？换句话说，他们为什么不满足于节目内容，还要喜欢主讲人、要求主讲人可爱呢？
看来，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这个栏目。实际上，仅仅把《百家讲坛》定位为一档“有一定学术含量的教育文化类电视节目”是不够的。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主讲人制”。什么是“主讲人制”？我认为略似于电影中的“明星制”，即都是靠某个人或某几个人来吸引观众，创造品牌，形成凝聚力。这个制度的形成，在《百家讲坛》也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其直接起因，则是阎崇年先生的《清十二帝疑案》。我们知道，此前的《百家讲坛》，一个主讲人往往只讲一集，结果是栏目面临末位淘汰。但阎先生的系列节目一出，情况便大为改观。《百家讲坛》起死回生，阎老先生备受追捧，观众媒体纷纷关注。尝到了甜头的栏目组决定再接再厉，彻底改变制作方式。从此，不但一个主讲人可以讲多次、讲多集，有的还一讲就是一年，形成类似于电视连续剧的大型系列节目。《百家讲坛》脱胎换骨。
与此同时，一个始料未及的现象出现了，那就是某些主讲人开始受到“明星般”的待遇。
第二，观众的收视需求也变了。一人一讲的时候，因为反正只有“一面之交”，观众对主讲人是不会产生兴趣的。现在，一个人在讲坛上一讲好几天，观众就不免产生崇敬感，也不免产生好奇心，想知道这个人是怎么做学问的。再加上《百家讲坛》所讲，多为文学和历史，与社会生活关系密切。于是观众又想知道，这些主讲人自己是怎么生活怎么做人的，是不是和书上讲的一样。也就是说，由于实行了“主讲人制”，观众希望在《百家讲坛》那里看到的，已不仅仅是知识、思想、文化，还有人格，尤其是主讲人如何做人。难怪各路媒体要对我们“穷追猛打，深挖细找”了。观众有这个需求么！
卖弄学问讨人嫌，言之无物没观众，“就怕别人说自己有学问”怎么样呢？会受到最大的欢迎和尊重，因为他“豁出去”了。你想啊，学问对于学者意味着什么？命根子。现在，为了更好地传播学术，为了更好地满足观众的需求，他连这个“命根子”都不要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胸襟和情怀？实际上，一个学者，一个以学问为“安身立命之本”的人，只有把学问忘到“就怕别人说有”的程度，才能忘掉自己的身份。这个时候，他才能真正与观众同一，与传媒同一，与学术传播的事业同一。与此同时，他的另一面，即作为活生生的个体的人的一面，则会空前地、充分地、毫无羁绊地展示出来。要知道，学问这东西，也有两面性。它能使人丰富，也能使人异化。僵硬的学术体制和研究模式，就更是害人不浅。它制造的是“死学问”，消磨的是“活灵魂”。许多学者的个性，其实就是被它们弄没的。那才叫“破坏性修理”呐！因此只有彻底忘记，忘掉那个“假我”，才能重新找到“真我”。找到“真我”，才能回归“本真”。这就叫“忘我，则与道同一”。
但如此一来，讲座的学术含量是不是就会没有了？不会。因为一个真正的学者，他的学问和他的生命是融为一体的。真正属于他自己的知识和思想，怎么也丢不掉。丢掉的一定不属于他自己，那又弃之何惜？因此，当他以一种“就怕别人说自己有学问”的心态走上讲坛，率性而作时，他讲出来的将是真学问、真思想，大家看到的也将是真学者，以及他的真性情。这才是观众最想看到的，也才是我们最应该展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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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是个严肃的事情，不是面对一群人调侃式的娱乐！前些年某文化大家，著书多本研究文化，文字很优美，因为是研究，故其对文字出处很讲究，精神可贵，但是后来读者找到疏漏十余处，发现作者有篡改文献之嫌，之后在各大杂志上发表批评，结果该作家默默无闻了好几年，最后上娱乐节目作了评委！
作家对于文化的认真是可贵的，只是方式不对，群众的监督更加体现了文化研究的严肃性。事情过去了快十年，出书立作的文化研究逐渐被媒体的文化讲堂替代，快餐文化从最早的小说渗透到了文化研究行业，眼看文化研究是一片欣欣向荣。
但是我始终觉得快餐就是快餐，它需要存在，但是绝对不能当成主食！每天早晨包子油条，莫非中饭和晚餐也吃那个吗？即便是肯德基也不能顿顿都吃！快餐是给赶时间的人应付饥饿的，要是你有空余时间为何不亲自动手做呢！
现在的文化讲堂，随便找几个中学老师，大学教授就开始连续讲一个礼拜，从四书到五经，再到古代名著，有的人不但可以讲小说还可以讲《论语》。在我看来研究文化和工作是一样的，刚刚大学毕业的学生到社会上薪水肯定不会高，同样研究历史文化的，如果太年轻，文化积淀就不多，演讲自然就要偏向讲话技巧了。拿央视的《百家讲坛》为例，我们看到他有众多的听众，大家很投入。以前一个朋友问我对这个节目有什么看法，我就告诉他，这就像包子馒头一样，可以在时间紧迫的时候果腹，但是之后一定要吃正餐。我的这个朋友本身就是学习古典文化的，但是热衷于这个节目。以《老子》为例，原著就五千字，历朝历代上千年为其评注论疏，总文字超过五十万，其中有很多是评注再评注的，可见对于它个人有个人的看法，我不同于他，他不同于我，所以在听完别人演讲之后一定要去看原著，看最权威的评注，从而帮助自己理解主旨。历史上评注古籍出错的例子很多，包括古来大家，何况台上讲话的人呢！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说过：天下书籍除孔老圣贤之外，都为杜撰，为何别人可以，我就使不得（不是原话）。这句话不能成为我们文化研究者的座右铭，你在讲台上向同学生们讲论《老子》，《论语》，《庄子》等著作，一定要遵循原著来说，包括大家所肯定的注解论疏，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想当然地讲，即使是自己新的观点，也需要先论述，得到大家的肯定后再发表言论。
如果心中有货的话就不需要用流行花哨的词语来哗众取宠。在公众场合发表特殊的言论要注意自己的用语，不使用现在“帅哥”、“美女”之类的话来描述，如果历朝历代的文化研究者都用些时髦词语渲染自己的著作，那不就乱套了吗！所以我强调文化研究的严谨和唯一性。
文化需要渊源流传，尤其是古典文化！如果是评书演播，语言活泼无可厚非，因为它没有作为历史证据的唯一性，但是作为文化研究我们要保证字字句句有根有据。作为大众文化研究，我们更要谨慎，不能让自己的国家精神在流传中变样，甚至以后荡然无存，只有纪录年代的几个阿拉伯数字！
作家对于文化的认真是可贵的，只是方式不对，群众的监督更加体现了文化研究的严肃性。事情过去了快十年，出书立作的文化研究逐渐被媒体的文化讲堂替代，快餐文化从最早的小说渗透到了文化研究行业，眼看文化研究是一片欣欣向荣。
但是我始终觉得快餐就是快餐，它需要存在，但是绝对不能当成主食！每天早晨包子油条，莫非中饭和晚餐也吃那个吗？即便是肯德基也不能顿顿都吃！快餐是给赶时间的人应付饥饿的，要是你有空余时间为何不亲自动手做呢！
现在的文化讲堂，随便找几个中学老师，大学教授就开始连续讲一个礼拜，从四书到五经，再到古代名著，有的人不但可以讲小说还可以讲《论语》。在我看来研究文化和工作是一样的，刚刚大学毕业的学生到社会上薪水肯定不会高，同样研究历史文化的，如果太年轻，文化积淀就不多，演讲自然就要偏向讲话技巧了。拿央视的《百家讲坛》为例，我们看到他有众多的听众，大家很投入。以前一个朋友问我对这个节目有什么看法，我就告诉他，这就像包子馒头一样，可以在时间紧迫的时候果腹，但是之后一定要吃正餐。我的这个朋友本身就是学习古典文化的，但是热衷于这个节目。以《老子》为例，原著就五千字，历朝历代上千年为其评注论疏，总文字超过五十万，其中有很多是评注再评注的，可见对于它个人有个人的看法，我不同于他，他不同于我，所以在听完别人演讲之后一定要去看原著，看最权威的评注，从而帮助自己理解主旨。历史上评注古籍出错的例子很多，包括古来大家，何况台上讲话的人呢！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说过：天下书籍除孔老圣贤之外，都为杜撰，为何别人可以，我就使不得（不是原话）。这句话不能成为我们文化研究者的座右铭，你在讲台上向同学生们讲论《老子》，《论语》，《庄子》等著作，一定要遵循原著来说，包括大家所肯定的注解论疏，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想当然地讲，即使是自己新的观点，也需要先论述，得到大家的肯定后再发表言论。
如果心中有货的话就不需要用流行花哨的词语来哗众取宠。在公众场合发表特殊的言论要注意自己的用语，不使用现在“帅哥”、“美女”之类的话来描述，如果历朝历代的文化研究者都用些时髦词语渲染自己的著作，那不就乱套了吗！所以我强调文化研究的严谨和唯一性。
文化需要渊源流传，尤其是古典文化！如果是评书演播，语言活泼无可厚非，因为它没有作为历史证据的唯一性，但是作为文化研究我们要保证字字句句有根有据。作为大众文化研究，我们更要谨慎，不能让自己的国家精神在流传中变样，甚至以后荡然无存，只有纪录年代的几个阿拉伯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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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十套开播的<<百家讲坛>>确实是一个不错的节目,这不是为了迎合才会那么说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百家讲坛>>,<<百家讲坛>>似乎成为了时尚的代名词,吸引更多的人关注<<百家讲坛>>,关注历史.而它的优秀之处也就在于它不是单纯的讲历史,对于一些疑案一一的解答,并提出相关的证据证明自己的言论.
喜欢<<百家讲坛>>是因为它是一个雅俗共赏的讲坛,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节目经久不衰的原因所在,它让历史没有界限,没有让人望而生畏的门槛,在这里大家可以一起交流,寓教于乐,不经意之间我们了解了很多历史知识,那些在历史书上不曾记录的历史.在讲述的过程中,很多教授也都曾经有过错误,而这些错误也往往和大众交流后才会逐渐显现,由此可见,观众的意见也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一个人的思维往往是单一的,而众人的集思广益,反而会破除思维的误区.
据了解,在美国很多的科学家从不把自己拘泥于实验室中而是经常会出现在公众面前,讲述他们所研究的成果,让大众了解,而我个人认为<<百家讲坛>>就是这样一个平台,就是提供了一个向公众展示历史,科学的舞台.难道科学家就一定要在实验室工作吗?这往往就是我们自己下的定义.
其实<<百家讲坛>>所获得的成功早已显而易见,就在<<百家讲坛>>成为观众们的新宠的同时各地也举办了小规模的类似讲坛的节目还得到了好评.<<百家>>的成功对教授历史学科乃至其他学科的教育工作者是有启迪的作用,怎样让学生深入了解历史,喜欢历史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
总觉得自己对于其他的连续性的电视节目没有足够的耐心去看完,唯有对<<百家>>不一样,虽然不是每天都看可是有时间就会静下心来,从头到尾的认真收看,因为从这些历史成为了明鉴.或许教授们的讲述并不一定就是历史,至少在将来的某一天这个结论会被推翻,但这至少是目前很多人对历史和科学的看法,不过什么是历史,什么才是真正的历史,谁也没有在历史中停留过,就姑且听之吧.
喜欢<<百家讲坛>>是因为它是一个雅俗共赏的讲坛,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节目经久不衰的原因所在,它让历史没有界限,没有让人望而生畏的门槛,在这里大家可以一起交流,寓教于乐,不经意之间我们了解了很多历史知识,那些在历史书上不曾记录的历史.在讲述的过程中,很多教授也都曾经有过错误,而这些错误也往往和大众交流后才会逐渐显现,由此可见,观众的意见也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一个人的思维往往是单一的,而众人的集思广益,反而会破除思维的误区.
据了解,在美国很多的科学家从不把自己拘泥于实验室中而是经常会出现在公众面前,讲述他们所研究的成果,让大众了解,而我个人认为<<百家讲坛>>就是这样一个平台,就是提供了一个向公众展示历史,科学的舞台.难道科学家就一定要在实验室工作吗?这往往就是我们自己下的定义.
其实<<百家讲坛>>所获得的成功早已显而易见,就在<<百家讲坛>>成为观众们的新宠的同时各地也举办了小规模的类似讲坛的节目还得到了好评.<<百家>>的成功对教授历史学科乃至其他学科的教育工作者是有启迪的作用,怎样让学生深入了解历史,喜欢历史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
总觉得自己对于其他的连续性的电视节目没有足够的耐心去看完,唯有对<<百家>>不一样,虽然不是每天都看可是有时间就会静下心来,从头到尾的认真收看,因为从这些历史成为了明鉴.或许教授们的讲述并不一定就是历史,至少在将来的某一天这个结论会被推翻,但这至少是目前很多人对历史和科学的看法,不过什么是历史,什么才是真正的历史,谁也没有在历史中停留过,就姑且听之吧.
参考资料：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07330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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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都是有道理的。百家讲坛收视率这么高肯定有他的优点。
虽然近些年的确有很多批评百家讲坛的人，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定它。（还有人批评鲁迅呢），虽说近些年刮起一阵阵历史热，但真正说，又有几个人看完了二十五史？而百家讲坛的讲师们以史料为基础，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我们讲述历史，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了解民族历史的途径。
诚如二楼所言，我也觉得研究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但别忘了研究的本质是让大众了解，专业术语一长串那叫学术报告。要让大众都明白，自然是通俗易懂好些。
不过，百家讲坛或者说像现在很畅销的《X朝那些事》都是些学术快餐，快餐吃多了对身体自然是有害的。对历史而言，“米饭”还是正史！
虽然近些年的确有很多批评百家讲坛的人，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定它。（还有人批评鲁迅呢），虽说近些年刮起一阵阵历史热，但真正说，又有几个人看完了二十五史？而百家讲坛的讲师们以史料为基础，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我们讲述历史，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了解民族历史的途径。
诚如二楼所言，我也觉得研究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但别忘了研究的本质是让大众了解，专业术语一长串那叫学术报告。要让大众都明白，自然是通俗易懂好些。
不过，百家讲坛或者说像现在很畅销的《X朝那些事》都是些学术快餐，快餐吃多了对身体自然是有害的。对历史而言，“米饭”还是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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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讲坛》的好与坏，不是看《百家讲坛》本身，而是要看它的主讲人。
主讲人或是学者，或是专家，或是教授等等，大多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但不可否认他们之中有的讲的精彩，有的讲的不精彩。比如：
阎崇年讲的厚重大气；
易中天讲的趣味性好；
于丹讲的有些牵强.
主讲人或是学者，或是专家，或是教授等等，大多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但不可否认他们之中有的讲的精彩，有的讲的不精彩。比如：
阎崇年讲的厚重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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