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称帝与篡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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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皇权衰落,群雄割据。曹操挟持汉献帝,历经数十年征战,逐步统一北方,被封为魏王,掌握汉末实权。公元220 年正月,曹操病死,其子曹丕继位为魏王,并逼早已徒具虚名的汉献帝“禅让”。同年十月,汉献帝宣布退位并将皇位“禅让”给曹丕。曹丕故作推辞,在“三让”之后才“答允”接受。十月二十九日,丕登坛受禅,改国号为魏,改元黄初,是为魏文帝,并尊曹操为武皇帝,庙号太祖。十一月一日,曹丕封业已退位的献帝为山阳公。至此,历一百九十余年的东汉正式结束,三国时代的魏朝正式建立。
曹丕和他父亲曹操不同,接过魏王位子之后整天想着如何更上一层楼,登上天子的宝座。汉献帝的禅让是一场劳心劳力的大运动,整个曹魏上上下下几乎都调动了起来。
曹丕发动起自己所有的力量,一起演了一场戏。先是曹丕的臣子劝进,臣子讲述了很多理由,说曹丕如何如何,可以称帝,汉室如何如何,天命衰微。后是大臣们纷纷去聒噪汉献帝,威逼利诱,汉献帝无奈,只能颁布诏命,表示自己恳求禅位与曹丕。于是曹丕顺理成章的改汉为魏。
还在曹操活着的时候,作为接班人的曹丕已经拥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以五官中郎将身份协助曹操掌握军权,以副丞相身份协助曹操掌握政权。曹操死时吧,曹丕已经羽毛丰满,爪牙遍布,逼宫夺权的条件已经成熟。他不想学习父亲,不愿在皇权和军权矛盾重重、危机四伏中游走钢丝,在父丧完毕后,立即紧锣密鼓地开始了逼宫夺权。担心到舆论可能造成的国内混乱,曹丕玩起了禅让的把戏。
所谓“禅让”就是转让,不用转字而用禅字,无非使转让获得最高的级别,显得极隆重极主动罢了。《辞海》禅让条目注释曰:“相传尧为部落联盟首领时,四岳推举舜为继承人。尧对舜进行了三年考核后,使帮助办事。尧死后,舜继……”这条注释有三处乖谬:其一,部落联盟是原始社会的称谓,遍查古籍,唐尧以及之前的炎帝、黄帝、颛顼、帝喾等,都没有部落联盟长之类职务,都是称帝的,颛顼、帝喾与尧、舜、禹合称为五帝。其二,转让有一个大前提,即转让自己的`所有权。既然原始社会是公有制社会,公共权力更属于公有,那么任何人就无权将公共权力私相授受,如能够私相授受,权力就不是公有,部落联盟就属于乌有子虚。其三,注释者并不了解尧与舜之间的血缘关系,更不了解四岳的本来含意。所谓四岳,不过是黄帝家族内部拥有实权的臣宰们组成的贵族。黄帝及其之后的五帝传位,不是一脉相传而是两脉相传,是在黄帝两个儿子,即昌意与玄嚣后代中相传,换句话说,颛顼、帝喾、尧,舜、禹都是黄帝的嫡系子孙。
由此观之,中国历史上并没有禅让制度,也没有产生禅让的经济基础。炎帝一朝以神农氏命名,说明当时中国已进入农耕社会,自私狭隘的农业经济,只能产生一家天下为基础的专制制度。
所谓的禅让,纯是天真史学家编造的历史童话。子虚乌有的传说,却给后世军事寡头提供了和平夺取皇权的依据,曹丕捡起古人的梦呓,在温文尔雅的形式中完成了权力移交。所谓“禅让”,不过是一场宫廷政变,主动者是拥有军权的属下,属下手中的军权,已膨胀到没有制约的地步。被动者是拥有皇权的圣上,失去军权的皇权已变成负数,连人身自由一家平安都丢失殆尽。然而曹丕不愿留下强枝凌干的骂名,就要把主动的急不可待,变成被动的难以拒绝;把傀儡皇帝对皇权的割舍不得,变成情真意切、千乞百求的“禅让”;企求承欢新主子的大臣们,自然要充当前台的执行导演,他们穿梭于今日皇帝与明日皇帝之间,一面逼宫,一面劝进。他们之所以甘做恶人,无非要谋进身之阶,故而不惜以名节贞操作为资本,尽可能追求加官晋爵的丰厚利润,想做更加体面的开国功臣。在编纂《三国志》、《后汉书》时候,陈寿、范晔将逼宫过程都忽略了,令读者看不出“禅让”后边的蛛丝马迹。好在裴松之为偏于简略的《三国志》作注释时,补充了大量史料,使后世有幸看到“禅让”这出戏剧的一个侧面,虽然不完整,但极其生动。
延康元年 (公元220年),汉献帝在胁迫之下,发出“禅让”的第一道诏书,以羡慕唐尧让位于虞舜为理由,决定步其后尘,禅位于魏王曹丕。诏书一发出,中郎将李伏便献图谶之说,劝曹丕登基。侍中刘谩、辛毗、刘晔,尚书令桓阶及陈群、陈矫等随之附和。曹丕表态说:“犁牛身上的花纹与老虎相像,莠草小时很像禾苗,很多事情(做起来)像是对的,其实不对,就像今天(你们所说的)。究察你们所说的事情,实在是加重了我的罪过。”(原文为:“犁牛之驳似虎,莠之幼似禾,事有似是而非者,今日是矣。睹斯言事,良重吾不德。”)
太史丞许芝把当时蝗虫成灾解释成最为祥瑞的征兆,就像2008年一些主流文化人将川北几万只青蛙乱走乱跳解释为天降祥瑞一样,引用大量的图谶之说第二次劝进。曹丕说:“我恩德太少,声名太鄙微,恩未被四海,泽未及天下,虽然倾仓竭府拿粮食衣物等赈济魏国百姓,但是寒者未尽暖,饥者未尽饱,我为此整夜整夜地忧愁畏惧。我以解除百姓疾苦为终生目标,这是真的。你们应该将这个宣示全国,使国人明白我的赤胆忠心。”(原文为:“今吾德至薄也,人至鄙也……恩未被四海,泽未及天下,虽倾仓竭府以赈魏国百姓,犹寒者未尽暖,饥者未尽饱。夙夜忧惧,弗敢遑宁……卒不虚言也。宜宣示远近,使昭此心。”)这是推辞谦让吗?不!是要开动手中掌握的宣传工具,赤裸裸地沽名钓誉,并钦定了宣传大纲做舆论导向。他要借大臣的炒作,达到欺骗天下盗取民心的目的,为逼宫夺权做好铺垫。值得肯定的是,曹丕毕竟是头脑冷静的政治家,他知道在专制制度下,民心在权力和平移交中的重要性。曹丕扮演了A、C两种角色。在集团内部,由于他与部下的共同利益,故此敢以赤裸裸的A角示之;对全国民众,则立即改容换貌,示之以虚伪欺诈的C角,目的在于以小惠收揽人心;他没有扮演稍加修饰的B角,因为在内部没有必要,在外部没有胆量。
大臣们心明如镜,为了成全曹丕的至德形象,桓阶、陈群、辛毗、刘晔等不知疲倦地依然劝进。曹丕第三次表态说:应该让四面八方都知道我不做皇帝,只在解除百姓疾苦的志向。我“与上,我无颜面对上天显示的祥瑞之兆,与下我愧对读书人和普通民众,道德还不如封国的王侯,哪里敢和皇帝相比!”(原文为:“上惭祥瑞,下愧士民,德尚未堪偏王,何言帝者也!”),并制止说,“劝进的话不要再提,我只重视死后的声誉”。司马懿、郑浑、鲍勋、武周等以大致相同的理由第四次劝进,曹丕说:尘世上道义最重要,所有其他均无所谓;我不当皇帝的决心已定,“石可破而不可夺坚,丹可磨而不可夺赤”,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再这样劝进,我就要以不肯做皇帝而出逃的叔齐、伯夷为榜样,你们能改变我坚如铁石的意志吗?
曹丕在集团内部又拿出不肯做皇帝的C角面貌,这同之前的态度似乎矛盾了!不,不过省略了“你们将我的这个态度要公开告诉国人”而已。在他们内部,和平夺权是既定方针,没有必要加以掩饰。掩盖目的而以矫情示人者,是给成员的宣传大纲。
汉献帝的第二道诏书颁布下来,讲述了禅让的三条理由:一、帝王不一姓,这是自古以来所崇尚的,应该换代就换代,历史的选择不是永远的选择;二、东汉王朝的气数已经尽了,这在很久以前已表现出来;三、魏武王曹操誉满华夏,今魏王曹丕大功大德四方交赞,人神响应,天命已经在你身上。在引用了历史上几次禅让的美谈之后,还效法尧将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的故事,将自己两个女儿送给曹丕做嫔妃。并让人送去皇帝玉玺,以示禅让的决心。其实,只有局内人知道,诏书是大臣们拟定强逼献帝盖印的,玉玺是曹丕派人强行索取的结果。
曹丕和他父亲曹操不同,接过魏王位子之后整天想着如何更上一层楼,登上天子的宝座。汉献帝的禅让是一场劳心劳力的大运动,整个曹魏上上下下几乎都调动了起来。
曹丕发动起自己所有的力量,一起演了一场戏。先是曹丕的臣子劝进,臣子讲述了很多理由,说曹丕如何如何,可以称帝,汉室如何如何,天命衰微。后是大臣们纷纷去聒噪汉献帝,威逼利诱,汉献帝无奈,只能颁布诏命,表示自己恳求禅位与曹丕。于是曹丕顺理成章的改汉为魏。
还在曹操活着的时候,作为接班人的曹丕已经拥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以五官中郎将身份协助曹操掌握军权,以副丞相身份协助曹操掌握政权。曹操死时吧,曹丕已经羽毛丰满,爪牙遍布,逼宫夺权的条件已经成熟。他不想学习父亲,不愿在皇权和军权矛盾重重、危机四伏中游走钢丝,在父丧完毕后,立即紧锣密鼓地开始了逼宫夺权。担心到舆论可能造成的国内混乱,曹丕玩起了禅让的把戏。
所谓“禅让”就是转让,不用转字而用禅字,无非使转让获得最高的级别,显得极隆重极主动罢了。《辞海》禅让条目注释曰:“相传尧为部落联盟首领时,四岳推举舜为继承人。尧对舜进行了三年考核后,使帮助办事。尧死后,舜继……”这条注释有三处乖谬:其一,部落联盟是原始社会的称谓,遍查古籍,唐尧以及之前的炎帝、黄帝、颛顼、帝喾等,都没有部落联盟长之类职务,都是称帝的,颛顼、帝喾与尧、舜、禹合称为五帝。其二,转让有一个大前提,即转让自己的`所有权。既然原始社会是公有制社会,公共权力更属于公有,那么任何人就无权将公共权力私相授受,如能够私相授受,权力就不是公有,部落联盟就属于乌有子虚。其三,注释者并不了解尧与舜之间的血缘关系,更不了解四岳的本来含意。所谓四岳,不过是黄帝家族内部拥有实权的臣宰们组成的贵族。黄帝及其之后的五帝传位,不是一脉相传而是两脉相传,是在黄帝两个儿子,即昌意与玄嚣后代中相传,换句话说,颛顼、帝喾、尧,舜、禹都是黄帝的嫡系子孙。
由此观之,中国历史上并没有禅让制度,也没有产生禅让的经济基础。炎帝一朝以神农氏命名,说明当时中国已进入农耕社会,自私狭隘的农业经济,只能产生一家天下为基础的专制制度。
所谓的禅让,纯是天真史学家编造的历史童话。子虚乌有的传说,却给后世军事寡头提供了和平夺取皇权的依据,曹丕捡起古人的梦呓,在温文尔雅的形式中完成了权力移交。所谓“禅让”,不过是一场宫廷政变,主动者是拥有军权的属下,属下手中的军权,已膨胀到没有制约的地步。被动者是拥有皇权的圣上,失去军权的皇权已变成负数,连人身自由一家平安都丢失殆尽。然而曹丕不愿留下强枝凌干的骂名,就要把主动的急不可待,变成被动的难以拒绝;把傀儡皇帝对皇权的割舍不得,变成情真意切、千乞百求的“禅让”;企求承欢新主子的大臣们,自然要充当前台的执行导演,他们穿梭于今日皇帝与明日皇帝之间,一面逼宫,一面劝进。他们之所以甘做恶人,无非要谋进身之阶,故而不惜以名节贞操作为资本,尽可能追求加官晋爵的丰厚利润,想做更加体面的开国功臣。在编纂《三国志》、《后汉书》时候,陈寿、范晔将逼宫过程都忽略了,令读者看不出“禅让”后边的蛛丝马迹。好在裴松之为偏于简略的《三国志》作注释时,补充了大量史料,使后世有幸看到“禅让”这出戏剧的一个侧面,虽然不完整,但极其生动。
延康元年 (公元220年),汉献帝在胁迫之下,发出“禅让”的第一道诏书,以羡慕唐尧让位于虞舜为理由,决定步其后尘,禅位于魏王曹丕。诏书一发出,中郎将李伏便献图谶之说,劝曹丕登基。侍中刘谩、辛毗、刘晔,尚书令桓阶及陈群、陈矫等随之附和。曹丕表态说:“犁牛身上的花纹与老虎相像,莠草小时很像禾苗,很多事情(做起来)像是对的,其实不对,就像今天(你们所说的)。究察你们所说的事情,实在是加重了我的罪过。”(原文为:“犁牛之驳似虎,莠之幼似禾,事有似是而非者,今日是矣。睹斯言事,良重吾不德。”)
太史丞许芝把当时蝗虫成灾解释成最为祥瑞的征兆,就像2008年一些主流文化人将川北几万只青蛙乱走乱跳解释为天降祥瑞一样,引用大量的图谶之说第二次劝进。曹丕说:“我恩德太少,声名太鄙微,恩未被四海,泽未及天下,虽然倾仓竭府拿粮食衣物等赈济魏国百姓,但是寒者未尽暖,饥者未尽饱,我为此整夜整夜地忧愁畏惧。我以解除百姓疾苦为终生目标,这是真的。你们应该将这个宣示全国,使国人明白我的赤胆忠心。”(原文为:“今吾德至薄也,人至鄙也……恩未被四海,泽未及天下,虽倾仓竭府以赈魏国百姓,犹寒者未尽暖,饥者未尽饱。夙夜忧惧,弗敢遑宁……卒不虚言也。宜宣示远近,使昭此心。”)这是推辞谦让吗?不!是要开动手中掌握的宣传工具,赤裸裸地沽名钓誉,并钦定了宣传大纲做舆论导向。他要借大臣的炒作,达到欺骗天下盗取民心的目的,为逼宫夺权做好铺垫。值得肯定的是,曹丕毕竟是头脑冷静的政治家,他知道在专制制度下,民心在权力和平移交中的重要性。曹丕扮演了A、C两种角色。在集团内部,由于他与部下的共同利益,故此敢以赤裸裸的A角示之;对全国民众,则立即改容换貌,示之以虚伪欺诈的C角,目的在于以小惠收揽人心;他没有扮演稍加修饰的B角,因为在内部没有必要,在外部没有胆量。
大臣们心明如镜,为了成全曹丕的至德形象,桓阶、陈群、辛毗、刘晔等不知疲倦地依然劝进。曹丕第三次表态说:应该让四面八方都知道我不做皇帝,只在解除百姓疾苦的志向。我“与上,我无颜面对上天显示的祥瑞之兆,与下我愧对读书人和普通民众,道德还不如封国的王侯,哪里敢和皇帝相比!”(原文为:“上惭祥瑞,下愧士民,德尚未堪偏王,何言帝者也!”),并制止说,“劝进的话不要再提,我只重视死后的声誉”。司马懿、郑浑、鲍勋、武周等以大致相同的理由第四次劝进,曹丕说:尘世上道义最重要,所有其他均无所谓;我不当皇帝的决心已定,“石可破而不可夺坚,丹可磨而不可夺赤”,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再这样劝进,我就要以不肯做皇帝而出逃的叔齐、伯夷为榜样,你们能改变我坚如铁石的意志吗?
曹丕在集团内部又拿出不肯做皇帝的C角面貌,这同之前的态度似乎矛盾了!不,不过省略了“你们将我的这个态度要公开告诉国人”而已。在他们内部,和平夺权是既定方针,没有必要加以掩饰。掩盖目的而以矫情示人者,是给成员的宣传大纲。
汉献帝的第二道诏书颁布下来,讲述了禅让的三条理由:一、帝王不一姓,这是自古以来所崇尚的,应该换代就换代,历史的选择不是永远的选择;二、东汉王朝的气数已经尽了,这在很久以前已表现出来;三、魏武王曹操誉满华夏,今魏王曹丕大功大德四方交赞,人神响应,天命已经在你身上。在引用了历史上几次禅让的美谈之后,还效法尧将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的故事,将自己两个女儿送给曹丕做嫔妃。并让人送去皇帝玉玺,以示禅让的决心。其实,只有局内人知道,诏书是大臣们拟定强逼献帝盖印的,玉玺是曹丕派人强行索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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