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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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听父亲说,如果一个人突然喜欢回忆往事的话,那么他肯定是老了。我现在就处于这种状态,很多情况下会不由自主的想起往事,怀念儿时的伙伴、同学,甚至想赶紧回家,回到父亲身边,回到小时候经常走过的那条小街,踏着祖母的足迹,一遍又一遍的仔细凝望着过去的菜铺、肉铺,还有那永远散发着茶香的糖酒商店,当然,还有那位经常穿着一件油光锃亮的破棉袄、敞着前胸,大声吼着秦腔的马车夫。总之,凡是过去的往事,无论悲伤或是欢乐,我都乐意去想它、怀念它!因为是它们陪伴我度过了虽然清贫、但却充满着温暖、阳光的童年时代。
自打记事起,我们一家六口就生活在父亲工作的工厂里,这是一家军工厂,据说是解放前从云南迁过来的,国民党时期就是军工厂,随着人民解放军以摧古拉朽之势迅速解放了这座美丽的古城后,这座工厂回到了人民怀抱,成为西北军用 汽车 修理厂,后来又更名为解放军第七四三七工厂。史料记载,兰州解放后的第二天,厂长陈卓尔受兰州市军管会邀请,亲帅多名工人参与修复了被战争毁坏的中山桥,受到了彭总、张宗逊等首长的表扬。据父亲讲,五八年,时任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元帅曾亲临工厂视察工作,其简朴谦虚的作风给全厂职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时候的工厂俨然是一座小城市,幼儿园、学校、食堂配置齐全,甚至连校办工厂都颇具规模,记得正在读小学的的我非常羡慕高年级的同学,因为他们可以不念书,隔三差五的到校办工厂去劳动锻炼。可惜的是在当时的 历史 背景下,这些我曾经羡慕的同学却大多数没有完成学业,不是上山下乡就是子承父业当了工人。厂里最辉煌的时候同时有三个大食堂交替开伙,我和两个弟弟经常盼望着父亲能加班,因为只要加班必定安排夜餐,虽然简单,只有一个菜俩馒头,但父亲却舍不得吃,留给我和弟弟们享用,至今我都难以忘怀!和今天孩子们拥有的物质生活相比,真可谓天壤之别!
那时的厂区分为生产区和生活区,除办公楼外,临街的一边修建了二栋四层的苏式大屋顶楼房,厂级领导大部分居住在这里,也有部分双职工两家共用一套住房。记得我的好几位同学也住在这里,因我家住的是平房,因此非常羡慕住楼房的同学。那时的工厂都是军事化管理,工厂一名董姓副政委还是现役军人,此人烟瘾极大,在我印象里好像他永远手里都拿着烟,可惜的是,最终还是因为香烟夺去了他的生命!车间按部队建制依次编成八个连,当时我父亲是政治处干事,后任五连指导员,父亲所在的连队有干部职工近300人,那时的工厂一切为部队服务,生产区内不时会挂出“大干四十天,坚决完成一百辆”的横幅来,鼓舞士气,白天抓生产,晚上加班开会是常事儿,我记得每天晚饭后父亲必参加会议。虽然那时候大家生活水平都很低,但精神面貌极好,每逢节假日早上六点,厂广播室的军号声准时响起,在厂区大门口,一辆前苏联吉尔大轿子车已经发动,车里车外干净整洁,开车师傅姓丁是北京人,一口动听的京腔至今难忘,厂里的职工穿戴一新带着家人去城里逛街购物,那种温馨的感觉似乎就在昨天,让人难以忘怀!为改善职工生活,厂里还在宁夏中卫开办了农场,有专人负责管理,到了国庆节前后,全厂职工就能分到大米、清油,谁家在厂里上班的人多,就一定分得多,记得住在我家前面平房的一位老工人,是厂里为数不多的八级工,当时工资很高,全家有五口人在厂里工作,每到春节前,他家买肉都要买近一头。因为我家只有父亲一人在厂里,所以很是羡慕他们。总是希望将来长大后,也能在厂里上班,好多分写大米清油。可是这个愿望终究还是没有实现!
进入到70年代初期,厂里的幼儿园、学校、俱乐部以及卫生所都已经初具规模,而且学校从小学到高中,建制完善,学校面积虽说不大,但教学设施基本完善,师资力量还是很强,其中教授高中语文的老师名叫王世民,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数学的郭老师和关老师据说学历都很高,但由于当时的 历史 背景,他们的境况都不是很好,特别是郭老师因为所谓的 历史 问题,经常会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做检查,直到四人帮粉碎后才被平反,而关老师也远走国外,从此再无音信。厂区外的居民对我们很是羡慕,无论职工、家属只要头疼脑热,均可到卫生所接受治疗。当时的卫生所长姓田是个三八式的老资格,和我的爷爷是战友,延安时期就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卫生所独门独院,两排平房简朴整洁,记得我有一次感冒,祖母背着我去卫生所看医生,一位面容清瘦,身穿军装的李姓老大夫接待我,诊断很简单,老先生用浓郁的定西方言普通话问我症状,因为我当时还小,说不清楚,祖母就一五一十的叙述我的病情,稍后,李大夫用听诊器听了听,便写了处方,告知我们先开三天的青霉素打上,如没有好转,针打完后再来看,态度和蔼、亲切,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回家询问父亲后得知,该李大夫在军区总院工作,因有 历史 问题被下放到了厂里卫生所。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深深的挂念着老人,最终因为年代久远,加上不清楚老人叫什么,始终未能联系到老人!
(未完待续)
自打记事起,我们一家六口就生活在父亲工作的工厂里,这是一家军工厂,据说是解放前从云南迁过来的,国民党时期就是军工厂,随着人民解放军以摧古拉朽之势迅速解放了这座美丽的古城后,这座工厂回到了人民怀抱,成为西北军用 汽车 修理厂,后来又更名为解放军第七四三七工厂。史料记载,兰州解放后的第二天,厂长陈卓尔受兰州市军管会邀请,亲帅多名工人参与修复了被战争毁坏的中山桥,受到了彭总、张宗逊等首长的表扬。据父亲讲,五八年,时任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元帅曾亲临工厂视察工作,其简朴谦虚的作风给全厂职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时候的工厂俨然是一座小城市,幼儿园、学校、食堂配置齐全,甚至连校办工厂都颇具规模,记得正在读小学的的我非常羡慕高年级的同学,因为他们可以不念书,隔三差五的到校办工厂去劳动锻炼。可惜的是在当时的 历史 背景下,这些我曾经羡慕的同学却大多数没有完成学业,不是上山下乡就是子承父业当了工人。厂里最辉煌的时候同时有三个大食堂交替开伙,我和两个弟弟经常盼望着父亲能加班,因为只要加班必定安排夜餐,虽然简单,只有一个菜俩馒头,但父亲却舍不得吃,留给我和弟弟们享用,至今我都难以忘怀!和今天孩子们拥有的物质生活相比,真可谓天壤之别!
那时的厂区分为生产区和生活区,除办公楼外,临街的一边修建了二栋四层的苏式大屋顶楼房,厂级领导大部分居住在这里,也有部分双职工两家共用一套住房。记得我的好几位同学也住在这里,因我家住的是平房,因此非常羡慕住楼房的同学。那时的工厂都是军事化管理,工厂一名董姓副政委还是现役军人,此人烟瘾极大,在我印象里好像他永远手里都拿着烟,可惜的是,最终还是因为香烟夺去了他的生命!车间按部队建制依次编成八个连,当时我父亲是政治处干事,后任五连指导员,父亲所在的连队有干部职工近300人,那时的工厂一切为部队服务,生产区内不时会挂出“大干四十天,坚决完成一百辆”的横幅来,鼓舞士气,白天抓生产,晚上加班开会是常事儿,我记得每天晚饭后父亲必参加会议。虽然那时候大家生活水平都很低,但精神面貌极好,每逢节假日早上六点,厂广播室的军号声准时响起,在厂区大门口,一辆前苏联吉尔大轿子车已经发动,车里车外干净整洁,开车师傅姓丁是北京人,一口动听的京腔至今难忘,厂里的职工穿戴一新带着家人去城里逛街购物,那种温馨的感觉似乎就在昨天,让人难以忘怀!为改善职工生活,厂里还在宁夏中卫开办了农场,有专人负责管理,到了国庆节前后,全厂职工就能分到大米、清油,谁家在厂里上班的人多,就一定分得多,记得住在我家前面平房的一位老工人,是厂里为数不多的八级工,当时工资很高,全家有五口人在厂里工作,每到春节前,他家买肉都要买近一头。因为我家只有父亲一人在厂里,所以很是羡慕他们。总是希望将来长大后,也能在厂里上班,好多分写大米清油。可是这个愿望终究还是没有实现!
进入到70年代初期,厂里的幼儿园、学校、俱乐部以及卫生所都已经初具规模,而且学校从小学到高中,建制完善,学校面积虽说不大,但教学设施基本完善,师资力量还是很强,其中教授高中语文的老师名叫王世民,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数学的郭老师和关老师据说学历都很高,但由于当时的 历史 背景,他们的境况都不是很好,特别是郭老师因为所谓的 历史 问题,经常会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做检查,直到四人帮粉碎后才被平反,而关老师也远走国外,从此再无音信。厂区外的居民对我们很是羡慕,无论职工、家属只要头疼脑热,均可到卫生所接受治疗。当时的卫生所长姓田是个三八式的老资格,和我的爷爷是战友,延安时期就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卫生所独门独院,两排平房简朴整洁,记得我有一次感冒,祖母背着我去卫生所看医生,一位面容清瘦,身穿军装的李姓老大夫接待我,诊断很简单,老先生用浓郁的定西方言普通话问我症状,因为我当时还小,说不清楚,祖母就一五一十的叙述我的病情,稍后,李大夫用听诊器听了听,便写了处方,告知我们先开三天的青霉素打上,如没有好转,针打完后再来看,态度和蔼、亲切,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回家询问父亲后得知,该李大夫在军区总院工作,因有 历史 问题被下放到了厂里卫生所。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深深的挂念着老人,最终因为年代久远,加上不清楚老人叫什么,始终未能联系到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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