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中国没有真正经历过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
最早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经历过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是陶希圣,但是不久他又改变了自己的主张,认为中国历史经历过奴隶社会。
而针对郭沫若先生同时期主张中国历史经历过奴隶社会的史观,陈邦国、李季、刘兴唐、李立中、王瑛、王斐荪、陈独秀等学者相继撰文反驳,否定中国历史存在奴隶社会。
由于论战双方没有一位史学专业者,加之传统正宗史学家对于中国历史有无奴隶社会以及古史分期问题一直不感兴趣,皆未参与。
这种论战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而逐渐归于沉寂,争论的结果,中国古代史上有无奴隶社会的问题并未得出任何明确结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马列主义历史唯物论普行于世,郭沫若当年提出中国历史经历过奴隶社会的“有奴论”成为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政治信条”。
正如李学功指出:“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讨论来看,绝大多数学者都对‘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一个奴隶社会发展阶段’坚信不疑。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相信这一点,即中国不能没有奴隶社会,已成为几代中国学人坚定不移的信念,一种难以解开的情结”。
以郭沫若为首的“三论五说”的五大家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长期主导着主流史学思潮,他们又与上层意识形态关系密切,这些“有奴论”的大老们“畅所欲言”所造成的“唯我独尊”话语特权,使得“有奴论”未再进行任何学术讨论和争鸣便已成为定论,定为一尊,继而成为禁区或雷区,史学者大多噤若寒蝉,几近无人敢持异议,唯有史学家黄现璠、雷海宗和学者李鸿哲等人唱起了反调。
黄现璠于1957年6月出版的中华民族史上第一本简略通史《广西僮族简史》中说:“唐以前和唐末宋初,僮族的社会是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抑是氏族部落社会,值得提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