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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准确理解某些现在还在使用的词,必须懂得它们在古代汉语中的意义。
现代汉语词汇中有一部分是从古代沿用下来的古语词。
我们从一个错用古语词的例子谈起。
1985年11月15日《光明日报》第4版上有过这样一段话:“他那滔滔不绝的谈吐和表情丰富的姿态,使人不敢相信他已是九十二岁的古稀老人了。”这段话有什么错呢?徐凡同志在1986年1月21日《光明日报》的短文中指出:“古稀,指人七十岁,出自唐代大诗人杜甫的‘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诗句。至于九十二岁,早已超过古稀,应该按《礼记·曲礼》中所谓‘八十、九十日耄耋’的说法,称为‘耄耋之年’才妥”.
古人说话讲究辞令，写文章讲究文采，其中很有道理。
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是十分中肯的意见。
一部《论语》，不但是儒家思想学问所在，其语言之精炼、优美、含蓄，堪称古文学典范。
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也说：“言以文远。”大意是说，文章因有文采，才能流传千古。
这些，都说明了文采对于写作的重要性。但是，现在有些人写文章不太重视文采，他们的笔下只有抽象的道理，缺少具体的形象；只有甲乙丙丁的描述，没有鲜明生动的论证，效果当然不会好。
常用词“肉”的基本意义从古至今一直没有变化，但是先秦汉语的“肉”义场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肌”加入而专指人的肉，但“肉”依然是个泛称，仍可以用于指“人的肉”，并非象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词义缩小为专指动物的肉。
所以我们应该加强对常用词的研究。
常用词的研究对于汉语历史词汇学的建立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大型语文辞书尤其是断代辞典的编纂更有重要的作用。
下面的一段是有关这个方面话题的一篇文章，也许对你会有些启发~~~~
李国文 1930年生于上海，祖籍江苏盐城。1947年就读于南京国立剧，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中短篇小说集《第一杯苦酒》（其中《月食》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以及杂文、评论、传记作品多种。
《从“青年必读书”谈起》——李国文
1925年2月21日的《京报副刊》上，有一篇鲁迅先生对“青年必读书”征求意见的答复。其中有这样两句话：“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这是距今已是七十年前的往事了。
或许如他在一篇《小杂感》里说的那样：“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那样，一石击起千层浪，他的这篇《京报副刊》上的答复，随即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论战。说到底，还是几年前那场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的延续。
其实持非议观点的人，对先生所以愤激而极端的看法，并未完全理解。因为“五四”以后的文学革命，很难突破与旧体制、旧思想、旧传统、旧观念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文言文，也就是通称之为古文的障碍，更遭受那些曾经阔气和正在阔气的复古主义者的强烈抵制。因此，鲁迅先生才大声疾呼：“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个抱着古文而死掉，一个舍掉古文而生存。”
所以，他本着“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一贯精神，对这张报纸提出来的“青年必读书”的问题，作出了这样一个矫枉过正的回答。这在古文仍在全国范围内占垄断地位的当时，鲁迅先生发出来的声音，是具有警醒意义的行为。
我生于1930年的上海，等我进小学和上中学的时候，新文学运动已经波澜壮阔，至少在大城市里，在实施现代教育制度的学校里，古文基本上退出了文字的流通领域。以白话文写作的作家，如鲁迅、胡适、郭沫若、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冰心、丁玲，已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因此，我记不得小学的语文课本里，有唐诗、宋词，也记不得中学的语文课本里，有韩、柳、欧、苏的文章，在白话文逐渐全方位进入文化领域的那时，即使选录一些古典文学作品，大概也是为数不多。因此，我才没留下什么印象，相反，那些现当代文学的奠基者，对我倒产生了深刻影响，最终使我走上了文学之路。
现在回想起来，我受到的古文训练，不是从当时的语文课本而来。基本上完全是在家庭的督促，环境的熏陶，从硬着头皮，死背硬记开始，渐渐发生兴趣，然后到接受，到受益，到深感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矢志活到老，学到老的。
古汉语的命运，终究维系于辉煌的中华文明，植根于中国这块土地上，因此，其生命力应该是不会衰竭的。我记得，三十年代，在离城市并不很远的乡村，也还有科举时代曾经盛行过的私塾，甚至到了五十年代了，在偏远地区，也有类似私塾的家学存在。
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经济负担的原因，交通不便的原因，也还有出于中国人固有的传统思想的原因，不愿意把孩子送到所谓洋学堂里读书。当时，城市的学校在农村人的眼里，除了能够识字的语文课外，那些常识、算术、英语、劳作、美术、音乐等课程，是没有什么用场的。
我曾经写过一篇谈背诵有益的杂感，讲到这种古老的私塾教育，虽然其教学方式完全背离于时代，落伍于生活，但是，私塾的强调背诵，即使在现代语文教育中，也是不可忽略的一环。
我有一位居住在乡下的外祖父辈的前清秀才，入民国后，功名不成，便以塾师为业，在乡闾间，是颇著人望的一位老学究。他教过的学生，其出息者，有留洋，有当官，有领兵者；没有出息的，当然更多，不过，老人一句话，“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那就不是他的责任了。
暑假期间，家长便让我回乡下去，在那里补习古文，好像我有这样一位斯文长辈，作为后生的我等，要是古文一窍不通，那么薪火相传，就要断磅在我们这一代似的。于是，我就坐在板凳上，读那些儒学的启蒙书籍。老人对我倒不严厉，别人背不出来，是要吃板子的，我背不出来，就例外豁免体罚了。
我说：“我不喜欢背。”
他说：“要学古文，就得背，而且必须背得滚瓜烂熟。”
我问他：“我们学校的老师都是先讲课，你为什么不讲？只教识字，识了字以后就只是背书？”
他的回答，“背多了，你就自然明白了。”
后来，我读《红楼梦》第九回，贾宝玉上家塾，其父贾政讲的一番关于教育方法的话，倒是今古同源，如出一辙：“你去请学里太爷的安，就说我说了，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
讲明和背熟，其实是两回事，也许老先生好一口酒，晚年愈沉迷其中，精力有限，在他的私塾里，于是只有背熟一道，而无讲明之说。因此，也有家长持异议者，他的解释很简单，你愿意来念就念，不念请便，还挺拿大。横竖他那些留洋的，当官的，带兵的学生，是他最好的广告，从来不愁生源。我家不也利用暑假，要我到老人家这里开小灶，来打好古文基础吗！
很久很久以后，我也琢磨出来这位老秀才的见解，不无道理。对一个童稚气十足的孩子，给他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真是如让顽石点头，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但确如他所说，书背得多了，人长得大了，知识面也拓展了，还真是“就自然明白了”。
在多多益善的背诵中，达到融会贯通，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以此，我是有真切体会的。随便举一个例子，旧时坊间出版的感知，通常无标点，很难一口气连贯地读下来，这时已经上中学的我，曾经求教于老人，如何句读之法？他反问我，句读有法吗？我也相信确是无法，但无法之法，总是应该有的，他想了想，还是只有多背书这个法子，他说，书背得多了，也就自然明白哪里该顿，哪里该断了。
我为一家出版社撰写《莎士比亚传》，在检阅大量资料时，发现这位文豪的童年，也是在背诵中开始他的文化积累的。看来，背诵不光中国有，外国也有。我记得凌叔华记辜鸿铭的文章中说，这位民国后还拖辫子的满清遗老，留洋归来，在北平当大学教授，能够一口气背诵出上千行的密尔顿《失乐园》。看来，背诵，启发智慧，增加修养，激发才华，加深记忆，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这篇短文在报纸发表出来，过了好些日子，收到副刊编辑转来的读者来信，信中说，现在儿童的学习负担，已经够重够重，有必要再增加背诵的古汉语课文吗？我很惭愧，我没有作过调查研究，也不了解目前课文课本中，古文的成分究竟占多大比例，因为我们家也没有在小学读书的学生，不了解现在语文背诵的情况。但我坚持短文中的观点，如果脑海里能记往这些古诗词，古人的文章学问，总比脑海里一片空白要好。
因为我深有体会，由于解放后的语文课本，在一度厚今薄古的文化思潮下，古汉语的篇幅，在教科书里是屈指可数的。所以，这一时期在校学习，尔后成为作家的同行，尽管他们非常努力地在充实自己，仍然时不时要暴露出他们传统文化方面的相对弱势，出现完全不应出现的语文知识方面的硬伤。
所以，我主张语文教学中的背诵，从做学生开始，背诵我们这个五千年文化中的精彩篇章，这样持之以恒，不仅令构成一生享用不尽的文化财富——你要是能背诵出一百首唐诗，比一首也背不出来的人，肯定有着不同的精神世界——而且据科学家研究，人脑，只是不大的部分被使用着，更多的部位实际是在闲置着的。因此，强记硬背，是增强激活开发脑细胞的再好也没有的手段。更何况古汉语的音节，言简意赅，古汉语的语法，短句多，长句少，复合句更少，是最适宜于记忆和朗诵的。
在鲁迅先生那个时代，出于与封建文化战斗的需要，建议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其实，他自己“还要翻翻中国书”，他更说：“我的确是读过一点中国书，但没有‘非常的多’；也并不‘偏不让人家读’。有谁要读，当然随便。”
经过了七十年时光的沉淀，经过了“文革”的虚无主义，经过对于传统文化正反两方面的历史总结，我认为，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是举世瞩目的发展中的大国，也是既拥有古老文明，同时又是日益现代化的中国，因此，以培养二十一世纪中国人的学校教育中，以恢宏大气，兼收并蓄，凝聚民族精神，弘扬传统文化，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中会文明为编纂目标，那么，可琅琅上口地朗读、可一鼓作气地背诵的古汉语占相当篇幅的语文课本，肯定会对人才的培养，文明的建设，时代的进展，国力的增强作出贡献。
背诵，是学习中国语文，尤其是古汉语的必不可少的功课。
下面的网站是南师大古汉语方面的课程和资料~~~~有兴趣课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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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1月15日《光明日报》第4版上有过这样一段话:“他那滔滔不绝的谈吐和表情丰富的姿态,使人不敢相信他已是九十二岁的古稀老人了。”这段话有什么错呢?徐凡同志在1986年1月21日《光明日报》的短文中指出:“古稀,指人七十岁,出自唐代大诗人杜甫的‘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诗句。至于九十二岁,早已超过古稀,应该按《礼记·曲礼》中所谓‘八十、九十日耄耋’的说法,称为‘耄耋之年’才妥”.
古人说话讲究辞令，写文章讲究文采，其中很有道理。
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是十分中肯的意见。
一部《论语》，不但是儒家思想学问所在，其语言之精炼、优美、含蓄，堪称古文学典范。
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也说：“言以文远。”大意是说，文章因有文采，才能流传千古。
这些，都说明了文采对于写作的重要性。但是，现在有些人写文章不太重视文采，他们的笔下只有抽象的道理，缺少具体的形象；只有甲乙丙丁的描述，没有鲜明生动的论证，效果当然不会好。
常用词“肉”的基本意义从古至今一直没有变化，但是先秦汉语的“肉”义场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肌”加入而专指人的肉，但“肉”依然是个泛称，仍可以用于指“人的肉”，并非象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词义缩小为专指动物的肉。
所以我们应该加强对常用词的研究。
常用词的研究对于汉语历史词汇学的建立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大型语文辞书尤其是断代辞典的编纂更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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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文 1930年生于上海，祖籍江苏盐城。1947年就读于南京国立剧，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中短篇小说集《第一杯苦酒》（其中《月食》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以及杂文、评论、传记作品多种。
《从“青年必读书”谈起》——李国文
1925年2月21日的《京报副刊》上，有一篇鲁迅先生对“青年必读书”征求意见的答复。其中有这样两句话：“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这是距今已是七十年前的往事了。
或许如他在一篇《小杂感》里说的那样：“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那样，一石击起千层浪，他的这篇《京报副刊》上的答复，随即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论战。说到底，还是几年前那场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的延续。
其实持非议观点的人，对先生所以愤激而极端的看法，并未完全理解。因为“五四”以后的文学革命，很难突破与旧体制、旧思想、旧传统、旧观念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文言文，也就是通称之为古文的障碍，更遭受那些曾经阔气和正在阔气的复古主义者的强烈抵制。因此，鲁迅先生才大声疾呼：“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个抱着古文而死掉，一个舍掉古文而生存。”
所以，他本着“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一贯精神，对这张报纸提出来的“青年必读书”的问题，作出了这样一个矫枉过正的回答。这在古文仍在全国范围内占垄断地位的当时，鲁迅先生发出来的声音，是具有警醒意义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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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汉语的命运，终究维系于辉煌的中华文明，植根于中国这块土地上，因此，其生命力应该是不会衰竭的。我记得，三十年代，在离城市并不很远的乡村，也还有科举时代曾经盛行过的私塾，甚至到了五十年代了，在偏远地区，也有类似私塾的家学存在。
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经济负担的原因，交通不便的原因，也还有出于中国人固有的传统思想的原因，不愿意把孩子送到所谓洋学堂里读书。当时，城市的学校在农村人的眼里，除了能够识字的语文课外，那些常识、算术、英语、劳作、美术、音乐等课程，是没有什么用场的。
我曾经写过一篇谈背诵有益的杂感，讲到这种古老的私塾教育，虽然其教学方式完全背离于时代，落伍于生活，但是，私塾的强调背诵，即使在现代语文教育中，也是不可忽略的一环。
我有一位居住在乡下的外祖父辈的前清秀才，入民国后，功名不成，便以塾师为业，在乡闾间，是颇著人望的一位老学究。他教过的学生，其出息者，有留洋，有当官，有领兵者；没有出息的，当然更多，不过，老人一句话，“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那就不是他的责任了。
暑假期间，家长便让我回乡下去，在那里补习古文，好像我有这样一位斯文长辈，作为后生的我等，要是古文一窍不通，那么薪火相传，就要断磅在我们这一代似的。于是，我就坐在板凳上，读那些儒学的启蒙书籍。老人对我倒不严厉，别人背不出来，是要吃板子的，我背不出来，就例外豁免体罚了。
我说：“我不喜欢背。”
他说：“要学古文，就得背，而且必须背得滚瓜烂熟。”
我问他：“我们学校的老师都是先讲课，你为什么不讲？只教识字，识了字以后就只是背书？”
他的回答，“背多了，你就自然明白了。”
后来，我读《红楼梦》第九回，贾宝玉上家塾，其父贾政讲的一番关于教育方法的话，倒是今古同源，如出一辙：“你去请学里太爷的安，就说我说了，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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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短文在报纸发表出来，过了好些日子，收到副刊编辑转来的读者来信，信中说，现在儿童的学习负担，已经够重够重，有必要再增加背诵的古汉语课文吗？我很惭愧，我没有作过调查研究，也不了解目前课文课本中，古文的成分究竟占多大比例，因为我们家也没有在小学读书的学生，不了解现在语文背诵的情况。但我坚持短文中的观点，如果脑海里能记往这些古诗词，古人的文章学问，总比脑海里一片空白要好。
因为我深有体会，由于解放后的语文课本，在一度厚今薄古的文化思潮下，古汉语的篇幅，在教科书里是屈指可数的。所以，这一时期在校学习，尔后成为作家的同行，尽管他们非常努力地在充实自己，仍然时不时要暴露出他们传统文化方面的相对弱势，出现完全不应出现的语文知识方面的硬伤。
所以，我主张语文教学中的背诵，从做学生开始，背诵我们这个五千年文化中的精彩篇章，这样持之以恒，不仅令构成一生享用不尽的文化财富——你要是能背诵出一百首唐诗，比一首也背不出来的人，肯定有着不同的精神世界——而且据科学家研究，人脑，只是不大的部分被使用着，更多的部位实际是在闲置着的。因此，强记硬背，是增强激活开发脑细胞的再好也没有的手段。更何况古汉语的音节，言简意赅，古汉语的语法，短句多，长句少，复合句更少，是最适宜于记忆和朗诵的。
在鲁迅先生那个时代，出于与封建文化战斗的需要，建议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其实，他自己“还要翻翻中国书”，他更说：“我的确是读过一点中国书，但没有‘非常的多’；也并不‘偏不让人家读’。有谁要读，当然随便。”
经过了七十年时光的沉淀，经过了“文革”的虚无主义，经过对于传统文化正反两方面的历史总结，我认为，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是举世瞩目的发展中的大国，也是既拥有古老文明，同时又是日益现代化的中国，因此，以培养二十一世纪中国人的学校教育中，以恢宏大气，兼收并蓄，凝聚民族精神，弘扬传统文化，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中会文明为编纂目标，那么，可琅琅上口地朗读、可一鼓作气地背诵的古汉语占相当篇幅的语文课本，肯定会对人才的培养，文明的建设，时代的进展，国力的增强作出贡献。
背诵，是学习中国语文，尤其是古汉语的必不可少的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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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http://kc.njnu.edu.cn/gdhy/ReadNews.asp?NewsID=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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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题目太大了，可以写一篇专著了。
古代的汉字学，古人称之为小学，和孔子的《大学》相对，古人认为经天纬地、经世济用才是大的学问，文字之学是末流，故称小学。这小学包括说文、训诂两部分。说文即解字。训、申也，诂、直也，训诂合起来就是解释校正的意思，从中可以看出，这训诂也包含了对于文字沿革的研究。
现代汉字学不太了解，我可以从网上摘录一些：“可见，学习现代汉字学，其意义远不止于认识当代汉字的面貌，和正确使用汉字这一点，通过当代汉字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启示，学到更多的研究汉字的方法。”。
古代汉字学与现代汉字学的区别与联系：现代汉字学，是汉语专题课程的一部分内容，是从“现代汉语”课程中“文字”的部分内容抽出来并扩展开的，研究的是汉字而且是现代汉字，确切一点说研究的是当代汉字的基本状况及运用问题，是从微观角度研究汉字的一些情况。它不同于我们一般了解的传统意义上的汉字学。传统汉字学是语文学的一部分，如同传统的语言学一样，传统的文字学是没有独立地位的，是经学的附庸，它不解决汉字的现实运用问题，只是解决古代典籍、文献的解释问题，由于受时代和认识上的局限，古代的文字学家们不会去研究动态的汉字，不可能去研究汉字的字频、分级定量等汉字的现实使用问题，而现代汉字学研究汉字的现状，着重于研究解决文字的现实运用，解决文字运用的规范化问题，这是信息化时代赋予文字学的使命，因此我们把现代汉字学定位为新时代的新语文。
学习古汉字对学习现代汉字的影响：这个文字也有沿革，比如诗经里面的“雨雪其旁”，这个“旁”是形容大的意思，我记得上初中的时候，看《说文解字》，还是《说文解字注》的时候，是许慎还是段玉裁说的，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说这个旁什么时候又有了旁边的意思呢，他们也搞不清楚。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我们现代人所使用的许多成语、许多用词都保留了古字的原义。比如，我记得原来某篇报道里面报道过的，说什么考试来着，其中有个词“馈线”，问这个“馈”是什么意思，结果好多专家教授都没答上来。
不好意思，我去吃饭了，拜拜！
古代的汉字学，古人称之为小学，和孔子的《大学》相对，古人认为经天纬地、经世济用才是大的学问，文字之学是末流，故称小学。这小学包括说文、训诂两部分。说文即解字。训、申也，诂、直也，训诂合起来就是解释校正的意思，从中可以看出，这训诂也包含了对于文字沿革的研究。
现代汉字学不太了解，我可以从网上摘录一些：“可见，学习现代汉字学，其意义远不止于认识当代汉字的面貌，和正确使用汉字这一点，通过当代汉字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启示，学到更多的研究汉字的方法。”。
古代汉字学与现代汉字学的区别与联系：现代汉字学，是汉语专题课程的一部分内容，是从“现代汉语”课程中“文字”的部分内容抽出来并扩展开的，研究的是汉字而且是现代汉字，确切一点说研究的是当代汉字的基本状况及运用问题，是从微观角度研究汉字的一些情况。它不同于我们一般了解的传统意义上的汉字学。传统汉字学是语文学的一部分，如同传统的语言学一样，传统的文字学是没有独立地位的，是经学的附庸，它不解决汉字的现实运用问题，只是解决古代典籍、文献的解释问题，由于受时代和认识上的局限，古代的文字学家们不会去研究动态的汉字，不可能去研究汉字的字频、分级定量等汉字的现实使用问题，而现代汉字学研究汉字的现状，着重于研究解决文字的现实运用，解决文字运用的规范化问题，这是信息化时代赋予文字学的使命，因此我们把现代汉字学定位为新时代的新语文。
学习古汉字对学习现代汉字的影响：这个文字也有沿革，比如诗经里面的“雨雪其旁”，这个“旁”是形容大的意思，我记得上初中的时候，看《说文解字》，还是《说文解字注》的时候，是许慎还是段玉裁说的，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说这个旁什么时候又有了旁边的意思呢，他们也搞不清楚。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我们现代人所使用的许多成语、许多用词都保留了古字的原义。比如，我记得原来某篇报道里面报道过的，说什么考试来着，其中有个词“馈线”，问这个“馈”是什么意思，结果好多专家教授都没答上来。
不好意思，我去吃饭了，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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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正解 拼音是为了满足近代的汉语教育才出现的 好像是北洋政府推行的 过去是有点类似日语拼音的符号 建国后 认为这样的符号难学 难用 外国人学中文也不方面 就改成了拉丁字母 也就是现在的汉语拼音 而前者到现在台湾还在用
这些都是近代为了普及教育而作的努力 在古代 汉字的注音是大的难题 很多文字都因为冷僻 读音口口相传 有诸多谬误 大多是后只能用同音的非冷僻汉字去为冷僻汉字注音 但是这样反而更麻烦 因为有的时候 同音字反而更冷僻 所以到了近现代 这种方法才不用了 而改用了拼音
这些都是近代为了普及教育而作的努力 在古代 汉字的注音是大的难题 很多文字都因为冷僻 读音口口相传 有诸多谬误 大多是后只能用同音的非冷僻汉字去为冷僻汉字注音 但是这样反而更麻烦 因为有的时候 同音字反而更冷僻 所以到了近现代 这种方法才不用了 而改用了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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