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 的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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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1140-1207),南宋词人。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出生时,山东已为金兵所占。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任职期间,采取积极措施,招集流亡,训练军队,奖励耕战,打击贪污豪强,注意安定民生。一生坚决主张抗金。在《美芹十论》、《九议》等奏疏中,具体分析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对夸大金兵力量、鼓吹妥协投降的谬论,作了有力的驳斥;要求加强作战准备,鼓励士气,以恢复中原。他所提出的抗金建议,均未被采纳,并遭到主和派的打击,曾长期落职闲居江西上饶、铅山一带。晚年一度起用,不久病卒。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南宋上层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进行揭露和批判;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与苏轼并称为“苏辛”。《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等均有名。但部分作品也流露出抱负不能实现而产生的消极情绪。有《稼轩长短句》。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
【辛弃疾生平大事记】
(华中科技大学 徐汉明 编)
一一四○年(宋高宗赵构绍兴十年)一岁
五月十一日(公历五月二十八日)辛弃疾生于山东历城四风闸。
[父辛文郁早年逝世,由祖父辛赞抚养。祖父在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县)做金国的县令,当辛弃疾到了读书年龄时也跟到谯县。亳州有个叫刘瞻的人,长于作田园诗,当地负有时名,辛弃疾拜他为师,与党怀英同学。]
一一五四年(宋绍兴二十四年)十五岁
由济南府保荐到燕京参加进士考试,考试虽然失败,但给了他一个观察敌情的机会。
一一五七年(宋绍兴二十七年)十八岁
第二次参加进士考试,借机更加了解了敌情。
一一六○年(宋绍兴三十年)二十一岁
祖父辛赞逝世至晚当在本年。
一一六一年(宋绍兴三十一年)二十二岁
在济南南部山区组织一支两千多人的队伍举行起义,后投归耿京起义军,委任为掌书记。
一一六二年(宋绍兴三十二年)二十三岁
正月,耿京派贾瑞、辛弃疾等人奉表南归,十八日到达建康(今南京市),当天被皇帝赵构召见,授辛弃疾右承务郎。
被召见之后回起义军营,途中得知叛徒张安国等人杀害耿京投降金人,辛弃疾等带骑兵五十直闯有五万人的金营,活捉叛徒张安国交朝廷治罪。
南归后,任江阴签判,协助地方官处理政务。
一一六四年(宋孝宗隆兴二年)二十五岁
江阴签判任满去职。
一一六五年(宋孝宗乾道元年)二十六岁
向孝宗赵眘奏进《美芹十论》。
任广德军通判。
一一六六年(宋孝宗乾道二年)二十七岁
任广德军通判。
一一六七年(宋孝宗乾道三年)二十八岁
任广德军通判。
一一六八年(宋孝宗乾道四年)二十九岁
任建康府通判。
与建康行宫留守史正志、军马钱粮总领叶衡及赵彦端、韩元吉、严焕等人来往,参与游从宴会,酬答唱和,开始歌词创作活动,确定了以后长短句的写作方向。
一一七○年(宋乾道六年)三十一岁
在延和殿受孝宗皇帝的召见,进奏《阻江为险须藉两淮》及《议练民兵守淮》两疏。
召对之后,调任司农寺主簿。
把收复大计写成《九议》给宰相虞允文。
与在朝中任职的张木式 、吕祖谦来往,相与游从。
一一七二年(宋乾道八年)三十三岁
春,由司农寺主簿调滁州(今安徽滁县)知州。因滁州连遭灾荒,人烟冷落,城郭萧条,居民逃荒在外。到任后,宽征薄赋,恢复市场,使荒陋的面貌很快改换过来。
把滁州新市场的一处建筑取名为繁雄馆。又修建奠枕楼为当地居民登临娱乐的场所。
有奏议上朝廷,论敌我形势,但得不到朝廷的反应。
一一七四年(宋淳熙元年)三十五岁
春,离开滁州,到建康留守叶衡幕中做了几个月的参议官。
秋,登建康赏心亭,写下了著名的词篇《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
秋冬之交,叶衡入朝为相,辛弃疾因叶衡的推荐而被皇帝召见,召见之后,便留在临安(今杭州)做仓部郎官。
一一七五年(宋淳熙二年)三十五岁
六月任江西提点刑狱,节制诸军,讨捕于四月起事的茶商赖文政。七月,离开临安到江西接任。经辛弃疾的策划和部署,赖文政亲身到辛弃疾处投降,被押到江州处以死刑。因灭茶商军有功,加秘阁修撰职名。
一一七六年(宋淳熙三年)三十七岁
秋冬之际,改任京西路转运判官,到襄阳就职。
一一七七年(宋淳熙四年)三十八岁
春,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抚使。冬,江陵驻军中的统制官率逢原纵容其部曲殴打当地百姓,辛弃疾上疏论奏此事,建议对横行的军人和统制官加以惩处,因率逢原在朝廷有得力的后台,奏章未被采纳,反以帅守与驻军不能协同为由,被调任隆兴府(今江西南昌)的知府兼江西安抚使。
一一七八年(宋淳熙五年)三十九岁
本年暮春被召往杭州做大理少卿。经吕祖谦介绍,与陈亮相识,成为好友。
下半年,被调任湖北转运副使。
一一七九年(宋淳熙六年)四十岁
三月,改作湖南转运副使。自湖北调任湖南时,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饯行,辛弃疾赋《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
向朝廷奏进《论盗贼札子》。
秋,调任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
一一八○年(宋淳熙七年)四十一岁
对湖南土豪劣绅欺压乡民的武装组织乡社进行整顿。
创置湖南飞虎军。
冬,秘阁修撰被改为右文殿修撰,并再次任隆兴府知府兼江西安抚使。隆兴府遭严重旱灾,到任后,立即采取措施,举办救荒工作。
一一八一年(宋淳熙八年)四十二岁
七月,因举办救荒工作有功受奖,升为奉议郎。
春初,在江西信州上饶兴建带湖新居庄园。高处建舍,低处辟为稻田。主张“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因此把新居特取名为“稼轩”,并以此作别号。
十一月,由于谏官王蔺的弹劾,官职一并被削夺。
冬,带湖新居落成。罢官后,回到上饶带湖新居。
一一八二年(宋淳熙九年)四十三岁
闲居上饶家中。
一一八三年(宋淳熙十年)四十四岁
春,友人陈亮来信,说秋后来访,但后来因陈亮被诬下狱没有来成。
一一八五年(宋淳熙十二年)四十六岁
与信州守郑汝谐常有来往,酬唱甚多。
一一八八年(宋淳熙十五年)四十九岁
正月,第一本词集《稼轩词甲集》由门人范开编定印行。
在与上饶接壤的铅山县境内的期思渡修建了一座别墅,取附近一清泉名为瓢泉。瓢泉附近是一座连绵百多里的名山,主峰叫鹅湖,山下有座寺院叫鹅湖寺。南宋著名学者朱熹、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等曾在这寺院里辩论过哲学方面的问题,是学术史上有名的胜地。辛弃疾常和他的朋友去鹅湖寺游憩。
冬,友人陈亮来访。辛弃疾与他鹅湖同游,瓢泉共钦,长歌相答,极论世事,两人纵谈十日,成为南宋词坛上著名的鹅湖之会。有《贺新郎》一词,写与陈亮纵谈的喜悦和陈亮去后依依惜别的心情。从此以后,他们书信往来,彼此唱和,交谊日深,直到陈亮逝世。
一一九二年(宋绍熙三年)五十三岁
被起用为提点福建路刑狱公事,春初赴任。
九月,福建路安抚使林枅[木千干ji]死,辛弃疾兼代福建路安抚使,直到年终。
是时,与在建阳闲居的朱熹往来,游从甚繁,并常向他征求处理福建政务的意见。
向朝廷上疏,建议推行经界(清查地亩所有权与均平赋役负担)和改变盐法。
年末,得知皇帝要召见他。
一一九三年(宋绍熙四年)五十四岁
因皇帝要召见,正月初从福州启程,途经建阳同朱熹会晤。到杭州,陈亮也特地跑来相会。
被皇帝召见,奏进《认荆襄上流为东南重地疏》,就长江上游的军事防御提供了几点意见,但没有受到重视。奏对之后,留在朝廷做了半年的太府卿。
秋,职名被提名为集英殿修撰,派做福州知州兼福建路安抚使,重到福州。
一一九四年(宋绍熙五年)五十五岁
友人陈亮逝世。
七月,由于谏官黄艾的弹劾,被罢官,只给一个挂名的闲散差事,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
八月,回江西上饶,继续他的退休生活。
九月,因御史中丞谢深甫提出弹劾,职名由集英殿修撰降为秘阁修撰。
一一九五年(宋宁宗赵扩庆元元年)五十六岁
闲居上饶家中。
春,在铅山期思的新居全部落成。
十月,由于新御史中丞何澹再次提出弹劾,秘阁修撰的职名被削夺。
一一九六年(宋庆元二年)五十七岁
带湖居宅失火,全家移居铅山期思瓢泉新居。
九月,又有朝廷言官提出弹劾,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的空名也被削夺。到此,生平所有的各种名衔被削夺得干干净净。
(辛弃疾在这之前和之后的闲居生活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同一些士大夫阶层的人游山逛水、饮酒赋诗中消磨掉的。表面看来澹泊冷静,放浪林泉,不关心世事,实则胸中燃烧着炎炎烈火,不忘恢复失地,借歌词为陶写之具,抒爱国忧民之情。)
一一九八年(宋庆元四年)五十九岁
恢复集英殿修撰,又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
一二○○年(宋庆元六年)六十一岁
三月,友人朱熹在武夷山中逝世,辛弃疾为文往哭之。
一二○三年(宋嘉泰三年)六十四岁
六月,被起用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
是时,与在绍兴三山闲居的爱国诗人陆游往来,辛弃疾谷为陆游建一新舍,陆游没有接受,新舍未做成。
年末,宋宁宗召见,临行前去三山向陆游告别,陆游写长诗一首送行。
一二○四年(宋嘉泰四年)六十五岁
正月,宁宗赵扩召见,辛弃疾陈述对付金人的意见,主张北伐,要有一段时间做充分的准备,提出应把用兵任务交给元老大臣。
三月,派任镇江知府。到镇江后积极为对金用兵作准备,预制了一万套军服,计划招募一万名士丁。
一二○五年(宋宁宗开禧元年)六十六岁
六月,调任隆兴知府,未到任,又因谏官弹劾,新令撤回。
秋,怀着满腔忧愤返回铅山。
一二○六年(宋开禧二年)六十七岁
春,被起用做浙东安抚使,辛弃疾上疏辞免。
五月,朝廷正式发布伐金的命令,各路军队在韩侂胄指挥下都溃败下来,失败的原因,不出辛弃疾的预见,鲁莽从事,准备不够。
十二月,进龙图阁待制,派知江陵府,未就任。南宋向金求和,朝廷又召辛弃疾到杭州秦陈对时局的意见,拟任兵部侍郎,一再力辞,不肯出山。
一二○七年(宋开禧三年)六十八岁
召对之后,春,从杭州回铅山。八月,身染重病,在铅山家中养病。
秋,金人以索取韩侂胄的首级作为议和条件,韩侂胄大怒,再次对金用兵,并想请辛弃疾出来为他声援,任辛弃疾为枢密都承旨,令他疾速到临安赴任。诏令到铅山,辛弃疾病已沉重,卧床不起,只得上章请辞。
九月初十日,民族英雄、爱国词人辛弃疾带着忧愤的心情和没有实现的志愿离开了人世。死后葬铅山县南十五里阳原山中。
【辛弃疾生平大事记】
(华中科技大学 徐汉明 编)
一一四○年(宋高宗赵构绍兴十年)一岁
五月十一日(公历五月二十八日)辛弃疾生于山东历城四风闸。
[父辛文郁早年逝世,由祖父辛赞抚养。祖父在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县)做金国的县令,当辛弃疾到了读书年龄时也跟到谯县。亳州有个叫刘瞻的人,长于作田园诗,当地负有时名,辛弃疾拜他为师,与党怀英同学。]
一一五四年(宋绍兴二十四年)十五岁
由济南府保荐到燕京参加进士考试,考试虽然失败,但给了他一个观察敌情的机会。
一一五七年(宋绍兴二十七年)十八岁
第二次参加进士考试,借机更加了解了敌情。
一一六○年(宋绍兴三十年)二十一岁
祖父辛赞逝世至晚当在本年。
一一六一年(宋绍兴三十一年)二十二岁
在济南南部山区组织一支两千多人的队伍举行起义,后投归耿京起义军,委任为掌书记。
一一六二年(宋绍兴三十二年)二十三岁
正月,耿京派贾瑞、辛弃疾等人奉表南归,十八日到达建康(今南京市),当天被皇帝赵构召见,授辛弃疾右承务郎。
被召见之后回起义军营,途中得知叛徒张安国等人杀害耿京投降金人,辛弃疾等带骑兵五十直闯有五万人的金营,活捉叛徒张安国交朝廷治罪。
南归后,任江阴签判,协助地方官处理政务。
一一六四年(宋孝宗隆兴二年)二十五岁
江阴签判任满去职。
一一六五年(宋孝宗乾道元年)二十六岁
向孝宗赵眘奏进《美芹十论》。
任广德军通判。
一一六六年(宋孝宗乾道二年)二十七岁
任广德军通判。
一一六七年(宋孝宗乾道三年)二十八岁
任广德军通判。
一一六八年(宋孝宗乾道四年)二十九岁
任建康府通判。
与建康行宫留守史正志、军马钱粮总领叶衡及赵彦端、韩元吉、严焕等人来往,参与游从宴会,酬答唱和,开始歌词创作活动,确定了以后长短句的写作方向。
一一七○年(宋乾道六年)三十一岁
在延和殿受孝宗皇帝的召见,进奏《阻江为险须藉两淮》及《议练民兵守淮》两疏。
召对之后,调任司农寺主簿。
把收复大计写成《九议》给宰相虞允文。
与在朝中任职的张木式 、吕祖谦来往,相与游从。
一一七二年(宋乾道八年)三十三岁
春,由司农寺主簿调滁州(今安徽滁县)知州。因滁州连遭灾荒,人烟冷落,城郭萧条,居民逃荒在外。到任后,宽征薄赋,恢复市场,使荒陋的面貌很快改换过来。
把滁州新市场的一处建筑取名为繁雄馆。又修建奠枕楼为当地居民登临娱乐的场所。
有奏议上朝廷,论敌我形势,但得不到朝廷的反应。
一一七四年(宋淳熙元年)三十五岁
春,离开滁州,到建康留守叶衡幕中做了几个月的参议官。
秋,登建康赏心亭,写下了著名的词篇《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
秋冬之交,叶衡入朝为相,辛弃疾因叶衡的推荐而被皇帝召见,召见之后,便留在临安(今杭州)做仓部郎官。
一一七五年(宋淳熙二年)三十五岁
六月任江西提点刑狱,节制诸军,讨捕于四月起事的茶商赖文政。七月,离开临安到江西接任。经辛弃疾的策划和部署,赖文政亲身到辛弃疾处投降,被押到江州处以死刑。因灭茶商军有功,加秘阁修撰职名。
一一七六年(宋淳熙三年)三十七岁
秋冬之际,改任京西路转运判官,到襄阳就职。
一一七七年(宋淳熙四年)三十八岁
春,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抚使。冬,江陵驻军中的统制官率逢原纵容其部曲殴打当地百姓,辛弃疾上疏论奏此事,建议对横行的军人和统制官加以惩处,因率逢原在朝廷有得力的后台,奏章未被采纳,反以帅守与驻军不能协同为由,被调任隆兴府(今江西南昌)的知府兼江西安抚使。
一一七八年(宋淳熙五年)三十九岁
本年暮春被召往杭州做大理少卿。经吕祖谦介绍,与陈亮相识,成为好友。
下半年,被调任湖北转运副使。
一一七九年(宋淳熙六年)四十岁
三月,改作湖南转运副使。自湖北调任湖南时,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饯行,辛弃疾赋《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
向朝廷奏进《论盗贼札子》。
秋,调任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
一一八○年(宋淳熙七年)四十一岁
对湖南土豪劣绅欺压乡民的武装组织乡社进行整顿。
创置湖南飞虎军。
冬,秘阁修撰被改为右文殿修撰,并再次任隆兴府知府兼江西安抚使。隆兴府遭严重旱灾,到任后,立即采取措施,举办救荒工作。
一一八一年(宋淳熙八年)四十二岁
七月,因举办救荒工作有功受奖,升为奉议郎。
春初,在江西信州上饶兴建带湖新居庄园。高处建舍,低处辟为稻田。主张“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因此把新居特取名为“稼轩”,并以此作别号。
十一月,由于谏官王蔺的弹劾,官职一并被削夺。
冬,带湖新居落成。罢官后,回到上饶带湖新居。
一一八二年(宋淳熙九年)四十三岁
闲居上饶家中。
一一八三年(宋淳熙十年)四十四岁
春,友人陈亮来信,说秋后来访,但后来因陈亮被诬下狱没有来成。
一一八五年(宋淳熙十二年)四十六岁
与信州守郑汝谐常有来往,酬唱甚多。
一一八八年(宋淳熙十五年)四十九岁
正月,第一本词集《稼轩词甲集》由门人范开编定印行。
在与上饶接壤的铅山县境内的期思渡修建了一座别墅,取附近一清泉名为瓢泉。瓢泉附近是一座连绵百多里的名山,主峰叫鹅湖,山下有座寺院叫鹅湖寺。南宋著名学者朱熹、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等曾在这寺院里辩论过哲学方面的问题,是学术史上有名的胜地。辛弃疾常和他的朋友去鹅湖寺游憩。
冬,友人陈亮来访。辛弃疾与他鹅湖同游,瓢泉共钦,长歌相答,极论世事,两人纵谈十日,成为南宋词坛上著名的鹅湖之会。有《贺新郎》一词,写与陈亮纵谈的喜悦和陈亮去后依依惜别的心情。从此以后,他们书信往来,彼此唱和,交谊日深,直到陈亮逝世。
一一九二年(宋绍熙三年)五十三岁
被起用为提点福建路刑狱公事,春初赴任。
九月,福建路安抚使林枅[木千干ji]死,辛弃疾兼代福建路安抚使,直到年终。
是时,与在建阳闲居的朱熹往来,游从甚繁,并常向他征求处理福建政务的意见。
向朝廷上疏,建议推行经界(清查地亩所有权与均平赋役负担)和改变盐法。
年末,得知皇帝要召见他。
一一九三年(宋绍熙四年)五十四岁
因皇帝要召见,正月初从福州启程,途经建阳同朱熹会晤。到杭州,陈亮也特地跑来相会。
被皇帝召见,奏进《认荆襄上流为东南重地疏》,就长江上游的军事防御提供了几点意见,但没有受到重视。奏对之后,留在朝廷做了半年的太府卿。
秋,职名被提名为集英殿修撰,派做福州知州兼福建路安抚使,重到福州。
一一九四年(宋绍熙五年)五十五岁
友人陈亮逝世。
七月,由于谏官黄艾的弹劾,被罢官,只给一个挂名的闲散差事,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
八月,回江西上饶,继续他的退休生活。
九月,因御史中丞谢深甫提出弹劾,职名由集英殿修撰降为秘阁修撰。
一一九五年(宋宁宗赵扩庆元元年)五十六岁
闲居上饶家中。
春,在铅山期思的新居全部落成。
十月,由于新御史中丞何澹再次提出弹劾,秘阁修撰的职名被削夺。
一一九六年(宋庆元二年)五十七岁
带湖居宅失火,全家移居铅山期思瓢泉新居。
九月,又有朝廷言官提出弹劾,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的空名也被削夺。到此,生平所有的各种名衔被削夺得干干净净。
(辛弃疾在这之前和之后的闲居生活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同一些士大夫阶层的人游山逛水、饮酒赋诗中消磨掉的。表面看来澹泊冷静,放浪林泉,不关心世事,实则胸中燃烧着炎炎烈火,不忘恢复失地,借歌词为陶写之具,抒爱国忧民之情。)
一一九八年(宋庆元四年)五十九岁
恢复集英殿修撰,又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
一二○○年(宋庆元六年)六十一岁
三月,友人朱熹在武夷山中逝世,辛弃疾为文往哭之。
一二○三年(宋嘉泰三年)六十四岁
六月,被起用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
是时,与在绍兴三山闲居的爱国诗人陆游往来,辛弃疾谷为陆游建一新舍,陆游没有接受,新舍未做成。
年末,宋宁宗召见,临行前去三山向陆游告别,陆游写长诗一首送行。
一二○四年(宋嘉泰四年)六十五岁
正月,宁宗赵扩召见,辛弃疾陈述对付金人的意见,主张北伐,要有一段时间做充分的准备,提出应把用兵任务交给元老大臣。
三月,派任镇江知府。到镇江后积极为对金用兵作准备,预制了一万套军服,计划招募一万名士丁。
一二○五年(宋宁宗开禧元年)六十六岁
六月,调任隆兴知府,未到任,又因谏官弹劾,新令撤回。
秋,怀着满腔忧愤返回铅山。
一二○六年(宋开禧二年)六十七岁
春,被起用做浙东安抚使,辛弃疾上疏辞免。
五月,朝廷正式发布伐金的命令,各路军队在韩侂胄指挥下都溃败下来,失败的原因,不出辛弃疾的预见,鲁莽从事,准备不够。
十二月,进龙图阁待制,派知江陵府,未就任。南宋向金求和,朝廷又召辛弃疾到杭州秦陈对时局的意见,拟任兵部侍郎,一再力辞,不肯出山。
一二○七年(宋开禧三年)六十八岁
召对之后,春,从杭州回铅山。八月,身染重病,在铅山家中养病。
秋,金人以索取韩侂胄的首级作为议和条件,韩侂胄大怒,再次对金用兵,并想请辛弃疾出来为他声援,任辛弃疾为枢密都承旨,令他疾速到临安赴任。诏令到铅山,辛弃疾病已沉重,卧床不起,只得上章请辞。
九月初十日,民族英雄、爱国词人辛弃疾带着忧愤的心情和没有实现的志愿离开了人世。死后葬铅山县南十五里阳原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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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
辛弃疾有许多与陆游相似之处:他始终把洗雪国耻、收复失地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并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写出了时代的期望和失望、民族的热情与愤慨。但辛弃疾也有许多与陆游不同的地方:他作为一个具有实干才能的政治家,曾经获得相当高的地位,他对抗金事业的追求,不像陆游那样主要出于一腔热情;作为一个英雄豪杰式的人物,他的个性要比陆游来得强烈,他的思想也不像陆游那样“纯正”;他的理想,不仅反映了民族的共同心愿,而且反映了一个英雄之士渴望在历史大舞台上自我完成的志向;因此,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不像陆游喜欢写作诗歌尤其是格式严整的七律,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词这一更宜于表达激荡多变的情绪的体裁。他的词集《稼轩长短句》,保存了词作六百多首。
一、辛弃疾的生平与创作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他比陆游小十五岁,出生时北方久已沦陷于女真人之手。他的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并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美芹十论》),同时,辛弃疾也不断亲眼目睹汉人在女真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而另一方面,正由于辛弃疾是在金人统治下的北方长大的,他也较少受到使人一味循规蹈矩的传统文化教育,在他身上,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在其后方的汉族人民由于不堪金人严苛的压榨,奋起反抗。二十二岁的辛弃疾也聚集了二千人,参加由耿京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当金人内部矛盾爆发,完颜亮在前线为部下所杀,金军向北撤退时,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在他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听到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散的消息,便率领五十多人袭击敌营,把叛徒擒拿带回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辛弃疾惊人的勇敢和果断,使他名重一时,“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宋高宗便任命他为江阴签判,从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这时他才二十三岁。
辛弃疾初来南方,对朝廷的怯懦和畏缩并不了解,加上宋高宗赵构曾赞许过他的英勇行为,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所以在他南宋任职的前一时期中,曾热情洋溢地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像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尽管这些建议书在当时深受人们称赞,广为传诵,但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却反映冷淡,只是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这显然与辛弃疾的理想大相径庭,虽然他干得很出色,但由于深感岁月流驰、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却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
然而现实对辛弃疾是严酷的。他虽有出色的才干,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畏缩而圆滑、又嫉贤妒能的官场上立足。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并在江西上饶的带湖畔修建了园榭,以便离职后定居。果然,淳熙八年(1181)冬,辛弃疾四十二岁时,因受到弹劾而被免职,归居上饶。此后二十年间,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
辛弃疾一向很羡慕啸傲山林的隐逸高人,闲居乡野同他的人生观并非没有契合之处;而且,由于过去的地位,他的生活也尽可以过得颇为奢华。但是,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一个风云人物,在正是大有作为的壮年被迫离开政治舞台,这又使他难以忍受。所以,他常常一面尽情赏玩着山水田园风光和其中的恬静之趣,一面心灵深处又不停地涌起波澜,时而为一生的理想所激动,时而因现实的无情而愤怒和灰心,时而又强自宽慰,作旷达之想,在这种感情起伏中度过了后半生。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在这些词句中,埋藏了他深深的感慨。宁宗嘉泰三年(1203),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年迈的词人精神为之一振。第二年,他晋见宋宁宗,激昂慷慨地说了一番金国“必乱必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并亲自到前线镇江任职。
但他又一次受到了沉重打击,在一些谏官的攻击下被迫离职,于开禧元年(1205)重回故宅闲居。虽然后两年都曾被召任职,无奈年老多病,身体衰弱,终于在开禧三年秋天溘然长逝。
虽然,自中原失陷以来,表现对于民族耻辱的悲愤,抒发报国热情,已经成为文学的中心主题,辛弃疾的词在其中仍然有一种卓尔不群的光彩。这不仅因为辛弃疾生长于被异族蹂躏的北方,恢复故土的愿望比一般士大夫更为强烈,而且因为他在主动承担民族使命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寻求个人生命的辉煌,在他的词中表现出不可抑制的英雄主义精神。
在抒发报国之志时,辛弃疾的词常常显示出军人的勇毅和豪迈自信的情调,像“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
等等,无不豪情飞扬,气冲斗牛。对那些与自己一样勇于报国的志士,他由衷地加以赞美,与之同声相应,彼此勉励,如《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的慷慨热情,全然不同于一般俗滥的祝寿词: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况有文章山斗,对桐阴满庭清昼。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
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
而对于庸俗圆滑、面对民族危亡无所作为的官僚,辛弃疾有一种出于本能的厌恶,在《千年调》中他勾勒了这类人物的丑态:“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
然而正是这样的人充斥官场,把持权位,引导着一条苟且偷安的道路。他愤慨地写道:“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卜算子》)
当辛弃疾带领不多的人马冲过战场烽火来到南方时,怀着满腔热血,渴望一展宏图,却不料从此陷落在碌碌无为的境地,这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苦闷和悲愤。在他南归的第十二年重游当年南归的首站建康时,他写下了著名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这是对山河破碎的悲哀,对壮志成空的悲哀;岁月无情地流去,因这种悲哀更显得怵目惊心。然而即使词人在写他的孤独和悲哀,写他的痛苦和眼泪,我们仍然看到他以英雄自许、绝不甘沉没的心灵。而直到他晚年出任镇江知府时,所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仍是一面浩叹“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一面追忆自己青年时代的战斗生涯,表示出不甘衰老、犹有可为的壮烈情怀: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种永远不能在平庸中度过人生的英雄本色,伴随了辛弃疾的一生,也始终闪耀在他的词中。它奏响了宋词的最强音。
另一方面,无可奈何的处境和同样无可奈何的心境,使辛弃疾和陆游一样,不得不在乡居生活中寻求排遣苦闷的途径。他是受老庄思想影响很深的,曾自述“案上数编书,非庄即老”(《感皇恩》)。老庄哲学让他暂时忘怀世间的烦恼,贴近自然与日常生活,感受并在词中表现“一壑一丘”中所蕴涵的哲理与美感。而由于个性和审美趣味的不同,他的这一类词作不像陆游诗那样偏向于古朴淡雅,而是清新秀丽、活泼灵动。如《清平乐》写农家生活的情调: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西江月·遣兴》写自己放旷的生活: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功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但这类词作,并不意味着辛弃疾悲愤的心境随着年岁的增长与生活的闲适而谈化。这只是一时的忘情,也是悲愤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只要读一下著名的《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就可以知道了: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正是因为他经历了许多世事沧桑,积蓄了太多太深的苦闷,深知人生的无奈,才“欲说还休”。他只能在恬静的田园乡村中为自己的感情寻找寄寓,抚慰饱受创伤的心灵,这是一个英雄人物在一个平庸苟且的社会中的不得已的选择。理解这一点,才能明白辛弃疾写这一类词时真正的心态。
二、辛词的艺术创造
宋词在苏轼手中开创出一种豪放阔大、高旷开朗的风格,却一直没有得到强有力的继承发展。直至南渡之初张元干、张孝祥、叶梦得、朱敦儒等人以抗金雪耻为主题的词,才较多继承了苏轼的词风,起到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但他们的这一类词作,主要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为内心激情所支配的结果,而没有成为有意识的艺术追求,也没有更大幅度地向其他题材拓展,所以成就不是很高。到辛弃疾出现在词坛上,他不仅沿续了苏词的方向,写出许多具有雄放阔大的气势的作品,而且以其蔑视一切陈规的豪杰气概,和丰富的学养、过人的才华,在词的领域中进行极富于个人特色的创造,在推进苏词风格的同时也突破了苏词的范围,开拓了词的更为广阔的天地。
辛词和苏词都是以境界阔大、感情豪爽开朗著称的,但不同的是:苏轼常以旷达的胸襟与超越的时空观来体验人生,常表现出哲理式的感悟,并以这种参透人生的感悟使情感从冲动归于深沉的平静,而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更多地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因此,主观情感的浓烈、主观理念的执着,构成了辛词的一大特色。在他的词中,如“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 (《贺新郎》),“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贺新郎》),乃至“恨之极,恨极销磨不得。苌弘事、人道后来,其血三年化为碧”(《兰陵王》),都是激愤不能自已的悲怨心声,如“天风海雨”,以极强烈的力度震撼着读者的心灵。辛弃疾也信奉老庄,在词中作旷达语,但他并不能把冲动的感情由此化为平静,而是从低沉甚至绝望的方向上宣泄内心的悲愤,如“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水龙吟》), “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贺新郎》),“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浪淘沙》),这些表面看来似旷达又似颓废的句子,却更使人感受到他心中极高期望破灭成为绝望时无法销磨的痛苦。
而他的英雄的豪壮与绝望交织纽结,大起大落,反差强烈,更形成瀑布般的冲击力量。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从开头起,一路写想象中练兵、杀敌的场景与气氛,痛快淋漓,雄壮无比。但在“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之后,突然接上末句“可怜白发生”,点出那一切都是徒然的梦想,事实是白发无情,壮志成空,犹如一瓢冰水泼在猛火上,令人不由得惊栗震动。
在意象的使用上,辛弃疾也自有特点。他一般很少采用传统词作中常见的兰柳花草及红粉佳人为点缀;与所要表达的悲凉雄壮的情感基调相吻合,在他的笔下所描绘的自然景物,多有一种奔腾耸峙、不可一世的气派。如“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水龙吟》),“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满江红》);他所采摭的历史人物,也多属于奇伟英豪、宕放不羁,或慷慨悲凉的类型,如“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的李广(《八声甘州》),“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永遇乐》),“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权(《南乡子》)等等。这种自然和历史素材的选用,都与词中的感情力量成为恰好的配合,令人为之感奋。
所以,同属于豪放雄阔的风格,苏轼词较偏于潇洒疏朗、旷达超迈,而辛词则给人以慷慨悲歌、激情飞扬之感。
不过,以上只是指辛弃疾词中主流部分的艺术风格而言。
辛弃疾在词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内容的扩大,题材的拓宽。他现存的六百多首词作,写政治,写哲理,写朋友之情、恋人之情,写田园风光、民俗人情,写日常生活、读书感受,可以说,凡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东西,他都写入词中,范围比苏词还要广泛得多。而随着内容、题材的变化和感情基调的变化,辛词的艺术风格也有各种变化。虽说他的词主要以雄伟奔放、富有力度为长,但写起传统的婉媚风格的词,却也十分得心应手。如著名的《摸鱼儿·淳熙己亥……》,上阕写惜春,下阕写宫怨,借一个女子的口吻,把一种落寞怅惘的心情一层层地写得十分曲折委婉、回肠荡气,用笔极为细腻。他的许多描述乡村风光和农人生活的作品,又是那样朴素清丽、生机盎然。如《鹧鸪天》的下阕:
“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以及《西江月》的下阕:“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于简朴中见爽利老到,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境界。所以刘克庄《辛稼轩集序》说:“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这是比较全面也比较公允的评价。
辛弃疾和苏轼在词的语言技巧上都是有力的开拓者。前人说苏轼是以诗为词,辛弃疾是以文为词,这当然有些简单化,但确实也指出:到了辛弃疾手中,词的语言更加自由解放,变化无端,不复有规矩存在。在辛词中,有非常通俗稚拙的民间语言,如“些底事,误人那。不成真个不思家”(《鹧鸪天》),“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丑奴儿》),也有夹杂许多虚词语助的文言句式,如“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乎”(《汉宫春》),“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贺新郎》);有语气活跃的对话、自问自答乃至呼喝,如“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南乡子》),“杯,汝来前!”(《沁园春》)也有相当严整的对句,如“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破阵子》)
……。概括起来说,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形式松散,语义流动连贯,句子往往写得比较长。文人词较多使用的以密集的意象拼合成句、跳跃地连接句子构成整体意境的方式,在辛词中完全被打破了。但并不是说,辛弃疾的所谓“以文为词”不再有音乐性的节奏。在大量使用散文句式、注意保持生动的语气的同时,他仍然能够用各种手段造成变化的节奏。如《水龙吟》中“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意义联贯而下,在词中是很长的句子,但却是顿挫鲜明,铿锵有力,决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在词的形式中而已。
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又一大特色,是广泛地引用经、史、子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成句和历史典故,融化或镶嵌在自己的词里。这本来很容易造成生硬艰涩的毛病,但是以辛弃疾的才力,却大多能够运用得恰到好处、浑成自然,或是别有妙趣,正如清人刘熙载《艺概》所说:“任古书中理语、廋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以《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篇为例,百余字的篇幅,叙及孙权、刘裕、刘义隆、拓跋焘、廉颇五个历史人物的事迹,而与作者所要表达的主观情感、意念丝丝入扣;不仅内涵极为丰厚,而且语气飞动,神情毕露,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
当然,辛弃疾的词时常也有过分散文化、议论太多,以及所谓“掉书袋”即用典用古语太多的毛病,但不管怎么说,他确实把词大大地改造了;他的词不仅是 “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而且是任何“意”和“事”都能表达得很自由很充分。这样,词的创作才完全摆脱了羁绊,进入了自由的境界。
辛弃疾有许多与陆游相似之处:他始终把洗雪国耻、收复失地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并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写出了时代的期望和失望、民族的热情与愤慨。但辛弃疾也有许多与陆游不同的地方:他作为一个具有实干才能的政治家,曾经获得相当高的地位,他对抗金事业的追求,不像陆游那样主要出于一腔热情;作为一个英雄豪杰式的人物,他的个性要比陆游来得强烈,他的思想也不像陆游那样“纯正”;他的理想,不仅反映了民族的共同心愿,而且反映了一个英雄之士渴望在历史大舞台上自我完成的志向;因此,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不像陆游喜欢写作诗歌尤其是格式严整的七律,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词这一更宜于表达激荡多变的情绪的体裁。他的词集《稼轩长短句》,保存了词作六百多首。
一、辛弃疾的生平与创作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他比陆游小十五岁,出生时北方久已沦陷于女真人之手。他的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并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美芹十论》),同时,辛弃疾也不断亲眼目睹汉人在女真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而另一方面,正由于辛弃疾是在金人统治下的北方长大的,他也较少受到使人一味循规蹈矩的传统文化教育,在他身上,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在其后方的汉族人民由于不堪金人严苛的压榨,奋起反抗。二十二岁的辛弃疾也聚集了二千人,参加由耿京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当金人内部矛盾爆发,完颜亮在前线为部下所杀,金军向北撤退时,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在他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听到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散的消息,便率领五十多人袭击敌营,把叛徒擒拿带回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辛弃疾惊人的勇敢和果断,使他名重一时,“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宋高宗便任命他为江阴签判,从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这时他才二十三岁。
辛弃疾初来南方,对朝廷的怯懦和畏缩并不了解,加上宋高宗赵构曾赞许过他的英勇行为,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所以在他南宋任职的前一时期中,曾热情洋溢地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像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尽管这些建议书在当时深受人们称赞,广为传诵,但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却反映冷淡,只是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这显然与辛弃疾的理想大相径庭,虽然他干得很出色,但由于深感岁月流驰、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却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
然而现实对辛弃疾是严酷的。他虽有出色的才干,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畏缩而圆滑、又嫉贤妒能的官场上立足。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并在江西上饶的带湖畔修建了园榭,以便离职后定居。果然,淳熙八年(1181)冬,辛弃疾四十二岁时,因受到弹劾而被免职,归居上饶。此后二十年间,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
辛弃疾一向很羡慕啸傲山林的隐逸高人,闲居乡野同他的人生观并非没有契合之处;而且,由于过去的地位,他的生活也尽可以过得颇为奢华。但是,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一个风云人物,在正是大有作为的壮年被迫离开政治舞台,这又使他难以忍受。所以,他常常一面尽情赏玩着山水田园风光和其中的恬静之趣,一面心灵深处又不停地涌起波澜,时而为一生的理想所激动,时而因现实的无情而愤怒和灰心,时而又强自宽慰,作旷达之想,在这种感情起伏中度过了后半生。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在这些词句中,埋藏了他深深的感慨。宁宗嘉泰三年(1203),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年迈的词人精神为之一振。第二年,他晋见宋宁宗,激昂慷慨地说了一番金国“必乱必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并亲自到前线镇江任职。
但他又一次受到了沉重打击,在一些谏官的攻击下被迫离职,于开禧元年(1205)重回故宅闲居。虽然后两年都曾被召任职,无奈年老多病,身体衰弱,终于在开禧三年秋天溘然长逝。
虽然,自中原失陷以来,表现对于民族耻辱的悲愤,抒发报国热情,已经成为文学的中心主题,辛弃疾的词在其中仍然有一种卓尔不群的光彩。这不仅因为辛弃疾生长于被异族蹂躏的北方,恢复故土的愿望比一般士大夫更为强烈,而且因为他在主动承担民族使命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寻求个人生命的辉煌,在他的词中表现出不可抑制的英雄主义精神。
在抒发报国之志时,辛弃疾的词常常显示出军人的勇毅和豪迈自信的情调,像“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
等等,无不豪情飞扬,气冲斗牛。对那些与自己一样勇于报国的志士,他由衷地加以赞美,与之同声相应,彼此勉励,如《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的慷慨热情,全然不同于一般俗滥的祝寿词: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况有文章山斗,对桐阴满庭清昼。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
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
而对于庸俗圆滑、面对民族危亡无所作为的官僚,辛弃疾有一种出于本能的厌恶,在《千年调》中他勾勒了这类人物的丑态:“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
然而正是这样的人充斥官场,把持权位,引导着一条苟且偷安的道路。他愤慨地写道:“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卜算子》)
当辛弃疾带领不多的人马冲过战场烽火来到南方时,怀着满腔热血,渴望一展宏图,却不料从此陷落在碌碌无为的境地,这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苦闷和悲愤。在他南归的第十二年重游当年南归的首站建康时,他写下了著名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这是对山河破碎的悲哀,对壮志成空的悲哀;岁月无情地流去,因这种悲哀更显得怵目惊心。然而即使词人在写他的孤独和悲哀,写他的痛苦和眼泪,我们仍然看到他以英雄自许、绝不甘沉没的心灵。而直到他晚年出任镇江知府时,所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仍是一面浩叹“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一面追忆自己青年时代的战斗生涯,表示出不甘衰老、犹有可为的壮烈情怀: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种永远不能在平庸中度过人生的英雄本色,伴随了辛弃疾的一生,也始终闪耀在他的词中。它奏响了宋词的最强音。
另一方面,无可奈何的处境和同样无可奈何的心境,使辛弃疾和陆游一样,不得不在乡居生活中寻求排遣苦闷的途径。他是受老庄思想影响很深的,曾自述“案上数编书,非庄即老”(《感皇恩》)。老庄哲学让他暂时忘怀世间的烦恼,贴近自然与日常生活,感受并在词中表现“一壑一丘”中所蕴涵的哲理与美感。而由于个性和审美趣味的不同,他的这一类词作不像陆游诗那样偏向于古朴淡雅,而是清新秀丽、活泼灵动。如《清平乐》写农家生活的情调: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西江月·遣兴》写自己放旷的生活: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功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但这类词作,并不意味着辛弃疾悲愤的心境随着年岁的增长与生活的闲适而谈化。这只是一时的忘情,也是悲愤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只要读一下著名的《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就可以知道了: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正是因为他经历了许多世事沧桑,积蓄了太多太深的苦闷,深知人生的无奈,才“欲说还休”。他只能在恬静的田园乡村中为自己的感情寻找寄寓,抚慰饱受创伤的心灵,这是一个英雄人物在一个平庸苟且的社会中的不得已的选择。理解这一点,才能明白辛弃疾写这一类词时真正的心态。
二、辛词的艺术创造
宋词在苏轼手中开创出一种豪放阔大、高旷开朗的风格,却一直没有得到强有力的继承发展。直至南渡之初张元干、张孝祥、叶梦得、朱敦儒等人以抗金雪耻为主题的词,才较多继承了苏轼的词风,起到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但他们的这一类词作,主要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为内心激情所支配的结果,而没有成为有意识的艺术追求,也没有更大幅度地向其他题材拓展,所以成就不是很高。到辛弃疾出现在词坛上,他不仅沿续了苏词的方向,写出许多具有雄放阔大的气势的作品,而且以其蔑视一切陈规的豪杰气概,和丰富的学养、过人的才华,在词的领域中进行极富于个人特色的创造,在推进苏词风格的同时也突破了苏词的范围,开拓了词的更为广阔的天地。
辛词和苏词都是以境界阔大、感情豪爽开朗著称的,但不同的是:苏轼常以旷达的胸襟与超越的时空观来体验人生,常表现出哲理式的感悟,并以这种参透人生的感悟使情感从冲动归于深沉的平静,而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更多地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因此,主观情感的浓烈、主观理念的执着,构成了辛词的一大特色。在他的词中,如“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 (《贺新郎》),“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贺新郎》),乃至“恨之极,恨极销磨不得。苌弘事、人道后来,其血三年化为碧”(《兰陵王》),都是激愤不能自已的悲怨心声,如“天风海雨”,以极强烈的力度震撼着读者的心灵。辛弃疾也信奉老庄,在词中作旷达语,但他并不能把冲动的感情由此化为平静,而是从低沉甚至绝望的方向上宣泄内心的悲愤,如“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水龙吟》), “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贺新郎》),“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浪淘沙》),这些表面看来似旷达又似颓废的句子,却更使人感受到他心中极高期望破灭成为绝望时无法销磨的痛苦。
而他的英雄的豪壮与绝望交织纽结,大起大落,反差强烈,更形成瀑布般的冲击力量。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从开头起,一路写想象中练兵、杀敌的场景与气氛,痛快淋漓,雄壮无比。但在“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之后,突然接上末句“可怜白发生”,点出那一切都是徒然的梦想,事实是白发无情,壮志成空,犹如一瓢冰水泼在猛火上,令人不由得惊栗震动。
在意象的使用上,辛弃疾也自有特点。他一般很少采用传统词作中常见的兰柳花草及红粉佳人为点缀;与所要表达的悲凉雄壮的情感基调相吻合,在他的笔下所描绘的自然景物,多有一种奔腾耸峙、不可一世的气派。如“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水龙吟》),“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满江红》);他所采摭的历史人物,也多属于奇伟英豪、宕放不羁,或慷慨悲凉的类型,如“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的李广(《八声甘州》),“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永遇乐》),“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权(《南乡子》)等等。这种自然和历史素材的选用,都与词中的感情力量成为恰好的配合,令人为之感奋。
所以,同属于豪放雄阔的风格,苏轼词较偏于潇洒疏朗、旷达超迈,而辛词则给人以慷慨悲歌、激情飞扬之感。
不过,以上只是指辛弃疾词中主流部分的艺术风格而言。
辛弃疾在词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内容的扩大,题材的拓宽。他现存的六百多首词作,写政治,写哲理,写朋友之情、恋人之情,写田园风光、民俗人情,写日常生活、读书感受,可以说,凡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东西,他都写入词中,范围比苏词还要广泛得多。而随着内容、题材的变化和感情基调的变化,辛词的艺术风格也有各种变化。虽说他的词主要以雄伟奔放、富有力度为长,但写起传统的婉媚风格的词,却也十分得心应手。如著名的《摸鱼儿·淳熙己亥……》,上阕写惜春,下阕写宫怨,借一个女子的口吻,把一种落寞怅惘的心情一层层地写得十分曲折委婉、回肠荡气,用笔极为细腻。他的许多描述乡村风光和农人生活的作品,又是那样朴素清丽、生机盎然。如《鹧鸪天》的下阕:
“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以及《西江月》的下阕:“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于简朴中见爽利老到,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境界。所以刘克庄《辛稼轩集序》说:“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这是比较全面也比较公允的评价。
辛弃疾和苏轼在词的语言技巧上都是有力的开拓者。前人说苏轼是以诗为词,辛弃疾是以文为词,这当然有些简单化,但确实也指出:到了辛弃疾手中,词的语言更加自由解放,变化无端,不复有规矩存在。在辛词中,有非常通俗稚拙的民间语言,如“些底事,误人那。不成真个不思家”(《鹧鸪天》),“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丑奴儿》),也有夹杂许多虚词语助的文言句式,如“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乎”(《汉宫春》),“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贺新郎》);有语气活跃的对话、自问自答乃至呼喝,如“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南乡子》),“杯,汝来前!”(《沁园春》)也有相当严整的对句,如“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破阵子》)
……。概括起来说,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形式松散,语义流动连贯,句子往往写得比较长。文人词较多使用的以密集的意象拼合成句、跳跃地连接句子构成整体意境的方式,在辛词中完全被打破了。但并不是说,辛弃疾的所谓“以文为词”不再有音乐性的节奏。在大量使用散文句式、注意保持生动的语气的同时,他仍然能够用各种手段造成变化的节奏。如《水龙吟》中“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意义联贯而下,在词中是很长的句子,但却是顿挫鲜明,铿锵有力,决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在词的形式中而已。
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又一大特色,是广泛地引用经、史、子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成句和历史典故,融化或镶嵌在自己的词里。这本来很容易造成生硬艰涩的毛病,但是以辛弃疾的才力,却大多能够运用得恰到好处、浑成自然,或是别有妙趣,正如清人刘熙载《艺概》所说:“任古书中理语、廋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以《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篇为例,百余字的篇幅,叙及孙权、刘裕、刘义隆、拓跋焘、廉颇五个历史人物的事迹,而与作者所要表达的主观情感、意念丝丝入扣;不仅内涵极为丰厚,而且语气飞动,神情毕露,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
当然,辛弃疾的词时常也有过分散文化、议论太多,以及所谓“掉书袋”即用典用古语太多的毛病,但不管怎么说,他确实把词大大地改造了;他的词不仅是 “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而且是任何“意”和“事”都能表达得很自由很充分。这样,词的创作才完全摆脱了羁绊,进入了自由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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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
辛弃疾有许多与陆游相似之处:他始终把洗雪国耻、收复失地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并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写出了时代的期望和失望、民族的热情与愤慨。但辛弃疾也有许多与陆游不同的地方:他作为一个具有实干才能的政治家,曾经获得相当高的地位,他对抗金事业的追求,不像陆游那样主要出于一腔热情;作为一个英雄豪杰式的人物,他的个性要比陆游来得强烈,他的思想也不像陆游那样“纯正”;他的理想,不仅反映了民族的共同心愿,而且反映了一个英雄之士渴望在历史大舞台上自我完成的志向;因此,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不像陆游喜欢写作诗歌尤其是格式严整的七律,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词这一更宜于表达激荡多变的情绪的体裁。他的词集《稼轩长短句》,保存了词作六百多首。
一、辛弃疾的生平与创作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他比陆游小十五岁,出生时北方久已沦陷于女真人之手。他的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并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美芹十论》),同时,辛弃疾也不断亲眼目睹汉人在女真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而另一方面,正由于辛弃疾是在金人统治下的北方长大的,他也较少受到使人一味循规蹈矩的传统文化教育,在他身上,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在其后方的汉族人民由于不堪金人严苛的压榨,奋起反抗。二十二岁的辛弃疾也聚集了二千人,参加由耿京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当金人内部矛盾爆发,完颜亮在前线为部下所杀,金军向北撤退时,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在他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听到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散的消息,便率领五十多人袭击敌营,把叛徒擒拿带回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辛弃疾惊人的勇敢和果断,使他名重一时,“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宋高宗便任命他为江阴签判,从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这时他才二十三岁。
辛弃疾初来南方,对朝廷的怯懦和畏缩并不了解,加上宋高宗赵构曾赞许过他的英勇行为,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所以在他南宋任职的前一时期中,曾热情洋溢地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像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尽管这些建议书在当时深受人们称赞,广为传诵,但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却反映冷淡,只是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这显然与辛弃疾的理想大相径庭,虽然他干得很出色,但由于深感岁月流驰、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却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
然而现实对辛弃疾是严酷的。他虽有出色的才干,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畏缩而圆滑、又嫉贤妒能的官场上立足。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并在江西上饶的带湖畔修建了园榭,以便离职后定居。果然,淳熙八年(1181)冬,辛弃疾四十二岁时,因受到弹劾而被免职,归居上饶。此后二十年间,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
辛弃疾一向很羡慕啸傲山林的隐逸高人,闲居乡野同他的人生观并非没有契合之处;而且,由于过去的地位,他的生活也尽可以过得颇为奢华。但是,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一个风云人物,在正是大有作为的壮年被迫离开政治舞台,这又使他难以忍受。所以,他常常一面尽情赏玩着山水田园风光和其中的恬静之趣,一面心灵深处又不停地涌起波澜,时而为一生的理想所激动,时而因现实的无情而愤怒和灰心,时而又强自宽慰,作旷达之想,在这种感情起伏中度过了后半生。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在这些词句中,埋藏了他深深的感慨。宁宗嘉泰三年(1203),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年迈的词人精神为之一振。第二年,他晋见宋宁宗,激昂慷慨地说了一番金国“必乱必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并亲自到前线镇江任职。
但他又一次受到了沉重打击,在一些谏官的攻击下被迫离职,于开禧元年(1205)重回故宅闲居。虽然后两年都曾被召任职,无奈年老多病,身体衰弱,终于在开禧三年秋天溘然长逝。
虽然,自中原失陷以来,表现对于民族耻辱的悲愤,抒发报国热情,已经成为文学的中心主题,辛弃疾的词在其中仍然有一种卓尔不群的光彩。这不仅因为辛弃疾生长于被异族蹂躏的北方,恢复故土的愿望比一般士大夫更为强烈,而且因为他在主动承担民族使命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寻求个人生命的辉煌,在他的词中表现出不可抑制的英雄主义精神。
在抒发报国之志时,辛弃疾的词常常显示出军人的勇毅和豪迈自信的情调,像“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
等等,无不豪情飞扬,气冲斗牛。对那些与自己一样勇于报国的志士,他由衷地加以赞美,与之同声相应,彼此勉励,如《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的慷慨热情,全然不同于一般俗滥的祝寿词: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况有文章山斗,对桐阴满庭清昼。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
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
而对于庸俗圆滑、面对民族危亡无所作为的官僚,辛弃疾有一种出于本能的厌恶,在《千年调》中他勾勒了这类人物的丑态:“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
然而正是这样的人充斥官场,把持权位,引导着一条苟且偷安的道路。他愤慨地写道:“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卜算子》)
当辛弃疾带领不多的人马冲过战场烽火来到南方时,怀着满腔热血,渴望一展宏图,却不料从此陷落在碌碌无为的境地,这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苦闷和悲愤。在他南归的第十二年重游当年南归的首站建康时,他写下了著名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这是对山河破碎的悲哀,对壮志成空的悲哀;岁月无情地流去,因这种悲哀更显得怵目惊心。然而即使词人在写他的孤独和悲哀,写他的痛苦和眼泪,我们仍然看到他以英雄自许、绝不甘沉没的心灵。而直到他晚年出任镇江知府时,所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仍是一面浩叹“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一面追忆自己青年时代的战斗生涯,表示出不甘衰老、犹有可为的壮烈情怀: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种永远不能在平庸中度过人生的英雄本色,伴随了辛弃疾的一生,也始终闪耀在他的词中。它奏响了宋词的最强音。
另一方面,无可奈何的处境和同样无可奈何的心境,使辛弃疾和陆游一样,不得不在乡居生活中寻求排遣苦闷的途径。他是受老庄思想影响很深的,曾自述“案上数编书,非庄即老”(《感皇恩》)。老庄哲学让他暂时忘怀世间的烦恼,贴近自然与日常生活,感受并在词中表现“一壑一丘”中所蕴涵的哲理与美感。而由于个性和审美趣味的不同,他的这一类词作不像陆游诗那样偏向于古朴淡雅,而是清新秀丽、活泼灵动。如《清平乐》写农家生活的情调: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西江月·遣兴》写自己放旷的生活: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功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但这类词作,并不意味着辛弃疾悲愤的心境随着年岁的增长与生活的闲适而谈化。这只是一时的忘情,也是悲愤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只要读一下著名的《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就可以知道了: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正是因为他经历了许多世事沧桑,积蓄了太多太深的苦闷,深知人生的无奈,才“欲说还休”。他只能在恬静的田园乡村中为自己的感情寻找寄寓,抚慰饱受创伤的心灵,这是一个英雄人物在一个平庸苟且的社会中的不得已的选择。理解这一点,才能明白辛弃疾写这一类词时真正的心态。
二、辛词的艺术创造
宋词在苏轼手中开创出一种豪放阔大、高旷开朗的风格,却一直没有得到强有力的继承发展。直至南渡之初张元干、张孝祥、叶梦得、朱敦儒等人以抗金雪耻为主题的词,才较多继承了苏轼的词风,起到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但他们的这一类词作,主要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为内心激情所支配的结果,而没有成为有意识的艺术追求,也没有更大幅度地向其他题材拓展,所以成就不是很高。到辛弃疾出现在词坛上,他不仅沿续了苏词的方向,写出许多具有雄放阔大的气势的作品,而且以其蔑视一切陈规的豪杰气概,和丰富的学养、过人的才华,在词的领域中进行极富于个人特色的创造,在推进苏词风格的同时也突破了苏词的范围,开拓了词的更为广阔的天地。
辛词和苏词都是以境界阔大、感情豪爽开朗著称的,但不同的是:苏轼常以旷达的胸襟与超越的时空观来体验人生,常表现出哲理式的感悟,并以这种参透人生的感悟使情感从冲动归于深沉的平静,而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更多地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因此,主观情感的浓烈、主观理念的执着,构成了辛词的一大特色。在他的词中,如“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 (《贺新郎》),“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贺新郎》),乃至“恨之极,恨极销磨不得。苌弘事、人道后来,其血三年化为碧”(《兰陵王》),都是激愤不能自已的悲怨心声,如“天风海雨”,以极强烈的力度震撼着读者的心灵。辛弃疾也信奉老庄,在词中作旷达语,但他并不能把冲动的感情由此化为平静,而是从低沉甚至绝望的方向上宣泄内心的悲愤,如“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水龙吟》), “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贺新郎》),“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浪淘沙》),这些表面看来似旷达又似颓废的句子,却更使人感受到他心中极高期望破灭成为绝望时无法销磨的痛苦。
而他的英雄的豪壮与绝望交织纽结,大起大落,反差强烈,更形成瀑布般的冲击力量。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从开头起,一路写想象中练兵、杀敌的场景与气氛,痛快淋漓,雄壮无比。但在“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之后,突然接上末句“可怜白发生”,点出那一切都是徒然的梦想,事实是白发无情,壮志成空,犹如一瓢冰水泼在猛火上,令人不由得惊栗震动。
在意象的使用上,辛弃疾也自有特点。他一般很少采用传统词作中常见的兰柳花草及红粉佳人为点缀;与所要表达的悲凉雄壮的情感基调相吻合,在他的笔下所描绘的自然景物,多有一种奔腾耸峙、不可一世的气派。如“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水龙吟》),“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满江红》);他所采摭的历史人物,也多属于奇伟英豪、宕放不羁,或慷慨悲凉的类型,如“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的李广(《八声甘州》),“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永遇乐》),“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权(《南乡子》)等等。这种自然和历史素材的选用,都与词中的感情力量成为恰好的配合,令人为之感奋。
所以,同属于豪放雄阔的风格,苏轼词较偏于潇洒疏朗、旷达超迈,而辛词则给人以慷慨悲歌、激情飞扬之感。
不过,以上只是指辛弃疾词中主流部分的艺术风格而言。
辛弃疾在词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内容的扩大,题材的拓宽。他现存的六百多首词作,写政治,写哲理,写朋友之情、恋人之情,写田园风光、民俗人情,写日常生活、读书感受,可以说,凡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东西,他都写入词中,范围比苏词还要广泛得多。而随着内容、题材的变化和感情基调的变化,辛词的艺术风格也有各种变化。虽说他的词主要以雄伟奔放、富有力度为长,但写起传统的婉媚风格的词,却也十分得心应手。如著名的《摸鱼儿·淳熙己亥……》,上阕写惜春,下阕写宫怨,借一个女子的口吻,把一种落寞怅惘的心情一层层地写得十分曲折委婉、回肠荡气,用笔极为细腻。他的许多描述乡村风光和农人生活的作品,又是那样朴素清丽、生机盎然。如《鹧鸪天》的下阕:
“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以及《西江月》的下阕:“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于简朴中见爽利老到,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境界。所以刘克庄《辛稼轩集序》说:“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这是比较全面也比较公允的评价。
辛弃疾和苏轼在词的语言技巧上都是有力的开拓者。前人说苏轼是以诗为词,辛弃疾是以文为词,这当然有些简单化,但确实也指出:到了辛弃疾手中,词的语言更加自由解放,变化无端,不复有规矩存在。在辛词中,有非常通俗稚拙的民间语言,如“些底事,误人那。不成真个不思家”(《鹧鸪天》),“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丑奴儿》),也有夹杂许多虚词语助的文言句式,如“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乎”(《汉宫春》),“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贺新郎》);有语气活跃的对话、自问自答乃至呼喝,如“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南乡子》),“杯,汝来前!”(《沁园春》)也有相当严整的对句,如“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破阵子》)
……。概括起来说,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形式松散,语义流动连贯,句子往往写得比较长。文人词较多使用的以密集的意象拼合成句、跳跃地连接句子构成整体意境的方式,在辛词中完全被打破了。但并不是说,辛弃疾的所谓“以文为词”不再有音乐性的节奏。在大量使用散文句式、注意保持生动的语气的同时,他仍然能够用各种手段造成变化的节奏。如《水龙吟》中“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意义联贯而下,在词中是很长的句子,但却是顿挫鲜明,铿锵有力,决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在词的形式中而已。
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又一大特色,是广泛地引用经、史、子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成句和历史典故,融化或镶嵌在自己的词里。这本来很容易造成生硬艰涩的毛病,但是以辛弃疾的才力,却大多能够运用得恰到好处、浑成自然,或是别有妙趣,正如清人刘熙载《艺概》所说:“任古书中理语、廋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以《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篇为例,百余字的篇幅,叙及孙权、刘裕、刘义隆、拓跋焘、廉颇五个历史人物的事迹,而与作者所要表达的主观情感、意念丝丝入扣;不仅内涵极为丰厚,而且语气飞动,神情毕露,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
当然,辛弃疾的词时常也有过分散文化、议论太多,以及所谓“掉书袋”即用典用古语太多的毛病,但不管怎么说,他确实把词大大地改造了;他的词不仅是 “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而且是任何“意”和“事”都能表达得很自由很充分。这样,词的创作才完全摆脱了羁绊,进入了自由的境界。
辛弃疾有许多与陆游相似之处:他始终把洗雪国耻、收复失地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并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写出了时代的期望和失望、民族的热情与愤慨。但辛弃疾也有许多与陆游不同的地方:他作为一个具有实干才能的政治家,曾经获得相当高的地位,他对抗金事业的追求,不像陆游那样主要出于一腔热情;作为一个英雄豪杰式的人物,他的个性要比陆游来得强烈,他的思想也不像陆游那样“纯正”;他的理想,不仅反映了民族的共同心愿,而且反映了一个英雄之士渴望在历史大舞台上自我完成的志向;因此,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不像陆游喜欢写作诗歌尤其是格式严整的七律,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词这一更宜于表达激荡多变的情绪的体裁。他的词集《稼轩长短句》,保存了词作六百多首。
一、辛弃疾的生平与创作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他比陆游小十五岁,出生时北方久已沦陷于女真人之手。他的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并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美芹十论》),同时,辛弃疾也不断亲眼目睹汉人在女真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而另一方面,正由于辛弃疾是在金人统治下的北方长大的,他也较少受到使人一味循规蹈矩的传统文化教育,在他身上,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在其后方的汉族人民由于不堪金人严苛的压榨,奋起反抗。二十二岁的辛弃疾也聚集了二千人,参加由耿京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当金人内部矛盾爆发,完颜亮在前线为部下所杀,金军向北撤退时,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在他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听到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散的消息,便率领五十多人袭击敌营,把叛徒擒拿带回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辛弃疾惊人的勇敢和果断,使他名重一时,“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宋高宗便任命他为江阴签判,从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这时他才二十三岁。
辛弃疾初来南方,对朝廷的怯懦和畏缩并不了解,加上宋高宗赵构曾赞许过他的英勇行为,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所以在他南宋任职的前一时期中,曾热情洋溢地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像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尽管这些建议书在当时深受人们称赞,广为传诵,但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却反映冷淡,只是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这显然与辛弃疾的理想大相径庭,虽然他干得很出色,但由于深感岁月流驰、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却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
然而现实对辛弃疾是严酷的。他虽有出色的才干,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畏缩而圆滑、又嫉贤妒能的官场上立足。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并在江西上饶的带湖畔修建了园榭,以便离职后定居。果然,淳熙八年(1181)冬,辛弃疾四十二岁时,因受到弹劾而被免职,归居上饶。此后二十年间,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
辛弃疾一向很羡慕啸傲山林的隐逸高人,闲居乡野同他的人生观并非没有契合之处;而且,由于过去的地位,他的生活也尽可以过得颇为奢华。但是,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一个风云人物,在正是大有作为的壮年被迫离开政治舞台,这又使他难以忍受。所以,他常常一面尽情赏玩着山水田园风光和其中的恬静之趣,一面心灵深处又不停地涌起波澜,时而为一生的理想所激动,时而因现实的无情而愤怒和灰心,时而又强自宽慰,作旷达之想,在这种感情起伏中度过了后半生。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在这些词句中,埋藏了他深深的感慨。宁宗嘉泰三年(1203),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年迈的词人精神为之一振。第二年,他晋见宋宁宗,激昂慷慨地说了一番金国“必乱必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并亲自到前线镇江任职。
但他又一次受到了沉重打击,在一些谏官的攻击下被迫离职,于开禧元年(1205)重回故宅闲居。虽然后两年都曾被召任职,无奈年老多病,身体衰弱,终于在开禧三年秋天溘然长逝。
虽然,自中原失陷以来,表现对于民族耻辱的悲愤,抒发报国热情,已经成为文学的中心主题,辛弃疾的词在其中仍然有一种卓尔不群的光彩。这不仅因为辛弃疾生长于被异族蹂躏的北方,恢复故土的愿望比一般士大夫更为强烈,而且因为他在主动承担民族使命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寻求个人生命的辉煌,在他的词中表现出不可抑制的英雄主义精神。
在抒发报国之志时,辛弃疾的词常常显示出军人的勇毅和豪迈自信的情调,像“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
等等,无不豪情飞扬,气冲斗牛。对那些与自己一样勇于报国的志士,他由衷地加以赞美,与之同声相应,彼此勉励,如《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的慷慨热情,全然不同于一般俗滥的祝寿词: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况有文章山斗,对桐阴满庭清昼。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
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
而对于庸俗圆滑、面对民族危亡无所作为的官僚,辛弃疾有一种出于本能的厌恶,在《千年调》中他勾勒了这类人物的丑态:“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
然而正是这样的人充斥官场,把持权位,引导着一条苟且偷安的道路。他愤慨地写道:“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卜算子》)
当辛弃疾带领不多的人马冲过战场烽火来到南方时,怀着满腔热血,渴望一展宏图,却不料从此陷落在碌碌无为的境地,这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苦闷和悲愤。在他南归的第十二年重游当年南归的首站建康时,他写下了著名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这是对山河破碎的悲哀,对壮志成空的悲哀;岁月无情地流去,因这种悲哀更显得怵目惊心。然而即使词人在写他的孤独和悲哀,写他的痛苦和眼泪,我们仍然看到他以英雄自许、绝不甘沉没的心灵。而直到他晚年出任镇江知府时,所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仍是一面浩叹“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一面追忆自己青年时代的战斗生涯,表示出不甘衰老、犹有可为的壮烈情怀: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种永远不能在平庸中度过人生的英雄本色,伴随了辛弃疾的一生,也始终闪耀在他的词中。它奏响了宋词的最强音。
另一方面,无可奈何的处境和同样无可奈何的心境,使辛弃疾和陆游一样,不得不在乡居生活中寻求排遣苦闷的途径。他是受老庄思想影响很深的,曾自述“案上数编书,非庄即老”(《感皇恩》)。老庄哲学让他暂时忘怀世间的烦恼,贴近自然与日常生活,感受并在词中表现“一壑一丘”中所蕴涵的哲理与美感。而由于个性和审美趣味的不同,他的这一类词作不像陆游诗那样偏向于古朴淡雅,而是清新秀丽、活泼灵动。如《清平乐》写农家生活的情调: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西江月·遣兴》写自己放旷的生活: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功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但这类词作,并不意味着辛弃疾悲愤的心境随着年岁的增长与生活的闲适而谈化。这只是一时的忘情,也是悲愤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只要读一下著名的《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就可以知道了: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正是因为他经历了许多世事沧桑,积蓄了太多太深的苦闷,深知人生的无奈,才“欲说还休”。他只能在恬静的田园乡村中为自己的感情寻找寄寓,抚慰饱受创伤的心灵,这是一个英雄人物在一个平庸苟且的社会中的不得已的选择。理解这一点,才能明白辛弃疾写这一类词时真正的心态。
二、辛词的艺术创造
宋词在苏轼手中开创出一种豪放阔大、高旷开朗的风格,却一直没有得到强有力的继承发展。直至南渡之初张元干、张孝祥、叶梦得、朱敦儒等人以抗金雪耻为主题的词,才较多继承了苏轼的词风,起到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但他们的这一类词作,主要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为内心激情所支配的结果,而没有成为有意识的艺术追求,也没有更大幅度地向其他题材拓展,所以成就不是很高。到辛弃疾出现在词坛上,他不仅沿续了苏词的方向,写出许多具有雄放阔大的气势的作品,而且以其蔑视一切陈规的豪杰气概,和丰富的学养、过人的才华,在词的领域中进行极富于个人特色的创造,在推进苏词风格的同时也突破了苏词的范围,开拓了词的更为广阔的天地。
辛词和苏词都是以境界阔大、感情豪爽开朗著称的,但不同的是:苏轼常以旷达的胸襟与超越的时空观来体验人生,常表现出哲理式的感悟,并以这种参透人生的感悟使情感从冲动归于深沉的平静,而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更多地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因此,主观情感的浓烈、主观理念的执着,构成了辛词的一大特色。在他的词中,如“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 (《贺新郎》),“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贺新郎》),乃至“恨之极,恨极销磨不得。苌弘事、人道后来,其血三年化为碧”(《兰陵王》),都是激愤不能自已的悲怨心声,如“天风海雨”,以极强烈的力度震撼着读者的心灵。辛弃疾也信奉老庄,在词中作旷达语,但他并不能把冲动的感情由此化为平静,而是从低沉甚至绝望的方向上宣泄内心的悲愤,如“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水龙吟》), “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贺新郎》),“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浪淘沙》),这些表面看来似旷达又似颓废的句子,却更使人感受到他心中极高期望破灭成为绝望时无法销磨的痛苦。
而他的英雄的豪壮与绝望交织纽结,大起大落,反差强烈,更形成瀑布般的冲击力量。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从开头起,一路写想象中练兵、杀敌的场景与气氛,痛快淋漓,雄壮无比。但在“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之后,突然接上末句“可怜白发生”,点出那一切都是徒然的梦想,事实是白发无情,壮志成空,犹如一瓢冰水泼在猛火上,令人不由得惊栗震动。
在意象的使用上,辛弃疾也自有特点。他一般很少采用传统词作中常见的兰柳花草及红粉佳人为点缀;与所要表达的悲凉雄壮的情感基调相吻合,在他的笔下所描绘的自然景物,多有一种奔腾耸峙、不可一世的气派。如“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水龙吟》),“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满江红》);他所采摭的历史人物,也多属于奇伟英豪、宕放不羁,或慷慨悲凉的类型,如“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的李广(《八声甘州》),“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永遇乐》),“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权(《南乡子》)等等。这种自然和历史素材的选用,都与词中的感情力量成为恰好的配合,令人为之感奋。
所以,同属于豪放雄阔的风格,苏轼词较偏于潇洒疏朗、旷达超迈,而辛词则给人以慷慨悲歌、激情飞扬之感。
不过,以上只是指辛弃疾词中主流部分的艺术风格而言。
辛弃疾在词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内容的扩大,题材的拓宽。他现存的六百多首词作,写政治,写哲理,写朋友之情、恋人之情,写田园风光、民俗人情,写日常生活、读书感受,可以说,凡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东西,他都写入词中,范围比苏词还要广泛得多。而随着内容、题材的变化和感情基调的变化,辛词的艺术风格也有各种变化。虽说他的词主要以雄伟奔放、富有力度为长,但写起传统的婉媚风格的词,却也十分得心应手。如著名的《摸鱼儿·淳熙己亥……》,上阕写惜春,下阕写宫怨,借一个女子的口吻,把一种落寞怅惘的心情一层层地写得十分曲折委婉、回肠荡气,用笔极为细腻。他的许多描述乡村风光和农人生活的作品,又是那样朴素清丽、生机盎然。如《鹧鸪天》的下阕:
“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以及《西江月》的下阕:“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于简朴中见爽利老到,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境界。所以刘克庄《辛稼轩集序》说:“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这是比较全面也比较公允的评价。
辛弃疾和苏轼在词的语言技巧上都是有力的开拓者。前人说苏轼是以诗为词,辛弃疾是以文为词,这当然有些简单化,但确实也指出:到了辛弃疾手中,词的语言更加自由解放,变化无端,不复有规矩存在。在辛词中,有非常通俗稚拙的民间语言,如“些底事,误人那。不成真个不思家”(《鹧鸪天》),“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丑奴儿》),也有夹杂许多虚词语助的文言句式,如“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乎”(《汉宫春》),“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贺新郎》);有语气活跃的对话、自问自答乃至呼喝,如“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南乡子》),“杯,汝来前!”(《沁园春》)也有相当严整的对句,如“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破阵子》)
……。概括起来说,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形式松散,语义流动连贯,句子往往写得比较长。文人词较多使用的以密集的意象拼合成句、跳跃地连接句子构成整体意境的方式,在辛词中完全被打破了。但并不是说,辛弃疾的所谓“以文为词”不再有音乐性的节奏。在大量使用散文句式、注意保持生动的语气的同时,他仍然能够用各种手段造成变化的节奏。如《水龙吟》中“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意义联贯而下,在词中是很长的句子,但却是顿挫鲜明,铿锵有力,决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在词的形式中而已。
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又一大特色,是广泛地引用经、史、子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成句和历史典故,融化或镶嵌在自己的词里。这本来很容易造成生硬艰涩的毛病,但是以辛弃疾的才力,却大多能够运用得恰到好处、浑成自然,或是别有妙趣,正如清人刘熙载《艺概》所说:“任古书中理语、廋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以《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篇为例,百余字的篇幅,叙及孙权、刘裕、刘义隆、拓跋焘、廉颇五个历史人物的事迹,而与作者所要表达的主观情感、意念丝丝入扣;不仅内涵极为丰厚,而且语气飞动,神情毕露,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
当然,辛弃疾的词时常也有过分散文化、议论太多,以及所谓“掉书袋”即用典用古语太多的毛病,但不管怎么说,他确实把词大大地改造了;他的词不仅是 “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而且是任何“意”和“事”都能表达得很自由很充分。这样,词的创作才完全摆脱了羁绊,进入了自由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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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自幼安,号稼轩,济南人。他是南宋最杰出的爱国词人。著有【稼轩词】(一名【稼轩长短句】)总计六百多首。
辛弃疾是出生在沦陷区的。辛弃疾出生时,他的家乡山东历城就已经沦陷了,而辛弃疾为什麼那样的忠义奋发,因为他是生长在一个忠义奋发的家庭之中,他的祖父辛赞,在辛弃疾童年之时,就常带著一群儿童去游览,指划山河,培养他们的国家民族思想。所以辛弃疾的忠义天性是跟著他的生命一起成长的。所以说,稼轩词反映了南宋整个一代热爱祖国人们的共同心声。
他一生写了六百多首歌词,从不同角度广泛反映自己的时代。当然,其中也有部份描写个人狭小生活情趣的作品。稼轩词的内容大致可分为四大类,即爱国词,乡村词,闲放词,爱情词。
四类中爱国词的比重较大,爱情词分量最少。爱国词和乡村词算是稼轩词中的两项重要成就。是故,未来我们将针对辛词此两样成就,分别叙述之。
自从出现辛词这座豪放的爱国词的高峰,随著反映时代危机的需要,在辛词的影响下,豪放词的佳作大量涌现,在词的发展史上取得了和婉约词双峰并峙的地位。由南宋后期直到亡国,多少词人哀旷愤世的作品,无不继承辛词的爱国传统和豪放风格。所以,从南宋以后,元明清直到当代,不少文学家继承了辛词的豪放传统,在词坛中留下长远的影响。
辛弃疾(1140—1207) 南宋大词人。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省济南市)人。出生于金人占领区。绍兴三十一年(1161)参加了耿京领导的起义军,任掌书记。次年奉耿京命赴建康与南宋政权联系。北返途中闻叛徒张安国杀耿京降金,遂率五十骑突入金营,活捉张安国,率众归宋。南渡后历任建康府通判,江西提点刑狱,湖北转运副使,湖南、江西、福建安抚使等职。曾多次上疏,力陈北伐大计,因与主和派意见不合而两次落职,闲居上饶、铅山近二十年。宁宗嘉泰四年(1204),韩佑胄准备北伐,曾被起用为镇江知府,不久又被罢免,忧愤成疾而终。辛弃疾是南宋爱国词派的领袖和旗帜。其词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而以爱国词和田园词最为突出。其爱国词多抒发报国的壮志,揭露投降派的可耻行径,表达自己壮志难酬的悲愤,意境深远,气势宏伟,风格豪放悲壮。其描绘田园风光的词,咏赞祖国河山,也借啸傲山水、流连诗酒来排遣自己的精神苦闷,情景如画,笔调轻灵,风格清俊淡泊。辛弃疾继承了苏轼的豪放词风和南宋前期爱国词人的传统,进一步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境界更阔大,手法更多样,融进了诗歌、散文、辞赋、经史百家成语,语言丰富多采,是豪放词的集大成者,推动了词风的转变,在词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的词中也有大量清丽婉媚的婉约之作,反映了作者多方面的精神生活和艺术造诣。其散文亦颇有成就,尤以议论文为佳,《九议》、《美芹十论》为其代表作。有《稼轩长短句》。
辛弃疾是出生在沦陷区的。辛弃疾出生时,他的家乡山东历城就已经沦陷了,而辛弃疾为什麼那样的忠义奋发,因为他是生长在一个忠义奋发的家庭之中,他的祖父辛赞,在辛弃疾童年之时,就常带著一群儿童去游览,指划山河,培养他们的国家民族思想。所以辛弃疾的忠义天性是跟著他的生命一起成长的。所以说,稼轩词反映了南宋整个一代热爱祖国人们的共同心声。
他一生写了六百多首歌词,从不同角度广泛反映自己的时代。当然,其中也有部份描写个人狭小生活情趣的作品。稼轩词的内容大致可分为四大类,即爱国词,乡村词,闲放词,爱情词。
四类中爱国词的比重较大,爱情词分量最少。爱国词和乡村词算是稼轩词中的两项重要成就。是故,未来我们将针对辛词此两样成就,分别叙述之。
自从出现辛词这座豪放的爱国词的高峰,随著反映时代危机的需要,在辛词的影响下,豪放词的佳作大量涌现,在词的发展史上取得了和婉约词双峰并峙的地位。由南宋后期直到亡国,多少词人哀旷愤世的作品,无不继承辛词的爱国传统和豪放风格。所以,从南宋以后,元明清直到当代,不少文学家继承了辛词的豪放传统,在词坛中留下长远的影响。
辛弃疾(1140—1207) 南宋大词人。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省济南市)人。出生于金人占领区。绍兴三十一年(1161)参加了耿京领导的起义军,任掌书记。次年奉耿京命赴建康与南宋政权联系。北返途中闻叛徒张安国杀耿京降金,遂率五十骑突入金营,活捉张安国,率众归宋。南渡后历任建康府通判,江西提点刑狱,湖北转运副使,湖南、江西、福建安抚使等职。曾多次上疏,力陈北伐大计,因与主和派意见不合而两次落职,闲居上饶、铅山近二十年。宁宗嘉泰四年(1204),韩佑胄准备北伐,曾被起用为镇江知府,不久又被罢免,忧愤成疾而终。辛弃疾是南宋爱国词派的领袖和旗帜。其词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而以爱国词和田园词最为突出。其爱国词多抒发报国的壮志,揭露投降派的可耻行径,表达自己壮志难酬的悲愤,意境深远,气势宏伟,风格豪放悲壮。其描绘田园风光的词,咏赞祖国河山,也借啸傲山水、流连诗酒来排遣自己的精神苦闷,情景如画,笔调轻灵,风格清俊淡泊。辛弃疾继承了苏轼的豪放词风和南宋前期爱国词人的传统,进一步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境界更阔大,手法更多样,融进了诗歌、散文、辞赋、经史百家成语,语言丰富多采,是豪放词的集大成者,推动了词风的转变,在词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的词中也有大量清丽婉媚的婉约之作,反映了作者多方面的精神生活和艺术造诣。其散文亦颇有成就,尤以议论文为佳,《九议》、《美芹十论》为其代表作。有《稼轩长短句》。
参考资料: http://www.cssyzxx.com/xinxi/04/xsblog/more.asp?name=%B3%C2%D1%D7%E9%AA&id=2528&iscomment=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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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1140—1207) 南宋大词人。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省济南市)人。出生于金人占领区。绍兴三十一年(1161)参加了耿京领导的起义军,任掌书记。次年奉耿京命赴建康与南宋政权联系。北返途中闻叛徒张安国杀耿京降金,遂率五十骑突入金营,活捉张安国,率众归宋。南渡后历任建康府通判,江西提点刑狱,湖北转运副使,湖南、江西、福建安抚使等职。曾多次上疏,力陈北伐大计,因与主和派意见不合而两次落职,闲居上饶、铅山近二十年。宁宗嘉泰四年(1204),韩佑胄准备北伐,曾被起用为镇江知府,不久又被罢免,忧愤成疾而终。辛弃疾是南宋爱国词派的领袖和旗帜。其词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而以爱国词和田园词最为突出。其爱国词多抒发报国的壮志,揭露投降派的可耻行径,表达自己壮志难酬的悲愤,意境深远,气势宏伟,风格豪放悲壮。其描绘田园风光的词,咏赞祖国河山,也借啸傲山水、流连诗酒来排遣自己的精神苦闷,情景如画,笔调轻灵,风格清俊淡泊。辛弃疾继承了苏轼的豪放词风和南宋前期爱国词人的传统,进一步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境界更阔大,手法更多样,融进了诗歌、散文、辞赋、经史百家成语,语言丰富多采,是豪放词的集大成者,推动了词风的转变,在词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的词中也有大量清丽婉媚的婉约之作,反映了作者多方面的精神生活和艺术造诣。其散文亦颇有成就,尤以议论文为佳,《九议》、《美芹十论》为其代表作。有《稼轩长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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