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怎么评价《孟子》的文学色彩

Answer 1

《孟子》的文学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气势浩然，辩锋犀利。《孟子》的文章素以气势磅礴、明快畅达、雄辩犀利的风格著称。这种风格表现在各种场合。孟子有着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他坚信自己主张的正确性和必胜性，所以，当他在讲述自己的政治主张时，充满自信，积极乐观，气势恢宏。例如：
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公孙丑上》）
这是一篇宣讲仁政必胜的道理的文字，文章以“时”、“势”为基点，全面分析了齐国当时的国土、民力、时势等有利因素，指出了仁政能够实行的历史必然性。理由充分，条理清晰，信心十足，语气坚定，且行文排比而下，一泻千里，充分表现了博大恢宏之气。
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学说，具有民本思想，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把“爱人”作为个人道德修养和统治者施政的基本出发点。而当时的统治者或野心勃勃，只顾扩张，随意发动战争；或作威作福，穷奢极欲，极力盘剥百姓，而对于人民的生计乃至生存，却漠然视之。孟子对这种现实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抨击诸侯争霸的局面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离娄上》）他曾当面指斥梁惠王：“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梁惠王上》）诸如此类，感情激愤，言辞激烈，甚至显得尖刻，但他的言词和态度，出自于对正义的维护，对现实的揭露，自有一股浑厚的力量和凌厉的气势。
孟子生活在“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 （《滕文公下》）的时代，作为儒家学派的继承人，他自觉地承担起了“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 （《滕文公下》）的重任，经常与其他学派的学者进行辩论。在辩论中同样表现出了谈锋似刃，气势如虹的特点。例如，孟子与信奉农家学说的陈相关于社会分工问题曾有过一番辩论。在那次辩论中，他首先抓住农家学派的主张无法完全贯彻到其行为之中的破绽，反驳了对方“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的主张，然后牢牢立足于社会分工的合理性这个基点，全面展开，长篇大论，层层进逼，直到论敌彻底缴械，充分表现出了他刚建的谈锋和如虹的气势。
在辩论中，孟子惯于长驱直入，穷追不舍。例如，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
王笑而不言。
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
曰：“否！吾不为是也。”
曰：“然则王之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
王曰：“若是其甚与？”
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梁惠王上》）
当孟子询问齐宣王的“大欲”时，宣王避而不谈，于是孟子明知故问，一连提出了六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穷尽性的排除性的追问，缩小了包围圈，使对方无可逃遁，最后一语中的，迫使对方默认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文章一连串的追问，犹如一连串的炮弹，处处紧逼，势不可挡
孟子文章的气势，是他人格力量的表现。首先，孟子自信真理在手，正义在胸，所以说起话来总是理直气壮，居高临下，甚至盛气凌人。他说：“我欲正人心，息邪说，放淫词，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滕文公下》）自立于“圣人”的立场，对于“邪说”、“淫词”，当然是理直气壮的了。其次，孟子有独立的人格，高度的自信。他抱负远大，自许甚高，曾说过：“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对于肉食者、对于流俗所孜孜以求的权势富贵，则傲然地给以藐视：“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尽心》）在权势富贵面前，孟子不是匍匐在地的奴仆，而是卓然耸立的伟人，这样一个人格独立，桀立特行之士，说起话来自然不会畏首畏尾，看别人的脸色了。再次，《孟子》充沛的气势与他的人格修养有关。文章的气势与作者心理的志气密切相关，而心理的志气与生理的气血密切相关④。《孟子》文气浩然，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的养气。苏辙说过：“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大小。”孟子通过对生理的气与精神的气的培养⑤，使他的气“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表现在文章中，自然就气势浩然了。
二、巧设机辟，善于辩论。孟子不仅好辩，而且善辩。他的文章非常重视辩论技巧。他惯用的手法是预设机辟，欲擒故纵，诱敌深入，使对方不知不觉入其彀中，被迫就范。如：《梁惠王》：
“（孟子）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千斤，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位不用恩焉。’”
这里，孟子先用两个浅近的事例，让齐宣王自己说出孟子想要让他说出的结论，然后类推下去，顺理成章地得出了齐宣王对百姓没有“用恩”的结论。齐宣王当然不愿意接受这个结论，但是这个结论是根据他所同意的逻辑推导出来的，他如果要反驳这个结论，就会陷入逻辑的自相矛盾之中，就只好不情愿地默认了。这时，他只能在心中大呼“上当！上当！”可是，为时已晚矣。又如，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
这里，他先诱使齐宣王得出了对于不称职、不尽责者，“弃之。”“已之。”的结论，然后指出了齐宣王自己就不称职的事实，用子之矛，攻子之盾，逼得齐宣王无法回答，只好逃避，“顾左右而言他。”了。
三、长于譬喻，形象生动。孟子还常常借助形象来说理，使抽象的道理变得触手可及。如：“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同不远秦楚之路，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也。”（《告子上》）他用人们手指有病懂得求医的事例，说明了心灵有病更需医治的道理。又如：“无或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告子上》）这里用一曝十寒的自然现象说明了人们受外界的影响的量的重要性。还有他的五十步与百步之喻，察秋毫与见舆薪之喻，紾兄之臂而夺之食，逾东墙而搂其处子之喻，鱼和熊掌不可得之喻，缘木求鱼之喻等等，或两两相比而其理自显；或设为反诘而答案自明；或想象奇特发人深省。他的比喻，既贴切简明，用浅显简捷的语言说明复杂深刻的道理，又形象生动，于警策中具幽默之趣，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孟子》中的许多妙喻因而成为成语，前百年来广为流传。
有时孟子用一些寓言故事来说明道理。
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这个故事形象地说明了违背自然规律，人为地助长事物的危害性，至今仍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再如“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的故事，用乞食坟祭、却又以此冒充富贵，自夸妻妾的“齐人”，来譬喻名利场中那些“求富贵利达者”。故事短小，但结构完整，情节生动，寥寥几笔，对于奔走在官场、名场、利场中那些只知富贵名利，不顾人格、不知羞耻之徒，虚伪萎缩、可鄙可笑的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讽刺极为辛辣，具有浓烈的喜剧色彩，表现出了极高的艺术性。
四、多方修辞，表现力强。除了譬喻，孟子还运用了别的修辞手法。他喜欢运用排比句。如：“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梁惠王上》）“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离娄上》）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排比句把许多事物排列在一起，表述中一气贯下，显得丰润显豁，坚实有力。孟子还喜欢使用反问句。如：“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梁惠王上》）“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告子下》） “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滕文公上》）一连串的反问显得理直气壮，咄咄逼人。孟子也喜欢运用对比句。例如：“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这种语句反差极大，对比明显，可以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
五、语言畅销，警策动人。《孟子》的语言通俗畅晓，平实浅近而又精炼简约。刘熙载说：“孟子之文，至简至易，如舟师操舵，中流自在。”孟子为文本在说理，不祈古奥华丽，但求通俗易懂，加之他性情刚直，喜欢直抒胸臆，因而形成了平易率直的语言风格，但是，孟子的语言平实，却绝不平淡，相反，他的语言又总是精炼简约，警策动人的。有时，寥寥数语，揭示出某些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例如，“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公孙丑下》）有时，用简洁的话语，告诉人们做人的道理与处事的原则。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滕文公下》）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有时，用浅近的语言说出了深刻而又丰富的政治经验与人生经验，如“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告子下》），“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离娄下》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尽心下》)“养心莫善于寡欲。”(《尽心下》)这些话语，畅晓简洁，而又内涵丰富，意义深刻，警策动人。
在先秦诸子中，《孟子》的散文艺术成就仅次于《庄子》，影响深远，但是它的散文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例如，孟子进行推理时，最常用的方法是比附和外推，这种论证方法缺乏必要严密性和客观性⑧，不能保证结论的可靠性。孟子讨论问题，还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偷换概念，从而诱导人（也许还有他自己）陷入误区，得出错误的认识。此外，孟子与论敌辩论时，务在必胜，常常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在方法上，自然难免片面性之弊。作为发展中的说理文，这些缺陷自然是难免的，议论文的成熟，还有待于来者。

Answer 2

　　《孟子》七篇即：《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后来东汉赵岐作《孟子章句》，分每篇为上下，这样，七篇就变成了十四篇。该书主要记载了孟子的言论，反映了他的思想和理论。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学说，提出了性善论的观点，主张统治者施仁政、行王道、统一天下，在历史上影响巨大，成了儒家学派仅次于孔子的代表性的人物，被尊为亚圣。《孟子》一书的精华主要表现在哲学、政治、经济、道德、伦理、教育等方面，但是这部书富有文学色彩，又使它成为我国古代散文的典范。 　　《孟子》的文学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气势浩然，辩锋犀利。《孟子》的文章素以气势磅礴、明快畅达、雄辩犀利的风格著称。这种风格表现在各种场合。孟子有着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他坚信自己主张的正确性和必胜性，所以，当他在讲述自己的政治主张时，充满自信，积极乐观，气势恢宏。例如： 　　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公孙丑上》） 　　这是一篇宣讲仁政必胜的道理的文字，文章以“时”、“势”为基点，全面分析了齐国当时的国土、民力、时势等有利因素，指出了仁政能够实行的历史必然性。理由充分，条理清晰，信心十足，语气坚定，且行文排比而下，一泻千里，充分表现了博大恢宏之气。 　　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学说，具有民本思想，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把“爱人”作为个人道德修养和统治者施政的基本出发点。而当时的统治者或野心勃勃，只顾扩张，随意发动战争；或作威作福，穷奢极欲，极力盘剥百姓，而对于人民的生计乃至生存，却漠然视之。孟子对这种现实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抨击诸侯争霸的局面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离娄上》）他曾当面指斥梁惠王：“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梁惠王上》）诸如此类，感情激愤，言辞激烈，甚至显得尖刻，但他的言词和态度，出自于对正义的维护，对现实的揭露，自有一股浑厚的力量和凌厉的气势。 　　孟子生活在“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 （《滕文公下》）的时代，作为儒家学派的继承人，他自觉地承担起了“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 （《滕文公下》）的重任，经常与其他学派的学者进行辩论。在辩论中同样表现出了谈锋似刃，气势如虹的特点。例如，孟子与信奉农家学说的陈相关于社会分工问题曾有过一番辩论。在那次辩论中，他首先抓住农家学派的主张无法完全贯彻到其行为之中的破绽，反驳了对方“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的主张，然后牢牢立足于社会分工的合理性这个基点，全面展开，长篇大论，层层进逼，直到论敌彻底缴械，充分表现出了他刚建的谈锋和如虹的气势。 　　在辩论中，孟子惯于长驱直入，穷追不舍。例如，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 　　王笑而不言。 　　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 　　曰：“否！吾不为是也。” 　　曰：“然则王之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 　　王曰：“若是其甚与？” 　　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梁惠王上》） 　　当孟子询问齐宣王的“大欲”时，宣王避而不谈，于是孟子明知故问，一连提出了六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穷尽性的排除性的追问，缩小了包围圈，使对方无可逃遁，最后一语中的，迫使对方默认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文章一连串的追问，犹如一连串的炮弹，处处紧逼，势不可挡 　　孟子文章的气势，是他人格力量的表现。首先，孟子自信真理在手，正义在胸，所以说起话来总是理直气壮，居高临下，甚至盛气凌人。他说：“我欲正人心，息邪说，放淫词，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滕文公下》）自立于“圣人”的立场，对于“邪说”、“淫词”，当然是理直气壮的了。其次，孟子有独立的人格，高度的自信。他抱负远大，自许甚高，曾说过：“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对于肉食者、对于流俗所孜孜以求的权势富贵，则傲然地给以藐视：“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尽心》）在权势富贵面前，孟子不是匍匐在地的奴仆，而是卓然耸立的伟人，这样一个人格独立，桀立特行之士，说起话来自然不会畏首畏尾，看别人的脸色了。再次，《孟子》充沛的气势与他的人格修养有关。文章的气势与作者心理的志气密切相关，而心理的志气与生理的气血密切相关④。《孟子》文气浩然，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的养气。苏辙说过：“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大小。”孟子通过对生理的气与精神的气的培养⑤，使他的气“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表现在文章中，自然就气势浩然了。 　　二、巧设机辟，善于辩论。孟子不仅好辩，而且善辩。他的文章非常重视辩论技巧。他惯用的手法是预设机辟，欲擒故纵，诱敌深入，使对方不知不觉入其彀中，被迫就范。如：《梁惠王》： 　　“（孟子）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千斤，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位不用恩焉。’” 　　这里，孟子先用两个浅近的事例，让齐宣王自己说出孟子想要让他说出的结论，然后类推下去，顺理成章地得出了齐宣王对百姓没有“用恩”的结论。齐宣王当然不愿意接受这个结论，但是这个结论是根据他所同意的逻辑推导出来的，他如果要反驳这个结论，就会陷入逻辑的自相矛盾之中，就只好不情愿地默认了。这时，他只能在心中大呼“上当！上当！”可是，为时已晚矣。又如，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 　　这里，他先诱使齐宣王得出了对于不称职、不尽责者，“弃之。”“已之。”的结论，然后指出了齐宣王自己就不称职的事实，用子之矛，攻子之盾，逼得齐宣王无法回答，只好逃避，“顾左右而言他。”了。 　　三、长于譬喻，形象生动。孟子还常常借助形象来说理，使抽象的道理变得触手可及。如：“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同不远秦楚之路，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也。”（《告子上》）他用人们手指有病懂得求医的事例，说明了心灵有病更需医治的道理。又如：“无或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告子上》）这里用一曝十寒的自然现象说明了人们受外界的影响的量的重要性。还有他的五十步与百步之喻，察秋毫与见舆薪之喻，紾兄之臂而夺之食，逾东墙而搂其处子之喻，鱼和熊掌不可得之喻，缘木求鱼之喻等等，或两两相比而其理自显；或设为反诘而答案自明；或想象奇特发人深省。他的比喻，既贴切简明，用浅显简捷的语言说明复杂深刻的道理，又形象生动，于警策中具幽默之趣，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孟子》中的许多妙喻因而成为成语，前百年来广为流传。 　　有时孟子用一些寓言故事来说明道理。 　　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这个故事形象地说明了违背自然规律，人为地助长事物的危害性，至今仍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再如“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的故事，用乞食坟祭、却又以此冒充富贵，自夸妻妾的“齐人”，来譬喻名利场中那些“求富贵利达者”。故事短小，但结构完整，情节生动，寥寥几笔，对于奔走在官场、名场、利场中那些只知富贵名利，不顾人格、不知羞耻之徒，虚伪萎缩、可鄙可笑的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讽刺极为辛辣，具有浓烈的喜剧色彩，表现出了极高的艺术性。 　　四、多方修辞，表现力强。除了譬喻，孟子还运用了别的修辞手法。他喜欢运用排比句。如：“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梁惠王上》）“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离娄上》）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排比句把许多事物排列在一起，表述中一气贯下，显得丰润显豁，坚实有力。孟子还喜欢使用反问句。如：“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梁惠王上》）“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告子下》） “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滕文公上》）一连串的反问显得理直气壮，咄咄逼人。孟子也喜欢运用对比句。例如：“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这种语句反差极大，对比明显，可以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 　　五、语言畅销，警策动人。《孟子》的语言通俗畅晓，平实浅近而又精炼简约。刘熙载说：“孟子之文，至简至易，如舟师操舵，中流自在。”孟子为文本在说理，不祈古奥华丽，但求通俗易懂，加之他性情刚直，喜欢直抒胸臆，因而形成了平易率直的语言风格，但是，孟子的语言平实，却绝不平淡，相反，他的语言又总是精炼简约，警策动人的。有时，寥寥数语，揭示出某些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例如，“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公孙丑下》）有时，用简洁的话语，告诉人们做人的道理与处事的原则。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滕文公下》）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有时，用浅近的语言说出了深刻而又丰富的政治经验与人生经验，如“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告子下》），“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离娄下》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尽心下》)“养心莫善于寡欲。”(《尽心下》)这些话语，畅晓简洁，而又内涵丰富，意义深刻，警策动人。 　　在先秦诸子中，《孟子》的散文艺术成就仅次于《庄子》，影响深远，但是它的散文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例如，孟子进行推理时，最常用的方法是比附和外推，这种论证方法缺乏必要严密性和客观性⑧，不能保证结论的可靠性。孟子讨论问题，还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偷换概念，从而诱导人（也许还有他自己）陷入误区，得出错误的认识。此外，孟子与论敌辩论时，务在必胜，常常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在方法上，自然难免片面性之弊。作为发展中的说理文，这些缺陷自然是难免的，议论文的成熟，还有待于来者。 　　注释： 　　①孟子的生卒年，史无记载，后人有许多说法，一般认为，他生于公元前385年前后，死于公元前304年前后。参见董洪利《孟子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19月第1版。 　　②《尽心下》：“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③《公孙丑上》：“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④参看郭晋稀《文心雕龙注译》第348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版。 　　⑤参看连登岗《论气功在中国古代哲学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哲学史研究》1987年第3期。 　　⑥刘熙《艺概》谓“韩文出于孟子”“昌黎接孟子知言养气之传”，“东坡文亦孟子，亦长沙”，“王介甫文取法长沙”。 　　⑦参见董洪利《孟子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 　　⑧参见杨伯峻《孟子》，《经书浅谈》，中华书局1984年7月第1版。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2月新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