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该实行哪些鼓励生育的政策？
1）取消任何生育的限制。
鼓励生育的前提是取消生育限制、全面放开生育，不需要办理生育审批，取消征收社会抚养费，取消“超生开除”等处罚措施。例如，《广州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服务和管理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乡镇集体企业对其超生职工应当给予开除处分或者解除聘用合同。”类似这样的规定应予废除。
2）给予每个家庭的第二个孩子6岁之前，每年10万元的抵税额度。
随着中国变得富裕，特别是少子化促使养育奢侈化，中国社会养育孩子的费用节节攀升，让许多家庭对生育二孩望而却步。目前大城市抚养孩子的每年平均花费可能超过两万元，这还不包括父母的机会成本以及时间和精力投入。要切实减轻育龄夫妇抚养孩子的负担，政府有必要对养育家庭进行财力支持，可以按孩子人头抵税，也可以直接补贴。
3）给予每个家庭的第二个孩子6岁之前，每年1万元的现金补贴。
由于收入较低者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所以减免税收不适用于低收入家庭，对于这些家庭，可直接发放现金补贴。对六岁以前的孩子，我们建议政府以这些方式转移给这些家庭的支付大约以每个孩子每年平均1万元左右为标准。
4）全国建设十万个幼托中心，把0-3岁入托率提高到50%。
大量年轻人不敢生育二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看护孩子的时间和精力成本高昂，这特别体现在孩子入托、入幼、入学的困难上。尤其是未满三岁孩子的托儿服务严重缺乏。卫计委的数据显示，0-3岁婴幼儿在我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 我们建议把0-3岁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要做到这点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牵头兴建约十万个幼托中心。
5）把0-3岁的幼儿教育列入义务教育。
研究显示，对社会来说，学前教育具有极高的回报价值。为此，我们建议把学前看护纳入免费的义务教育范畴，也就是说政府提供免费的托儿所和幼儿园，让常住当地的家长只要有意愿就可以将孩子送入。
6）取消各地非户籍人口的入学限制。
在很多大城市，外地户籍就业者已经占到工作人口的一大部分，但不少城市却是根据户籍人口规模来规划配置教育资源，导致了非户籍孩子入幼、入托、入学的困难。重物轻人的城市化，更让许多农村孩子成为留守儿童。虽然很多外地户籍人口在大城市工作和缴税，但他们的孩子却不能享受同等的教育福利。其后果是，不少到了结婚生子年龄的年轻人，面临着要么离开城市、要么让孩子回乡成为留守儿童的两难选择。不少人也被迫推迟生育计划，甚至放弃养育小孩。
7）保障非婚生育小孩的平等权利。
随着女性教育水平和职业发展的提升，很多职业女性不愿或者未能婚配，导致各国的结婚率在逐年降低。尽管北欧国家的结婚率低于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但由于大约有40%-60%的孩子来自婚姻以外，所以北欧国家仍能维持比东亚国家更高的生育率。
毫无疑问，我们并不鼓励非婚生育，但认为那些有能力和意愿去独立抚养小孩的女性，也应该公平地享受生育的权利和福利。因此，我们建议在法律和法规上去除任何对非婚生育的歧视，充分保障非婚孩子的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