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国人都是怎样学英语的？
曾国藩，为其子曾纪泽请家教学外语，也是“疯狂式”。教师是位传教士，照曾国藩的规定，英语启蒙背《圣经》，仿中国私塾由《诗经》开始，结果曾纪泽学了一口古英语。后来曾纪泽出使欧洲，兼法国等三国公使。在欢迎宴会上，这位大清国公使致辞，一口《圣经》式的古英语，欧洲上流社会为之昏倒，因为大多数英国人也只能看不会说古英语。1872年曾纪泽刻苦学英语，独创出“西洋字调合并法”：把注音汉字和英语单词的本义联系在一起，比如：骗=cheat=欺特、死=die=歹、热=hot=火特。三年后，曾纪泽专门负责办理洋务，某年元旦，面对各国驻京公使，他得意洋洋脱口而出“Happy New Year”，成为清国第一位向外国人祝贺新年的外交官。案例虽然好笑，但是曾纪泽还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晚清相关读物里基本上都有这位。左宗棠收复新疆与俄国进行的外交谈判，其中就有曾的功绩：“与俄人力争，毁崇厚已订之约，更立新议，交还伊犁及乌众岛山，帖克斯川诸要隘，有功于新疆甚大”。 辜鸿铭：死记硬背。虽说“辫子教授”辜鸿铭屡屡被自由主义者们骂成“老古董”，但在英文水平上，讥讽者们却很难望其项背。辜鸿铭10岁时就随义父布朗在苏格兰接受严格的德文和英文教育。布朗虽是英国人，但他的教法更神似中国的私塾教育——死记硬背。他要求辜鸿铭背诵《浮士德》，却说“只求你读得熟，并不求你听得懂。听懂再背，心就乱了，反倒背不熟了。等你把《浮士德》倒背如流之时我再讲给你听吧！”这样，半年多的工夫辜鸿铭稀里糊涂地把一部《浮士德》背了下来。
为了获得关于西方的第一手资料，55岁时，林则徐开始自学英语。怎奈当年没有音标，林则徐学习只能靠死记硬背。一年十二个月的名称、常用的专有名词、英文数词、各种外币单位及英美等国驻粤官员的姓名都在林则徐的背诵范围内，但佶屈聱牙的英语发音着实让林则徐为难了一番，为了便于记忆，他利用汉字给英文单词注音，比如在China的后边注上“柴诺”，doctor后注“诺克拓”，trade注“吐烈”。到了晚清，皇权已被架空，国家权力牢牢地掌握在汉族地主阶层的手中。虽然李鸿章丧权辱国，但他仍然是“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李鸿章是著名外交家，他不会外语，却深谙“临时抱佛脚”之道：每每出使之前，都会找翻译学几句寒暄语，现学现卖，倒也应酬得来。
总说一句，所谓认字，有生熟程度的分别，不得谓知某字之义，记得某字的拼音，便为认字的止境。“认字”是一长期的继续的经过，与交友同，时间愈长，相知愈深。通常专重认生字的方法是错误的。至于认生字，也不应凭一次的强记，一次的强记是不永久的，过后定必遗忘。似心理学的道理，（詹姆士说过）我们是“冬天学游泳，夏天学溜冰”，凡学一事，记一物，必经过相当的期间，丢在脑后，再来得第二第三次的经验，这种的记忆才不会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