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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思想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孔子、孟子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他们一生栖栖遑遑，发愤忘忧，系统总结了当时人们与自然和社会斗争的经验。建立了一整套修身、治世的思想体系，有着永恒的历史价值。
一、提出了一套重视生产，“使民也义”，“不违农时”，以人为本，提倡可持续发展，追求“小康”社会的思想。
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是物质生产。有远见的统治者，从来都重视物质财富的生产。人民富庶了，国力必然增强，统治自然巩固。但春秋末年、战国初年的一些统治者，不重视生产，为了满足自己一时的贪欲，不顾人民死活，拼命地从劳动者身上榨取血汗。既破坏了生产，也损害了国家。孔子则从长远的利益出发，认为君子的必备之道是“养民也惠”，“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鲁国的季孙氏采用新田赋，对百姓聚敛，孔子看不惯。季氏向他请教时，孔子不予回答。他得知自己的弟子冉求替季氏聚敛时，十分气愤地说“非吾徒也”，喝令弟子们对他“鸣鼓而攻之”（《论语·先进》）。以致季恒子向他问起如何止息盗贼时，孔子向他直爽地回答“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论语·颜渊》）。他经过多年揣摩治国的道理，最后得出“人最重要”的结论。以致马棚失了火，不先问马，而是先问统治者所轻视的马夫（《论语·乡党》）。当他带领弟子周游列国走到卫国时，卫国熙熙攘攘的繁荣景象，使孔子观后脱口说出“好稠密的人啊！”弟子冉求问：“人口多了，应该怎么办呢？”孔子说：“应该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求又问“如果已经富裕起来，那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教化他们”（《论语·子路》）。孔子“庶—富—教”的治国方案，说明他对经济及人民生活的重视。首先是人口多了，才能富起来。百姓富起来，才能把教化提到日程上来。教的基础是富，富的基础是庶。人的因素第一。
孟子更重视人民及人民所从事的生产活动。滕文公向他问“治国”时，他十分简练、集中地回答了一句话：“民事不可缓也”（《孟子·滕文公上》）。对于这个问题，孟子曾明确地解释道：暴君桀和纣丧失天下，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百姓的支持；没有得到百姓支持是因为他们失去了民心……得天下的方法是得百姓，得百姓的方法是得民心。至于怎样得到民心呢？“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孟子·离娄上》）。意思是说人民想要的，你给他们聚起来。他们不要的，不要强加到他们头上。人民要什么呢？无非是在安定的环境下进行生产劳动。为此孟子坚决反对战争，痛斥那些发动战争，扰害人民的人为“率兽而食人”（《孟子·梁会王上》）。他响亮地提出“不违农时”的主张（《孟子·梁会王上》）。让百姓在生产季节安心从事生产，不要拉他们去打仗和为统治者大兴土木去服劳役。为了进行生产的可持续发展，不要持过密的网到池中捕捉小鱼，不要在不该伐木的时候去滥肆砍伐山林。只有用实际行动支持人民的生产活动，才能使收获的粮食吃不完，鱼类吃不尽，木材永不匮乏。孟子把这种做法称作最理想的“王道”。在那君主决定一切，把人民当作群氓，他们治国只是说作“牧民”、“驭民”的时候，孟子却响亮地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名言（《孟子·尽心下》）。真是观点明确，语言铿锵，充分体现出他重视生产，重视生产者（人民）的进步主张。
在对待周边少数民族的态度上，当时的统治阶级从来持大民族主义思想，对他们轻视、蔑视，而孔子却不然。他在回答子路问“行”时说：“主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论语·卫灵公》）一个人只要行为正当，就能行仁德之道，少数民族也不例外。他把华夏族与少数民族同等看待。他年轻时向东夷族郯子问官（《史记·孔子世家》），年长后说要“居九夷”，即到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去。当有人对他反对甚至讥笑时，他坦然地回答：“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满有信心地说自己行君子之事，持君子之道，就能使九夷的水平一样提高。孟子主张“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论语·子路》），天下统一了，对谁都有好处。孔孟的这些主张，都是些治国的根本思想。两千年来，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实例，隋炀帝不恤民力，滥肆征战致亡的一些教训，一件件都说明孔孟的主张有其历史价值。
二、创造出一套重视人的力量，轻视天命鬼神，希望人人修德、入世、治世的主张。
夏、商、周以来，由于人们对自然界不够了解，上天与鬼神的权威很大，一直统治着人们的思想。最高统治者说自己是天意的代表，违抗天命者天神不容。春秋末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周天子地位下落，天命鬼神的权威也发生了动摇，孔子“敬鬼神而远之”，“不语怪、力、乱、神”（《孟子·离娄下》），正说明他对天命鬼神不感兴趣。季路问事鬼神时，孔子回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述而》），又体现出他重人轻神、重生轻死的思想。轻天道 必然重人事，既然不承认天命鬼神主宰人的一切，就是承认了人的力量。过去有人往往认为“道”统辖一切，不可捉摸，孔子的看法则与此相反认为人能发现“道”，掌握“道”，决不受“道”的左右和限制，即“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先进》）。人既然能左右世界，每个人都应积极入世，干出一番事业来。他鄙视那些脱离世事，隐居避世的人，说他们“鸟兽不可同群”（《论语·微子》）。他一生四处奔波，“席不遐暖”，“三月无君，遑遑如也”。自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在陈蔡绝粮，四面重兵包围的困难境况下，仍弦歌不衰。晚年回到鲁国，虽位居“国老”，仍然不停地关心国家大事。其弟子子贡对他打了个比喻说：“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者”，他毫不迟疑地说“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他认为一个人应该走出家门，辅佐明君，叱咜风云，做出一番事业来，而不应囿于乡里，一事无成。他怒斥那种“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认为“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
孔子积极入世，乃是治世，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主要表现在：1.“为政以德”。他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怒斥“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主张以德施政，以德教民，学习古圣先贤们以德治国，国家才能大治。2.“仁者爱人”。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他一方面主张“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按照自己的要求对待别人，按照别人的标准对待自己。一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自己不愿干的事，别推给别人。将人心，比自心，“推己及人”，求得人际关系的协调。3.君正臣贤。他赞颂尧之为君“唯无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论语·泰伯》）。“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论语·泰伯》）。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勤政、节俭、爱民。反对桀纣那样暴虐、奢侈、害民。他认为君主的言行十分重要，他们“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论语·子路》）。君主任用臣子，则应用直臣，不应用佞臣。他曾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一个当政者应该行为端正，正直无私。“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
孟子对于那种身居高位，不行仁政的人，称作“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上》）。就一个国家来说，城墙不坚固，军备不充足，不是国家的根本灾难；田地没有开辟，经济不宽裕，也不是国家的根本祸害；如果位于上面的人，不依礼办事，对下面的人不加教育，以致违法乱纪的多了，这个国家很快就会灭亡（《孟子·离娄上》）。在希望国家任用贤人上，孟子也有许多精辟的主张。他认为“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的士子都会很高兴地到你那里去做事（《孟子·公孙丑上》），如果一个国君不行好事，视臣们“如草芥”，则臣可以视君“如寇仇”（《孟子·公孙丑上》）。这些主张对后世发生过积极影响。
三、删《诗》、《书》，订礼乐，作《春秋》，述《孟子》，对古代文化遗产接受、总结、提倡，并通过一些教育活动把文化遗产传递下去。
人类社会不断前进，文化不断发展。社会发展有继承性，文化发展也有继承性。孔孟从来就主张继承过去的文化遗产，并为之奋斗不息。孔子对西周初年灿烂的文化充满赞誉之词，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又认为这种灿烂文化是继承前人来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他把一些古代档案整理成《书》时，便强调言必有证。他从各国宫廷、贵族那里搜集到一些雅、颂之词，从各国民间搜集到一些国风，编成我国古代的诗歌总集《诗经》。又依据鲁国的档案资料，加以整理，编成《春秋》，寓褒贬于其中，成为体现孔子思想的代表作。他认真学《易》，为《易》作“传”，直到老年示训未学好而遗憾。他又在洛邑访问礼乐的基础上整理了古代礼仪与乐歌等等。由于他的整理，使我国的古代遗产得以保存下来。孔门弟子把孔子的言行集于一起，辗转流传于后世的《论语》，成为反映孔子思想的主要材料。孟子在为自己的理想奋斗一生未能如愿后，晚年亦回归故里，和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一起，将自己的言论、主张，系统整理成《孟子》七篇（《史记·孟轲荀卿列传》）。这部书是先秦时期保存下来最可靠的古籍之一。它词藻华美，说理透辟，雄辩而有气势，既富于哲理，又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孔孟同是教育家，他们都有着丰富的教育实践和精辟的教育理论。不仅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余。有颜回、曾参那样“闻一知十”、一贯宗传的高足。孟子晚年也曾“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有万章、公孙丑那样的著名弟子，在继承和发展他的思想上多有建树。他们在教育理论上的贡献更大。为“有教无类”，“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促进了文化的发展，教育的下移；“发愤忘食”、“专心致志”端正学习态度、树立奋发学习、努力钻研的精神；“士志于道”、反对“一曝十寒”旨在培养良好的学风；“循循善诱”、“君子三乐”，体现出努力培育人才的积极态度；“因材施教”、“君子之所以教者五”，则是培养与教育各种人才的教学方法；趋德倡仁、“言必称尧舜”同是重视把德育教育当作征战的办法；身正力行，“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强调身体力行、榜样的力量；主张“里仁为美”，举例“一傅众咻”，重视环境对人的影响等等，不但是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中的重要内容，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当然，孔孟思想中也还有许多因受历史局限而对社会、对历史不正确的认识，但在治国、治事以及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上，却有许多有益的见解，有的思想在历史上曾起过促进作用，有的至今仍不失其现实意义。我们应正确估价其历史价值，对他们的思想认真研究，吸取其合理的部分，使其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http://www.qufu.gov.cn/qfda/KongZi/SiXiang/2005-8-5/2005851011315594.htm
孔子思想对后世之影响
http://www.wlyz.net/cms/app/info/doc/index.php/25078
[转]孟子学说之大要并论其学说对中国后世思想之影响 http://tieba.baidu.com/f?kz=114128014
孔子、孟子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他们一生栖栖遑遑，发愤忘忧，系统总结了当时人们与自然和社会斗争的经验。建立了一整套修身、治世的思想体系，有着永恒的历史价值。
一、提出了一套重视生产，“使民也义”，“不违农时”，以人为本，提倡可持续发展，追求“小康”社会的思想。
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是物质生产。有远见的统治者，从来都重视物质财富的生产。人民富庶了，国力必然增强，统治自然巩固。但春秋末年、战国初年的一些统治者，不重视生产，为了满足自己一时的贪欲，不顾人民死活，拼命地从劳动者身上榨取血汗。既破坏了生产，也损害了国家。孔子则从长远的利益出发，认为君子的必备之道是“养民也惠”，“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鲁国的季孙氏采用新田赋，对百姓聚敛，孔子看不惯。季氏向他请教时，孔子不予回答。他得知自己的弟子冉求替季氏聚敛时，十分气愤地说“非吾徒也”，喝令弟子们对他“鸣鼓而攻之”（《论语·先进》）。以致季恒子向他问起如何止息盗贼时，孔子向他直爽地回答“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论语·颜渊》）。他经过多年揣摩治国的道理，最后得出“人最重要”的结论。以致马棚失了火，不先问马，而是先问统治者所轻视的马夫（《论语·乡党》）。当他带领弟子周游列国走到卫国时，卫国熙熙攘攘的繁荣景象，使孔子观后脱口说出“好稠密的人啊！”弟子冉求问：“人口多了，应该怎么办呢？”孔子说：“应该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求又问“如果已经富裕起来，那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教化他们”（《论语·子路》）。孔子“庶—富—教”的治国方案，说明他对经济及人民生活的重视。首先是人口多了，才能富起来。百姓富起来，才能把教化提到日程上来。教的基础是富，富的基础是庶。人的因素第一。
孟子更重视人民及人民所从事的生产活动。滕文公向他问“治国”时，他十分简练、集中地回答了一句话：“民事不可缓也”（《孟子·滕文公上》）。对于这个问题，孟子曾明确地解释道：暴君桀和纣丧失天下，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百姓的支持；没有得到百姓支持是因为他们失去了民心……得天下的方法是得百姓，得百姓的方法是得民心。至于怎样得到民心呢？“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孟子·离娄上》）。意思是说人民想要的，你给他们聚起来。他们不要的，不要强加到他们头上。人民要什么呢？无非是在安定的环境下进行生产劳动。为此孟子坚决反对战争，痛斥那些发动战争，扰害人民的人为“率兽而食人”（《孟子·梁会王上》）。他响亮地提出“不违农时”的主张（《孟子·梁会王上》）。让百姓在生产季节安心从事生产，不要拉他们去打仗和为统治者大兴土木去服劳役。为了进行生产的可持续发展，不要持过密的网到池中捕捉小鱼，不要在不该伐木的时候去滥肆砍伐山林。只有用实际行动支持人民的生产活动，才能使收获的粮食吃不完，鱼类吃不尽，木材永不匮乏。孟子把这种做法称作最理想的“王道”。在那君主决定一切，把人民当作群氓，他们治国只是说作“牧民”、“驭民”的时候，孟子却响亮地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名言（《孟子·尽心下》）。真是观点明确，语言铿锵，充分体现出他重视生产，重视生产者（人民）的进步主张。
在对待周边少数民族的态度上，当时的统治阶级从来持大民族主义思想，对他们轻视、蔑视，而孔子却不然。他在回答子路问“行”时说：“主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论语·卫灵公》）一个人只要行为正当，就能行仁德之道，少数民族也不例外。他把华夏族与少数民族同等看待。他年轻时向东夷族郯子问官（《史记·孔子世家》），年长后说要“居九夷”，即到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去。当有人对他反对甚至讥笑时，他坦然地回答：“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满有信心地说自己行君子之事，持君子之道，就能使九夷的水平一样提高。孟子主张“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论语·子路》），天下统一了，对谁都有好处。孔孟的这些主张，都是些治国的根本思想。两千年来，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实例，隋炀帝不恤民力，滥肆征战致亡的一些教训，一件件都说明孔孟的主张有其历史价值。
二、创造出一套重视人的力量，轻视天命鬼神，希望人人修德、入世、治世的主张。
夏、商、周以来，由于人们对自然界不够了解，上天与鬼神的权威很大，一直统治着人们的思想。最高统治者说自己是天意的代表，违抗天命者天神不容。春秋末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周天子地位下落，天命鬼神的权威也发生了动摇，孔子“敬鬼神而远之”，“不语怪、力、乱、神”（《孟子·离娄下》），正说明他对天命鬼神不感兴趣。季路问事鬼神时，孔子回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述而》），又体现出他重人轻神、重生轻死的思想。轻天道 必然重人事，既然不承认天命鬼神主宰人的一切，就是承认了人的力量。过去有人往往认为“道”统辖一切，不可捉摸，孔子的看法则与此相反认为人能发现“道”，掌握“道”，决不受“道”的左右和限制，即“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先进》）。人既然能左右世界，每个人都应积极入世，干出一番事业来。他鄙视那些脱离世事，隐居避世的人，说他们“鸟兽不可同群”（《论语·微子》）。他一生四处奔波，“席不遐暖”，“三月无君，遑遑如也”。自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在陈蔡绝粮，四面重兵包围的困难境况下，仍弦歌不衰。晚年回到鲁国，虽位居“国老”，仍然不停地关心国家大事。其弟子子贡对他打了个比喻说：“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者”，他毫不迟疑地说“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他认为一个人应该走出家门，辅佐明君，叱咜风云，做出一番事业来，而不应囿于乡里，一事无成。他怒斥那种“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认为“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
孔子积极入世，乃是治世，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主要表现在：1.“为政以德”。他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怒斥“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主张以德施政，以德教民，学习古圣先贤们以德治国，国家才能大治。2.“仁者爱人”。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他一方面主张“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按照自己的要求对待别人，按照别人的标准对待自己。一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自己不愿干的事，别推给别人。将人心，比自心，“推己及人”，求得人际关系的协调。3.君正臣贤。他赞颂尧之为君“唯无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论语·泰伯》）。“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论语·泰伯》）。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勤政、节俭、爱民。反对桀纣那样暴虐、奢侈、害民。他认为君主的言行十分重要，他们“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论语·子路》）。君主任用臣子，则应用直臣，不应用佞臣。他曾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一个当政者应该行为端正，正直无私。“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
孟子对于那种身居高位，不行仁政的人，称作“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上》）。就一个国家来说，城墙不坚固，军备不充足，不是国家的根本灾难；田地没有开辟，经济不宽裕，也不是国家的根本祸害；如果位于上面的人，不依礼办事，对下面的人不加教育，以致违法乱纪的多了，这个国家很快就会灭亡（《孟子·离娄上》）。在希望国家任用贤人上，孟子也有许多精辟的主张。他认为“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的士子都会很高兴地到你那里去做事（《孟子·公孙丑上》），如果一个国君不行好事，视臣们“如草芥”，则臣可以视君“如寇仇”（《孟子·公孙丑上》）。这些主张对后世发生过积极影响。
三、删《诗》、《书》，订礼乐，作《春秋》，述《孟子》，对古代文化遗产接受、总结、提倡，并通过一些教育活动把文化遗产传递下去。
人类社会不断前进，文化不断发展。社会发展有继承性，文化发展也有继承性。孔孟从来就主张继承过去的文化遗产，并为之奋斗不息。孔子对西周初年灿烂的文化充满赞誉之词，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又认为这种灿烂文化是继承前人来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他把一些古代档案整理成《书》时，便强调言必有证。他从各国宫廷、贵族那里搜集到一些雅、颂之词，从各国民间搜集到一些国风，编成我国古代的诗歌总集《诗经》。又依据鲁国的档案资料，加以整理，编成《春秋》，寓褒贬于其中，成为体现孔子思想的代表作。他认真学《易》，为《易》作“传”，直到老年示训未学好而遗憾。他又在洛邑访问礼乐的基础上整理了古代礼仪与乐歌等等。由于他的整理，使我国的古代遗产得以保存下来。孔门弟子把孔子的言行集于一起，辗转流传于后世的《论语》，成为反映孔子思想的主要材料。孟子在为自己的理想奋斗一生未能如愿后，晚年亦回归故里，和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一起，将自己的言论、主张，系统整理成《孟子》七篇（《史记·孟轲荀卿列传》）。这部书是先秦时期保存下来最可靠的古籍之一。它词藻华美，说理透辟，雄辩而有气势，既富于哲理，又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孔孟同是教育家，他们都有着丰富的教育实践和精辟的教育理论。不仅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余。有颜回、曾参那样“闻一知十”、一贯宗传的高足。孟子晚年也曾“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有万章、公孙丑那样的著名弟子，在继承和发展他的思想上多有建树。他们在教育理论上的贡献更大。为“有教无类”，“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促进了文化的发展，教育的下移；“发愤忘食”、“专心致志”端正学习态度、树立奋发学习、努力钻研的精神；“士志于道”、反对“一曝十寒”旨在培养良好的学风；“循循善诱”、“君子三乐”，体现出努力培育人才的积极态度；“因材施教”、“君子之所以教者五”，则是培养与教育各种人才的教学方法；趋德倡仁、“言必称尧舜”同是重视把德育教育当作征战的办法；身正力行，“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强调身体力行、榜样的力量；主张“里仁为美”，举例“一傅众咻”，重视环境对人的影响等等，不但是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中的重要内容，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当然，孔孟思想中也还有许多因受历史局限而对社会、对历史不正确的认识，但在治国、治事以及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上，却有许多有益的见解，有的思想在历史上曾起过促进作用，有的至今仍不失其现实意义。我们应正确估价其历史价值，对他们的思想认真研究，吸取其合理的部分，使其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http://www.qufu.gov.cn/qfda/KongZi/SiXiang/2005-8-5/2005851011315594.htm
孔子思想对后世之影响
http://www.wlyz.net/cms/app/info/doc/index.php/25078
[转]孟子学说之大要并论其学说对中国后世思想之影响 http://tieba.baidu.com/f?kz=114128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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