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为宣扬儒家治国理念而周游列国，最后为什么会以失败告终？
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是敬天尊上，对上绝对服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主张在家事父兄，在朝事君王，有事弟子服其劳，这个弟子不是徒弟的意思是弟弟和儿子的意思泛指晚辈，跟父兄正好相对，父兄就是父亲和兄长泛指长辈，父亲和兄长的事情交给弟弟和儿子去做，泛指长辈的事情让晚辈去代劳.
但孔子在政治上的仁政主张并不符合当时统治者的需求。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内容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严格了等级制，把贵族和庶民截然划分治者与被治者。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但是当时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礼制传统较深的鲁国，这时周王朝的统治权力已经名存实亡，诸侯间相互争战不断，出现了“王道哀，礼义废，政权失，家殊俗”的社会现实，“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个时代的特点。
真正让儒家一家独大是在汉朝，汉朝的开国皇帝是刘邦，汉朝初期刘邦实施的是道家休养生息的国策，以道治国予民休息，但是对于儒家也是合理利用。儒家的尊上让刘邦觉得很爽但是也没有改变汉初以道治国休养生息的国策，直到汉武帝想要兵伐匈奴才以儒家为国策，道家的无为不争思想不太适合对外征战，而儒家的以直报怨，很对有仇报仇的民意，从汉朝建国到汉武帝的几十年时间，汉朝都饱受匈奴欺辱，由于汉初刘邦北征匈奴失败，被围在白马地区，是陈平出主意花钱消灾才保下一命。
从此汉朝对匈奴处于弱势，年年对匈奴进贡花钱消灾，而匈奴却没有停止对汉朝的骚扰和劫掠，到汉武帝时期已经积累了太多的民怨和仇恨，而汉武帝的对外战争是很符合民意和得到民意支持的，我们现在一直骂腐儒，说儒家软，其实儒家一开始是很刚直的，天子守国门，儒臣敢死谏，刚正不阿一直是儒家的推崇的品质，只是在官场中刚毅正直的官员容易得罪小人，很容易被小人加害，所以大家都变得圆滑。
千年以前，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诸侯国，满腹才华、学有所成的孔子一腔热血做了一个在当时大多数人看来“不理智”的决定：周游列国，去说服诸侯王们克己复礼。
孔子此举虽将儒家思想带到了各个诸侯国，但是最后却以失败告终。
对于孔子来说，聪明如他，失败的结果怕是早已了然于胸。但周游列国更像是他必须完成的“使命”，而孔子此举反过来也彰显了真正的儒家思想在特定时代所展现的特点。
儒家先贤们，不会以结果为导向，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初衷”是“天下为公”的“仁”。这种“仁”的思想，贯穿了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也包括他的治国思想。
于此，儒家孔子这种讲求“爱人”、“忠恕”的“治国思想”，在以尔虞我诈之以试探、竞争、甚至是吞并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显得格格不入。“不受待见”并不是预料之外的事情。
一言以概之，孔子周游列国宣扬儒家之治国理念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儒家以“仁”为核心的，讲求克己复礼之“德治”和“礼治”的治国思想，不适合竞争日益白热化的春秋战国时期。
1、孔子的治国思想：以“仁”为核心的“克己复礼”关于孔子的治国思想，从《论语》一书中有相关记录。
在书中，有这么一故事充分展现了孔子以“仁”为核心之“克己复礼”的治国思想：
卫国的卫武公之子吁州为了成为君主，用毒酒杀害了自己的兄弟，又联合石蜡的儿子石厚，集结流民，自立为王。
名不正言不顺，身为臣子的石蜡杀掉了吁州，并且拥立卫宣公。
得势的卫宣公则更加荒唐，抢走了太子之妻，并杀掉了太子立惠公。
面对卫国这种混乱局面，子路问孔子，治理卫国应该怎么做？
孔子回答说“从正名入手”，他指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法不中，刑法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于此，孔子一语就点出了“卫国”祸乱所在，即“名不正”。
而所谓的“正名”，明面上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实际还有“德需配位”的意思。
于此，孔子治国思想之“克己复礼”就好理解了。
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复礼”的体现，讲求各司其职、各安其份，于此便能井然有序。
而所谓“德需配位”，则其实是“克己”的体现。
在儒家的思想观念里面，“身居高位”从不意味着人可以拥有满足自己更大欲望的“权力”，一个人之所以可以到“高位”，是因为他在欲望面前，能有比常人更强的“自制”能力。
也就是说，在儒家思想体系中，身居高位者绝不是低阶段之追求“口腹之欲”满足的人，而是有“天下为公”的大格局。
但无论是“克己”也好，还是“复礼”也罢，要真正做到，而且还能把握“中庸的度”，那么就“仁”贯穿始终。
“仁者往往爱人”，“爱人者”会忠于值得忠诚、也应该忠诚的人，会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去“恕”，会做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简单利弊权衡、功利行事。所以仁者可以“克己”，也可以“复礼”。
2、周游列国失败：为何孔子这么“大格局”的儒家思想会在春秋战国时行不通从上文讲述的卫国之乱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以及他的一众弟子所面对的时局已经处于“君不君，臣不臣”的阶段了，“礼崩乐坏”是当时社会的写照。
为了在“礼崩乐坏”这个夹缝中生存，必然会有一场“优胜劣汰”的“丛林追逐”。
儒家的“克己复礼”强调的是秩序，而且这种秩序需要靠礼乐的教化，才能达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效果。
但是“克己复礼”的结果所指，不是赢得战争与权力，而是社会安定。
也就是说，治理国家之内乱，“克己复礼”可能是良药。但是“内忧外患”的时局之下，“克己复礼”绝对不适合“胜者为王”的诸侯国与诸侯国的之间的战场。
当外部环境动荡的时候，势必牵一发而动全身。
一国诸侯要在大乱战时代中“活下来”，就得跟随时代步伐，先强军，再强国，最后一步才是“治国”。
也就是说，孔子的治国思想，适合治国，却并不是在乱世中战胜强敌的强国之法。
3、治国之法不适合强国，孔子难道不知道吗？关于孔子以“克己复礼”为核心之讲求“德治”与“礼治”的治国之法，不适合弱肉强食的“诸侯争霸”，孔子难道不知道吗？颜小二认为，他知道。
聪明如孔子，曾被人笑“惶惶如丧家之犬”也毫不在意，周游列国于其而言，更多是“应为之事”。
以孔子之才，他谋求一官半职，安定一方百姓，继而踏踏实实过好下半辈子，不是难事，但是他偏偏要周游列国，甚至受困于陈蔡，多次徘徊在生死之间。
在颜小二看来，他周游列国，更多源于他心中坚守的“仁者爱人”的“大爱”，这近乎是一种“信仰”，亦是一种血性，与功利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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