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研读65:志·礼乐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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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汉宣帝时期,琅邪人王吉担任谏大夫,他又上书说:“能治理好天下的君主几世才出,我们这些公卿官员万幸身逢其时,却没有建立利于万代的功策,并能帮助圣明君主创造三代那样的兴盛时代。我们平时所做的只不过是看看文书、判决官司、听取诉讼这些普通的琐碎小事罢了,这并不是成就天下太平盛世的根本所在。现在使用些庸俗官吏来统治百姓,因为没有世代通行的礼仪条文,他们就根据自己的想法去穿凿附会,只图一时安定。所以才导致狡诈虚伪的事件到处萌生,刑罚漫无边际,质朴的作风日益消失,人与人之间应有的恩爱之情逐渐淡薄。孔子说过‘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这确实不是一句空话。圣主希望和大臣们一起选拔儒生,继承旧时礼仪,昭彰君王之制,驾驭一代百姓,从而达到仁爱长久的境地,这样的礼俗又怎么说不如周成王、周康王时期呢?其久远怎么又会比不上殷高宗呢?”
汉宣帝没有采纳王吉的建议,他只好称病辞官回家。
到了汉成帝时期,犍为郡在河边挖掘到十六枚古代磐石,商议后认为这是善祥征兆。刘向就趁机劝说汉成帝:“应当建立辟雍,设立庠序,陈明礼乐,推崇雅颂之声,推行礼仪,借此来教化天下风俗。如果这样做却不能实现大治,这样的事情从来没出现过。有人说,礼不能兼备。礼以培养人作为根本,如果出现过错,那是用过错来培养人的结果。刑罚的过错,会导致出现死伤。现在的刑法,已经不是当年皋陶时代的法律了。有关部门在请示有关法律问题时,想删就删,想增就增,只是为了处理日常事务。对于增加礼乐一事,由于不敢作为,这实际上等于是敢杀人却不敢培养人的做法。只是因为俎豆和管弦这样的小事小物不具备,就拒绝有所作为。这是以小事物不具备作为借口而放弃大作为,再也没有比这更牵强的理由了。教化相比于刑法,刑法显得较轻,但人们往往舍弃重要的教化而以较轻的刑法作为急用。何况教化是用来治理国家的根本,刑法是用来协助治理国家的。现在废弃掉用来治理国家的根本却唯独重视协助的急用,这就是为什么不能建立太平盛世的原由。仅仅在京师长安就有很多忤逆不孝的子孙,其中遭受大辟之刑被杀的人先后不断,这是因为他们不通晓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的缘故。汉朝继承了千年后的衰落周朝,继承了暴秦的余敝,百姓逐渐受到恶俗浸淫,贪婪狡诈,不明义理,不是告诉他们教化,而是只想用刑罚驱使,民俗肯定得不到改观。所以才说:‘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当初时,叔孙通在想要制定礼仪时,受到齐、鲁士人的非议,但最终成为汉朝一代儒家宗师,功业垂承于后人,成为国家法典。”
汉成帝把刘向的建议交给公卿大臣们商议,但刘向随后病逝,丞相大司空奏请立辟雍。在巡视长安城以南,确定好位置还没有开工,却碰到了汉成帝去世,群臣就有这件事情为汉成帝确定谥号。
到了王莽成为宰衡后,想要向百姓炫耀功绩,就建立起辟雍,随后得以篡位,招致海内反对。世祖汉光武帝刘秀受命中兴,拨乱反正,把京师迁移洛阳。他继位三十年,四夷宾服,百姓家中富足,政教清明,于是就建立起明堂、辟雍。汉显宗继位后,躬行其礼,在明堂祭祀光武帝,在辟雍尊奉三老、五更,威仪礼节盛大完美。但道德教化仍然没有广泛传播,礼乐还不完备,群臣没有称诵,这是因为庠序还没有设立的缘故。孔子说:“辟如为山,未成一匮,止,吾止也。”现在叔孙通所撰写的礼仪,和律令一起被收录,收藏在理官那儿,但法家却不再传播。汉朝的典籍没有人再记录,百姓也没有人提及。
在叔孙通去世之后,河间献王选取了一些采礼乐古事,稍微增加编辑,达到五百多篇。现在的学者都不说明,只是推荐《士礼》给天子,所说的道理又有很多谬误,所以君臣长幼交接之道逐渐模糊不显。
乐是圣人之所喜爱的,因为它可以促进民心向善,并能感人至深,移风易俗,所以先王特别注意其教化作用。
百姓有血、气、心、知的本,但没有哀、乐、喜、怒之常,大家都因感而动,然后心术才会形成。所以当细微憔悴的乐声响起时,百姓会思念忧伤;当和谐舒缓的乐声响起时,百姓会健康快乐;当粗犷猛烈的乐声响起时,百姓会坚强刚毅;当廉洁正直的乐声响起时,百姓会肃然起敬;当宽厚和顺的乐声响起时,百姓会仁慈爱人;当淫邪散乱的乐声响起时,百姓会淫乱不堪。
先王以乐声混乱为耻,所以就制作成雅颂之声,依照人的本性,考察音乐度数,制定为礼仪,调和阴阳之气,引导五常行为,使阳气外露而不离散,阴气隐藏而不聚集,这样才能刚气不怒,柔气不散,阴阳刚柔四者通畅汇合于一身,然后散发在身外,使其各安其位不发生冲撞,这足以感动人的善良之心,避免邪气侵入,这就是先王设立乐的方法。
黄其军
作于2021年5月15日(古历辛丑年四月初四)
志•礼乐志(一)
志•律历志上(六)
志•律历志上(五)
志•律历志上(四)
志•律历志上(三)
汉宣帝没有采纳王吉的建议,他只好称病辞官回家。
到了汉成帝时期,犍为郡在河边挖掘到十六枚古代磐石,商议后认为这是善祥征兆。刘向就趁机劝说汉成帝:“应当建立辟雍,设立庠序,陈明礼乐,推崇雅颂之声,推行礼仪,借此来教化天下风俗。如果这样做却不能实现大治,这样的事情从来没出现过。有人说,礼不能兼备。礼以培养人作为根本,如果出现过错,那是用过错来培养人的结果。刑罚的过错,会导致出现死伤。现在的刑法,已经不是当年皋陶时代的法律了。有关部门在请示有关法律问题时,想删就删,想增就增,只是为了处理日常事务。对于增加礼乐一事,由于不敢作为,这实际上等于是敢杀人却不敢培养人的做法。只是因为俎豆和管弦这样的小事小物不具备,就拒绝有所作为。这是以小事物不具备作为借口而放弃大作为,再也没有比这更牵强的理由了。教化相比于刑法,刑法显得较轻,但人们往往舍弃重要的教化而以较轻的刑法作为急用。何况教化是用来治理国家的根本,刑法是用来协助治理国家的。现在废弃掉用来治理国家的根本却唯独重视协助的急用,这就是为什么不能建立太平盛世的原由。仅仅在京师长安就有很多忤逆不孝的子孙,其中遭受大辟之刑被杀的人先后不断,这是因为他们不通晓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的缘故。汉朝继承了千年后的衰落周朝,继承了暴秦的余敝,百姓逐渐受到恶俗浸淫,贪婪狡诈,不明义理,不是告诉他们教化,而是只想用刑罚驱使,民俗肯定得不到改观。所以才说:‘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当初时,叔孙通在想要制定礼仪时,受到齐、鲁士人的非议,但最终成为汉朝一代儒家宗师,功业垂承于后人,成为国家法典。”
汉成帝把刘向的建议交给公卿大臣们商议,但刘向随后病逝,丞相大司空奏请立辟雍。在巡视长安城以南,确定好位置还没有开工,却碰到了汉成帝去世,群臣就有这件事情为汉成帝确定谥号。
到了王莽成为宰衡后,想要向百姓炫耀功绩,就建立起辟雍,随后得以篡位,招致海内反对。世祖汉光武帝刘秀受命中兴,拨乱反正,把京师迁移洛阳。他继位三十年,四夷宾服,百姓家中富足,政教清明,于是就建立起明堂、辟雍。汉显宗继位后,躬行其礼,在明堂祭祀光武帝,在辟雍尊奉三老、五更,威仪礼节盛大完美。但道德教化仍然没有广泛传播,礼乐还不完备,群臣没有称诵,这是因为庠序还没有设立的缘故。孔子说:“辟如为山,未成一匮,止,吾止也。”现在叔孙通所撰写的礼仪,和律令一起被收录,收藏在理官那儿,但法家却不再传播。汉朝的典籍没有人再记录,百姓也没有人提及。
在叔孙通去世之后,河间献王选取了一些采礼乐古事,稍微增加编辑,达到五百多篇。现在的学者都不说明,只是推荐《士礼》给天子,所说的道理又有很多谬误,所以君臣长幼交接之道逐渐模糊不显。
乐是圣人之所喜爱的,因为它可以促进民心向善,并能感人至深,移风易俗,所以先王特别注意其教化作用。
百姓有血、气、心、知的本,但没有哀、乐、喜、怒之常,大家都因感而动,然后心术才会形成。所以当细微憔悴的乐声响起时,百姓会思念忧伤;当和谐舒缓的乐声响起时,百姓会健康快乐;当粗犷猛烈的乐声响起时,百姓会坚强刚毅;当廉洁正直的乐声响起时,百姓会肃然起敬;当宽厚和顺的乐声响起时,百姓会仁慈爱人;当淫邪散乱的乐声响起时,百姓会淫乱不堪。
先王以乐声混乱为耻,所以就制作成雅颂之声,依照人的本性,考察音乐度数,制定为礼仪,调和阴阳之气,引导五常行为,使阳气外露而不离散,阴气隐藏而不聚集,这样才能刚气不怒,柔气不散,阴阳刚柔四者通畅汇合于一身,然后散发在身外,使其各安其位不发生冲撞,这足以感动人的善良之心,避免邪气侵入,这就是先王设立乐的方法。
黄其军
作于2021年5月15日(古历辛丑年四月初四)
志•礼乐志(一)
志•律历志上(六)
志•律历志上(五)
志•律历志上(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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