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需的遗忘与不容推卸的记忆》：有些事，必须永远存在于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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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好奇，为什么对二战中发生的各种悲剧，德国和日本展现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这也是我打开这本书的原因。遗忘和记忆，二者看似矛盾，但一直是冲突双方重新达成和平的两种方式。本书《必需的遗忘与不容推卸的记忆》，对两种方式，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本书的作者克里斯蒂安•迈耶，是慕尼黑大学古代史荣誉退休教授，前德国历史学家协会主席，前德国语言与文学学院院长，曾获德国格林兄弟文学奖、奥地利科学与艺术狮子勋章等。迈耶教授对古希腊历史文化有较深的研究，本书对于遗忘和记忆的探讨，也是从希腊的历史开始的。
如果你深谙历史，就会在其中看到人类的阴暗面。公元前494年，米利都的毁城之灾；如公元前404年的“三十僭主集团”之乱，5%的雅典公民被杀；二战中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政策、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等，让历史的某些时刻，充满了血腥味。
在这些灾难过去后，加害者和受害者，胜利者和战败者之前怎么相处，历史上，存在着两种方式，一种是遗忘，一种是记忆。必需的遗忘，是确保和平与共存的需要，不容推卸的记忆，则是对正义清算的要求。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一个难题。
遗忘，一直是大规模冲突后，必不可少的解决方式。从1918年之前以及部分之后的历史中来看，人们在战争、内乱和革命之后，多数情况下会决定忘记所发生的事情。从公元前403年雅典的大赦，再到西塞罗在凯撒被暗杀第二天在元老院中的讲话：“一切有关既往嫌隙的回忆须泯灭于永久的遗忘中”，在一则公元851年的一份条约也有类似遗忘的表达，
遗忘，不仅仅局限于不起诉犯罪，还包含了双方对自己的记忆的压抑，其中包括复仇的欲望和正义清算的渴求，但这其中包含了部分乌托邦式的幻想成分。尽管如此，在制定条约和规定的时候，作者仍然很明显的想要把“永久沉默”、“把事件看成从未发生过”等含义囊括其中，但对仇恨复燃和未来可能发生的报复行为，想要完全遗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在一战结束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让战败的德国感到屈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虽然整个条约对德国非常不利，但所有这些条款在实践中都没有得到严格的遵守。一直伺机雪耻的德国既没有被彻底削弱也没有得到安抚，这为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定时炸弹。
想要双方的互相尊重，和平相处，除了遗忘，还需要记忆。将罪大恶极的罪行铭记在心，进行正义的清算，才能安抚心中复仇的渴望，达到最后的和平。遗忘带来的大赦和对记住重大罪行的凶手给予正义的清算，当二者之间达成平衡后，不义之人得到应有的惩罚，次要的冲突得到遗忘避免反复不断的复仇循环，或许这才是获得平衡的最好方法。
在回到二战罪行的清算，德国和日本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道歉态度。德国以道歉和反思为主，1970年，时任德国总理勃兰特向华沙犹太人遇难者纪念碑敬献花圈，并有了震惊世界的惊人一跪。但在日本很多领导人则是在通过文字和行动极力规避历史罪行，甚至公然缅怀那段侵略历史。
在世人谈到必须为不可估量的严重战争罪行道歉时，不仅只有日本人显得畏首畏尾、迟钝僵硬。时至今日，世界上仍有相当大的阻力，使得承认不公正和暴力的行径变得困难，使得从黑暗的过往中吸取教训变得艰辛。
正如作者在书中强调的：
正如德国前总统赫尔佐克所说：
愿事件的罪恶，永远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也只存在与人们的记忆中。
这里是@兔先生的书屋
本书的作者克里斯蒂安•迈耶，是慕尼黑大学古代史荣誉退休教授，前德国历史学家协会主席，前德国语言与文学学院院长，曾获德国格林兄弟文学奖、奥地利科学与艺术狮子勋章等。迈耶教授对古希腊历史文化有较深的研究，本书对于遗忘和记忆的探讨，也是从希腊的历史开始的。
如果你深谙历史，就会在其中看到人类的阴暗面。公元前494年，米利都的毁城之灾；如公元前404年的“三十僭主集团”之乱，5%的雅典公民被杀；二战中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政策、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等，让历史的某些时刻，充满了血腥味。
在这些灾难过去后，加害者和受害者，胜利者和战败者之前怎么相处，历史上，存在着两种方式，一种是遗忘，一种是记忆。必需的遗忘，是确保和平与共存的需要，不容推卸的记忆，则是对正义清算的要求。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一个难题。
遗忘，一直是大规模冲突后，必不可少的解决方式。从1918年之前以及部分之后的历史中来看，人们在战争、内乱和革命之后，多数情况下会决定忘记所发生的事情。从公元前403年雅典的大赦，再到西塞罗在凯撒被暗杀第二天在元老院中的讲话：“一切有关既往嫌隙的回忆须泯灭于永久的遗忘中”，在一则公元851年的一份条约也有类似遗忘的表达，
遗忘，不仅仅局限于不起诉犯罪，还包含了双方对自己的记忆的压抑，其中包括复仇的欲望和正义清算的渴求，但这其中包含了部分乌托邦式的幻想成分。尽管如此，在制定条约和规定的时候，作者仍然很明显的想要把“永久沉默”、“把事件看成从未发生过”等含义囊括其中，但对仇恨复燃和未来可能发生的报复行为，想要完全遗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在一战结束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让战败的德国感到屈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虽然整个条约对德国非常不利，但所有这些条款在实践中都没有得到严格的遵守。一直伺机雪耻的德国既没有被彻底削弱也没有得到安抚，这为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定时炸弹。
想要双方的互相尊重，和平相处，除了遗忘，还需要记忆。将罪大恶极的罪行铭记在心，进行正义的清算，才能安抚心中复仇的渴望，达到最后的和平。遗忘带来的大赦和对记住重大罪行的凶手给予正义的清算，当二者之间达成平衡后，不义之人得到应有的惩罚，次要的冲突得到遗忘避免反复不断的复仇循环，或许这才是获得平衡的最好方法。
在回到二战罪行的清算，德国和日本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道歉态度。德国以道歉和反思为主，1970年，时任德国总理勃兰特向华沙犹太人遇难者纪念碑敬献花圈，并有了震惊世界的惊人一跪。但在日本很多领导人则是在通过文字和行动极力规避历史罪行，甚至公然缅怀那段侵略历史。
在世人谈到必须为不可估量的严重战争罪行道歉时，不仅只有日本人显得畏首畏尾、迟钝僵硬。时至今日，世界上仍有相当大的阻力，使得承认不公正和暴力的行径变得困难，使得从黑暗的过往中吸取教训变得艰辛。
正如作者在书中强调的：
正如德国前总统赫尔佐克所说：
愿事件的罪恶，永远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也只存在与人们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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