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学史》研究的新发现——纪念胡适《白话文学史》出版9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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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出版于1928年6月,迄今已整整90周年。
这部代表胡适白话文学思想与研究成果的重要著作,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首次梳理了白话文学的嬗变与发展脉络,构建了中国白话文学史编撰体系,在方法上为中国文学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可以说,《白话文学史》虽然只有上卷,多被学界惋惜,抑或被诟病为著名的半部书,但它却是中国白话文学研究筚路蓝缕的开山之作,并早已成为胡适思想与学术研究中不可缺失的核心内容之一。
一、《白话文学史》版本。
胡适早期的大部分著作都是交由绩溪同乡汪孟邹、汪原放叔侄经营的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这部《白话文学史》之所以没有在亚东图书馆出版,主要是1927年6月下旬,胡适与徐志摩、梁实秋、余上沅等人集股投资,在上海创办了“新月书店”,计划整理出版多种新书,故他将自己的这部《白话文学史》作为同人新月书店的第一部新书出版。
新月书店版《白话文学史》初版为1928年6月,查胡适日记,他在1928年6月19日记道:“我的《白话文学史》昨日出版,今日始得见” ,可知《白话文学史》面世的具体时间应是1928年6月18日。胡适对于此书的完成,是有着喜悦心情的,他在1928年6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昨日把《文学史》上卷写成,共二十万字有零,一年之中,只有这一点成绩耳”。
《白话文学史》面世后,在学界引起震动,获广泛好评,当然也有指摘。虽然它是一部学术著作,但由于作者是大名鼎鼎、风头正劲的胡适,此书却成了当时的一部畅销书。新月书店初印3000册,不到半年已脱销,至1933年,已印行了15000多册。迄今为止,据不完全统计,《白话文学史》在两岸的各种版本,已达三十余种之夥。
新月书店版1928年6月初版后,当年12月即出了第2版,至1933年8月已出至第6版。后新月书店经营亏损,于1933年底被商务印书馆接收。新月书店并入之后,商务印书馆旋于1934年10月即再版了《白话文学史》。
下面依时间顺序,大略梳理一下新月书店版之后,《白话文学史》的出版情况:
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台湾乐天出版社先后四次出版《白话文学史》。
台湾“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三次出版胡适《自校本白话文学史》。
1986年1月,岳麓书社在大陆首次出版《白话文学史》,首印7000册。2010年再版。
上海书店1989年将《白话文学史》列入“民国丛书”出版。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2006年出版,2003年还曾列入《胡适全集》出版。
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1996年9月出版、2016年6月出版。
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2002年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2006年出版、2009年出版,皆附有骆玉明教授导读。
团结出版社2005年出版、2006年出版、2009年出版、2011年出版、2013年次出版。
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
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出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
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
中国画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精装典藏本。
中国和平出版社2014年出版。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出版。
吉林出版集团2016年出版。
中国书籍出版社2016年出版精装本。
河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出版精装本。
古吴轩2017年出版。
此外,上海三联书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等也都曾出版过《白话文学史》。
二、《白话文学史》勘误。
新月书店 1928年6月初版《白话文学史》即附有6页勘误表,它是由胡适自己校勘的。胡适在1928年6月1日日记中说:“今日作勘误表,误字尚不少”,6月2日日记说:“继续作勘误表”。1960年代后,胡适在台湾再次对《白话文学史》进行校正,后由台湾中央研究院内的胡适纪念馆出版了《自校本白话文学史》。但该版实际上只有二、三处简短补充。
而应该明确指出的是,新月书店1928年6月初版《白话文学史》勘误表中指出的错误,有多项在后来的各种版本中却未能改过,一直延续。更令人奇怪的是,包括台湾胡适纪念馆出版的《自校本白话文学史》也是如此,竟也留有多处初版勘误表中已指出的错误。譬如,初版勘误指出“汉朝的民歌”一章中“自从地产生这些活的文学”,“从”误,应为“然”;“他们只直率地说了他们的歌”,“说”误,应为“唱”;“以李延年的协律都尉”,“的”误,应为“为”等多处已勘出错误,台湾的胡适研究所《自校本》、大陆的各种版本,包括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本仍然沿袭原误 。
三、新发现的《白话文学史》重校本。
2017年12月,笔者在安徽绩溪收藏圈得到了一部新月书店1928年6月初版本《白话文学史》签赠本,扉页有胡适毛笔亲书:“送给健行,并谢谢他给我重校此书。适之。十七,九,廿四”。可以肯定地说,这个重校本的出现,对于长期以来的《白话文学史》研究以及胡适研究,无疑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新发现。
经考证,胡适亲笔题签赠予者“健行”,即程健行,安徽绩溪仁里人,时任上海亚东图书馆编辑,曾帮助汪协如女士校点《缀白裘》。从称谓习惯上我们可以看出,温文而雅的胡适直接称程健行为“健行”,而未加“先生”等恭词,说明胡适与程健行已不仅是同乡,而且非常熟稔,已视作身边亲近的人,如同他平时对待朋友如徐志摩等直接称“志摩”这类情形是一样的。
已故国家出版局局长、国家出版委员会主任王子野先生,在1983年8月18日为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所作序言中说:“最后再交代一下本书前的亚东图书馆编辑所同人合影的来历。这张照片是我父亲保留下来的遗物,去年我侄儿回绩溪老家去找来的,照片前排左起第四人程健行就是我的父亲。他是一个旧学很有修养的人,工作认真踏实……可惜他在一九三O年春就去世了,年仅三十五岁。父亲去世后留下寡母和五个孤儿,我居长,才十四岁,最小的弟弟才三岁。不用说,我们家庭里的日子是很不好过的。于是托人将我介绍到亚东去当学徒,这样我就在亚东工作了四年(一九三O年——一九三四年)……书后的亚东图书馆同人名单中的程敷铎就是我的原名,改用今名是一九三八年到延安后开始的,姓王是随母姓”。
据上得知,程健行是王子野先生的生父,于1930年逝世,年仅35岁。也就是说,他在重校《白话文学史》后不到二年就英年早世了。由此推断出程健行当出生于1895年,比胡适小四岁。同时可以推断,王子野先生应该从未见过他父亲的这个重校本,也从来不知道他父亲逝前还曾为胡适著作做过校勘,否则,这等重要事情,王子野不会在自己生前多次参加胡适学术研讨会、多次为相关胡适研究图书作序中从未有过口头与文字提及。
胡适签赠给程健行的这部初版《白话文学史》,时间是1928年9月24日(很巧合,程健行与亚东图书馆编辑所同人的那张合影也是该日),距该书问世仅三月略余,据此可断,程健行应该是胡适自作勘误表之后,第一个为《白话文学史》作全书重校的人。
程健行的重校,是在新月书店初版《白话文学史》原书上进行的,既有毛笔红字原处直接圈定校正,也有毛笔黑字原处加点、于书眉校注,书迹红字为楷书、黑字为行书,皆隽秀有力。程健行的校正从标点,到错字,到顺序,到引文,到出处,十分认真详尽细密,指正达数十处之多。
今初步对照台湾、大陆出版流行的《白话文学史》诸种版本,包括台湾胡适纪念馆出的自校本,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本,程健行重校本中勘误指出《白话文学史》中的错处竟未获改正,至今仍在各种流行版本中延续。正缘于此,程健行的重校本《白话文学史》更显得珍贵,其足可弥补九十年来胡适这部名著各种版本的不足与缺憾,对于《白话文学史》研究以及胡适学术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我非常希望胡适亲笔签赠并致谢程健行的这部最早、也是迄今为止两岸唯一的《白话文学史》重校本,能够早日出版印行,相信它一定会引起两岸学界与广大爱好者的重视与喜爱。
这部代表胡适白话文学思想与研究成果的重要著作,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首次梳理了白话文学的嬗变与发展脉络,构建了中国白话文学史编撰体系,在方法上为中国文学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可以说,《白话文学史》虽然只有上卷,多被学界惋惜,抑或被诟病为著名的半部书,但它却是中国白话文学研究筚路蓝缕的开山之作,并早已成为胡适思想与学术研究中不可缺失的核心内容之一。
一、《白话文学史》版本。
胡适早期的大部分著作都是交由绩溪同乡汪孟邹、汪原放叔侄经营的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这部《白话文学史》之所以没有在亚东图书馆出版,主要是1927年6月下旬,胡适与徐志摩、梁实秋、余上沅等人集股投资,在上海创办了“新月书店”,计划整理出版多种新书,故他将自己的这部《白话文学史》作为同人新月书店的第一部新书出版。
新月书店版《白话文学史》初版为1928年6月,查胡适日记,他在1928年6月19日记道:“我的《白话文学史》昨日出版,今日始得见” ,可知《白话文学史》面世的具体时间应是1928年6月18日。胡适对于此书的完成,是有着喜悦心情的,他在1928年6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昨日把《文学史》上卷写成,共二十万字有零,一年之中,只有这一点成绩耳”。
《白话文学史》面世后,在学界引起震动,获广泛好评,当然也有指摘。虽然它是一部学术著作,但由于作者是大名鼎鼎、风头正劲的胡适,此书却成了当时的一部畅销书。新月书店初印3000册,不到半年已脱销,至1933年,已印行了15000多册。迄今为止,据不完全统计,《白话文学史》在两岸的各种版本,已达三十余种之夥。
新月书店版1928年6月初版后,当年12月即出了第2版,至1933年8月已出至第6版。后新月书店经营亏损,于1933年底被商务印书馆接收。新月书店并入之后,商务印书馆旋于1934年10月即再版了《白话文学史》。
下面依时间顺序,大略梳理一下新月书店版之后,《白话文学史》的出版情况:
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台湾乐天出版社先后四次出版《白话文学史》。
台湾“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三次出版胡适《自校本白话文学史》。
1986年1月,岳麓书社在大陆首次出版《白话文学史》,首印7000册。2010年再版。
上海书店1989年将《白话文学史》列入“民国丛书”出版。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2006年出版,2003年还曾列入《胡适全集》出版。
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1996年9月出版、2016年6月出版。
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2002年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2006年出版、2009年出版,皆附有骆玉明教授导读。
团结出版社2005年出版、2006年出版、2009年出版、2011年出版、2013年次出版。
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
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出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
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
中国画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精装典藏本。
中国和平出版社2014年出版。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出版。
吉林出版集团2016年出版。
中国书籍出版社2016年出版精装本。
河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出版精装本。
古吴轩2017年出版。
此外,上海三联书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等也都曾出版过《白话文学史》。
二、《白话文学史》勘误。
新月书店 1928年6月初版《白话文学史》即附有6页勘误表,它是由胡适自己校勘的。胡适在1928年6月1日日记中说:“今日作勘误表,误字尚不少”,6月2日日记说:“继续作勘误表”。1960年代后,胡适在台湾再次对《白话文学史》进行校正,后由台湾中央研究院内的胡适纪念馆出版了《自校本白话文学史》。但该版实际上只有二、三处简短补充。
而应该明确指出的是,新月书店1928年6月初版《白话文学史》勘误表中指出的错误,有多项在后来的各种版本中却未能改过,一直延续。更令人奇怪的是,包括台湾胡适纪念馆出版的《自校本白话文学史》也是如此,竟也留有多处初版勘误表中已指出的错误。譬如,初版勘误指出“汉朝的民歌”一章中“自从地产生这些活的文学”,“从”误,应为“然”;“他们只直率地说了他们的歌”,“说”误,应为“唱”;“以李延年的协律都尉”,“的”误,应为“为”等多处已勘出错误,台湾的胡适研究所《自校本》、大陆的各种版本,包括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本仍然沿袭原误 。
三、新发现的《白话文学史》重校本。
2017年12月,笔者在安徽绩溪收藏圈得到了一部新月书店1928年6月初版本《白话文学史》签赠本,扉页有胡适毛笔亲书:“送给健行,并谢谢他给我重校此书。适之。十七,九,廿四”。可以肯定地说,这个重校本的出现,对于长期以来的《白话文学史》研究以及胡适研究,无疑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新发现。
经考证,胡适亲笔题签赠予者“健行”,即程健行,安徽绩溪仁里人,时任上海亚东图书馆编辑,曾帮助汪协如女士校点《缀白裘》。从称谓习惯上我们可以看出,温文而雅的胡适直接称程健行为“健行”,而未加“先生”等恭词,说明胡适与程健行已不仅是同乡,而且非常熟稔,已视作身边亲近的人,如同他平时对待朋友如徐志摩等直接称“志摩”这类情形是一样的。
已故国家出版局局长、国家出版委员会主任王子野先生,在1983年8月18日为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所作序言中说:“最后再交代一下本书前的亚东图书馆编辑所同人合影的来历。这张照片是我父亲保留下来的遗物,去年我侄儿回绩溪老家去找来的,照片前排左起第四人程健行就是我的父亲。他是一个旧学很有修养的人,工作认真踏实……可惜他在一九三O年春就去世了,年仅三十五岁。父亲去世后留下寡母和五个孤儿,我居长,才十四岁,最小的弟弟才三岁。不用说,我们家庭里的日子是很不好过的。于是托人将我介绍到亚东去当学徒,这样我就在亚东工作了四年(一九三O年——一九三四年)……书后的亚东图书馆同人名单中的程敷铎就是我的原名,改用今名是一九三八年到延安后开始的,姓王是随母姓”。
据上得知,程健行是王子野先生的生父,于1930年逝世,年仅35岁。也就是说,他在重校《白话文学史》后不到二年就英年早世了。由此推断出程健行当出生于1895年,比胡适小四岁。同时可以推断,王子野先生应该从未见过他父亲的这个重校本,也从来不知道他父亲逝前还曾为胡适著作做过校勘,否则,这等重要事情,王子野不会在自己生前多次参加胡适学术研讨会、多次为相关胡适研究图书作序中从未有过口头与文字提及。
胡适签赠给程健行的这部初版《白话文学史》,时间是1928年9月24日(很巧合,程健行与亚东图书馆编辑所同人的那张合影也是该日),距该书问世仅三月略余,据此可断,程健行应该是胡适自作勘误表之后,第一个为《白话文学史》作全书重校的人。
程健行的重校,是在新月书店初版《白话文学史》原书上进行的,既有毛笔红字原处直接圈定校正,也有毛笔黑字原处加点、于书眉校注,书迹红字为楷书、黑字为行书,皆隽秀有力。程健行的校正从标点,到错字,到顺序,到引文,到出处,十分认真详尽细密,指正达数十处之多。
今初步对照台湾、大陆出版流行的《白话文学史》诸种版本,包括台湾胡适纪念馆出的自校本,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本,程健行重校本中勘误指出《白话文学史》中的错处竟未获改正,至今仍在各种流行版本中延续。正缘于此,程健行的重校本《白话文学史》更显得珍贵,其足可弥补九十年来胡适这部名著各种版本的不足与缺憾,对于《白话文学史》研究以及胡适学术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我非常希望胡适亲笔签赠并致谢程健行的这部最早、也是迄今为止两岸唯一的《白话文学史》重校本,能够早日出版印行,相信它一定会引起两岸学界与广大爱好者的重视与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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