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经学今文经学的区别？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区别主要在于文字有别，内容和篇目有别，版本有别，以及对孔子的态度与其所言对“古代”的认识有别。
一、今文经学
今文经指汉初由儒生口传，并用当时流行的隶书记录下来的经籍。在经学确立的初期，并没有今文经学这样的名称，只是因为后来古文经学的兴起，才相应地将之前流行的经学称之为今文经学。由于秦的焚书，汉武帝所立的五经博士传习的儒家经传大多是根据儒生的口耳相传用隶书记录的版本，而非先秦文字写就的古书，这就是所谓的今文经。
今文经学在两汉一直被立于学官，深受统治者的重视。西汉中后期，武帝时经学成论事言政依据，董仲舒演说阴阳灾异的新儒学“今文经学”占统治地位，散文言必称经，喜以阴阳灾异论政论事。
二、古文经学
古文经指汉代前期从民间征集或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用先秦古籀文字写成的经籍。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经学日益繁盛，朝廷多次下令搜求遗书，一些诸侯王也重金求购古籍，先秦旧典不断被发掘出来，这些古籍大多是用先秦文字书写的，当时许多人不认识，因此，被称为古文经。古文经通过长期的传习，古文学者转相发明，到西汉末具备了章句义理，形成了古文经学。
古文经学为立学官，与今文经学开展了多次论争。东汉后期的散文，内容多为宦官专权、政治混乱、社会腐败的现实，倾向写实，语言日趋骈偶，文采激情，多不平之气，以王符、仲长统等为代表。
三、今古文经学区别
（一）文字有别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不同，起初只是今文经与古文经的不同。而今文经与古文经的不同，首先是文字的不同，即今文经是用汉代隶书书写的，古文经是用战国时六国文字书写的。如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指出：“今古文所以分，其先由于文字之异。今文者，今所谓隶书，世所传熹平《石经》及孔庙等处汉碑是也。古文者，今所谓籀书，世所传岐阳石皷及《说文》所载古文是也。隶书，汉世通行，故当时谓之今文；犹今人之于楷书，人人尽识者也。籀书，汉世已不通行，故当时谓之古文；犹今人之于篆、隶，不能人人尽识者也。”[1]
但仅仅用文字来区分今文经和古文经并不可靠，因为在现实中，古文经可能有今文抄本，今文经亦可能有古文祖本。譬如伏生壁藏的《尚书》属今文经，但原本是用战国末期的古文抄写的；孔府发掘的《尚书》属古文经，但孔安国用今文解读并传世。皮锡瑞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在《经学历史》中说：“凡文字必人人尽识，方可以教初学。许慎谓孔子写定六经，皆用古文；然则孔氏与伏生所藏书，亦必是古文。汉初发藏以授生徒，必改为通行之今文，乃便学者诵习。故汉立博士十四，皆今文家。而当古文未兴之前，未尝别立今文之名。”[2]皮锡瑞认为，为方便学习、传授，汉代发掘出的所有古文都改成了今文，这是符合实际的，但他却没有讲清楚今文经与古文经的差别到底在哪里。
（二）内容、篇目有别
事实上，今文经和古文经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内容不同、篇目不等上。以《尚书》为例，伏生所授今文《尚书》共二十九篇，而孔壁发掘的古文《尚书》多出十六篇，外加孔子序一篇，共四十六篇。不仅篇目不同，相同的篇章中文字也有差异，刘向在校书时，对照今、古文《尚书》，发现今文《尚书》 脱简三处、异文七百多处、脱字数十个。《礼》也存在同样的问题。高堂生所传今文《礼经》共十七篇，而鲁淹中所出的《礼古经》共五十六篇，多出三十九篇古文《逸礼》。其中十七篇虽如今文《礼经》篇目相同，但字多不同。此外，古文《礼经》中还有一部 《周官》，今文经也没有。
（三）版本有别
徐复观先生认为，今文经与古文经的不同，实际就是经书的版本不同。他在《中国经学史的基础》中讲道：“今文与古文的分别，其实不在字体的不同”，因为“汉初的今文皆来自古文，而古文以隶书改写后即为今文，凡流布中的字体是相同的，即同为隶书。今、古文的分别，乃在文字上有出入，及由文字上的出入而引起解释上的出入。有如今日同一部书，发现有两种不同的版本”[3]。如果据此给今文经和古文经下个定义的话，那么今文经就是汉武帝之前发现的被汉武帝立于学官的经书版本以及之后衍生的版本；而古文经就是汉武帝之后发现的经书版本或在汉武帝之前发现但被遗漏未立于学官的版本。事实上，不仅今文经与古文经的版本不同，今文经内部各家的版本也不一定相同。如姜广辉主编的 《中国经学思想史》 就指出：“今文经学为官方经学，在汉武帝时有五经七家，在东汉有五经十四家，其中的每一家都有其独特的经书传本。”[4]
随着古文经学的创建和章句义理的发展，今文经和古文经由两种不同的经书版本演变为两种不同的经学派别，即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于是“非惟文字不同，而说解亦异矣”[5]。
（四）对孔子的态度与其所言“古代”的认识有别
今古文经学对于孔子与尧、舜、禹、汤、周公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看法，其背后的问题，则是中国文明的立法者是孔子，还是孔子之前的历代圣王。
前者，今文经学言历代圣王，皆虚其人，皆是孔子托古改制，视孔子为托古改制的“素王”，经学是一套未曾实行的理论；注重阐发经文的“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以董仲舒、刘向和何休等为代表，最重《春秋公羊传》。
而后者，古文经学所述历代圣王，皆为实事，崇奉周公，视孔子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偏重训诂，与现实政治问题联系较弱；以刘歆、贾逵、王府和仲长统等为代表，最重《周礼》。
因此，对孔子所言“古代”的认识，直接关系着对经学性质的理解。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古”并非历史时间层面，而在于价值。
[1]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4:54.
[2]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4:54-55.
[3]徐复观. 徐复观论经学史两种[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99.
[4]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二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560.
[5]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4: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