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江竹筠
江竹筠（1920年8月20日——1949年11月14日），四川省自贡市大山铺镇江家湾人，中国共产党地下时期重庆地区组织的重要人物，为中国共产党追认的女烈士。
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与彭咏梧结婚，婚后负责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组织发行工作。1948年，彭咏梧在中共川东临时委员会委员兼下川东地委副书记任上战死，江竹筠接任其工作。
1948年6月14日，江竹筠在万县被捕，被关押于位于重庆的国民政府军统渣滓洞集中营，遭酷刑仍拒屈、拒不交出军统所要的中共地下党情报；1949年11月14日，重庆被中国人民解放军重重包围之际，被国民政府军统于渣滓洞监狱所杀并毁尸。
2、李大钊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在北京逮捕李大钊等80余人。在狱中，李大钊备受酷刑，但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大义凛然，坚贞不屈。
4月28日，北洋军阀政府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临刑前，李大钊慷慨激昂：“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他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时年38岁。
3、杨靖宇
杨靖宇（1905年2月26日-1940年2月23日），原名马尚德，字骥生，河南省确山县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著名抗日民族英雄，鄂豫皖苏区及其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
1932年，受命党中央委托到东北组织抗日联军，历任抗日联军总指挥政委等职。率领东北军民与日寇血战于白山黑水之间，他在冰天雪地，弹尽粮绝的紧急情况下，最后孤身一人与大量日寇周旋战斗几昼夜后壮烈牺牲。
4、马应元
马应元（1912—1945），山西武乡马家庄村人。1940年参加抗日游击小组，秋季加入民兵组织，配合八路军打游击。他枪法娴熟，曾一枪致敌二命，击毙敌战马一匹，成为闻名全县的民兵射击手。
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马家庄民兵指导员。在反“清剿”、反“蚕食”斗争中，带领马家庄民兵队搞侦察、报敌情、除汉奸、捉舌头、埋地雷、打伏击、缴武器、截物资，多次夺回日军抢去的耕畜羊群和日伪种的蔬菜等。
1943年敌占蟠龙后，任蟠武线飞行射击爆炸组组长。在漳河两岸，运用“麻雀”战术歼敌小股部队，配合八路军夜袭段村敌据点，又用“地雷加冷枪”等游击战术，打了许多胜仗。5月反“扫荡”中，一次布雷13处，炸死炸伤日军90余人，缴获步枪11支，子弹500多发。
1944年11月出席了晋冀鲁豫边区群英大会，奖给上书“日夜出击蟠武线，飞行爆炸显神威”锦旗一面，被誉为民兵杀敌英雄。1945年元月，在本村突围战斗中落入敌手，最后敌人抓来其母亲和妻子劝其投降，均被拒绝，终被敌秘密杀害，年仅24岁。
5、程仲一
1938年1月，中共五寨县委成立，程仲一任宣传部长。3月，五寨沦陷后，率县抗日动员委员会和抗敌自卫队配合八路军一二○师一部袭击驻城日军，迫使日军撤离五寨县城。1939年1月，与王庭弼、白如冰等率晋西北抗日动员委员会部分干部转入大青山，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
曾率当地游击队配合八路军骑兵支队消灭归(绥)凉(城)一带土匪武装，为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奠定基础。同年秋，任绥东专署专员，率绥东武工队三下丰东，开辟丰东抗日游击根据地。1940年，调任绥中专署专员。
1941年冬，率专署游击队奇袭三道营火车站，毙伤日军站长以下敌伪官兵多名，缴获20余支枪和大批弹药。1943年秋调任绥南专署专员，带领武工队在崞县窑子、三道沟、公鸡咀一带与敌作战中连战连捷。1944年2月10日晨，为汉奸出卖，被日军重兵合围于凉城县郭木匠沟一带。为掩护其他人员突围牺牲。时年28岁。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程仲一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江竹筠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马应元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杨靖宇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李大钊
王二小
1929年生于河北省涞源县上庄村。抗日战争时期，王二小的家乡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经常受到日本鬼子的“扫荡”，王二小是村里的儿童团团员，他常常一边在山坡上放牛，一边给八路军放哨。1942年，二小十三岁。10月25日（农历9月16日）那一天，日本鬼子又来扫荡，走到山口时迷了路。敌人看见王二小在山坡上放牛，就叫他带路。王二小装着听话的样子走在前面，为了保卫转移躲藏的乡亲，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突然，四面八方响起了枪声，敌人知道上了当，就气急败坏地把王二小摔死在石头上，正在这时候，八路军从山上冲下来，消灭了全部敌人。王二小的血染红了天！
王二小牺牲后，当地军民把他埋葬在刘家庄的山坡上。当时任涞源县青救会干部张士奎（后为保定市离休干部）同志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报道给了边区青救会，《晋察冀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这条消息。词作家方冰、曲作家劫夫根据这篇报道，立即创作了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首歌曲一直传唱至今，感染了无数青少年。现在，王二小的坟上长满了青草。他的鲜血染红的那块大石头，现在还静静地卧在山沟里，人们把它叫做“血色石”。
为了纪念小英雄王二小，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在二小的家乡涞源县上庄村建设了“王二小希望小学”，延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作家陈模创作了革命传统纪实小说《少年英雄王二小》。
张自忠（这个人超有名）
张自忠（1891.8.11-1940.5.16），字荩忱，中华民国陆军中将，牺牲后追授为二级上将军衔，著名抗日将领，民族英雄。汉族，山东临清唐园村人。1911年在天津法政学堂求学时秘密加入同盟会，1914年投笔从戎。1917年入冯玉祥部，历任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1930年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军事集团被瓦解，张自忠所部被蒋介石收编。1931年后，张自忠曾任第29军第38师师长、第59军军长、第33集团军总司令兼第5战区右翼兵团司令等职。
1937年，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又把兵锋直指徐州，志在夺取这一战略要地。1938年3月，日军投入七八万兵力，分两路向徐州东北的台儿庄进发。待至临沂、滕县时，同中国军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当时守卫临沂的是庞炳勋的第3军团。由于实力过于悬殊，伤亡惨重，庞部急待援军。
张自忠奉调率第59军以一昼夜180里的速度及时赶来增援。张自忠与庞炳勋原是宿仇，但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摈弃个人恩怨，率部与庞部协力作战。敌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配合坦克、装甲车向茶叶山阵地发起进攻。张自忠以“拼死杀敌”“报祖国于万一”的决心，与敌激战，反复肉搏。茶叶山下崖头，刘家湖阵地失而复得达三四次，战况极其惨烈。经过数天鏖战，敌军受到重创，节节败退。
中国军队相继收复蒙阴、莒县，共歼敌4000余人。不久，日军再派坂本旅团向临沂、三官庙发起攻势，妄图有所突破。张自忠和庞炳勋部两军奋力拼杀，经彻夜激战，日军受到沉重打击，其向台儿庄前线增援的战略企图被完全粉碎，保证了台儿庄大战的胜利。
1940年5月，日军为了控制长江交通、切断通往重庆运输线，集结30万大军发动枣宜会战。当时中国军队的第33集团军只有两个团驻守襄河西岸。张自忠作为集团军总司令，本来可以不必亲自率领部队出击作战，但他不顾部下的再三劝阻，坚持由副总司令留守， 5月6日晚致书副总司令兼77军军长冯治安一函：
“仰之吾弟如晤：因为战区全面战争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师，179师取得联络，即率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若与179师，38师取不上联络，即带马师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永离，不得而知，专此布达。”他自己亲自率领2000多人渡河作战。
5月1日，张自忠亲笔昭告各部队、各将领：“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张自忠率2000多人东渡襄河后，一路奋勇进攻，将日军第13师拦腰斩断。日军随后以优势兵力对张自忠所部实施包围夹攻。张自忠毫不畏缩，指挥部队向人数比他们多出一倍半的敌人冲杀10多次。日军伤亡惨重。
5月15日，日军10000多人分南北两路向张自忠率领的部队实行夹击。激战到16日佛晓，张自忠部被迫退入南瓜店十里长山。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中国军队的阵地发起猛攻。一昼夜发动9次冲锋。张自忠所部伤亡人员急剧上升，战况空前激烈。
5月16日一天之内，张自忠自晨至午，一直疾呼督战，午时他左臂中弹仍坚持指挥作战。到下午2时，张自忠手下只剩下数百官兵，他将自己的卫队悉数调去前方增援，身边只剩下高级参谋张敬和副官马孝堂等8人。他掏出笔向战区司令部写下最后近百字的报告，交给马孝堂时说：“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可告无愧，你们应当努力杀敌，不能辜负我的志向。”稍后，张自忠腰部又被机枪子弹击中，他卧倒在地浴血奋战最后壮烈牺牲。
张自忠战死后，日本人发现张将军遗体，审认无讹，一起膜拜，用上好木盛殓，并竖木牌。并全军向他行礼，甚至在他的遗体运回后方之时，日军收到消息便下令停止空军的空袭一日，避免伤到张自忠的忠骸。可见，张自忠将军在对日抗战所展现军人武德，连当时崇尚军国主义的日军都为之感动。
蒋介石惊闻张自忠殉国，立即下令第5战区不惜任何代价夺回张自忠遗骸。一百多名优秀将士，抢回张将军的尸骨，连夜运往重庆。当灵柩经过宜昌时，全市下半旗，民众前往吊祭者超过十万人。灵柩运抵重庆时，蒋介石特亲临迎灵致祭，抚棺痛哭，并手书“英烈千秋”挽匾以资表扬。
毛泽东题写了“尽忠报国”的挽词。张自忠殉国时，年仅50岁，他的夫人李敏慧女士闻耗悲痛绝食七日而死，夫妻二人合葬于重庆梅花山麓，后建有张自忠将军陵园和张自忠将张自忠将军纪念馆军生平事迹陈列馆。周恩来曾亲自写下文章称赞张自忠“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中国抗战军人之魂”。
岳飞名言：“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惜死，则天下太平矣！”张自忠将军抗日体现的正是这种“武官不惜死”的精神。他生前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这样死得好，死得光荣，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很平安。”到了弥留之际，他还念念不忘“这样死得好......良心很平安。”
1982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追认张自忠为“革命烈士”。
1991年，为纪念张自忠百年诞辰，湖北省在宜城市建成张自忠将军纪念馆。
赵一曼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被中国共产党派到东北地区领导革命斗争。1934年担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兼铁道北区委书记，组织抗日自卫队，与日军展开游击战争。1935年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第1师第2团政委，11月，与日伪军作战时不幸因腿部受伤被捕。
日军为了从赵一曼口中获取到有价值的情报，找了一名军医对其腿伤进行了简单治疗后，连夜对其进行了严酷的审讯。
面对凶恶的日军，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赵一曼忍着伤痛怒斥日军侵略中国以来的各种的罪行。凶残的日军见赵一曼不肯屈服，使用马鞭狠戳其腿部伤口。身负重伤的赵一曼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强的意志和誓死抗日的决心，痛的几次昏了过去，仍坚定地说：“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就是反满抗日。”没说出一字有关抗联的情况。
1935年12月13日，因赵一曼腿部伤势严重，生命垂危，日军为得到重要口供，将她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监视治疗。赵一曼在住院期间，利用各种机会向看守她的警察董宪勋与女护士韩勇义进行反日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两人深受感动，决定帮助赵一曼逃离日军魔掌。
1936年6月28日，董宪勋与韩勇义将赵一曼背出医院送上了事先雇来的小汽车，经过辗转后，赵一曼到了阿城县境内的金家窝棚董宪勋的叔叔家中。6月30日，赵一曼在准备奔往抗日游击区的途中不幸被追捕的日军赶上，再次落入日军的魔掌。
赵一曼被带回哈尔滨后，凶残的日本军警对她进行了老虎凳、辣椒水等更加严酷的刑讯。据敌伪档案记载，日本宪兵为了逼迫她供出抗联的机密和党的地下组织，对她进行了残酷的拷问。刑讯前后采用的酷刑多达几十种，其中就包括电刑。但她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吐露任何实情。
日军知道从赵一曼的口中得不到有用的情报，决定把她送回珠河县处死“示众”。8月2日，赵一曼被押上去珠河县（现尚志市）的火车，她知道日军要将她枪毙了，此时，她想起了远在四川的儿子，她向押送的警察要了纸笔，给儿子写了一封催人泪下的遗书：“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中国人民会永远牢记女民族英雄赵一曼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迹。新中国成立后，朱德为赵一曼题写了“革命英雄赵一曼烈士永垂不朽”的题词，哈尔滨市将她战斗过的一条主街命名为一曼大街。
1935年12月19日中午时分，贺龙率领的第二军团部分主力，从管竹进入岩石乡。三个穿灰布军衣、身背短枪的战士来到三房院子，见一妇女抱着小孩慌慌张张走进自己家里。战士跟着走进她家堂屋，见她房门紧闭，便轻轻地敲门说：“嫂子，请你不要害怕，我们红军是为老百姓服务的，请你开开门，我们有事和你商量。”青年妇女叫欧阳香元，丈夫在外做挑夫，她听到敲门的声音不是很急，喊话的声音也很平和，就开了房门。战士见她屋内还有一间空房，便提出：“嫂子，今天晚上借你这间空房搭个铺住一晚上，你看行不行?”欧阳香元虽没有完全听懂他们的话，但知道他们是要借房子住，于是脸上露出了同意的笑容。
过了一会儿，有位战士领着一位身材高大魁梧、身穿兰布长衫、留有八字胡子的人来到了欧阳香元的家门口，后面跟着二三十个穿灰布军衣、背短枪的战士，在禾坪里整整齐齐地站成两排。那个八字胡子对大家讲：“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人民求解放的，我们有铁的纪律，大家千万要注意，不能进年轻妇女的卧室内；”接着又讲，“我们红军无论走到那里，都要关心群众，爱护群众，群众家里的东西未经主人同意不能搬动，借东西一定要还，损坏和丢失东西一定要照价赔偿，这样我们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才能团结群众去打倒蒋介石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欧阳香元从战士们的表情上，看出八字胡子是个大官。听他讲话句句为老百姓着想，认定红军是好人。她怀着兴奋的心情走到院子里去，把那个八字胡子讲的话告诉别人，直到天快黑时才回家，她走到堂屋门口见地上搭起了铺，那个八字胡子和另外两个人在煤油灯下看地图，一边看一边比比划划。她想知道那个大官是个什么官，于是走到门外悄悄地问一个小战士：“那个穿兰布长衫、留着
胡子的是你们的什么人?”小战士轻声地告诉她：“是我们的军团长，苏维埃政府的贺主席，我们都喊他贺老总。”她听后心里嘀咕，原来他是个大官，难怪战士们都规规矩矩听他讲话。
她走到房内，一位女战士非常和气地请她坐下，像亲姐妹一样和她拉起了家常。在交谈中她问女战士：“你是哪个的老婆?”女战士很爽快地告诉她：“我是贺龙同志的爱人，今晚住在你家，真麻烦你了。”她知道了住在她家里的是红军的大官贺龙主席一家人，不好意思地说：“这房子不好，没有好好收拾，真对不起你们，”女战士说：“等打完仗以后，穷人就有好房子住了。”
第二天清早，部队要走了，有些战士在收拾行装，有些在打扫卫生，有个战士走到欧阳香元嫂嫂雷青菊面前(住她对门)再三询问是否有损坏和丢失的东西，雷青菊讲：“只有一个木脸盆没看到。”那个战士不一会拿了一个铜脸盆对她说：“如果找不到就用这个脸盆，找到了就留做纪念，红军的纪律都是贺主席规定的，你一定要收下。”贺主席和战士们走时，群众都含着热泪相送，战士们
也不时地回头，依依惜别。
几十年过去了，欧阳香元没有忘记当年的“贺主席”。1956年，她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的挂像时，一眼就认出了当年住在自己家里的贺主席，高兴地说：“你们看，我们的贺主席又回岩山来了，又到我们家里来了。”
可敬的先烈
第二、六军团自从撤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后，国民党的军队始终跟踪他们、搜索他们，妄图把他们消灭在长征途中。12月21日中午，从高沙开往花园的第六军团，有的在李家渡一带休整，有的在行进途中。战士们虽然头上都用树枝、绿叶作了伪装，但国民党飞机还是发现了目标，丧心病狂的投下了6颗炸弹，20位战士当场光荣牺牲，数十名战士受伤。
当时年仅12岁的王康元正赶着牛回家，一位红军战士见状，急忙跑过去，尸把将王康元按倒在地，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他。王康元安然无恙，而那位战士却血流如注。王康元的叔父王仁德知道后，深为红军战士舍已救人的精神所感动，为了报答红军战士的救命之恩，他冒险同李明生、刘大炳等20多个贫苦农民一道，将烈士的遗体安葬在蛇形山一块空地上。但红军走后不久，一些土豪劣绅心怀鬼胎煽动说，“红军葬的地方是‘风水宝地’，是李家渡的‘龙脉’所在。现在‘龙脉’挖断了，‘龙神’不安，只有把红军的尸体挖出来，丢到河里去，才能保住‘龙脉’，恢复‘风水’。”为了粉碎土豪劣绅的阴谋诡计，贫苦农民邓成竹等人连夜将红军烈士的棺木移葬到松涛滚滚的长岭界，周围栽上苍松翠柏。被红军救了命的王康元，每年清明节去烈士墓前祭扫。1972年他担任西中大队党支部书记后，积极倡议并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带领本大队和李家渡的干部群众，整修了烈士墓，在墓前竖起一块烈士纪念碑，刻上“长征烈士之墓”六个大宇，两侧刻有两副对联，一副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另一副是“继承先烈志，永作革命人”。洞口县委和县政府已将烈士墓做为全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几十年来，干部、工人、农民、学生经常去墓前瞻仰、凭吊学习先烈精神，继承先烈遗志，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做贡献。
讨还血泪债
旧社会的广大农民，饱受土豪劣绅的压迫和剥削，挣扎在死亡线上。红军打击土豪劣绅，为贫苦农民求解放，因而得到他们的真诚拥护。
岩山乡沙坊院子有个土豪叫付升庭，长有一脸麻子，为人专横残忍，欺压穷人，群众都叫他升麻子。他的五个儿子个个凶残如虎，群众称他们是“五老虎”。1931年，升庭麻子准备修新屋，找来新化方师傅给他烧砖瓦。可怜方师傅辛辛苦苦一场，不但未得分文工钱，还要倒贴伙食。一气之下他推倒砖瓦垛子，满腹怨恨回新化去了。1935年，他参加了红军。12月19日，部队在岩山宿营，他
把当年在付家的遭遇和当地农民受付家欺压的情况，向部队首长做了汇报，首长同意他带三名战士去找升麻子算帐。他们操小路走到沙坊院子，把正准备逃跑的升庭麻子抓住。附近群众听说红军抓住了作恶多端的升麻子，喜得奔走相告，纷纷向红军首长揭发升麻于的罪恶。首长派出一位战士领着贫苦农民到升麻子家里，打开了付家的粮仓，把粮食分给了群众。第二天红军离开岩山时，把升麻子押到绥宁县李熙桥处决。
红军第六军团在石江处决了一贯包揽诉讼、敲榨勒索的王文祥；镇压了高沙镇街上被称为“三王五霸”之一的大恶霸、土匪袁宽：将石背乡的土豪财主尹成哉、花园乡罪大恶极的邓星芳、拒绝给红军派粮的反动保长邓陈卓三人，押到绥宁县武阳处决。广大群众拍手称快，感谢红军为自己伸了冤，讨还了血泪债。
军民鱼水情
红军到洞口之前，国民党反动派与地方反动势力制造了很多谣言，不少农民躲进山里。红军以遵纪爱民的实际行动，解除了群众的顾虑，很快，大家都回来为红军战士解决吃住问题，十分亲热。
开始岩山街上很多店门都关得紧紧的，后听到红军战士亲切地喊：“老乡们不要怕，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不会拿你们的东西，如果你们有什么吃的就卖给我们一点，我们照价付钱。”有些人从门缝中看到红军战士规规矩矩，蹲在街上，谁也不去敲店门。于是有的就拿出煮热的红薯放门口卖，战士们不讲价，说多少就是多少，只多交不少交。消息传开后，店门都开了，能吃的东西都摆出来了，附近群众家里有能吃的，都拿到街上卖。有几位战士走到林玉元老大娘面前轻声说：“大娘，天气太冷，今晚上我们想到你家里避避风寒。”大娘满脸笑容表示欢迎，战士们放下背包，就动手打扫卫生，挑水劈柴。晚上，林大娘见几个战士在灯下摆着白布比划，她猜想是把布剪做包脚布，就把“坐月子”的媳妇喊来一起帮忙，母女俩人熬了一整夜，共做好10双布袜子，正好每人一双。第二天战士们临走时再三向林大娘道谢，送给他一些白布、一床印花被面和两个圆瓷缸作为纪念。
红军关心群众，爱护群众的感人事迹，深深地感动了群众，广大农民群众从各个方面关心、爱护红军。石江缝纫师傅邱国才与其他11位师傅一起，连夜赶制军帽120顶。红军给他们每人一块银元，他们心情非常激动，你一言我一语，凑成一首诗：“红军来到石江镇，痛打土豪和劣绅，财主心怕胆又惊，穷人精神大振奋，军民连夜作军帽，同心协力杀敌人。”花园马家院子邓大妈同儿媳曾冬娥在山边土里锄草，听到山中有微弱的呻吟声，邓大妈立即放下锄头去山中寻找。果然发现一个约20岁年纪、头带八角帽的红军战士(浏阳人)躺在地上，她用手一摸额头，好烫手，又见他右脚伤口已开始流脓。她心想不能让亲人在野外活活冻死、痛死、饿死，一定要想办法救他。她喊来儿媳一起扶着伤员回到家里，让他躺在儿媳床上，儿媳拿出丈夫的蓝布旧衣服给他换上。大妈告诉伤员安心养伤，如发现有外人来就装哑巴，要儿媳认他是自己的丈夫(儿媳的丈夫在贵州做挑夫)。安排好后，大妈每天上山采药，精心护理，一周后战士的伤基本治好，他告诉大妈要去赶部队。临走那天，天刚亮大妈就起床为他准备好路上吃的东西。战士对大妈说：“大妈，你就是我的亲娘，我一定永远记住你的恩情，革命胜利了，我一定来看望你老人家。”恋恋不舍，挥手告别。
跟着红军走
广大群众切身感受到红军是自己的队伍，是自己翻身求解放的靠山，红军的道路就是自己走向解放的道路。于是，不少贫苦农民纷纷送子弟当红军，中青年更是积极踊跃，要求跟着红军走。李家渡的贫苦农民，看到20个红军战士在敌机轰炸下光荣牺牲，满怀为烈士报仇的愤怒心情和为自己求解放的强烈愿望，积极报名参加了红军。西中村的邓星怡、邓正仁、吴老晒，盲田村的邓星开，新兴
村的刘老细，木井村的陈松青，圳上的罗玉等都跟着红军走了。洞口街上邹玉和、王顺生两位缝纫师傅，被请到花园给红军制作军服，他们深为红军的精神所感动，毅然跟着红军走上了长征路。
据解放后全县初步统计，当年跟着红军走的有20多人。他们为革命做出了贡献。其中：有壮志未酬而牺牲在长征途中的革命烈士，有在抗日前线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民族英雄，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毕生精力的人民功臣，如石江镇的王振贵，当年30岁，参加红军后编入第六军团保卫局，在17年的戎马生涯中南征北战，荣获“人民功臣”、“解放华北”、“解放西北”的纪念勋章各一枚，1952年转业到新疆工作，1965年离休，1966年元月回洞口老家定居，撰写了“夜渡金沙江”、“翻过大雪山”、“六十年春秋话往日”等革命回忆录。
长征时期，发生了一个又一个动人、感人的故事，我较为了解的一个故事叫《一袋干粮》。它讲述了一个13岁的小红军小兰在随部队一起前进的时候，好不容易得到了一袋干粮，却在过一座桥时为照顾一位伤员不慎把自己的那袋干粮掉入河中冲走了。她为了大家有足够的干粮吃，坚持没告诉他们。为了装成没事发生一样，她拔了许多野菜塞入挎包，塞得鼓鼓的。不久她的身体就不行了，在护士长发现她吃野菜和挎包中“干粮”的事后，大家才知道事情的真相，于是大家每人分了一点干粮给她，让她体会到了家的温暖……故事虽小，内涵不小。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小故事却能够反映红军战士们的优秀品质——不怕苦、坚强、无私、热心……小兰，她只是一个13岁的小女孩，却有男孩一样坚强的意志；却知道体谅他人。在她没有粮食之际，她大可伸出双手向战友们要一些，她没有这么做，她选择沉默，不告诉任何人，自己吃苦，此刻，她脑海里想的只有战友的利益，而忽略了自己的困难；而对伤势严重的伤员们，她大可丢下他们，让他们自生自灭，可她没这么做，她细心照料一个伤员，没有怨言，没有后悔。一个小兰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我伟大的红军整支队伍的品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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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老红军讲长征的故事
“年轻人，你难以理解我们这些老人面对浴血奋战换来的太平盛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在九死一生的险境里我们始终不动摇，就是因为我们坚信我们的努力能换来今天的安定繁荣！”
7月23日20：00，记者见到了14岁参加红军、曾经三过草地、戎马生涯半个世纪的老红军战士，原济南军区副政委任思忠老人。这位83岁的老人的话匣子打开了，谈起过去的峥嵘岁月，神情激动起来，双唇有些颤抖……
15岁少年 率171人加入红军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到达川北，川东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开始在达县一带活动。当时，因贫困辍学的任老正在家中帮助父亲务农。
“党的队伍给了我思考的能力，我明白了为什么穷人辛劳一生后代还要继续受穷”，红色政权打土豪分田地，给穷人指出一条活路，这在任老心中掀起了巨澜。红军队伍为贫苦农民作主，任老明白了，这是一支穷人的队伍。
红色家庭对他的影响至关重要。大哥早他加入游击队，但不久便在一次战役中英勇牺牲，父亲积极响应革命队伍的号召，担任村苏维埃主席。这位老人在红军离开根据地的岁月里，被反动军队关进监狱，活活折磨致死，父亲死后不久，母亲也含恨离去，这一切，更坚定了任老参加革命的决心。
1933年是任老走上革命道路的关键年份。6月，任老参加了游击小组，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老思想活跃，积极探讨革命的道理，很快便成为游击队的中坚力量。红军主力占领达县后，他被选为区少年先锋队大队长，15岁的少年成了171名红小鬼的“头领”，在他的带领下，全队172人集体加入了红军。
打“扇子队” 少年军人名声大振
从游击队员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革命战士，但四川强横的反动军阀势力还是逼迫部队流动开展革命工作。
1934年7月，任老时任四川省少先指挥部政教科长兼干部连指导员。在四川西部丹巴地区开展工作。一天，当任老等人在一座3层小楼上开会时，反动军阀的武装突然冲到了楼里，与负责放哨的同志在楼梯上展开了激烈的枪战。脚步声密集急促，逐渐近了，留下来肯定是死，任老等三人跳窗逃生，一名同伴当场摔死，任老右臂支撑着地，上臂骨折后戳断肋骨插进了胸腔，他忍痛与同伴钻入夜幕迅速转移。
但没过多久，绷带吊起伤臂的任老再次活跃于山间的村庄里。
革命者的工作激起了恶势力的疯狂反扑，在新塘坝地区，有一支500人左右的地主武装，他们疯狂袭击革命者的工作队，屠杀革命群众，打仗时人人拿着一把扇子，妄称是刀枪不入的神兵，当地群众称之为“扇子队”。一天深夜，任老带领干部连在地方赤卫队的配合下夜袭“扇子队”。战斗中，他被敌人刺刀捅伤，仍坚持参加战斗。是役，扇子队被全歼，少年军为川陕根据地人民除了害，一战成名。
一过草地 竹签穿透他的脚掌
“年轻人，用语言表达不出长征真实场景，你根本不可能想像出当时有多么艰苦”。任老对记者说。任老前段时间坚持每天收看电视连续剧《长征》，他看得比家里每个人都专注，他为这部电视连续剧感动，但仍然对家人说，“有些苦他们拍不下来”。
任老头上的三块伤疤和脚弓部位所受的一次穿透伤都是在长征时留下的。说起长征开始后的第一次受伤，任老脱下鞋子，右脚背中央部位赫然有一块大约三厘米见方的凹陷。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最长，三过草地，第一次过草地时，我的右脚便被反动军队布下的竹签阵穿透了”。
那是一次夜间急行军，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任老带着一支十几人的队伍迅速向阿坝前行。任老走在最前面，他小心地穿过反动军队布下的铁丝网，突然脚心一阵剧痛，落在地上再也迈不动步子。战友提来马灯一看，一根近0.1米长的竹签穿过了他的右脚脚掌，脚背上还露出长长一截。
受伤只是一瞬间，此后几个月任老被伤脚折腾苦了。队伍连续行军，根本没有机会停下来养伤。伤口化脓了，战友便将纱布裁成窄长的细条，蘸了水穿过伤洞，来回扯动，清除里面的脓血和息肉。每拉扯一下，都伴随了钻心的疼痛，但有什么办法，那是缺医少药环境中遏制进一步感染的惟一办法。
“和平年代现在的年轻人谁还能忍受这样的痛苦呢？”讲到这里，任老喃喃地说。
二过草地 鬼门关口拣回性命
第二次过草地更险，任老一只脚迈进了鬼门关。
1935年下半年，任老时任红四方面军总部教导团一连指导员。大军从阿坝向绥靖方向进发。来到黑水河时，便桥已被毁掉，南岸则被土匪占领。为保证主力部队过河，任老和另外30名干部战士趁黑夜泅水渡河。时值隆冬，水流湍急，冰冷刺骨，成功游到对岸的只有8名。接下来就是一次令南岸敌军魂飞魄散的突袭，大部分敌军在睡梦中被击毙，8人很快便占领了桥头堡，大部队顺利地搭起了便桥。
任老却因此染上了重伤寒，红军缺医少药，食物的供应已经断绝，他的病一步步恶化，常常昏迷不醒，战友们便抬着他行军。20天后，部队走出草地，来到绥靖。此时任老长时间休克，战友们都误以为他已经死了，便把他放在了绥靖滩石崖下的山洞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苏醒过来，挣扎着爬向河边喝水，十几米的距离，任老竟爬了两三个小时。当地居民郝老汉发现后将他救回了家。
郝老汉对待他就像亲生儿子一样，每天熬小米粥一口一口喂他。老汉膝下只有一个女儿，便想收他为儿子。但任老却一心想要回到队伍上，他每天搬小板凳坐在大门口，希望看到队伍上的同志。两个月后，任老的病基本痊愈了，他挥泪告别了郝老汉老两口，找到了在该地区活动的金川省委，重回革命队伍。
经历这一次起死回生时，任老还不满18岁。
1936年7月，任老的病全好了，就在此时，队伍又从绥靖出师北上。任老带着七八名比他还年轻的战士在草原上行军。一天夜里，一位小战士问任老，“科长，将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人人都生活得很幸福，不缺衣少食。”“那能实现吗？”“肯定能”。
说起荣誉 老人没有太多言语
任老在和平年代练起了书法，每当朋友求字时他总忘不了盖上一个章，或者是“长征战士”，或者是“幸存者”。这是老人晚年给自己的定位。
战争年代，任老是一名英勇善战的骁将，他重视思想工作，善用攻心战术，常能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抗日战争胜利之初，任老率领队伍在喀喇沁旗平叛，妥善运用了和平平叛的政策，打通了300公里承赤公路。此后，在攻打天津、广西剿匪、援朝金城反击战等众多战役中，任老立下了赫赫战功。1955年老人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荣誉章。但说起荣誉，老人没有太多言语。
“战争年代，我们身边倒下了太多的好战友，比起他们，我是一名幸存者，更是一个幸运者”，“我能够亲眼看到自己为之努力的目标实现就是最大的幸运，真正的荣誉归于那些光荣献身的烈士们。”
任老的家人介绍，任老每每想起自己身边倒下的战友，便非常难过。当年任老带171人参加红军，但经历历次事件，解放后任老再没能见到其中的任何一位。他忘不了1953年自己回乡的那次经历。当时，战友的亲人听说他要回来了，站在路两旁等待询问亲人的下落，任老骑马走了30多公里山路，当久候乡亲们纷纷上前询问时，老人的眼泪夺眶而出。
另一次，任老在革命烈士纪念碑上找到了战友的名字。
参考资料： 书上
1928年8月，湘赣敌军乘红四军主力在湘南失利，欲归末归之际，大兵进犯，侵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平原地区，最后又以四个团的兵力进攻黄洋界，企图一举侵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听到敌人即将进攻的消息，一营营长陈毅安率一营的一、三两个连急行军回到黄洋界下的小井，召开会议，布置战斗，并进行了紧张的战斗动员。后方医院的轻伤病员纷纷要求重返前线，儿童团、少先队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也全部动员起来，赤卫队、暴动队、青年妇女也积极组织起来，准备配合红军作战。红军和地方武袋还建造了竹钉阵、铁丝网、篱笆、滚木擂石、掩体工事，在黄洋界哨口筑起五道防线。整个井冈山严阵以待，准备狠狠打击来犯之敌。
8月30日，云雾散后，湘军吴尚部和赣敌王均部共四个团开始进攻黄洋界。红军指战员和地方武装凭借黄洋界天险，利用石块、滚木擂石、竹钉和手中的武器打退了敌人四次冲锋。下午四时许，敌人不甘心失败，重又组织了规模更大的进攻。就在这时，红军战士把二十八团留在茨坪红四军军械处修理的一门较好的迫击炮抬上了黄洋界，安放在红军指挥阵地附近。当时，只有三发炮弹，由于受潮，前两发炮弹成了哑炮，这时，第三发炮弹出膛了，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炮弹在敌群中炸响了。这时，埋伏在各个山头的少先队、儿童团纷纷点燃了煤油桶里的鞭炮，在树梢上挂起红旗。一时，黄洋界上枪炮齐鸣，红旗招展。敌人原先得到情报，是红军主力不在井冈山，这时，看到这种阵势，以为我红军主力已回到井冈山，吓得魂飞魄散，连夜逃回酃县境内去了。
事后，红军战士套用京剧《空城计》中诸葛亮的唱腔填词，编了一段唱词：“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忽听得山下人马纷纷。举目抬头来观看，原来是蒋贼发来的兵。一来是，农民斗争少经脸，二来是，红军主力离开了永新，你既得宁冈、新城多侥幸，为何敢来侵占大小五井?你既来把山来进，为何在山下扎大营?你莫左思右想心计不定。我这里内无埋伏，外无救兵。你来，来，来，请到山上来谈谈革命。”在黄洋界上唱起了《空山计》。毛泽东在率领红四军主力回井冈山途中，行至黄坳，闻听黄洋界保卫战大捷的消息，欣然命笔，挥毫写下了《西江月·井冈山》这首著名的诗篇，赞扬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
毛委员多谋善断
曾有位拉美国家的司令官在参观井冈山后，意味深长地称赞：“井冈山是个令人神往的地方。毛泽东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他选择的这个地方，是一块藏龙卧虎之地---藏中国共产党之龙，卧工农革命军之虎。这个根据地的建立，与中国革命的胜利紧紧联在一起。”蛟龙不能困在沙滩，只有潜入大海才能翻腾波涛；猛虎，不能呆在平阳，必须依靠山林才能威震峰峦。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这“藏龙卧虎”的井冈山，经历四个多月的斗争。创建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农村根据地实现了我党历史性的第一次伟大转折。
1928年5月，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红军力量大大加强，在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又接连打了几个胜仗，边界斗争进入全盛时期。这集中表现在：红军主力由两个团扩大到四个团；红色区域的范围，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县和遂川、吉安、安福、酃县的一部分，并普遍建立了地方武装；各县、区、乡都建立了党和政府的组织，根据地成立了地方党政最高领导机关——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工农兵政府；全面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群众运动，农民梦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得到了实现。
这段时期的形势之所以发展得这么快，“原因就在于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这些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进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
毛泽东多谋善断，正确选择井冈山作为深人进行革命斗争的根据地，并非他有诸葛亮式的“观察天象”之异才和“锦囊妙计”，而是他善于从实际出发，在对井冈山的政治、经济、地理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下来的。
毛泽东认为，井冈山这个地方有许多的优势：一是有大革命以来党和群众工作的基础，二是有袁文才、王佐这批“绿林朋友”，三是有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四是这里的反动统治比较薄弱，五是有比较好的经济给养条件，六是这里的一举一动对湘赣两省有较大的影响。因此，毛泽东确认井冈山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是发展革命的好地方。毛泽东同许多伟大的历史人物一样，对自己的理想信念始终坚贞不渝，即使是在受到高压和处分的情况下也是这样。当时说他率领部队举行秋收起义之后不去攻打长沙，把部队拉上井冈山是“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因而撤销了他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前委书记的职务，而这个决定传到井冈山时又走了样，说是开除了他的党籍，只能当师长，不得任党代表等，毛泽东仍无所畏惧。他不灰心、不动摇，坚定不移地建立农村根据地。
毛泽东是个“读千卷书，行万里路”的人。他在井冈山提出并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是一条有血有肉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的具体内容是：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准确地说，他是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为基石，创造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式的革命道路----井冈山道路，从而写下了马列主义的续篇----中国篇。
1928年6月，正当边界斗争形势日益发展的时候，从湖南来了一位名叫杜修经的人，他说湘南的敌军“十分动摇”、“恐慌万状”，要代表省委，强行把红军拉往湘南去攻打郴州。毛泽东向他了解有关湘南工农群众的发动、地方武装的组织、敌军力量的布防等情况，结果是一问三不知。连这样的一些最基本的情况都没有掌握，怎能轻易出师呢？！
对这个事关重大的问题，6月底在永新县城召开的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上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会上，毛泽东指出：“这时候把队伍调往湘南，远离根据地，有可能造成‘虎落平阳被犬欺’的危险。”会议决定不执行湖南省委的指示，继续在井冈山开展巩固扩大根据地的斗争，并写报告建议省委重新考虑。
可是，省委代表不顾会议决定，不听军委的劝阻，乘毛泽东在永新分兵发动群众之机，将驻扎在酃县的两个主力团拉往湘南，攻打郴州。结果，两个团损失一半，边界各县全被敌军占领，被杀的人数和被烧的房屋不计其数，造成边界斗争的“八月失败”。
为了克服盲目性，增强自觉性，毛泽东于8月底在桂东县召开了红四军营以上干部会，检查了主观主义的危害，总结了“八月失败”的教训；指出“敌情不明”、“盛暑远征”、“脱离红色区域”、“单纯军事冒险”是导致这次失败的重要原因。1929年底，毛泽东在总结南昌起义和井冈山斗争以来的经验时指出：“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
毛泽东自1920年起就孜孜不倦地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著作。来到井冈山后，反复研究一些古典军事典籍。那时候，他最珍贵的家产是两个书篓，无论是转战边界各县，或是回到根据地“老家”，都不忘带上这对“伙伴”。尽管他过的是戎马倥偬的生活，依然争分夺秒地阅读各种书报。他给警卫排的战土明确规定这样一个任务：凡打下一个地方之后，必须趁机搜集各种书籍、报纸、文件。1928年5月，红军攻打下茶陵县的高陇圩，在国民党军阀谭延闿家里缴获了许多书报，其中恰好有一本毛泽东渴望许久的《三国演义》。毛泽东见后连声赞道：“这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言。”
毛泽东遍读古今中外的经典，但始终坚持一项原则，就是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为现实斗争服务。他同那些信而好古，钻到故纸雄里出不来的人，同那些言必称希腊，对中国国情一点不懂的人完全不同，用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对准靶子放箭”。
毛泽东之所以有这样大的胆略和气魄坚决抵制湖南省委要红军冒进湘南的决定，就是由于对湘赣两省的敌军力量作了深入的调查和比较。当时，常驻湖南的国民党军队有六个军，另外还有六个师，不仅数量多，且战斗力强。红军曾与湘敌吴尚第八军有过四次交锋，结果只伤其一小部分，敌主力毫无损失。江西敌人虽然也有三个军，而参加“会剿”井冈山的只有三个师。其中除独立师第七师师长刘士毅是江西都昌县人之外，其余全是蒋介石从云南调来的军队。毛泽东经过这一番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他面对这个现实，制定和实行了“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的政策。也就是说，对湖南敌军只能防守，不宜主攻；对江西敌军可主动出击，积极推进；实践证明毛泽东的分析是正确的。1928年上半年，井冈山红军先后在遂川、宁冈、永新与江西敌军较量多次，连战皆捷，累计歼灭和击溃敌军八个团，缴获大量枪支弹药，把江西敌军打得乱毫无还手的能力。
毛泽东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靠的是对敌我力量的调查研究和科学分析。他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井冈山的具体情况，以敏锐的政治跟光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领导井冈山的革命斗争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
毛委员送棉衣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一开创起，就处在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之中，红军和根据地老百姓的生活异常艰苦。毛泽东在1928年11月写给中央的报告说："现在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
冬天，井冈山上格外寒冷，红军战士没有棉衣和棉被，只有两层单衣和薄薄的线毯。在生活上，每人每天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钱，吃的是粗糙的红米和没油盐的南瓜汤，晚上，没棉被就靠盖稻草取暖。毛委员在上井冈山当年的冬天，就指示工农革命军在桃寮和茨坪办起了被服厂。用打土豪得来的棉花、布匹自己生产军服。
一天，部队发下新棉衣，毛委员领新棉衣回到八角楼，走在房东谢槐福的面前说：你一家五口人，没有一件棉衣，你就把这件棉衣穿上吧!谢槐福见毛委员身上只穿了三件单衣，想起毛委员寒冬的晚上只披着一件线毯，还经常工作到深夜，怎么也不肯收下新棉衣。在毛委员反复给谢槐福做工作的情况下，谢槐福才穿上了新棉衣。
毛委员就是这样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战胜了严寒的冬天，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与爱戴，取得了井冈山斗争的胜利
1941年，日军对河北易县的狼牙山地区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连续的“扫荡”，制造了田岗、东娄山等多起惨绝人寰的惨案，妄图以凶残的“三光”政策，“蚕食”我抗日根据地。日军分三路向易县进军，妄图包围杨城武司令员指挥的晋察冀军分区一分区。
24日，3000名日伪军突然包围了狼牙山地区，将邱蔚团、易县、定兴、徐水、满城四个县的游击队以及周围人民群众共2000多人围住，形势十分严峻，邱蔚团长急速将此情报告杨城武司令员，为解救游击队员与当地百姓，杨城武司令员制定了“围魏救赵”的作战方案，命令3团、20团佯攻管头、松山、甘河一带日军，促使日军从狼牙山东北方向调兵增援，以便于被围的游击队员与人民群众从狼牙山东北方向突围。邱蔚团长根据此作战方案将掩护部队转移的任务交给7连。
午夜，邱蔚团长指挥部队及当地群众从盘陀路安全地转移到了田岗、牛岗、松岗一带。清晨，日伪军误以为邱蔚团已经被包围，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500多日伪军凶猛地向狼牙山方向攻来。7连战士早就在敌人必经的路上埋下地雷，炸的日伪军丢下五十多具尸体慌忙地逃了回去。日军指挥官深信邱蔚团已被围住，命令部队再次疯狂地向狼牙山方向进攻。激战中，7连战士大部分牺牲，连长刘福山身负重伤。为了让大部队再走远些及7连受伤的战士能安全地转移，指导员蔡展鹏命令马宝玉班留下坚守。
为了拖住并吸引日伪军，马宝玉带领葛振林、宋学义等5名战士边打边向棋盘陀方向撤退，把日伪军引向悬崖绝路。当他们退到棋盘陀顶峰时已经剩下5个人了，并且子弹已经全部打光，他们只好举起石块向日伪军砸去。日伪军发现他们已经没有子弹了，蜂拥向山顶冲来，并叫到“捉活的，捉活的！”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五人宁死不屈，为了不让日伪军活捉与武器落到日伪军手中，提着枪纵身跳入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三人壮烈牺牲，葛振林、宋学义被山崖上的树枝挂住，幸免于难。
马宝玉等五名战士的英雄壮举迅速传遍全军全国，被誉为“狼牙山五壮士”，1942年5月，晋察冀军区举行了“狼牙山五壮士”命名暨反扫荡胜利祝捷大会，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授予3名烈士“模范荣誉战士”称号，并追认胡德林、胡福才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通令嘉奖葛振林、宋学义，并授予“勇敢顽强”奖章。狼牙山五壮士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受到聂荣臻司令员的高度评价，他说：“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优秀品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
为纪念和表彰5位抗日英雄，当地革命政府在棋盘坨主峰建起了纪念塔。新中国成立后，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勇事迹被收录进小学课本。1978年，宋学义因病逝世，长眠于沁阳市烈士陵园。2005年3月21日，在即将迎来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葛振林病逝于湖南衡阳，至此，狼牙山五壮士中最后一位在世者也永远离开了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