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张灵甫为什么要杀他的老婆?

Answer 1

　　张灵甫杀妻

　　1936年9月，国民党74师113团团长张宗灵率团随胡宗南进攻陕北苏区，他的家眷留在西安。一天，张的朋友、兄弟团的一名团长回西安探亲毕返队，张宗灵问他：“见没见到我的太太？”朋友跟他开玩笑说：“见到了，在电影院门口，你太太穿着旗袍，还有一个小伙子，西装革履的，两人可亲热哩。”张宗灵听罢怒火中烧，一连几日狂躁不安。实在经受不住谣传的打击，他向胡宗南请假回家，得准后，他身佩短枪，赶回家中。太太见到久别的丈夫十分高兴，精心梳洗打扮，愈发光彩照人。张宗灵从妩媚的妻子眼中看到了邪恶的淫荡，对她说：“我有好长时间没吃饺子了，你给我包一顿吧。”妻子即到宅院那片菜畦割韭菜，张宗灵尾随在后，当其妻刚蹲下身，他拔枪对准女人后脑就是一击，妻子栽倒，当即身亡。张宗灵对尸首没做任何处理，马上返回了部队。

　　张宗灵枪杀妻子的消息传出，西安各界妇女表示极大的义愤，联合上书全国妇女部长宋美龄，要求严惩凶手。蒋介石闻之大发雷霆，命令胡宗南将张押解南京。胡宗南无奈，将此爱将送至首都，蒋介石将他关进模范监狱，声称审后严办。

　　而在1937年10月，重庆方面，在胡宗南、王耀武所谓爱将惜才的恳请下，蒋介石秘密释放了罪不容赦的张宗灵，为掩国人耳目，张宗灵更名张灵甫。

　　张灵甫感激涕零，举拳发誓要为党国的最终胜利奋勇拼杀、竭力疆场。

　　摘自《世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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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灵甫杀妻疑云

　　入夜，南京城老虎桥的模范监狱内，寂静无声，犯人们已经熄灯入睡。长长的走道上，响起了狱卒“托托”的皮鞋声。沉重的脚步声一直走到一间特殊的号子前才停住，狱卒手中一管硕大的手电筒在黑暗中骤然亮起，向号子内已经睡下的囚犯们毫不客气地照了过去。

　　这是一间关押特殊犯人的号子，里面全是名字已经被打入另册等候处决的死囚。雪亮的光柱引起囚犯们的一阵骚动。这些死囚知道，监狱内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惯例，但凡行将处决某个囚犯，狱卒通常会在前一个晚上来死囚号子巡视，并特地打起手电，朝囚犯们的脸上一个一个扫过去，象是要验明正身，如果最后手电光长时间停留在某一个人的脸上，那就意味着这个倒霉的家伙第二天要上路了。

　　“每当这个时候令我最恼火。死就干脆死了，这个样子实在很没有尊严。”一个曾经在这个号子里呆过的死囚，在侥幸生还大约十年之后，对新婚妻子私下谈起了这段自己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这个在死囚号子里还奢谈尊严的人，就是因杀妻而获罪的张灵甫。

　　早在张灵甫中学还没毕业的时候，父亲张鸿恩就给他说了一门亲事，对象是邻村的姑娘邢凤英。邢凤英与张灵甫同年，是个勤劳朴实的乡村姑娘，只是她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目不识丁。张灵甫平素对父亲颇为孝顺，投身军旅后偶尔回家探亲，也曾与老父抵足而眠以示亲情，当时年少的他没有要公然违逆父亲的意思，不过他在外求学，对父亲自作主张为他娶亲似乎并不心甘情愿。张灵甫后来离家，长年以来对邢凤英不相闻问。

　　一对没有感情基础、教育背景迥异的青年男女因父母之命而被撮合，在那个时代属司空见惯，许多时候在当事人之间酿出的却是一杯难饮的苦酒，甚至一些伟人们年轻时候也曾为此面临过尴尬，张邢两人的这类婚姻悲剧，也不脱特定时代的烙印。

　　张灵甫惹出命案的妻子吴海兰，是四川广元人，她的父亲在广元县城里是一个颇有名气的铜匠，家道小康。吴海兰在当地的女子学堂上过学，当年小县城里女孩子受过正规教育的很少见，吴海兰有文化又是个漂亮的川妹子，在广元这个小地方就比较引人注目，眼界也就高起来。

　　与一般花天酒地的国民党军官相比，张灵甫还是属于比较爱惜羽毛的，在私生活方面相当检点，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这倒是与他日后的上司王耀武颇为相似。张灵甫死后多年，留在大陆的原整编74师军官曾有人在有关的文史资料里发表过回忆文章，在提到张灵甫的为人时，均表示印象中他性格豪迈直爽，好附庸风雅但不好色，对部队里的风化事件惩罚及其严苛。有一次，他的师文工团团长拐带别人的妻子，被人告到他那里，他查实之后立即下令处死，而且是砍头示众，手段颇为血腥。（1）

　　不过这个冷血军人在平时却俨然儒将一个。他闲暇时喜欢在营中里看古书、练书法、填词作赋，业余爱好收集古玩字画、摄影、养花弄草，似乎仍保留着当年北大历史系书生的遗风，与一般人从文艺作品里得来的张灵甫形象很不一样。不过张灵甫毕竟是个职业军人，他的另一个爱好则与风雅完全无关了。张灵甫喜好马术，他的骑术高超在军中是出了名的。有一次，第1师新得了一批战马，其中有一匹马性情特别爆烈，谁都不让上身，有人就把张灵甫找了去，他拉起缰绳三跨两骑就把那马制服了。他不但爱骑马，还爱马成癖，几乎把马当宠物一样饲养，后来当了军长师长，还三天两头往马厩跑，亲自督促豢养之事。还在他当团长的时候，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有一次，他的一匹爱马得了肺炎，兽医束手无策，张灵甫见爱马痛苦地喘息着卧以待毙，他陪伴在旁伤心不已，竟然手抚马鬃情不自禁潸然泪下，据说那匹马也对着主人涕泪涔涔，一人一马，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在军中传为异谈。（2）

　　张灵甫那时才年届而立，看书写字骑马，不见得就是愿意清心寡欲，只是军中本是男人的世界，战争岁月又行踪不定，加上他性格内向不苟言笑，总是令人望而生畏，即使有女人，人家也不敢对他抛媚眼。朋友看在眼里，知道他老家的一段婚姻名存实亡，就有好事者为他撮合新人。

　　有军官朋友向他介绍了吴海兰。吴海兰年轻有文化又长得如花似玉，张灵甫见了很是满意。而女学生吴海兰一见这位年轻的中央军团长英俊潇洒，玉树临风，也不免动了春心。你有情我有意，两人很快就坠入了爱河，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张灵甫是个军人脾气，办事讲究速战速决，再说部队随时都有可能开拔，没那么多花前月下的酸讲究，没过多久，他就与吴海兰在广元拜堂成亲，这算是他的第一次新式婚姻，时间大约在1933年冬。

　　本来张灵甫娶了吴海兰之后，两个人的婚姻还是相当美满幸福的。吴海兰长相漂亮，贤惠能干，这个四川妹子还能象北方人那样擀得一手的好面，张灵甫是西北人，喜食面食，吴海兰的手艺很对他的胃口。小夫妻俩琴瑟和鸣，感情笃深，不久女儿张云芳也出世了，一家人其乐融融，军中的朋友同僚都很羡慕。

　　既然是一对恩爱的欢喜鸳鸯，张灵甫怎么会冲冠一怒杀红颜呢？

　　关于张灵甫杀妻一案，坊间流传着多个版本，但基本的情节是差不多的：张灵甫误信谣言，怀疑爱妻不忠，因而醋劲大发，不问青红皂白就拔枪怒射，酿成了轰动西安的“团长古城杀妻案”。

　　在这些众多版本故事的作者中，大概唯有吴戾天是唯一与张灵甫有过接触者。吴戾天，原名吴鸢，抗战时在74军军部任职。一九八四年，他在陕西省的文史资料上发表了《我所知道的张灵甫》一文，其中谈到了他所听说的关于杀妻一案的传闻。

　　吴戾天在文中写道：

　　“一九三五年红军到达西北后，第一军跟踪尾随与红军对垒。第一军的眷属，都住在西安，张妻带着孩子（不满三岁）和其他军官眷属住在一起，他在前线忽然得知妻有外遇的信息，就借春节假期来到西安，挚妻儿回户县省亲。除夕之夜命妻到后院菜地割韭菜做饺子，正当其妻弯腰割韭菜时，他陶出手枪，从背后将妻击毙（一说这次事件，是张的同事杨团长开玩笑酿成的，这位团长到西安探亲，回到部队后与张在闲谈中，谈到西安家属情况时，说有一天看到张妻与一男性逛街，张本性多疑而残忍，就信以为真，致酿成人命）。”（3）

　　因上文作者曾经与张灵甫在同一个部队共过事，他所听到的这个传言为不少作者所采信，相信也成了后来别人撰写该事件的蓝本。

　　《民国高级将领列传》中的《张灵甫》一章，对这一事件是这样描述的：

　　“但是，张灵甫是一个非常冷酷寡情的人，其醋劲在同事中出了名。一天，张灵甫见一位同事探亲返部队，便问：“你可看见我的太太？”这位同事打趣地说：“看见啦，在电影院门口，你太太穿着旗袍。还有一位小伙子，西装革履的俩人可亲热哩。”张灵甫是一个遇事很认真的人，听说妻子“不贞”，气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一连几天闷闷不乐，脾气变得越来越粗暴，见谁骂谁。他认为这是难以容忍的耻辱。但直接提出离婚，又怕成为同事们的笑柄。后来，他向胡宗南请了假，带着一支手枪回家，极力克制自己的感情，对妻子说：“我有好长时间没吃过饺子了，你为我包一顿饺子吧。”妻子听后便爽快地到菜地割韭菜。张灵甫便尾随在后，待妻子刚蹲下去割韭菜时，即拔出手枪，对妻子后脑就是一枪，妻子一头栽倒在地。他枪杀妻子后，既没声张，也不掩埋尸体，就返回部队。”（4）

　　上述情节，显然也是脱胎于吴戾天的版本，只是情节演绎得更富于戏剧性。

　　张灵甫在一九三五年冬请假离队确有其事，至于蓄意带枪回去杀妻之说，则是想当然的讹传。在他请假的时候，情况尚一切如常，当时他只是从松潘高原下来后回家去休假探亲而已。

　　由于一直在前线奔波与红军作战，张灵甫把妻女安置在了西安，吴海兰当时借住在张灵甫的堂兄大哥张德甫的家中，位于西安莲寿27号，那是一座前后两进的大院子，张德甫家住后院，前院的邻居是一对李氏姐妹。

　　当张灵甫回老家探亲时，他先到了西安堂兄家里，和吴海兰一起小住几日。小别胜似新婚，开始的时候，小夫妻俩形影不离，白天一起逛街吃饭，晚上一同出去看戏，很是快乐甜蜜。

　　“五叔父回西安后，就住在我伯父家里。那时他回来和吴海兰的关系很不错的，他们经常出去玩得很开心，还带我一同去易俗社看过戏呢，我还记得那晚看的戏叫《韩宝英》，戏文讲的是韩宝英救石达开的故事。”张灵甫的侄子张居正当时十多岁，正在西安读小学，他还清晰地记得案发前后几天所发生的事：“有一天晚上，他们夫妻俩不知为什么事发生了争吵，五叔父在发脾气，我伯父就出来调解。第二天，五叔父与吴海兰一起回乡下老家，后来便发生了悲剧。事情发生的第二天，他就回到西安我们的住处，记得那天我出门上学，在半路上还遇见了他，他只身一人往家里走。回到家后，他把吴海兰的衣物付之一炬，后来我伯父将他训斥了一通。”（5）

　　张灵甫回乡下老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笔者曾向张灵甫的长子张居礼求证上面文章所描述的情节。

　　张居礼先生说：“这件事发生时我还没有出生，我所知道的情况是听我母亲（笔者注：指邢凤英）说的。据我所知，他们两人（笔者注：指张灵甫和吴海兰）当时在家里的后院谈话，不在菜地里。我母亲就在现场不远处，但并不知道两人在谈些什么。后来就听到一声枪响，我母亲大惊失色，吓得掉头就跑，也没顾得看清是怎么回事。因为事发突然，我母亲虽然在现场，但也不太清楚当时的状况和开枪的原因。至于不在场的外人传说，我不便评论。所谓割韭菜包饺子，显然是在编故事了。事情发生在冬天，大冬天的陕西，那块地里会长韭菜？。”他接着补充道：“说实话，有些事情就是人家在这么传说了，其实究竟为什么开的枪，有什么内情，现在很难说得清楚。”（6）

　　看来只有张灵甫自己才能说清楚了。此案发生十年之后，他的最后一任夫人王玉龄听说了这桩案子，当时年仅十八岁的王玉龄竟然傻乎乎地去问丈夫：“要是我在外面乱交男朋友，你会怎么处置我？”

　　张灵甫被天真的新婚妻子触及早年的伤心事，哭笑不得，只是看着她摇头苦笑，没有说话。

　　“我当时真的很幼稚。”王玉龄说：“我还对他说：‘我要是真的出了这种事，随你怎么处置，我们家人是不会去告你的’。他不解释，只是沉默地拥抱我。后来才告诉我说：‘是她拿了我的东西，我问她又死不开口。事发前晚，我们已经发生过争执，我心里很不痛快。第二天带着孩子坐马车回长安乡下。从西安回家的路上，总会经过我母亲的坟地，她知道我每次回家都要在那里下车，在母亲的坟前祭拜过后再回家，以前她都会跟我一同下车，那天她拒绝了，我当然很生气。回到家查问她一些事也不答话，那我就火更大了……’”（7）

　　至今为止，这大概是我们能够从当事人最亲近的人处，得知他亲口对此事说过的唯一只言片语。

　　张灵甫无意再说下去，也没有解释吴海兰到底拿了他的什么东西，以致他大光其火。直到张灵甫死后多年，当年与他私交甚笃，曾经长期在他手下任职的刘光宇（8）与王玉龄偶然谈到此事，开口就是惊人的一句：“她偷了张灵甫的文件。”

　　刘光宇讲述的，是另一个鲜为人知的杀妻内幕。

　　原来，张灵甫当年并非因为怀疑吴海兰有外遇而打翻醋罐子，而是发现她擅自拿走了他的军事文件，却交待不出理由，因而怀疑妻子可能受人利用而怒火中烧。前面说过，当时胡宗南的部队一直在川陕一带与红四方面军激战，当地也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活动，张灵甫疑神疑鬼，担心妻子可能沾了共产党的边，但在事情没搞清楚之前又不便声张，于是就暗地里向妻子盘查，不料吴海兰对此保持沉默，惹得他气急败坏，越发怀疑妻子背着他做了不可告人之事。此事若是换了别人，或许还有转寰的余地，偏偏刚从血肉横飞的前线回家的张灵甫，血管里还弥漫着随时会散发出来的杀戮的戾气，他的性格容又不得“背叛”二字，不能接受吴海兰有可能通共的嫌疑，对爱妻的“背叛”行为极为震怒，加上当天心头已经郁积了一股邪火，极度的自尊和冷血顿时膨胀到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地步，拔枪的瞬间，眼睛里已经没有曾经深爱的妻子，只有“赤党”的疑犯了。（9）

　　吴海兰死在了丈夫的枪下。因为事涉通共之嫌，事发后张灵甫怕传出去有口难辩，便推说是感情纠葛。这是关于张灵甫杀妻案的另一个版本，也就是所谓张灵甫学吴起杀妻求将之说的由来。联系到后来张灵甫被轻判的事实，以及刘光宇和他的密切关系，此说似也不象空穴来风。

　　不过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有一点大致是可以确定的，张灵甫对吴海兰的怀疑并没有寻获确凿的证据。但是，死无对证，张灵甫悔之晚矣。

　　案发之后，张灵甫并没有马上回到第1师，仍然若无其事地住在西安堂兄的家里。一天，有人在《西安日报》上投书揭发张灵甫的杀妻事件，他读后很是恼火，便向在该报当编辑的亲戚打听作者的背景，得知此事原来与前院的李氏姐妹有关系。因为是前后院的邻居，吴海兰生前与李氏姐妹常有来往，关系相当不错，她的离奇失踪，引起了她们的怀疑，并且也打探到了一点风声。李氏姐妹中的妹妹李朝惠，当时在和杨虎城的机要秘书周藩伯谈恋爱，周藩伯经常在周末用车来接她出去玩。张灵甫一听，觉得事情不单纯，他自忖此事虽然冲着他来，或许后面还有其他来头，也可能有人想利用此案打击中央军的声誉，给蒋介石难堪。这一来，他便心知难掩人口，如果被人揪住不放，后果一定大为不妙。但是罪已铸成，一时间也无计可施，于是他决定先回部队避避风头，再作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