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作业:中国古代文学:名词解释题：2、新乐府运动
大学作业:中国古代文学:名词解释题：2、新乐府运动本人写了一些,但不一定正确,还需要参考一下网上大侠的高论.大家抄得太多了,名词解释是要短小精练一些的:大家看看这个怎么样...
大学作业:中国古代文学:名词解释题：2、新乐府运动
本人写了一些,但不一定正确,还需要参考一下网上大侠的高论.
大家抄得太多了,名词解释是要短小精练一些的:大家看看这个怎么样?
唐朝元和年间（806～820）发生的用通俗化的乐府体写时事和社会生活的诗歌运动。乐府诗的作者主要有白居易、元稹、李绅、张籍和王建等人。新乐府运动是贞元、元和年间特定时代条件下的产物。这时，安史之乱已经过去，唐王朝正走向衰落。一方面，藩镇割据，宦官擅权，赋税繁重，贫富悬殊，蕃族侵扰，战祸频仍，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矛盾进一步显露出来；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对现实的弊病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他们希望通过改良政治，缓和社会矛盾，使得唐王朝中兴。这种情况反映在当时的文坛和诗坛上，便分别出现了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和白居易、元稹倡导的新乐府运动。新乐府运动的诗歌创作，实践了上述理论主张。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人的乐府诗及其他的一些作品，反映了中唐时期极为广阔的社会生活面，从各个方面揭示了当时存在的社会矛盾，提出了异常尖锐的社会问题。 展开
本人写了一些,但不一定正确,还需要参考一下网上大侠的高论.
大家抄得太多了,名词解释是要短小精练一些的:大家看看这个怎么样?
唐朝元和年间（806～820）发生的用通俗化的乐府体写时事和社会生活的诗歌运动。乐府诗的作者主要有白居易、元稹、李绅、张籍和王建等人。新乐府运动是贞元、元和年间特定时代条件下的产物。这时，安史之乱已经过去，唐王朝正走向衰落。一方面，藩镇割据，宦官擅权，赋税繁重，贫富悬殊，蕃族侵扰，战祸频仍，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矛盾进一步显露出来；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对现实的弊病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他们希望通过改良政治，缓和社会矛盾，使得唐王朝中兴。这种情况反映在当时的文坛和诗坛上，便分别出现了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和白居易、元稹倡导的新乐府运动。新乐府运动的诗歌创作，实践了上述理论主张。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人的乐府诗及其他的一些作品，反映了中唐时期极为广阔的社会生活面，从各个方面揭示了当时存在的社会矛盾，提出了异常尖锐的社会问题。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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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元和年间（806～820）发生的用通俗化的乐府体写时事和社会生活的诗歌运动。乐府诗的作者主要有白居易、元稹、李绅、张籍和王建等人。
中唐时期由白居易、元稹倡导的，以创作新题乐府诗为中心的诗歌革新运动。 新乐府是指唐人自立新题而作的乐府诗。宋代郭茂倩指出：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乐府诗集》）明代胡震亨说：乐府内又有往题新题之别。往题者，汉魏以下，陈隋以上乐府古题,唐人所拟作也。新题者,古乐府所无，唐人新制为……
西汉设置乐府，掌宫廷和朝会音乐。由乐府采集和创作的诗歌遂被称做“乐府”。乐府诗相当一部分采自民间，具有通俗易懂、反映现实和可以入乐几个特点。后来文人也仿作乐府诗，唐代把南北朝以前的乐府诗统称作古乐府。
“元白”指中唐诗人元稹、白居易。他们同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元白”并称，在元稹、白居易生活的那个时代即已盛行。白居易序刘禹锡诗云：“予顷与元微之唱和颇多，或在人口。…江南士女，语才子者多云‘元白’…。”又《旧唐书·元模传》：“稹聪警绝人，年少有才名，与太原白居易友善，工为诗，善状咏风态物色，当时言诗者称‘元、白’焉。”白居易、元稹等诗人的主要文学活动在唐宪宗元和年问(806—820)，因而把他们创作的诗歌和仿效他们的作品统称“元和体。”《新唐书·元稹传》：“稹尤长于诗，与自居易相埒，天下传讽，号‘元和体’。”又唐李肇《国史补》：“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元和体。’”后宪宗殁，穆宗立，改年号为长庆(821—824)，白居易、元稹将自己的诗歌编辑成集，分别名《白氏长庆集》、《元氏长庆集》，故又称他们的诗作为“长庆体”。
所谓新乐府，是相对古乐府而言的。这一概念首先由白居易提出来。他曾把担任左拾遗时写的“美刺比兴”、“因事立题”的50多首诗编为《新乐府》。新乐府的特点有三：一是用新题。建安以来的作家们歌写时事，多因袭古题，往往内容受限制，且文题不协。白居易以新题写时事，故又名“新题乐府”。二是写时事。建安后作家有自创新题的，但多无关时事。既用新题，又写时事，姑于杜甫。白居易继其传统，以新乐府专门美刺现实。三是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标准。新乐府诗多来尝“播于乐章歌曲”。从音乐角度看是徒有乐府之名，而在内容上则是直接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是真正的乐府。新乐府运动由于前有杜甫开创的传统，后有元结、顾况继其事，张籍、王建为先导，到了“元白”时期，明确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一整套理论，加之元、白诗才盖世，写作了大量新乐府诗歌，给当时以极大影响，使这一伟大的文学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师友诗传续录》载：“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创为新乐府，亦复自成一体。”新乐府运动在贞元，元和年间与韩柳古文运动相继磅礴于文坛，有着共同的社会原因。
唐朝贞元、元和之际，广大地主士大夫要求革新政治，以中兴唐朝的统治。在这股浪潮的推动下，白居易、元稹等诗人主张恢复古代的采诗制度，发扬《诗经》和汉魏乐府讽喻时事的传统，使诗歌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新乐府序》中全面提出了新乐府诗歌的创作原则，要求文辞质朴易懂，便于读者理解；说的话要直截了当，切中时弊，使闻者足戒；叙事要有根据，令人信服；还要词句通顺，合于声律，可以入乐。宣称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
白居易、元稹等诗人或“寓意古题”，或效法杜甫“即事名篇”，以乐府古诗之体，改进当时民间流行的歌谣，积极从事新乐府诗歌的创作。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元稹的《田家词》、《织妇词》、《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是他们的代表作。张籍的乐府三十三首以及《野老歌》、《筑城词》、《贾客乐》等诗歌，反映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揭露了统治者对人民残酷的剥削和奴役。王建在《水夫谣》中描写了驿船纤夫的悲惨生活。《田家行》、《簇蚕辞》则揭露了封建赋役的残酷。李绅曾作新题乐府二十首，惜已无存。他的《悯农》诗二首：“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已成为千古传诵的名诗。
新乐府运动的精神，为晚唐诗人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所继承。皮日休的《正乐府十首》和《三羞诗》，聂夷中的《公子行》，以及杜荀鹤的《山中寡妇》、《乱后逢村叟》，深刻地揭露了唐朝末年统治者的残暴、腐朽和唐末农民战争前后的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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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时期由白居易、元稹倡导的，以创作新题乐府诗为中心的诗歌革新运动。
新乐府是指唐人自立新题而作的乐府诗。宋代郭茂倩指出：“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乐府诗集》）明代胡震亨说：“乐府内又有往题新题之别。往题者，汉魏以下，陈隋以上乐府古题，唐人所拟作也。新题者，古乐府所无，唐人新制为乐府题者也。”(《唐音癸签》)初唐诗人写乐府诗，多数袭用乐府旧题，但已有少数另立新题。这类新题乐府，至杜甫而大有发展。杜甫善于用乐府诗体描写时事，所作如《兵车行》、《丽人行》、《悲陈陶》、《哀江头》等，“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元稹《乐府古题序》）。元结、韦应物、戴叔伦、顾况等人，也都有新题乐府之作。元结还提出诗歌创作应“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二风诗论》)，使“上感于上、下化于下”（《新乐府序》）。他们可说是新乐府运动的先驱。
新乐府运动是贞元、元和年间特定时代条件下的产物。这时，安史之乱已经过去，唐王朝正走向衰落。一方面，藩镇割据，宦官擅权，赋税繁重，贫富悬殊，蕃族侵扰，战祸频仍，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矛盾进一步显露出来；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对现实的弊病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他们希望通过改良政治，缓和社会矛盾，使得唐王朝中兴。这种情况反映在当时的文坛和诗坛上，便分别出现了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和白居易、元稹倡导的新乐府运动。
元和四年 (809)，李绅首先写了《新题乐府》20首（今佚）送给元稹，元稹认为“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于是“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写作了《和李校书新题乐府》12首。后来白居易又写成《新乐府》50首，正式标举“新乐府”的名称。白居易还有《秦中吟》10首，也体现了同样的精神。新乐府作为诗歌运动，其创作并不限于写新题乐府。当时张籍、王建、刘猛、李馀等人，既写新题乐府，又写古题乐府，都体现了诗歌革新的方向。元稹原与白居易、李绅约定“不复拟赋古题”，后来见到刘猛、李馀所作古乐府诗，感到“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于是又和了古题乐府19首。虽用古题，但或“全无古义”，“或颇同古义，全创新词”（元稹《乐府古题序》），其实质、作用与新乐府是一致的。这样，在当时形成了一个影响很大的诗歌运动，文学史上称之为新乐府运动。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新乐府序》、《寄唐生》《伤唐衢》、《读张籍古乐府》等诗文中，元稹在《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序》、《乐府古题序》等诗序中，阐述了新乐府运动的理论主张。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明确提出了新乐府运动的基本宗旨。所谓“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人情”（《与元九书》），“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强调了诗歌的社会功能和讽谕作用;所谓“惟歌生民病”（《寄唐生》），“但伤民病痛”（《伤唐衢》），“讽兴当时之事”（《乐府古题序》），反对“嘲风雪、弄花草”(《与元九书》)，是主张诗歌要有社会内容，要反映民生疾苦和社会现实弊端。所谓“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实”、“其体顺而肆”（《新乐府序》），“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寄唐生》），则是要求诗歌的形式与内容统一，为内容服务，表达直切顺畅，让人容易接受。这些诗歌理论，一反大历以来逐渐抬头的逃避现实的诗风，发扬了《诗经》、汉魏乐府和杜甫以来的优良的诗歌传统，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新乐府运动的诗歌创作，实践了上述理论主张。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人的乐府诗及其他的一些作品，反映了中唐时期极为广阔的社会生活面，从各个方面揭示了当时存在的社会矛盾，提出了异常尖锐的社会问题。如白居易的《杜陵叟》、《卖炭翁》，元稹的《田家词》、《织妇词》，张籍的《野老歌》，王建的《水夫谣》等，都是直接描写劳动人民所遭受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为他们的悲惨命运鸣不平的；白居易的《缭绫》、《红线毯》、《重赋》、《轻肥》等，是直接刺责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并从中反映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白居易的《宿紫阁山北村》、张籍的《猛虎行》、王建的《羽林行》等，是揭露特权阶层恶势力为非作歹、残害人民的；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元稹的《夫远征》、张籍的《塞下曲》、王建的《渡辽水》等，是反映边地士兵之苦和反对穷兵黩武的；白居易的《盐商妇》、元稹的《估客乐》、张籍的《贾客乐》等，是反映当时商业经济的畸形发展，富裕商人和穷苦农民之间的矛盾的；白居易的《上阳人》、《井底引银瓶》，张籍的《妾薄命》，王建的《望夫石》、《去妇》等，是同情妇女们不幸遭遇的。诸如此类的作品，大都具有较强烈的现实意义和鲜明的倾向性。在艺术上，尽管各人的成就不同，风格互有差异，又大都体现出平易通俗，直切明畅的共同特色。它们展示了新乐府运动的实绩。
新乐府运动的创作，既要针砭现实、指斥时弊，自然就不能不触犯许多权势者。白居易说，他的诗曾使得“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竟至“言未闻而谤已成”(《与元九书》)，可见斗争是很激烈的。元和十年，白居易横遭毁谤，远谪江州，以他为主要倡导者的新乐府运动也因此受到挫折。事实上，统治阶级的腐败和现实政治的黑暗，也使得新乐府运动已无法再继续下去。尽管如此，它在中国诗歌史上却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并对后世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晚唐皮日休作《正乐府》10篇，聂夷中也多写反映现实的乐府诗，就是对新乐府运动传统的直接继承。
中唐时期由白居易、元稹倡导的，以创作新题乐府诗为中心的诗歌革新运动。 新乐府是指唐人自立新题而作的乐府诗。宋代郭茂倩指出：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乐府诗集》）明代胡震亨说：乐府内又有往题新题之别。往题者，汉魏以下，陈隋以上乐府古题,唐人所拟作也。新题者,古乐府所无，唐人新制为……
西汉设置乐府，掌宫廷和朝会音乐。由乐府采集和创作的诗歌遂被称做“乐府”。乐府诗相当一部分采自民间，具有通俗易懂、反映现实和可以入乐几个特点。后来文人也仿作乐府诗，唐代把南北朝以前的乐府诗统称作古乐府。
“元白”指中唐诗人元稹、白居易。他们同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元白”并称，在元稹、白居易生活的那个时代即已盛行。白居易序刘禹锡诗云：“予顷与元微之唱和颇多，或在人口。…江南士女，语才子者多云‘元白’…。”又《旧唐书·元模传》：“稹聪警绝人，年少有才名，与太原白居易友善，工为诗，善状咏风态物色，当时言诗者称‘元、白’焉。”白居易、元稹等诗人的主要文学活动在唐宪宗元和年问(806—820)，因而把他们创作的诗歌和仿效他们的作品统称“元和体。”《新唐书·元稹传》：“稹尤长于诗，与自居易相埒，天下传讽，号‘元和体’。”又唐李肇《国史补》：“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元和体。’”后宪宗殁，穆宗立，改年号为长庆(821—824)，白居易、元稹将自己的诗歌编辑成集，分别名《白氏长庆集》、《元氏长庆集》，故又称他们的诗作为“长庆体”。
所谓新乐府，是相对古乐府而言的。这一概念首先由白居易提出来。他曾把担任左拾遗时写的“美刺比兴”、“因事立题”的50多首诗编为《新乐府》。新乐府的特点有三：一是用新题。建安以来的作家们歌写时事，多因袭古题，往往内容受限制，且文题不协。白居易以新题写时事，故又名“新题乐府”。二是写时事。建安后作家有自创新题的，但多无关时事。既用新题，又写时事，姑于杜甫。白居易继其传统，以新乐府专门美刺现实。三是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标准。新乐府诗多来尝“播于乐章歌曲”。从音乐角度看是徒有乐府之名，而在内容上则是直接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是真正的乐府。新乐府运动由于前有杜甫开创的传统，后有元结、顾况继其事，张籍、王建为先导，到了“元白”时期，明确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一整套理论，加之元、白诗才盖世，写作了大量新乐府诗歌，给当时以极大影响，使这一伟大的文学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师友诗传续录》载：“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创为新乐府，亦复自成一体。”新乐府运动在贞元，元和年间与韩柳古文运动相继磅礴于文坛，有着共同的社会原因。
唐朝贞元、元和之际，广大地主士大夫要求革新政治，以中兴唐朝的统治。在这股浪潮的推动下，白居易、元稹等诗人主张恢复古代的采诗制度，发扬《诗经》和汉魏乐府讽喻时事的传统，使诗歌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新乐府序》中全面提出了新乐府诗歌的创作原则，要求文辞质朴易懂，便于读者理解；说的话要直截了当，切中时弊，使闻者足戒；叙事要有根据，令人信服；还要词句通顺，合于声律，可以入乐。宣称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
白居易、元稹等诗人或“寓意古题”，或效法杜甫“即事名篇”，以乐府古诗之体，改进当时民间流行的歌谣，积极从事新乐府诗歌的创作。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元稹的《田家词》、《织妇词》、《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是他们的代表作。张籍的乐府三十三首以及《野老歌》、《筑城词》、《贾客乐》等诗歌，反映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揭露了统治者对人民残酷的剥削和奴役。王建在《水夫谣》中描写了驿船纤夫的悲惨生活。《田家行》、《簇蚕辞》则揭露了封建赋役的残酷。李绅曾作新题乐府二十首，惜已无存。他的《悯农》诗二首：“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已成为千古传诵的名诗。
新乐府运动的精神，为晚唐诗人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所继承。皮日休的《正乐府十首》和《三羞诗》，聂夷中的《公子行》，以及杜荀鹤的《山中寡妇》、《乱后逢村叟》，深刻地揭露了唐朝末年统治者的残暴、腐朽和唐末农民战争前后的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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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时期由白居易、元稹倡导的，以创作新题乐府诗为中心的诗歌革新运动。
新乐府是指唐人自立新题而作的乐府诗。宋代郭茂倩指出：“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乐府诗集》）明代胡震亨说：“乐府内又有往题新题之别。往题者，汉魏以下，陈隋以上乐府古题，唐人所拟作也。新题者，古乐府所无，唐人新制为乐府题者也。”(《唐音癸签》)初唐诗人写乐府诗，多数袭用乐府旧题，但已有少数另立新题。这类新题乐府，至杜甫而大有发展。杜甫善于用乐府诗体描写时事，所作如《兵车行》、《丽人行》、《悲陈陶》、《哀江头》等，“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元稹《乐府古题序》）。元结、韦应物、戴叔伦、顾况等人，也都有新题乐府之作。元结还提出诗歌创作应“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二风诗论》)，使“上感于上、下化于下”（《新乐府序》）。他们可说是新乐府运动的先驱。
新乐府运动是贞元、元和年间特定时代条件下的产物。这时，安史之乱已经过去，唐王朝正走向衰落。一方面，藩镇割据，宦官擅权，赋税繁重，贫富悬殊，蕃族侵扰，战祸频仍，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矛盾进一步显露出来；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对现实的弊病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他们希望通过改良政治，缓和社会矛盾，使得唐王朝中兴。这种情况反映在当时的文坛和诗坛上，便分别出现了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和白居易、元稹倡导的新乐府运动。
元和四年 (809)，李绅首先写了《新题乐府》20首（今佚）送给元稹，元稹认为“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于是“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写作了《和李校书新题乐府》12首。后来白居易又写成《新乐府》50首，正式标举“新乐府”的名称。白居易还有《秦中吟》10首，也体现了同样的精神。新乐府作为诗歌运动，其创作并不限于写新题乐府。当时张籍、王建、刘猛、李馀等人，既写新题乐府，又写古题乐府，都体现了诗歌革新的方向。元稹原与白居易、李绅约定“不复拟赋古题”，后来见到刘猛、李馀所作古乐府诗，感到“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于是又和了古题乐府19首。虽用古题，但或“全无古义”，“或颇同古义，全创新词”（元稹《乐府古题序》），其实质、作用与新乐府是一致的。这样，在当时形成了一个影响很大的诗歌运动，文学史上称之为新乐府运动。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新乐府序》、《寄唐生》《伤唐衢》、《读张籍古乐府》等诗文中，元稹在《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序》、《乐府古题序》等诗序中，阐述了新乐府运动的理论主张。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明确提出了新乐府运动的基本宗旨。所谓“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人情”（《与元九书》），“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强调了诗歌的社会功能和讽谕作用;所谓“惟歌生民病”（《寄唐生》），“但伤民病痛”（《伤唐衢》），“讽兴当时之事”（《乐府古题序》），反对“嘲风雪、弄花草”(《与元九书》)，是主张诗歌要有社会内容，要反映民生疾苦和社会现实弊端。所谓“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实”、“其体顺而肆”（《新乐府序》），“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寄唐生》），则是要求诗歌的形式与内容统一，为内容服务，表达直切顺畅，让人容易接受。这些诗歌理论，一反大历以来逐渐抬头的逃避现实的诗风，发扬了《诗经》、汉魏乐府和杜甫以来的优良的诗歌传统，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新乐府运动的诗歌创作，实践了上述理论主张。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人的乐府诗及其他的一些作品，反映了中唐时期极为广阔的社会生活面，从各个方面揭示了当时存在的社会矛盾，提出了异常尖锐的社会问题。如白居易的《杜陵叟》、《卖炭翁》，元稹的《田家词》、《织妇词》，张籍的《野老歌》，王建的《水夫谣》等，都是直接描写劳动人民所遭受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为他们的悲惨命运鸣不平的；白居易的《缭绫》、《红线毯》、《重赋》、《轻肥》等，是直接刺责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并从中反映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白居易的《宿紫阁山北村》、张籍的《猛虎行》、王建的《羽林行》等，是揭露特权阶层恶势力为非作歹、残害人民的；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元稹的《夫远征》、张籍的《塞下曲》、王建的《渡辽水》等，是反映边地士兵之苦和反对穷兵黩武的；白居易的《盐商妇》、元稹的《估客乐》、张籍的《贾客乐》等，是反映当时商业经济的畸形发展，富裕商人和穷苦农民之间的矛盾的；白居易的《上阳人》、《井底引银瓶》，张籍的《妾薄命》，王建的《望夫石》、《去妇》等，是同情妇女们不幸遭遇的。诸如此类的作品，大都具有较强烈的现实意义和鲜明的倾向性。在艺术上，尽管各人的成就不同，风格互有差异，又大都体现出平易通俗，直切明畅的共同特色。它们展示了新乐府运动的实绩。
新乐府运动的创作，既要针砭现实、指斥时弊，自然就不能不触犯许多权势者。白居易说，他的诗曾使得“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竟至“言未闻而谤已成”(《与元九书》)，可见斗争是很激烈的。元和十年，白居易横遭毁谤，远谪江州，以他为主要倡导者的新乐府运动也因此受到挫折。事实上，统治阶级的腐败和现实政治的黑暗，也使得新乐府运动已无法再继续下去。尽管如此，它在中国诗歌史上却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并对后世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晚唐皮日休作《正乐府》10篇，聂夷中也多写反映现实的乐府诗，就是对新乐府运动传统的直接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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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时期由白居易、元稹倡导的，以创作新题乐府诗为中心的诗歌革新运动。
新乐府是指唐人自立新题而作的乐府诗。宋代郭茂倩指出：“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乐府诗集》）明代胡震亨说：“乐府内又有往题新题之别。往题者，汉魏以下，陈隋以上乐府古题，唐人所拟作也。新题者，古乐府所无，唐人新制为乐府题者也。”(《唐音癸签》)初唐诗人写乐府诗，多数袭用乐府旧题，但已有少数另立新题。这类新题乐府，至杜甫而大有发展。杜甫善于用乐府诗体描写时事，所作如《兵车行》、《丽人行》、《悲陈陶》、《哀江头》等，“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元稹《乐府古题序》）。元结、韦应物、戴叔伦、顾况等人，也都有新题乐府之作。元结还提出诗歌创作应“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二风诗论》)，使“上感于上、下化于下”（《新乐府序》）。他们可说是新乐府运动的先驱。
新乐府运动是贞元、元和年间特定时代条件下的产物。这时，安史之乱已经过去，唐王朝正走向衰落。一方面，藩镇割据，宦官擅权，赋税繁重，贫富悬殊，蕃族侵扰，战祸频仍，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矛盾进一步显露出来；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对现实的弊病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他们希望通过改良政治，缓和社会矛盾，使得唐王朝中兴。这种情况反映在当时的文坛和诗坛上，便分别出现了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和白居易、元稹倡导的新乐府运动。
元和四年 (809)，李绅首先写了《新题乐府》20首（今佚）送给元稹，元稹认为“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于是“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写作了《和李校书新题乐府》12首。后来白居易又写成《新乐府》50首，正式标举“新乐府”的名称。白居易还有《秦中吟》10首，也体现了同样的精神。新乐府作为诗歌运动，其创作并不限于写新题乐府。当时张籍、王建、刘猛、李馀等人，既写新题乐府，又写古题乐府，都体现了诗歌革新的方向。元稹原与白居易、李绅约定“不复拟赋古题”，后来见到刘猛、李馀所作古乐府诗，感到“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于是又和了古题乐府19首。虽用古题，但或“全无古义”，“或颇同古义，全创新词”（元稹《乐府古题序》），其实质、作用与新乐府是一致的。这样，在当时形成了一个影响很大的诗歌运动，文学史上称之为新乐府运动。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新乐府序》、《寄唐生》《伤唐衢》、《读张籍古乐府》等诗文中，元稹在《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序》、《乐府古题序》等诗序中，阐述了新乐府运动的理论主张。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明确提出了新乐府运动的基本宗旨。所谓“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人情”（《与元九书》），“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强调了诗歌的社会功能和讽谕作用;所谓“惟歌生民病”（《寄唐生》），“但伤民病痛”（《伤唐衢》），“讽兴当时之事”（《乐府古题序》），反对“嘲风雪、弄花草”(《与元九书》)，是主张诗歌要有社会内容，要反映民生疾苦和社会现实弊端。所谓“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实”、“其体顺而肆”（《新乐府序》），“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寄唐生》），则是要求诗歌的形式与内容统一，为内容服务，表达直切顺畅，让人容易接受。这些诗歌理论，一反大历以来逐渐抬头的逃避现实的诗风，发扬了《诗经》、汉魏乐府和杜甫以来的优良的诗歌传统，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新乐府运动的诗歌创作，实践了上述理论主张。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人的乐府诗及其他的一些作品，反映了中唐时期极为广阔的社会生活面，从各个方面揭示了当时存在的社会矛盾，提出了异常尖锐的社会问题。如白居易的《杜陵叟》、《卖炭翁》，元稹的《田家词》、《织妇词》，张籍的《野老歌》，王建的《水夫谣》等，都是直接描写劳动人民所遭受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为他们的悲惨命运鸣不平的；白居易的《缭绫》、《红线毯》、《重赋》、《轻肥》等，是直接刺责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并从中反映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白居易的《宿紫阁山北村》、张籍的《猛虎行》、王建的《羽林行》等，是揭露特权阶层恶势力为非作歹、残害人民的；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元稹的《夫远征》、张籍的《塞下曲》、王建的《渡辽水》等，是反映边地士兵之苦和反对穷兵黩武的；白居易的《盐商妇》、元稹的《估客乐》、张籍的《贾客乐》等，是反映当时商业经济的畸形发展，富裕商人和穷苦农民之间的矛盾的；白居易的《上阳人》、《井底引银瓶》，张籍的《妾薄命》，王建的《望夫石》、《去妇》等，是同情妇女们不幸遭遇的。诸如此类的作品，大都具有较强烈的现实意义和鲜明的倾向性。在艺术上，尽管各人的成就不同，风格互有差异，又大都体现出平易通俗，直切明畅的共同特色。它们展示了新乐府运动的实绩。
新乐府运动的创作，既要针砭现实、指斥时弊，自然就不能不触犯许多权势者。白居易说，他的诗曾使得“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竟至“言未闻而谤已成”(《与元九书》)，可见斗争是很激烈的。元和十年，白居易横遭毁谤，远谪江州，以他为主要倡导者的新乐府运动也因此受到挫折。事实上，统治阶级的腐败和现实政治的黑暗，也使得新乐府运动已无法再继续下去。尽管如此，它在中国诗歌史上却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并对后世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晚唐皮日休作《正乐府》10篇，聂夷中也多写反映现实的乐府诗，就是对新乐府运动传统的直接继承。
新乐府是指唐人自立新题而作的乐府诗。宋代郭茂倩指出：“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乐府诗集》）明代胡震亨说：“乐府内又有往题新题之别。往题者，汉魏以下，陈隋以上乐府古题，唐人所拟作也。新题者，古乐府所无，唐人新制为乐府题者也。”(《唐音癸签》)初唐诗人写乐府诗，多数袭用乐府旧题，但已有少数另立新题。这类新题乐府，至杜甫而大有发展。杜甫善于用乐府诗体描写时事，所作如《兵车行》、《丽人行》、《悲陈陶》、《哀江头》等，“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元稹《乐府古题序》）。元结、韦应物、戴叔伦、顾况等人，也都有新题乐府之作。元结还提出诗歌创作应“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二风诗论》)，使“上感于上、下化于下”（《新乐府序》）。他们可说是新乐府运动的先驱。
新乐府运动是贞元、元和年间特定时代条件下的产物。这时，安史之乱已经过去，唐王朝正走向衰落。一方面，藩镇割据，宦官擅权，赋税繁重，贫富悬殊，蕃族侵扰，战祸频仍，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矛盾进一步显露出来；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对现实的弊病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他们希望通过改良政治，缓和社会矛盾，使得唐王朝中兴。这种情况反映在当时的文坛和诗坛上，便分别出现了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和白居易、元稹倡导的新乐府运动。
元和四年 (809)，李绅首先写了《新题乐府》20首（今佚）送给元稹，元稹认为“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于是“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写作了《和李校书新题乐府》12首。后来白居易又写成《新乐府》50首，正式标举“新乐府”的名称。白居易还有《秦中吟》10首，也体现了同样的精神。新乐府作为诗歌运动，其创作并不限于写新题乐府。当时张籍、王建、刘猛、李馀等人，既写新题乐府，又写古题乐府，都体现了诗歌革新的方向。元稹原与白居易、李绅约定“不复拟赋古题”，后来见到刘猛、李馀所作古乐府诗，感到“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于是又和了古题乐府19首。虽用古题，但或“全无古义”，“或颇同古义，全创新词”（元稹《乐府古题序》），其实质、作用与新乐府是一致的。这样，在当时形成了一个影响很大的诗歌运动，文学史上称之为新乐府运动。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新乐府序》、《寄唐生》《伤唐衢》、《读张籍古乐府》等诗文中，元稹在《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序》、《乐府古题序》等诗序中，阐述了新乐府运动的理论主张。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明确提出了新乐府运动的基本宗旨。所谓“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人情”（《与元九书》），“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强调了诗歌的社会功能和讽谕作用;所谓“惟歌生民病”（《寄唐生》），“但伤民病痛”（《伤唐衢》），“讽兴当时之事”（《乐府古题序》），反对“嘲风雪、弄花草”(《与元九书》)，是主张诗歌要有社会内容，要反映民生疾苦和社会现实弊端。所谓“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实”、“其体顺而肆”（《新乐府序》），“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寄唐生》），则是要求诗歌的形式与内容统一，为内容服务，表达直切顺畅，让人容易接受。这些诗歌理论，一反大历以来逐渐抬头的逃避现实的诗风，发扬了《诗经》、汉魏乐府和杜甫以来的优良的诗歌传统，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新乐府运动的诗歌创作，实践了上述理论主张。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人的乐府诗及其他的一些作品，反映了中唐时期极为广阔的社会生活面，从各个方面揭示了当时存在的社会矛盾，提出了异常尖锐的社会问题。如白居易的《杜陵叟》、《卖炭翁》，元稹的《田家词》、《织妇词》，张籍的《野老歌》，王建的《水夫谣》等，都是直接描写劳动人民所遭受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为他们的悲惨命运鸣不平的；白居易的《缭绫》、《红线毯》、《重赋》、《轻肥》等，是直接刺责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并从中反映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白居易的《宿紫阁山北村》、张籍的《猛虎行》、王建的《羽林行》等，是揭露特权阶层恶势力为非作歹、残害人民的；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元稹的《夫远征》、张籍的《塞下曲》、王建的《渡辽水》等，是反映边地士兵之苦和反对穷兵黩武的；白居易的《盐商妇》、元稹的《估客乐》、张籍的《贾客乐》等，是反映当时商业经济的畸形发展，富裕商人和穷苦农民之间的矛盾的；白居易的《上阳人》、《井底引银瓶》，张籍的《妾薄命》，王建的《望夫石》、《去妇》等，是同情妇女们不幸遭遇的。诸如此类的作品，大都具有较强烈的现实意义和鲜明的倾向性。在艺术上，尽管各人的成就不同，风格互有差异，又大都体现出平易通俗，直切明畅的共同特色。它们展示了新乐府运动的实绩。
新乐府运动的创作，既要针砭现实、指斥时弊，自然就不能不触犯许多权势者。白居易说，他的诗曾使得“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竟至“言未闻而谤已成”(《与元九书》)，可见斗争是很激烈的。元和十年，白居易横遭毁谤，远谪江州，以他为主要倡导者的新乐府运动也因此受到挫折。事实上，统治阶级的腐败和现实政治的黑暗，也使得新乐府运动已无法再继续下去。尽管如此，它在中国诗歌史上却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并对后世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晚唐皮日休作《正乐府》10篇，聂夷中也多写反映现实的乐府诗，就是对新乐府运动传统的直接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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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54年的辉煌成就
新中国从1949年到2003年走过了54年辉煌历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奋发图强，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努力克服前进中的艰难险阻，取得了综合国力明显增强、社会商品极大丰富，基础设施明显改善，人民生活总体水平显著提高，对外经济日益活跃，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的辉煌成就。我们已经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贫穷落后、深受外国列强欺凌的旧中国改造建设成了屹立在世界东方、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初步实现了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的百年来的梦想。
纵向比较，新中国比旧中国国力大大增强，今非昔比
国内生产总值从1949年408亿元增长到1978年3624.1亿元和2002年102398亿元，扣除物价因素，增长65.5倍，年平均增长8.3%，其中改革前后分别年增长7.4%和9.35%；按当年汇率计算，GDP从1949年194.3亿美元增长到1978年2157亿美元和2002年12371亿美元；将2002年与旧中国最高年（一般指1936年）相比较，比旧中国75.8亿美元高出162.2倍；据测算，2002年一天创造GDP达280.5亿元，合33.89亿美元，相当于1949年全年GDP408亿元的68.8%，相当于1936年全年GNP75.8亿美元的44.7%；一天产量超过1949年全年产量的还有钢（49.7 15.8万吨）、水泥（198.6 66万吨）、硫酸（8.36 4万吨）、生铁（46.8 25万吨），原油一天产量45.8万吨，比1949年全年产量12万吨增长2.82倍，比1943年全年产量32万吨增长43.1%等。2002年一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为43201.6亿元，为改革开放前29年投资总和7722.8亿元的5.59倍。现工业一年吃掉2.4亿吨钢材，超过美、日两国年产量的总和。现每年建筑工地浇灌的水泥相当于全球年产量的40%，世界年产玻璃的30%镶在了中国的高楼大厦上。在1982年以前每年新增财政收入100亿元十分困难，但近两年分别新增2990.8亿元和2527.9亿元。从以上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新中国所取得的经济建设成就，比国民党统治的旧中国最好年份要高出上百倍，比历代封建王朝要强千百倍、上万倍。由此说，中国共产党执政54年，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国力最强、人民生活改善最多的时期。新中国与旧中国相比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生产力获得飞速发展。旧貌换新貌，真是今非昔比。
横向比较，中国比世界强国增速遥遥领先，强国富民
1950 2002年，中国GDP增长65.5倍、年增长8.3%，比同期美国增长4.75倍、年增长3.35%，比日本增长21.9倍、年增长6.05%，比英国增长2.46倍、年增长2.35%，比苏俄增长6.741倍、年增长3.95%，（1990年以前为苏联，年增6.05%，在此以后为俄罗斯，年增 3%），比澳大利亚增长6.762倍、年增4.0%（1950 2001），比德国增长5.075倍、年增3.55%（1951 2002），比法国增长5.266倍、年增3.6%（1951 2002年），比意大利增长5.568倍、年增3.7%，比加拿大增长5.879倍、年增3.85%（1951 2001年），比印度增长11.305倍、年增4.95%，要高出43.6倍和2.25个百分点（日本） 63.04倍和5.95个百分点（英国）。比亚洲所谓新兴国家和地区的GDP增速也要快。比韩国1956 2001年增长23.055倍、年增速7.15%，比新加坡1961 2001年增长21.917倍、年增长7.95%，比印尼1961 2001年增长8.1倍、年增速5.55%及我国台湾省1953 2002年增长43.44倍、年增速7.9%，仍然要高出0.35（新加坡） 2.75（印尼）个百分点，即增速快了4.4% 49.5%。按汇率法测算，中国GDP已从1949年194.3亿美元增到1978年2157亿美元和2002年12371亿美元，经济总量列世界位次从1949年的第13位上升到1978年的第8位和2001年以后的第6位，已高于意大利，列在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之后，成为世界第6大经济强国。据世界银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已从2000年50194亿美元（比按汇率法测算高出3.648倍）增到2002年58762亿美元（比按汇率法测算高出3.75倍），仅低于同期美国的96127亿美元（2000年）和101379亿美元（2002年），超过日本的33944亿美元（2000年）和33400亿美元（2002年，比上年零增长），列世界第2大经济强国。由于致力于工业现代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使中国三次产业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就业结构：1949年为91.5 3.5 5.0，到1978年分别为70.5 17.4 12.1，转变到2002年50.0 21.4 28.6，其中一产就业人数2002年分别比1978年和1949年减少20.5 41.5个百分点；二产分别提升4 17.9个百分点；三产提升16.5 23.6个百分点；产值结构：1949年分别为68.4 12.7 18.9，1978年分别为28.1 48.2 23.7，2002年转变为14.5 51.8 33.7，其中一产降低13.6 53.9个百分点，二产提升3.6 39.1个百分点；三产提升10 14.8个百分点。上述一产下降，二产在工业化初期急剧上升然后减速并下降，三产从渐长到大幅度增长，符合经济现代化发展的趋势。中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主要来源于二、三产业快速发展，2002年比1949年GDP新增额中二产和三产贡献率为85.7%，按改革开放前后划分，在前29年主要靠工业贡献率达64.3%（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年增长速度），近24年工业和社会服务业贡献率高达76.8%。
中国农业增加值从1949年279亿元增到1978年1018.4亿元和2002年1488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7.891倍，年增长3.75%，在1950 2001年间，美国为1.65%、日本1.0%、英国1.1%、德国1.2%、法国1.5%，印度2.7%、苏俄1.25%（其中苏联1950 1990年年增速为2.4%，俄罗斯1991 2001年为 3.05%），在1952 2001年间，意大利为1.05%，加拿大为1.5%，澳大利亚在1953 2001年为2.15%。此外我国的台湾省在1953 2002年为3%。中国农业增速虽然比我国工业增速要低，但比上述各国和地区要高出25% 2.75倍。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居世界位次，除大豆外，都有较大幅度上升，如谷物从第2位上升到第1位，肉类从第3位上升到第1位，棉花从第4位，花生、油菜籽从第2位上升到第1位，水果从1980年第10位上升到第1位，水产品从1985年第3位上升到第1位，甜菜、牛奶和橡胶的位次有所上升，茶叶从第3位上升到第2位，只有大豆从第2位下降到第4位。
中国工业增加值从1949年50.5亿元增到1978年1607亿元和2002年45935.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580.5倍，年递增12.75%，比同时期美国年增3.65%、日本年增7.9%、德国年增4%、英国年增1.9%、法国年增3.5%、印度年增5.6%、苏俄年增4.5% 其中苏联1950 1990年为6.6%、俄罗斯1991 1999年为 4.1% ，（以上外国年增率为1950 2001年的数据），要高出4.85 日本 10.85 英国 个百分点，即快了61.4% 5.71倍。比意大利、加拿大在1949 2001年的4.55%和3.95%也快了1.8 2.23倍；比澳大利亚在1953 2001年年增2.8%要快3.55倍；比我国台湾省在1953 2002年年增9.9%仍然快了28.8%。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都列世界前列。钢、煤、水泥、化肥、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服装、鞋帽、空调器、电风扇等产品列世界第1位，发电量、化纤、棉布、人造板材列第2位，能源总量、轮胎、食糖、纸张列第3位，合成橡胶列第4位，原油、汽车列第5位，新闻纸列第9位，原木列第10位。中国工业增加值2002年以5549.7亿美元列世界第4位。我国工业化水平已由1952年的25.9%提高到1978年的62%和2001年的77%（指工业与农业的增加值、就业人数比较之和），初步实现了工业现代化。
中国外贸53年来平均每年以15.2%速度（其中出口年增15.4%，进口年增15.05%）参与国际经济交流，外贸占世界贸易位次大大提升，其中出口列世界位次，从1950年列26位（1959年列第12位）降到1978年的第32位，再上升到2002年的第5位贸易大国。截至2003年7月底，累计批准“三资”企业44.64万个，合同外资额8872.31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4813.2亿美元。中国利用外资近十年来一直列发展中国家首位，其中2002年因美国大幅度减少，中国以527.4亿美元列世界第1位。虽然建国以来总人口纯增74286万人，增长137.1%，平均每年增长1.60%，但由于GDP以8.3%速度快速增长，人均GDP仍然从1949年75元增到2002年7997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年增长6.55%。按当年官方汇率测算，约从35.7美元增到2000年856美元和2002年966美元，即到2000年已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达到800美元以上，人民生活总体上已达到小康水平。按联合国划分标准，现中国人均GDP，高于70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国家，低于756 9265美元中等收入国家，约列世界银行排列168个国家和地区中的109位，列联合国排列207个国家和地区的第140位，已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食品占消费额的比重）已由建国初期的80%和90%降低到1978年57.5%和67.7%，再降到2002年的37.7%和46.2%，分别比1978年和建国初期降低19.8 21.5和42.3 43.8个百分点。按恩格尔划分标准，中国农村居民（低于50%）现处于温饱向小康水平迈进阶段；城镇居民家庭已从小康向富裕水平迈进阶段。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从1952年8.6亿元增到1978年210.6亿元和2002年86910.6亿元，50年增长10104.9倍（按现价计算），年增长20.2%；全国人口平均拥有储蓄存款从1.5元增到21.9元和6766元，50年增长4509.7倍，年增长18.3%，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设想。
新中国54年来取得了经济迅速发展、国力不断壮大、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等辉煌成就。目前也存在着产业和地区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尚未优化、投资低技术重复扩张、财政赤字和债务加重、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总之，新中国54年取得了旧中国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法比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新中国从1949年到2003年走过了54年辉煌历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奋发图强，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努力克服前进中的艰难险阻，取得了综合国力明显增强、社会商品极大丰富，基础设施明显改善，人民生活总体水平显著提高，对外经济日益活跃，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的辉煌成就。我们已经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贫穷落后、深受外国列强欺凌的旧中国改造建设成了屹立在世界东方、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初步实现了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的百年来的梦想。
纵向比较，新中国比旧中国国力大大增强，今非昔比
国内生产总值从1949年408亿元增长到1978年3624.1亿元和2002年102398亿元，扣除物价因素，增长65.5倍，年平均增长8.3%，其中改革前后分别年增长7.4%和9.35%；按当年汇率计算，GDP从1949年194.3亿美元增长到1978年2157亿美元和2002年12371亿美元；将2002年与旧中国最高年（一般指1936年）相比较，比旧中国75.8亿美元高出162.2倍；据测算，2002年一天创造GDP达280.5亿元，合33.89亿美元，相当于1949年全年GDP408亿元的68.8%，相当于1936年全年GNP75.8亿美元的44.7%；一天产量超过1949年全年产量的还有钢（49.7 15.8万吨）、水泥（198.6 66万吨）、硫酸（8.36 4万吨）、生铁（46.8 25万吨），原油一天产量45.8万吨，比1949年全年产量12万吨增长2.82倍，比1943年全年产量32万吨增长43.1%等。2002年一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为43201.6亿元，为改革开放前29年投资总和7722.8亿元的5.59倍。现工业一年吃掉2.4亿吨钢材，超过美、日两国年产量的总和。现每年建筑工地浇灌的水泥相当于全球年产量的40%，世界年产玻璃的30%镶在了中国的高楼大厦上。在1982年以前每年新增财政收入100亿元十分困难，但近两年分别新增2990.8亿元和2527.9亿元。从以上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新中国所取得的经济建设成就，比国民党统治的旧中国最好年份要高出上百倍，比历代封建王朝要强千百倍、上万倍。由此说，中国共产党执政54年，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国力最强、人民生活改善最多的时期。新中国与旧中国相比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生产力获得飞速发展。旧貌换新貌，真是今非昔比。
横向比较，中国比世界强国增速遥遥领先，强国富民
1950 2002年，中国GDP增长65.5倍、年增长8.3%，比同期美国增长4.75倍、年增长3.35%，比日本增长21.9倍、年增长6.05%，比英国增长2.46倍、年增长2.35%，比苏俄增长6.741倍、年增长3.95%，（1990年以前为苏联，年增6.05%，在此以后为俄罗斯，年增 3%），比澳大利亚增长6.762倍、年增4.0%（1950 2001），比德国增长5.075倍、年增3.55%（1951 2002），比法国增长5.266倍、年增3.6%（1951 2002年），比意大利增长5.568倍、年增3.7%，比加拿大增长5.879倍、年增3.85%（1951 2001年），比印度增长11.305倍、年增4.95%，要高出43.6倍和2.25个百分点（日本） 63.04倍和5.95个百分点（英国）。比亚洲所谓新兴国家和地区的GDP增速也要快。比韩国1956 2001年增长23.055倍、年增速7.15%，比新加坡1961 2001年增长21.917倍、年增长7.95%，比印尼1961 2001年增长8.1倍、年增速5.55%及我国台湾省1953 2002年增长43.44倍、年增速7.9%，仍然要高出0.35（新加坡） 2.75（印尼）个百分点，即增速快了4.4% 49.5%。按汇率法测算，中国GDP已从1949年194.3亿美元增到1978年2157亿美元和2002年12371亿美元，经济总量列世界位次从1949年的第13位上升到1978年的第8位和2001年以后的第6位，已高于意大利，列在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之后，成为世界第6大经济强国。据世界银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已从2000年50194亿美元（比按汇率法测算高出3.648倍）增到2002年58762亿美元（比按汇率法测算高出3.75倍），仅低于同期美国的96127亿美元（2000年）和101379亿美元（2002年），超过日本的33944亿美元（2000年）和33400亿美元（2002年，比上年零增长），列世界第2大经济强国。由于致力于工业现代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使中国三次产业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就业结构：1949年为91.5 3.5 5.0，到1978年分别为70.5 17.4 12.1，转变到2002年50.0 21.4 28.6，其中一产就业人数2002年分别比1978年和1949年减少20.5 41.5个百分点；二产分别提升4 17.9个百分点；三产提升16.5 23.6个百分点；产值结构：1949年分别为68.4 12.7 18.9，1978年分别为28.1 48.2 23.7，2002年转变为14.5 51.8 33.7，其中一产降低13.6 53.9个百分点，二产提升3.6 39.1个百分点；三产提升10 14.8个百分点。上述一产下降，二产在工业化初期急剧上升然后减速并下降，三产从渐长到大幅度增长，符合经济现代化发展的趋势。中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主要来源于二、三产业快速发展，2002年比1949年GDP新增额中二产和三产贡献率为85.7%，按改革开放前后划分，在前29年主要靠工业贡献率达64.3%（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年增长速度），近24年工业和社会服务业贡献率高达76.8%。
中国农业增加值从1949年279亿元增到1978年1018.4亿元和2002年1488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7.891倍，年增长3.75%，在1950 2001年间，美国为1.65%、日本1.0%、英国1.1%、德国1.2%、法国1.5%，印度2.7%、苏俄1.25%（其中苏联1950 1990年年增速为2.4%，俄罗斯1991 2001年为 3.05%），在1952 2001年间，意大利为1.05%，加拿大为1.5%，澳大利亚在1953 2001年为2.15%。此外我国的台湾省在1953 2002年为3%。中国农业增速虽然比我国工业增速要低，但比上述各国和地区要高出25% 2.75倍。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居世界位次，除大豆外，都有较大幅度上升，如谷物从第2位上升到第1位，肉类从第3位上升到第1位，棉花从第4位，花生、油菜籽从第2位上升到第1位，水果从1980年第10位上升到第1位，水产品从1985年第3位上升到第1位，甜菜、牛奶和橡胶的位次有所上升，茶叶从第3位上升到第2位，只有大豆从第2位下降到第4位。
中国工业增加值从1949年50.5亿元增到1978年1607亿元和2002年45935.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580.5倍，年递增12.75%，比同时期美国年增3.65%、日本年增7.9%、德国年增4%、英国年增1.9%、法国年增3.5%、印度年增5.6%、苏俄年增4.5% 其中苏联1950 1990年为6.6%、俄罗斯1991 1999年为 4.1% ，（以上外国年增率为1950 2001年的数据），要高出4.85 日本 10.85 英国 个百分点，即快了61.4% 5.71倍。比意大利、加拿大在1949 2001年的4.55%和3.95%也快了1.8 2.23倍；比澳大利亚在1953 2001年年增2.8%要快3.55倍；比我国台湾省在1953 2002年年增9.9%仍然快了28.8%。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都列世界前列。钢、煤、水泥、化肥、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服装、鞋帽、空调器、电风扇等产品列世界第1位，发电量、化纤、棉布、人造板材列第2位，能源总量、轮胎、食糖、纸张列第3位，合成橡胶列第4位，原油、汽车列第5位，新闻纸列第9位，原木列第10位。中国工业增加值2002年以5549.7亿美元列世界第4位。我国工业化水平已由1952年的25.9%提高到1978年的62%和2001年的77%（指工业与农业的增加值、就业人数比较之和），初步实现了工业现代化。
中国外贸53年来平均每年以15.2%速度（其中出口年增15.4%，进口年增15.05%）参与国际经济交流，外贸占世界贸易位次大大提升，其中出口列世界位次，从1950年列26位（1959年列第12位）降到1978年的第32位，再上升到2002年的第5位贸易大国。截至2003年7月底，累计批准“三资”企业44.64万个，合同外资额8872.31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4813.2亿美元。中国利用外资近十年来一直列发展中国家首位，其中2002年因美国大幅度减少，中国以527.4亿美元列世界第1位。虽然建国以来总人口纯增74286万人，增长137.1%，平均每年增长1.60%，但由于GDP以8.3%速度快速增长，人均GDP仍然从1949年75元增到2002年7997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年增长6.55%。按当年官方汇率测算，约从35.7美元增到2000年856美元和2002年966美元，即到2000年已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达到800美元以上，人民生活总体上已达到小康水平。按联合国划分标准，现中国人均GDP，高于70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国家，低于756 9265美元中等收入国家，约列世界银行排列168个国家和地区中的109位，列联合国排列207个国家和地区的第140位，已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食品占消费额的比重）已由建国初期的80%和90%降低到1978年57.5%和67.7%，再降到2002年的37.7%和46.2%，分别比1978年和建国初期降低19.8 21.5和42.3 43.8个百分点。按恩格尔划分标准，中国农村居民（低于50%）现处于温饱向小康水平迈进阶段；城镇居民家庭已从小康向富裕水平迈进阶段。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从1952年8.6亿元增到1978年210.6亿元和2002年86910.6亿元，50年增长10104.9倍（按现价计算），年增长20.2%；全国人口平均拥有储蓄存款从1.5元增到21.9元和6766元，50年增长4509.7倍，年增长18.3%，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设想。
新中国54年来取得了经济迅速发展、国力不断壮大、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等辉煌成就。目前也存在着产业和地区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尚未优化、投资低技术重复扩张、财政赤字和债务加重、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总之，新中国54年取得了旧中国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法比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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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元和年间（806～820）发生的用通俗化的乐府体写时事和社会生活的诗歌运动。乐府诗的作者主要有白居易、元稹、李绅、张籍和王建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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