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名和字不是一回事,名是名,字是字,号是号,都为一个人的称呼,规矩却不一样。字又称表字,是古代的中国人在名字之外,为自己取的与本名意义相关的别名。号按其来源可分为自号,赠号,谥号,绰号。
一,字
根据记载,古时男子20岁时取字,女子许嫁时取字。
根据《礼记·檀弓》上的说法,在人成年后,需要受到社会的尊重,同辈人只呼其名显得不恭,于是需要为自己取一个字,用来在社会上与别人交往时使用,以示相互尊重。因此,古人在成年以后,名字只供长辈和自己称呼,自称其名表示谦逊,而字才是用来供社会上的人来称呼的。
北齐的颜之推认为,人名是区别彼此,字则是体现一个人的德行的。大部分人的名与字在意义上都是有关联的。
二,号
1,自号,自号就是自己为自己所取的号。
2,赠号,主要有三种情况:其一,以其轶事特征为号。如李白,人称谪仙人;其二,以官职、任所或出生地为号,如王安石称王临川;其三,以封爵、谥号为号,如诸葛亮封武乡侯,人称武侯。
由于号可自取和赠送,因此具有自由性和可变性。以至许多文人,有很多别号,多的可达几十个,上百个,“别号太多,反成搅乱”(郑板桥集题画。靳秋四索画),所以近代以后,尤其建国以来,文人用号之风大减,不少人发表作品不用笔名,就用真名。
3,谥号,我国古代,帝王、诸侯、大臣等具有一定地位的人死去之后, 根据他们的生平事迹与品德修养,评定褒贬,而给予一个寓含善意评价、带有评判性质的称号,并相沿成为制度,这种制度称为谥法,所给予的称号名为谥号。
4,绰号,也称诨名、混号、诨号,它和别号、斋号的初级性区别,似在于几乎全部为他人所取,然后得到公认,使用性完全不取决于担当者本人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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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由于特别重视礼仪,所以名、字的称呼上是十分讲究的。
在人际交往中,名一般用作谦称、卑称,或上对下、长对少的称呼。平辈之间,只有在很熟悉的情况下才相互称名,在多数情况下,提到对方或别人直呼其名,被认为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平辈之间,相互称字,则认为是有礼貌的表现。
下对上,卑对尊写信或呼唤时,可以称字,但绝对不能称名,尤其是君主或自己父母长辈的名,更是连提都不能提,否则就是“大不敬”或叫“大逆不道”,所以便产生了我国特有的“避讳”制度。
避讳的对象有四类:
一是帝王,对当代帝王及本朝历代皇帝之名进行避讳,属于当时的“国讳”或“公讳”。如在刘秀时期,秀才被改成茂才;乾隆曾下诏门联中不许有五福临门四字,为的是避讳顺治帝福临之名。有时甚至还要避讳皇后之名,如吕后名雉,臣子们遇到雉要改称野鸡。
二是讳长官即下属要讳长官本人及其父祖的名讳。甚至一些骄横的官员严令手下及百姓要避其名讳。
陆游编著的《老学庵笔记》记有一故事:一个叫田登的州官不准下属及州中百姓叫他的名字,也不准写他的名字,到了正月十五照例要放灯三天。写布告的小吏不敢写灯字,改为“本州依例放火三日”。由此便有了“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笑话。
三是避圣贤,主要指避至圣先师孔子和亚圣孟子的名讳,有的朝代也避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之名,有的还避周公之名,甚至有避老子之名的。
比如孔夫子,名“孔丘”,北宋朝廷下命令,凡是读书读到“丘”字的时候,都应读成“某”字,同时还得用红笔在“丘”字上圈一个圈。清朝尤甚:凡是天下姓“丘”的,从此以后,都要加个耳字旁,改姓“邱”字,并且不许发音为“邱”,要读成“七”字。
于是,天下姓“丘”的,从此改姓“邱”了。到了今天,有姓“丘”的,又有姓“邱”的,原因就是有的改了,有的又改回原来的“丘”字了。
四是避长辈,即避父母和祖父母之名,是全家的“家讳”或“私讳”。与别人交往时应避对方的长辈之讳,否则极为失礼。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网-名字惹的祸:古代的避讳制度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网-中国人的名与字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网-中国人的几种号
古人刚生下不久就有了名,长大以后要取字,两者相连,通称名字。关于二者的作用,清朝人王应奎曾说:“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意思是说,名是用来区分彼此的,字则是表示德行的。二者性质不同,用途也不大一样。一般说来,古时候,名是阶段性的称呼,小时候称小名,大了叫大名。等有了字,名就成了应该避讳的东西,相称时也只能称字而不称名。 名与字在多数情况下共同构成一个人的代号,尽管用途不尽相同,二者之间还是有联系的。古人大多因名取字,名与字内容毫不相干的情况几乎见不到。如三国时的名将张飞,字翼德,在这—名字中, “飞”是名, “翼德”则是对“飞”的解释,因为 “飞”就是“翼之德”(翅膀扇动而造就的功德)。又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字乐天,名与字之间也有联系,即“居易”是因,“乐天”是果,只有居处安宁,才能知命而乐天。
古人的名有多种种类,字也有不同用途。起初,人们取字非常简单,往往只取一字,与“子”、“伯”、“仲”、“甫”等表示年龄阶段的字相连。如孔子弟子颜回字子渊,冉耕字伯牛,冉雍字仲弓,这些名字中的“渊”、“牛”、“弓”就是他们的字。当然,有些人取字时干脆只用一字,不加别的字辞,如陈胜字涉,项羽字籍等即是。东汉以后,人名取字才越来越讲究,情况也越来越复杂。人们在有了名以后,往往把取字看得很重要。有些人在取字时注重效法古人,取字“士则”、“思贤”、“师亮”等等;有些人则寄托对当事人的厚望,取字“温叟”(长寿不天)、“永全”等等。这些,无不含有深刻的意义。
古人除有名、字外,又多取号以代替名字。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又称“别号”。早在周朝时,人们就已经开始取号。对此,《周礼》解释说,号为“尊其名更为美称焉”,意思是说,号是人在名、字之外的尊称或美称。早期的号具有这一特点,有号的人多是那些圣贤雅士。如老子别号广成子、范蠡别号鸱夷子皮等。先秦时期有名字又有号的人并不太多,至秦汉魏晋南北朝时,取号的人仍不很多,名载史籍者仅有陶潜别名五柳先生、葛洪别号抱朴子等数人。但是,到了隋唐时期,伴随着封建国家的强盛和文化的高度发达,在名、字之外另取别号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如李白号青莲居士、杜甫号少陵野老、白居易号香山居士,皆属此类。到了宋代,取号之风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人们熟知的《水浒传》108将个个都有别号,正是代表着当时的社会风气。明清人更把取号视为一种时髦,上至皇帝,下至一般黎民百姓,几乎人人有号。正如清人凌杨藻在《蠡勺编》一书中记载的那样,其时“闾市村垄,嵬人琐夫,不识字者莫不有号,兼之庸鄙狂怪,松兰泉石,一坐百犯;又兄‘山’弟则必‘水’,伯‘松’则仲必‘竹’,不尤大可笑也哉。近闻妇人亦有之,向见人称‘冰壶老拙’,乃嫠媪也”。甚至一些落草为寇的盗贼也有别号。如上述书中举了一个县官审案的例子,就十分能说明问题。这一例子说,一位县官在审理一桩窃案时,责难犯人为自己开脱罪责,犯人突然说道:“守愚不敢。”县官不解其意,一问左右,才知道是犯人在自称别号。 在用字上,取号与取名、字不同,大多不受字数多少的限制。从已知的历代别号来看,有2字号,也有3字、4字号,甚至还有10余字、20余字的别号。如清代画家郑板桥的别号就有12字,即“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至于宗教界的一位叫释成果的法师,别号的字竟达28个之多,即“万里行脚僧小佛山长统理天下名山风月事兼理仙鹤粮饷不醒乡侯”。一个人的别号竟然用了近30个字,真可谓古今一大奇观。
因为古人取号有较大的随意性,并且不必加以避讳,因此,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饱受文字狱和避讳之苦的明清人,促使他们在名字之外更取别号来表现自己。当时的大多数人都取一个别号,但有些人的别号也有好几个。如清初画家石涛法名弘济,别号清湘道人、苦瓜和尚、大涤子、瞎尊者,达4个之多。
(一)什么是名、字
所谓“名”,是社会上个人的特称,即个人在社会上所使用的符号。“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与“名”相表里的,所以又称“表字”。名是幼时起的,供长辈呼唤。男子到了二十岁成人,要举行冠礼,这标志着本人要出仕,进人社会。女子长大后也要离开母家而许嫁,未许嫁的叫“未字”,亦可叫“待字”。十五岁许嫁时,举行笄礼,也要取字,供朋友呼唤。
在上古,早期的人名一般都很朴实,如夏商两代留下的人名孔甲、履癸、外丙、雍己、盘庚、武丁、小辛等,都以干支人名,可能与当时人重视时辰的观念有关。后来随着社会的前进,语言文字的发展,意识观念的加强,人名越来越复杂,给人起名也成了一门学问。取名时,要对其所包容的内涵慎重考虑,反复斟酌。《左传·桓公六年》记载着春秋时代命名的五个原则:“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这是鲁国大夫申儒在回答桓公问名时提出来的,意思是:或根据其出身特点,或从追慕祥瑞、托物喻志、褒扬德行、寄托父辈期望等几个方面比照取名。并且提出七不:“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来取名。
古人命名重取义、重内涵的做法,几千年来一直延续至今。对于所生男孩、女孩,因其生理。性格以及将要从事的职业不同,所以取名也就有了差别。对男的取名多用威武勇智、刚强猛毅之字,对女的多选贤淑、艳丽、优美动听之词。
另外,取名还反映着时代特点,上面提到的夏商两代喜欢用干支人名就是典型的例子。后来在长期封建社会里,官宦富贵之家,多以忠孝节义、福禄寿康、升官发财之义来命名,所以叫仁、义、礼、智、信、得福、德贵、延寿、荣升、继祖、耀祖、续宗的人特别多。平民百姓也想过好日子,盼望多子多孙,上学念书,所以叫富贵、德福、进财、志学、平安、长顺、满仓、满囤、保成、金锁、栓柱等名字的特别多。
建国后又出现了许多新名,如建国、援朝、卫国、拥军、建军、支越、留苏、卫东、红卫、文革、学工、支农等。
开放以来,又兴起取外国名宇,这就不可取,不可提倡了。
(二)别号
在古代有的人除名、字外,还有“号”。号是人的别称,所以又叫“别号”。号的实用性很强,除供人呼唤外,还用作文章、书籍、字画的署名。如果我们不熟悉古代文人作家的别号,就很难知道这些作品的作者是谁。所以,对古代文人作家我们不但要掌握他们的名和字,而且还要记住他们的号。
1.号的来历
起号之风,源于何时,文献资料上没有详细记载,大概在春秋战国时就有了。像“老聃”、“鬼谷子”等,可视为我国最早的别号。东晋时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南北朝时代有更多的人给自己起了号,唐宋时形成普遍风气,元明清达到鼎盛,不但人人有号,而且一个人可以起许多号。如明朝画家陈洪缓有“老莲”、“老迟”、“悔迟”、“云门僧”等四个号。延至近代,用号风气一直不衰,如苏玄瑛号“曼殊”;齐磺号“白石”;何香凝号“双清楼主”。现代以来文人的号逐渐被笔名所代替。
2.“号”是怎样形成的
“号” 的形成有两种情况:
①是使用者本人起的。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尤其是文人雅士,总喜欢给自己起个号。正因为“号”是自己起的,所以它不像姓名、表字那样要受家族、宗法、礼仪以及行辈的限制,可以自由地抒发和标榜使用者的志向和情趣,因此出现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别号,但仔细分析,深人考察,仍可归纳出一些共同的特征:
甲,鲜明的时代印记,乙,强烈的抒情色彩, 丙,深刻的寓意 丁,特定名词的运用
②是他人所起得到公认的。这种“号”叫“外号”、“绰号”或“混号”、“浑号”。它有极强的表义性,不但可以增强人们对各类人物的记忆,是名、字、号以外的一种补充,而且往往是人物面貌性格特征的一种写照或折光。《水淋传》一百单八将惟妙惟肖的绰号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难忘的印象。黑旋风李逢、豹子头林冲、青面兽杨志、花和尚鲁智深、霹雳火秦明、插翅虎雷横、拼命三郎石秀、浪里白条张顺等绰号,形象而准确地描摹了人物的性格、特长或生理特点。
许多“外号”、“绰号”是在实际生活中相互戏滤开玩笑时起的,因而多含有讽刺讥笑的贬义,在农村,送外号的风气更盛,像“大个驴”、“二瓦罐”、“三黄菜”、“四鸽子”、“八狗子”、“红枣”、“桃奴子”。“大鸭梨”、“夹皮核桃”、“五大麻子”、“干粮”、“二胡杏”、“三棒糙”、“仙家”、“白秃”、“黄毛”、“鸭子板”、“靠不上”等这些外号非常普遍。当然还有比这俗气的,这里就不提了。
也有些外号并不含有贬义,如宋朝时人们因为宋祁写了“红杏枝头春意闹”的诗句,便称他为“红杏尚书”;唐代诗人温庭筠文思敏捷,八叉乎而成八韵,人们便称他为“温八叉”;大诗人李白才气横谥,下笔成章,人们便称他为“李谪仙”。在现代也有这种情况,诗人李季给冰心起绰号“余太君”,反映了这位文坛老祖母的崇高威望。这种“绰号”雅而不俗。
以上讲的是“别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