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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语四三9.张云霞 .从“人”的角度看《雷雨》的主题. 中学语文教学,2005(2)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雷雨》的接受史中,人们对作品的内容、主旨的理解纷争迭起,对主要人物的分析也莫衷一是。这一方面源于《雷雨》本身的内蕴丰厚,具有巨大的阐释空间;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不同的时代语境的变迁。就拿几部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史著作来说,1953年8月出版的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应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筚路蓝缕的奠基之作。在书中,他评价《雷雨》是“写一个绅商家庭的悲剧”,这一悲剧是由“一种社会制度的残酷”所造成的。但王瑶先生马上又敏锐地注意到这个结论和《雷雨》原作在内容上的不协调性,于是他这样解释道:“《雷雨》的题材本来是极富于现实意义的”,“但作者处理这题材的时候,却以一种悲天悯人的心境,认为‘宇宙里斗争的残酷与冷酷’只是‘自然的法则’,而他所要表现的,‘只是对宇宙这一方面的憧憬’,结果主题就被他的‘憧憬’所歪曲了”,“冲淡了这个悲剧的社会性质”。①王瑶先生的上述观点影响了上个世纪整个五六十年代乃至七八十年代中国学术界。稍后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基本上都是沿用这一观点,或者在此基础上发展得更加“左”倾。有的干脆就认为《雷雨》是“暴露大家庭罪恶的一个社会剧”②,有的认为剧本“描绘了旧制度必然崩溃的图景,对于走向没落和灭亡的阶级给予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③,“暴露了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的罪恶”④
。
以上这些从社会学层面对《雷雨》所进行的解读,自然就牵扯出另一个问题,即如何看待剧作中主要人物周朴园。在以前的大学文科教学中,人们习惯地把周朴园界定为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着重强调他身上的封建性特征,以此论证在中国反封建的重要性。而在中学语文教学中,人们又把他界定为资产阶级的代表,认为他集资产阶级的自私、冷酷、虚伪于一身,他的下场就代表着中国资产阶级的灭亡。这两种观点虽然各有所侧重,但是反映出来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却是一致的,都是立足于政治的角度,并以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为其特征,对相当复杂的文学对象进行了简约化处理。这是不符合作家的创作意图的。曹禺在1935年2月回答日本留学生时说:“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绝非社会问题剧。”⑤这篇题为《(雷雨)的写作》是曹禺先生最早的一篇公开谈论《雷雨》创作的文字记录,当时尚无过多的社会政治的干预,当是真实可信的。这对于后来的治史者来说,应当是一份很珍贵的历史资料。但为什么文学史家无视于作家的坦言直白,仍然偏执地在作品中寻求泛政治化的“微言大义”呢?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当时的时代语境造成了大家只愿意接受剧作中与时代主流思潮相一致的地方,例如剧作中社会的、现实的、政治的内容;而对与上述方面交融为一体的另一重要方面,例如对人性的关注,对人的命运的探索,特别是打破常规、突破传统的、个人的天才创造,则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第二,编者、导演对《雷雨》的删改。在50至70年代出版的《雷雨》剧本都不经作者的同意,删去了序幕和尾声。导演在排演《雷雨》的时候也删去了序幕和尾声,以致在二三十年间,中国一般的观众和读者都没有看到过完整的《雷雨》。作家曾经为此感到深深的遗憾,他认为最能体现自己创作主旨的是序幕和尾声。序幕和尾声被删掉以后,就导致了后来人们仅仅从社会学、政治学的层面来理解文学作品。于是,《雷雨》的人文特征被遮蔽了,它成了政治学、社会学的形象读本。这就造成了文学史家和作家各说各话,在《雷雨》的接受史上也形成了对《雷雨》的解说和《雷雨》的原作内容互相矛盾的状况。
在完整的剧本里一开始是序幕,写十年后周公馆已经变成了教堂医院。一天,周朴园满头白发,老态龙钟,手拄拐杖来到教堂医院里看望两个疯女人——繁漪和侍萍,彼此都没有话。然后剧本借两个修女的口,交代出这里发生在十年前的故事。
正文以回忆的形式出现。从第一幕到第四幕,重点表现:一、周朴园与妻子的关系,通过周朴园和繁漪的戏剧冲突,写出了他的基本性格特征——
文明涂饰着专制;二、周朴园与情人的关系,通过他和侍萍的矛盾冲突,写出了人在现实生活中,情感难以逾越理智;三、周朴园与弃儿的关系,通过周朴园和鲁大海的矛盾冲突,揭示了在经济社会里,血缘让位于利益的严酷现实。剧作以此反映了人在现实中的复杂性格和生存窘况。
第一幕里有一个很经典的生活细节,就是周朴园逼繁漪吃药。这个细节很有迷惑性。一般说来,生活中丈夫劝妻子吃药,表现的是对妻子的关心,这里为什么会招致繁漪那么激烈的反抗呢?答案并不难索解。如果说丈夫的“劝药”是关心的话,这需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妻子确实需要服这个药,药对她的病有益。而繁漪却没有病,周朴园的“劝药”就带有另一种意味了。特别是他认为自己是家长,家长的尊严不容挑战,说出来的话就是法律。所以尽管繁漪再三申明以至于含着眼泪请求,他仍然不为所动。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周朴园的“逼”是用“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他说“我请你吃药”,让儿子“跪劝”,这里不完全是作秀,而是在较深的层次上写出了一个人的复杂性格。周朴园不是一个农村里出来的土财主,他是中国当时新兴的资本家,早年曾经留学德国,受过西方文明的熏染。他认为自己是很有教养的人,而有教养的人怎么可以在太太面前张牙舞爪呢?更主要的,他在红尘当中拼搏过来的巨大成功已经养成了他自以为是的性格特点,他从心底里认为自己“劝药”是关心太太,他认为,我让你吃药,是对你好,对你负责,你却当着儿子和下人的面耍小孩子脾气,让我下不来台。于是他感到深深的苦恼,更加固执地逼迫繁漪吃药,用文明的言辞来推行着他作为家长的一己专制。所以这个细节蕴涵的文化意义有两点:①确立一种命令与服从的家庭秩序,这符合儒家的家庭伦理原则。②在东西方文化的影响中,西方文化的影响是外在的、薄弱的,而传统文化的影响才是内在的、顽固的。
戏剧中一个非常吸引观众视线的情节就是周朴园和情人的关系。周朴园曾经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初恋,那就是3O年前和侍萍的相爱。剧作围绕着周朴园的感情生活,浓墨重彩地写他对侍萍的怀念,曾引发过很长时间的争论。8O年代以后,评论界对此基本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肯定了周朴园对侍萍的感情是真实的。如果说繁漪是一个暴烈如火的女人,那么侍萍就是一个柔情似水的女人。她对周朴园情深似海,心细如发,为周朴园真心地付出过一切(包括生命)。周朴园从心底里喜欢她、怀念她是有生活基础的。3O年来,爱和愧疚汇合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使周朴园深深地陷在旧情里不能自拔,以致忽略或者说是排斥了年轻妻子的情感需求,酿出十分严重的后果。这里,作家的刻画是很深入的:他不但写出了真实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写出了生活中的真实。周朴园也是一个人,也需要人的感情。但同时他又是现实中的人。他深知他和侍萍地位悬殊,这段感情是不被社会尤其不被他所置身于的上流社会所接纳的。他如果认下侍萍,将会失去很多东西,诸如名誉、家庭、地位等等,而这些则是他用了很多的手腕、手段才得到的,(比如包修江桥,故意让江堤出险;镇压工人罢工等等)他并不愿意舍去这些现实的利益。他虽然和繁漪没有感情,但理智上却又不愿意舍弃她,因为繁漪小他二十岁,“脸色苍白,面部轮廓很美”,“有她的文弱
她的明慧——她对诗文的爱好”。可见,繁漪出身不错,且受过良好的教育。这样的太太和周公馆的门第是很般配的,和周朴园的社会地位也是相宜的。而侍萍身世卑微。这样,他和妻子无情却地位般配,他和情人有情却地位悬殊。所以从理智上,他不愿意让侍萍来冲击他目前的家庭秩序。于是,如同3O年前残忍地抛弃侍萍的理由一样,这次他仍然决定用很忍心的方式来“结束旧情”。这就是周朴园在认出侍萍以后“你来干什么?”一语中的复杂的潜台词。这个情节的文化意义在于:当人的情感和社会礼教规范相冲突时,人若不愿失去现实利益,就只能付出情感作为代价。剧作以此来凸显人在利益社会中的情感围城和生存窘况。
剧作中还有一个和周朴园直接相对立的人物——鲁大海。鲁大海来找周朴园谈判。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真实关系是一方不识一方识,周朴园已经从侍萍口里得知这就是他30年前被带走的亲生儿子。但鲁大海代表的是矿工,和他的经济利益直接冲突,所以他仍然以开除鲁大海作为3O年父子关系的终结。这个情节的文化意义在于: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经济关系才是主要的。在这个根本关系面前,一切血缘关系都必须让路。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作家本着现实主义的精神写出了人物的外在行为,但绝不仅仅停留于此。他用简约蕴藉的笔墨向人物的内心世界开掘,深入到人物内心情感世界的底层,挖掘和揭示出人物心灵深处的秘密和波澜。周朴园开除了工人代表鲁大海,顺利地平息了罢工的风潮,但是他并没有得到成功的喜悦,毕竟鲁大海是他的亲生骨肉。所以,在被打伤的鲁大海走了以后,他心情黯淡、烦躁,一方面斥责周萍太鲁莽,一方面觉得沉重、疲惫,感到世问的事真是说不清楚,一向自负、强硬的他这时从心底里觉得无能为力,觉得自己老了。在第四幕,他对儿子周萍说:“我老了,我愿意家里都平平安安的..”但他的家里就是不能平安。他说:“有些事简直是想不到的。世界上的事真是奇怪。今天我忽然悟到做人不容易,太不容易。”如此强硬的人终于也流露出了畏惧、无奈的内心衷曲,人的脆弱和渺小就不言而喻了。在这里,作者真实地写出了他的复杂性格。他的内心世界。从他对待侍萍、对待鲁大海的一次次抉择取舍中,我们看到了现存的社会伦理格局、传统的文化遗传是如何形成了他的思维习惯,决定着他为人处世的价值判断准则。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他维护他的现实利益和社会礼教规范时,作为一个人他并没有得到人的解放,并没有得到心灵的救赎,相反却陷进了另一种灵魂的炼狱,一步一步地付出了泯灭个人情感的沉重代价,最终只换来妻疯子亡、老迈一身的凄凉结局。
从周朴园和自己身边人物的复杂关系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个在现实中以否定性因素为主导的人物性格。但作家又饶有深意地把他的故事放在一个忏悔的框架内.解构了他在利益社会中的拼搏、争斗、算计、付出的价值意义。
剧作的尾声,情节又回复到序幕的内容,写十年后教堂内钟声悠悠,大弥撒的音乐阵阵。周朴园在圣经声中作着无言的忏悔。《雷雨》的整个故事放在序幕和尾声这样一个忏悔的格局内,是有深意的:
(一)它加浓了周朴园晚年的忏悔意识,那最后一抹的繁华旧梦都被人物浓浓的忏悔消解了,从而突出了人物身上的悲剧色彩。可见作者无意要塑造一个阶级的类型,更没有先人为主式的政治观念图解,而是着意于刻画出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作者如果仅把周朴园当成一个阶级的代表(曹禺当时根本就没有这种理念),那么理所应当让他死掉,用他的死亡象征他所代表的阶级的灭亡,像《家》中的高老太爷的死代表封建阶级的灭亡一样。但是,剧本写周冲、四凤、周萍都死了,侍萍、繁漪都疯了,而惟独周朴园既没死,也没疯,一个人孤独地活着,活在深深的忏悔里。在作家看来,只有活着的人才是最痛苦的。这就突出了人物的悲剧色彩。
因此,作品中周朴园的形象是很复杂的,既有明显的否定性因素,也有浓厚的人性的东西,是善恶并存、好坏兼备的。这种人物塑造方法在当时的中国戏剧史上无疑具有巨大的超越性。首先,他超越了中国传统戏剧中“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的脸谱化的单一模式,扭转了人们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线形思维,表现出了生活的深度。其次,也超越了现时的阶级关系与阶级对立。表现出一种人性的深度。在剧中,作者批判的不是哪一个具体的人,也不是哪一个具体的阶级,而是宇宙、人类自身,表现的是对人的缺陷、人的困境和人的命运的执著探索。
(二)它对周朴园的故事构成了一种远距离的审视和否定。如同有一位智者站在高处,以一种悲悯的眼光俯视着利欲社会的人们,对着人类的纷纷扰扰在摇头叹息。我们可以想见,像周朴园这样强悍的人物尚且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又何况天底下的更弱小者呢?作家用了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生存挣扎,从而印证了他在创作《雷雨》时的一个很明显的主观意图,即典型的“曹禺命题”——“残酷”。“在《雷雨》里,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我是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我诚恳地祈望着看戏的人们也以一种悲悯的眼光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
⑥
由此,我们可以推导出作品的主题应该是:《雷雨》通过20世纪20年代周鲁两家的悲剧故事,深刻地状写出人们在当时社会中的生存困境和悲剧命运,体现出作家对人类苦难的悲悯情怀。
①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第272页,新文艺出版社,1953 ② 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第282页,作家出版社,1957
③④唐 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二册第183、18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⑤ 曹禺《(雷雨)的写作》,《杂文》月刊,1935.2
⑥ 曹禺《(雷雨)· 序》 (河南郑州师专中文系450044)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雷雨》的接受史中,人们对作品的内容、主旨的理解纷争迭起,对主要人物的分析也莫衷一是。这一方面源于《雷雨》本身的内蕴丰厚,具有巨大的阐释空间;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不同的时代语境的变迁。就拿几部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史著作来说,1953年8月出版的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应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筚路蓝缕的奠基之作。在书中,他评价《雷雨》是“写一个绅商家庭的悲剧”,这一悲剧是由“一种社会制度的残酷”所造成的。但王瑶先生马上又敏锐地注意到这个结论和《雷雨》原作在内容上的不协调性,于是他这样解释道:“《雷雨》的题材本来是极富于现实意义的”,“但作者处理这题材的时候,却以一种悲天悯人的心境,认为‘宇宙里斗争的残酷与冷酷’只是‘自然的法则’,而他所要表现的,‘只是对宇宙这一方面的憧憬’,结果主题就被他的‘憧憬’所歪曲了”,“冲淡了这个悲剧的社会性质”。①王瑶先生的上述观点影响了上个世纪整个五六十年代乃至七八十年代中国学术界。稍后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基本上都是沿用这一观点,或者在此基础上发展得更加“左”倾。有的干脆就认为《雷雨》是“暴露大家庭罪恶的一个社会剧”②,有的认为剧本“描绘了旧制度必然崩溃的图景,对于走向没落和灭亡的阶级给予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③,“暴露了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的罪恶”④
。
以上这些从社会学层面对《雷雨》所进行的解读,自然就牵扯出另一个问题,即如何看待剧作中主要人物周朴园。在以前的大学文科教学中,人们习惯地把周朴园界定为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着重强调他身上的封建性特征,以此论证在中国反封建的重要性。而在中学语文教学中,人们又把他界定为资产阶级的代表,认为他集资产阶级的自私、冷酷、虚伪于一身,他的下场就代表着中国资产阶级的灭亡。这两种观点虽然各有所侧重,但是反映出来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却是一致的,都是立足于政治的角度,并以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为其特征,对相当复杂的文学对象进行了简约化处理。这是不符合作家的创作意图的。曹禺在1935年2月回答日本留学生时说:“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绝非社会问题剧。”⑤这篇题为《(雷雨)的写作》是曹禺先生最早的一篇公开谈论《雷雨》创作的文字记录,当时尚无过多的社会政治的干预,当是真实可信的。这对于后来的治史者来说,应当是一份很珍贵的历史资料。但为什么文学史家无视于作家的坦言直白,仍然偏执地在作品中寻求泛政治化的“微言大义”呢?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当时的时代语境造成了大家只愿意接受剧作中与时代主流思潮相一致的地方,例如剧作中社会的、现实的、政治的内容;而对与上述方面交融为一体的另一重要方面,例如对人性的关注,对人的命运的探索,特别是打破常规、突破传统的、个人的天才创造,则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第二,编者、导演对《雷雨》的删改。在50至70年代出版的《雷雨》剧本都不经作者的同意,删去了序幕和尾声。导演在排演《雷雨》的时候也删去了序幕和尾声,以致在二三十年间,中国一般的观众和读者都没有看到过完整的《雷雨》。作家曾经为此感到深深的遗憾,他认为最能体现自己创作主旨的是序幕和尾声。序幕和尾声被删掉以后,就导致了后来人们仅仅从社会学、政治学的层面来理解文学作品。于是,《雷雨》的人文特征被遮蔽了,它成了政治学、社会学的形象读本。这就造成了文学史家和作家各说各话,在《雷雨》的接受史上也形成了对《雷雨》的解说和《雷雨》的原作内容互相矛盾的状况。
在完整的剧本里一开始是序幕,写十年后周公馆已经变成了教堂医院。一天,周朴园满头白发,老态龙钟,手拄拐杖来到教堂医院里看望两个疯女人——繁漪和侍萍,彼此都没有话。然后剧本借两个修女的口,交代出这里发生在十年前的故事。
正文以回忆的形式出现。从第一幕到第四幕,重点表现:一、周朴园与妻子的关系,通过周朴园和繁漪的戏剧冲突,写出了他的基本性格特征——
文明涂饰着专制;二、周朴园与情人的关系,通过他和侍萍的矛盾冲突,写出了人在现实生活中,情感难以逾越理智;三、周朴园与弃儿的关系,通过周朴园和鲁大海的矛盾冲突,揭示了在经济社会里,血缘让位于利益的严酷现实。剧作以此反映了人在现实中的复杂性格和生存窘况。
第一幕里有一个很经典的生活细节,就是周朴园逼繁漪吃药。这个细节很有迷惑性。一般说来,生活中丈夫劝妻子吃药,表现的是对妻子的关心,这里为什么会招致繁漪那么激烈的反抗呢?答案并不难索解。如果说丈夫的“劝药”是关心的话,这需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妻子确实需要服这个药,药对她的病有益。而繁漪却没有病,周朴园的“劝药”就带有另一种意味了。特别是他认为自己是家长,家长的尊严不容挑战,说出来的话就是法律。所以尽管繁漪再三申明以至于含着眼泪请求,他仍然不为所动。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周朴园的“逼”是用“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他说“我请你吃药”,让儿子“跪劝”,这里不完全是作秀,而是在较深的层次上写出了一个人的复杂性格。周朴园不是一个农村里出来的土财主,他是中国当时新兴的资本家,早年曾经留学德国,受过西方文明的熏染。他认为自己是很有教养的人,而有教养的人怎么可以在太太面前张牙舞爪呢?更主要的,他在红尘当中拼搏过来的巨大成功已经养成了他自以为是的性格特点,他从心底里认为自己“劝药”是关心太太,他认为,我让你吃药,是对你好,对你负责,你却当着儿子和下人的面耍小孩子脾气,让我下不来台。于是他感到深深的苦恼,更加固执地逼迫繁漪吃药,用文明的言辞来推行着他作为家长的一己专制。所以这个细节蕴涵的文化意义有两点:①确立一种命令与服从的家庭秩序,这符合儒家的家庭伦理原则。②在东西方文化的影响中,西方文化的影响是外在的、薄弱的,而传统文化的影响才是内在的、顽固的。
戏剧中一个非常吸引观众视线的情节就是周朴园和情人的关系。周朴园曾经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初恋,那就是3O年前和侍萍的相爱。剧作围绕着周朴园的感情生活,浓墨重彩地写他对侍萍的怀念,曾引发过很长时间的争论。8O年代以后,评论界对此基本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肯定了周朴园对侍萍的感情是真实的。如果说繁漪是一个暴烈如火的女人,那么侍萍就是一个柔情似水的女人。她对周朴园情深似海,心细如发,为周朴园真心地付出过一切(包括生命)。周朴园从心底里喜欢她、怀念她是有生活基础的。3O年来,爱和愧疚汇合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使周朴园深深地陷在旧情里不能自拔,以致忽略或者说是排斥了年轻妻子的情感需求,酿出十分严重的后果。这里,作家的刻画是很深入的:他不但写出了真实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写出了生活中的真实。周朴园也是一个人,也需要人的感情。但同时他又是现实中的人。他深知他和侍萍地位悬殊,这段感情是不被社会尤其不被他所置身于的上流社会所接纳的。他如果认下侍萍,将会失去很多东西,诸如名誉、家庭、地位等等,而这些则是他用了很多的手腕、手段才得到的,(比如包修江桥,故意让江堤出险;镇压工人罢工等等)他并不愿意舍去这些现实的利益。他虽然和繁漪没有感情,但理智上却又不愿意舍弃她,因为繁漪小他二十岁,“脸色苍白,面部轮廓很美”,“有她的文弱
她的明慧——她对诗文的爱好”。可见,繁漪出身不错,且受过良好的教育。这样的太太和周公馆的门第是很般配的,和周朴园的社会地位也是相宜的。而侍萍身世卑微。这样,他和妻子无情却地位般配,他和情人有情却地位悬殊。所以从理智上,他不愿意让侍萍来冲击他目前的家庭秩序。于是,如同3O年前残忍地抛弃侍萍的理由一样,这次他仍然决定用很忍心的方式来“结束旧情”。这就是周朴园在认出侍萍以后“你来干什么?”一语中的复杂的潜台词。这个情节的文化意义在于:当人的情感和社会礼教规范相冲突时,人若不愿失去现实利益,就只能付出情感作为代价。剧作以此来凸显人在利益社会中的情感围城和生存窘况。
剧作中还有一个和周朴园直接相对立的人物——鲁大海。鲁大海来找周朴园谈判。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真实关系是一方不识一方识,周朴园已经从侍萍口里得知这就是他30年前被带走的亲生儿子。但鲁大海代表的是矿工,和他的经济利益直接冲突,所以他仍然以开除鲁大海作为3O年父子关系的终结。这个情节的文化意义在于: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经济关系才是主要的。在这个根本关系面前,一切血缘关系都必须让路。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作家本着现实主义的精神写出了人物的外在行为,但绝不仅仅停留于此。他用简约蕴藉的笔墨向人物的内心世界开掘,深入到人物内心情感世界的底层,挖掘和揭示出人物心灵深处的秘密和波澜。周朴园开除了工人代表鲁大海,顺利地平息了罢工的风潮,但是他并没有得到成功的喜悦,毕竟鲁大海是他的亲生骨肉。所以,在被打伤的鲁大海走了以后,他心情黯淡、烦躁,一方面斥责周萍太鲁莽,一方面觉得沉重、疲惫,感到世问的事真是说不清楚,一向自负、强硬的他这时从心底里觉得无能为力,觉得自己老了。在第四幕,他对儿子周萍说:“我老了,我愿意家里都平平安安的..”但他的家里就是不能平安。他说:“有些事简直是想不到的。世界上的事真是奇怪。今天我忽然悟到做人不容易,太不容易。”如此强硬的人终于也流露出了畏惧、无奈的内心衷曲,人的脆弱和渺小就不言而喻了。在这里,作者真实地写出了他的复杂性格。他的内心世界。从他对待侍萍、对待鲁大海的一次次抉择取舍中,我们看到了现存的社会伦理格局、传统的文化遗传是如何形成了他的思维习惯,决定着他为人处世的价值判断准则。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他维护他的现实利益和社会礼教规范时,作为一个人他并没有得到人的解放,并没有得到心灵的救赎,相反却陷进了另一种灵魂的炼狱,一步一步地付出了泯灭个人情感的沉重代价,最终只换来妻疯子亡、老迈一身的凄凉结局。
从周朴园和自己身边人物的复杂关系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个在现实中以否定性因素为主导的人物性格。但作家又饶有深意地把他的故事放在一个忏悔的框架内.解构了他在利益社会中的拼搏、争斗、算计、付出的价值意义。
剧作的尾声,情节又回复到序幕的内容,写十年后教堂内钟声悠悠,大弥撒的音乐阵阵。周朴园在圣经声中作着无言的忏悔。《雷雨》的整个故事放在序幕和尾声这样一个忏悔的格局内,是有深意的:
(一)它加浓了周朴园晚年的忏悔意识,那最后一抹的繁华旧梦都被人物浓浓的忏悔消解了,从而突出了人物身上的悲剧色彩。可见作者无意要塑造一个阶级的类型,更没有先人为主式的政治观念图解,而是着意于刻画出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作者如果仅把周朴园当成一个阶级的代表(曹禺当时根本就没有这种理念),那么理所应当让他死掉,用他的死亡象征他所代表的阶级的灭亡,像《家》中的高老太爷的死代表封建阶级的灭亡一样。但是,剧本写周冲、四凤、周萍都死了,侍萍、繁漪都疯了,而惟独周朴园既没死,也没疯,一个人孤独地活着,活在深深的忏悔里。在作家看来,只有活着的人才是最痛苦的。这就突出了人物的悲剧色彩。
因此,作品中周朴园的形象是很复杂的,既有明显的否定性因素,也有浓厚的人性的东西,是善恶并存、好坏兼备的。这种人物塑造方法在当时的中国戏剧史上无疑具有巨大的超越性。首先,他超越了中国传统戏剧中“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的脸谱化的单一模式,扭转了人们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线形思维,表现出了生活的深度。其次,也超越了现时的阶级关系与阶级对立。表现出一种人性的深度。在剧中,作者批判的不是哪一个具体的人,也不是哪一个具体的阶级,而是宇宙、人类自身,表现的是对人的缺陷、人的困境和人的命运的执著探索。
(二)它对周朴园的故事构成了一种远距离的审视和否定。如同有一位智者站在高处,以一种悲悯的眼光俯视着利欲社会的人们,对着人类的纷纷扰扰在摇头叹息。我们可以想见,像周朴园这样强悍的人物尚且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又何况天底下的更弱小者呢?作家用了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生存挣扎,从而印证了他在创作《雷雨》时的一个很明显的主观意图,即典型的“曹禺命题”——“残酷”。“在《雷雨》里,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我是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我诚恳地祈望着看戏的人们也以一种悲悯的眼光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
⑥
由此,我们可以推导出作品的主题应该是:《雷雨》通过20世纪20年代周鲁两家的悲剧故事,深刻地状写出人们在当时社会中的生存困境和悲剧命运,体现出作家对人类苦难的悲悯情怀。
①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第272页,新文艺出版社,1953 ② 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第282页,作家出版社,1957
③④唐 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二册第183、18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⑤ 曹禺《(雷雨)的写作》,《杂文》月刊,1935.2
⑥ 曹禺《(雷雨)· 序》 (河南郑州师专中文系45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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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雷雨》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为背景,通过一个反动的封建资本家周朴园家庭内部的种种纠葛和周鲁两家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揭露了以周朴园为代表的封建资本家腐朽、伪善、凶残的阶级本性,鞭挞了黑暗的社会,呼唤一场社会的大变革。
《雷雨》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为背景,通过一个反动的封建资本家周朴园家庭内部的种种纠葛和周鲁两家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揭露了以周朴园为代表的封建资本家腐朽、伪善、凶残的阶级本性,鞭挞了黑暗的社会,呼唤一场社会的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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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语四三9.张云霞 .从“人”的角度看《雷雨》的主题. 中学语文教学,2005(2)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雷雨》的接受史中,人们对作品的内容、主旨的理解纷争迭起,对主要人物的分析也莫衷一是。这一方面源于《雷雨》本身的内蕴丰厚,具有巨大的阐释空间;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不同的时代语境的变迁。就拿几部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史著作来说,1953年8月出版的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应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筚路蓝缕的奠基之作。在书中,他评价《雷雨》是“写一个绅商家庭的悲剧”,这一悲剧是由“一种社会制度的残酷”所造成的。但王瑶先生马上又敏锐地注意到这个结论和《雷雨》原作在内容上的不协调性,于是他这样解释道:“《雷雨》的题材本来是极富于现实意义的”,“但作者处理这题材的时候,却以一种悲天悯人的心境,认为‘宇宙里斗争的残酷与冷酷’只是‘自然的法则’,而他所要表现的,‘只是对宇宙这一方面的憧憬’,结果主题就被他的‘憧憬’所歪曲了”,“冲淡了这个悲剧的社会性质”。①王瑶先生的上述观点影响了上个世纪整个五六十年代乃至七八十年代中国学术界。稍后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基本上都是沿用这一观点,或者在此基础上发展得更加“左”倾。有的干脆就认为《雷雨》是“暴露大家庭罪恶的一个社会剧”②,有的认为剧本“描绘了旧制度必然崩溃的图景,对于走向没落和灭亡的阶级给予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③,“暴露了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的罪恶”④
。
以上这些从社会学层面对《雷雨》所进行的解读,自然就牵扯出另一个问题,即如何看待剧作中主要人物周朴园。在以前的大学文科教学中,人们习惯地把周朴园界定为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着重强调他身上的封建性特征,以此论证在中国反封建的重要性。而在中学语文教学中,人们又把他界定为资产阶级的代表,认为他集资产阶级的自私、冷酷、虚伪于一身,他的下场就代表着中国资产阶级的灭亡。这两种观点虽然各有所侧重,但是反映出来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却是一致的,都是立足于政治的角度,并以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为其特征,对相当复杂的文学对象进行了简约化处理。这是不符合作家的创作意图的。曹禺在1935年2月回答日本留学生时说:“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绝非社会问题剧。”⑤这篇题为《(雷雨)的写作》是曹禺先生最早的一篇公开谈论《雷雨》创作的文字记录,当时尚无过多的社会政治的干预,当是真实可信的。这对于后来的治史者来说,应当是一份很珍贵的历史资料。但为什么文学史家无视于作家的坦言直白,仍然偏执地在作品中寻求泛政治化的“微言大义”呢?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当时的时代语境造成了大家只愿意接受剧作中与时代主流思潮相一致的地方,例如剧作中社会的、现实的、政治的内容;而对与上述方面交融为一体的另一重要方面,例如对人性的关注,对人的命运的探索,特别是打破常规、突破传统的、个人的天才创造,则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第二,编者、导演对《雷雨》的删改。在50至70年代出版的《雷雨》剧本都不经作者的同意,删去了序幕和尾声。导演在排演《雷雨》的时候也删去了序幕和尾声,以致在二三十年间,中国一般的观众和读者都没有看到过完整的《雷雨》。作家曾经为此感到深深的遗憾,他认为最能体现自己创作主旨的是序幕和尾声。序幕和尾声被删掉以后,就导致了后来人们仅仅从社会学、政治学的层面来理解文学作品。于是,《雷雨》的人文特征被遮蔽了,它成了政治学、社会学的形象读本。这就造成了文学史家和作家各说各话,在《雷雨》的接受史上也形成了对《雷雨》的解说和《雷雨》的原作内容互相矛盾的状况。
在完整的剧本里一开始是序幕,写十年后周公馆已经变成了教堂医院。一天,周朴园满头白发,老态龙钟,手拄拐杖来到教堂医院里看望两个疯女人——繁漪和侍萍,彼此都没有话。然后剧本借两个修女的口,交代出这里发生在十年前的故事。
正文以回忆的形式出现。从第一幕到第四幕,重点表现:一、周朴园与妻子的关系,通过周朴园和繁漪的戏剧冲突,写出了他的基本性格特征——
文明涂饰着专制;二、周朴园与情人的关系,通过他和侍萍的矛盾冲突,写出了人在现实生活中,情感难以逾越理智;三、周朴园与弃儿的关系,通过周朴园和鲁大海的矛盾冲突,揭示了在经济社会里,血缘让位于利益的严酷现实。剧作以此反映了人在现实中的复杂性格和生存窘况。
第一幕里有一个很经典的生活细节,就是周朴园逼繁漪吃药。这个细节很有迷惑性。一般说来,生活中丈夫劝妻子吃药,表现的是对妻子的关心,这里为什么会招致繁漪那么激烈的反抗呢?答案并不难索解。如果说丈夫的“劝药”是关心的话,这需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妻子确实需要服这个药,药对她的病有益。而繁漪却没有病,周朴园的“劝药”就带有另一种意味了。特别是他认为自己是家长,家长的尊严不容挑战,说出来的话就是法律。所以尽管繁漪再三申明以至于含着眼泪请求,他仍然不为所动。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周朴园的“逼”是用“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他说“我请你吃药”,让儿子“跪劝”,这里不完全是作秀,而是在较深的层次上写出了一个人的复杂性格。周朴园不是一个农村里出来的土财主,他是中国当时新兴的资本家,早年曾经留学德国,受过西方文明的熏染。他认为自己是很有教养的人,而有教养的人怎么可以在太太面前张牙舞爪呢?更主要的,他在红尘当中拼搏过来的巨大成功已经养成了他自以为是的性格特点,他从心底里认为自己“劝药”是关心太太,他认为,我让你吃药,是对你好,对你负责,你却当着儿子和下人的面耍小孩子脾气,让我下不来台。于是他感到深深的苦恼,更加固执地逼迫繁漪吃药,用文明的言辞来推行着他作为家长的一己专制。所以这个细节蕴涵的文化意义有两点:①确立一种命令与服从的家庭秩序,这符合儒家的家庭伦理原则。②在东西方文化的影响中,西方文化的影响是外在的、薄弱的,而传统文化的影响才是内在的、顽固的。
戏剧中一个非常吸引观众视线的情节就是周朴园和情人的关系。周朴园曾经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初恋,那就是3O年前和侍萍的相爱。剧作围绕着周朴园的感情生活,浓墨重彩地写他对侍萍的怀念,曾引发过很长时间的争论。8O年代以后,评论界对此基本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肯定了周朴园对侍萍的感情是真实的。如果说繁漪是一个暴烈如火的女人,那么侍萍就是一个柔情似水的女人。她对周朴园情深似海,心细如发,为周朴园真心地付出过一切(包括生命)。周朴园从心底里喜欢她、怀念她是有生活基础的。3O年来,爱和愧疚汇合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使周朴园深深地陷在旧情里不能自拔,以致忽略或者说是排斥了年轻妻子的情感需求,酿出十分严重的后果。这里,作家的刻画是很深入的:他不但写出了真实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写出了生活中的真实。周朴园也是一个人,也需要人的感情。但同时他又是现实中的人。他深知他和侍萍地位悬殊,这段感情是不被社会尤其不被他所置身于的上流社会所接纳的。他如果认下侍萍,将会失去很多东西,诸如名誉、家庭、地位等等,而这些则是他用了很多的手腕、手段才得到的,(比如包修江桥,故意让江堤出险;镇压工人罢工等等)他并不愿意舍去这些现实的利益。他虽然和繁漪没有感情,但理智上却又不愿意舍弃她,因为繁漪小他二十岁,“脸色苍白,面部轮廓很美”,“有她的文弱
她的明慧——她对诗文的爱好”。可见,繁漪出身不错,且受过良好的教育。这样的太太和周公馆的门第是很般配的,和周朴园的社会地位也是相宜的。而侍萍身世卑微。这样,他和妻子无情却地位般配,他和情人有情却地位悬殊。所以从理智上,他不愿意让侍萍来冲击他目前的家庭秩序。于是,如同3O年前残忍地抛弃侍萍的理由一样,这次他仍然决定用很忍心的方式来“结束旧情”。这就是周朴园在认出侍萍以后“你来干什么?”一语中的复杂的潜台词。这个情节的文化意义在于:当人的情感和社会礼教规范相冲突时,人若不愿失去现实利益,就只能付出情感作为代价。剧作以此来凸显人在利益社会中的情感围城和生存窘况。
剧作中还有一个和周朴园直接相对立的人物——鲁大海。鲁大海来找周朴园谈判。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真实关系是一方不识一方识,周朴园已经从侍萍口里得知这就是他30年前被带走的亲生儿子。但鲁大海代表的是矿工,和他的经济利益直接冲突,所以他仍然以开除鲁大海作为3O年父子关系的终结。这个情节的文化意义在于: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经济关系才是主要的。在这个根本关系面前,一切血缘关系都必须让路。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作家本着现实主义的精神写出了人物的外在行为,但绝不仅仅停留于此。他用简约蕴藉的笔墨向人物的内心世界开掘,深入到人物内心情感世界的底层,挖掘和揭示出人物心灵深处的秘密和波澜。周朴园开除了工人代表鲁大海,顺利地平息了罢工的风潮,但是他并没有得到成功的喜悦,毕竟鲁大海是他的亲生骨肉。所以,在被打伤的鲁大海走了以后,他心情黯淡、烦躁,一方面斥责周萍太鲁莽,一方面觉得沉重、疲惫,感到世问的事真是说不清楚,一向自负、强硬的他这时从心底里觉得无能为力,觉得自己老了。在第四幕,他对儿子周萍说:“我老了,我愿意家里都平平安安的..”但他的家里就是不能平安。他说:“有些事简直是想不到的。世界上的事真是奇怪。今天我忽然悟到做人不容易,太不容易。”如此强硬的人终于也流露出了畏惧、无奈的内心衷曲,人的脆弱和渺小就不言而喻了。在这里,作者真实地写出了他的复杂性格。他的内心世界。从他对待侍萍、对待鲁大海的一次次抉择取舍中,我们看到了现存的社会伦理格局、传统的文化遗传是如何形成了他的思维习惯,决定着他为人处世的价值判断准则。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他维护他的现实利益和社会礼教规范时,作为一个人他并没有得到人的解放,并没有得到心灵的救赎,相反却陷进了另一种灵魂的炼狱,一步一步地付出了泯灭个人情感的沉重代价,最终只换来妻疯子亡、老迈一身的凄凉结局。
从周朴园和自己身边人物的复杂关系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个在现实中以否定性因素为主导的人物性格。但作家又饶有深意地把他的故事放在一个忏悔的框架内.解构了他在利益社会中的拼搏、争斗、算计、付出的价值意义。
剧作的尾声,情节又回复到序幕的内容,写十年后教堂内钟声悠悠,大弥撒的音乐阵阵。周朴园在圣经声中作着无言的忏悔。《雷雨》的整个故事放在序幕和尾声这样一个忏悔的格局内,是有深意的:
(一)它加浓了周朴园晚年的忏悔意识,那最后一抹的繁华旧梦都被人物浓浓的忏悔消解了,从而突出了人物身上的悲剧色彩。可见作者无意要塑造一个阶级的类型,更没有先人为主式的政治观念图解,而是着意于刻画出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作者如果仅把周朴园当成一个阶级的代表(曹禺当时根本就没有这种理念),那么理所应当让他死掉,用他的死亡象征他所代表的阶级的灭亡,像《家》中的高老太爷的死代表封建阶级的灭亡一样。但是,剧本写周冲、四凤、周萍都死了,侍萍、繁漪都疯了,而惟独周朴园既没死,也没疯,一个人孤独地活着,活在深深的忏悔里。在作家看来,只有活着的人才是最痛苦的。这就突出了人物的悲剧色彩。
因此,作品中周朴园的形象是很复杂的,既有明显的否定性因素,也有浓厚的人性的东西,是善恶并存、好坏兼备的。这种人物塑造方法在当时的中国戏剧史上无疑具有巨大的超越性。首先,他超越了中国传统戏剧中“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的脸谱化的单一模式,扭转了人们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线形思维,表现出了生活的深度。其次,也超越了现时的阶级关系与阶级对立。表现出一种人性的深度。在剧中,作者批判的不是哪一个具体的人,也不是哪一个具体的阶级,而是宇宙、人类自身,表现的是对人的缺陷、人的困境和人的命运的执著探索。
(二)它对周朴园的故事构成了一种远距离的审视和否定。如同有一位智者站在高处,以一种悲悯的眼光俯视着利欲社会的人们,对着人类的纷纷扰扰在摇头叹息。我们可以想见,像周朴园这样强悍的人物尚且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又何况天底下的更弱小者呢?作家用了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生存挣扎,从而印证了他在创作《雷雨》时的一个很明显的主观意图,即典型的“曹禺命题”——“残酷”。“在《雷雨》里,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我是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我诚恳地祈望着看戏的人们也以一种悲悯的眼光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
⑥
由此,我们可以推导出作品的主题应该是:《雷雨》通过20世纪20年代周鲁两家的悲剧故事,深刻地状写出人们在当时社会中的生存困境和悲剧命运,体现出作家对人类苦难的悲悯情怀。
①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第272页,新文艺出版社,1953 ② 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第282页,作家出版社,1957
③④唐 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二册第183、18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⑤ 曹禺《(雷雨)的写作》,《杂文》月刊,1935.2
⑥ 曹禺《(雷雨)· 序》 (河南郑州师专中文系450044)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雷雨》的接受史中,人们对作品的内容、主旨的理解纷争迭起,对主要人物的分析也莫衷一是。这一方面源于《雷雨》本身的内蕴丰厚,具有巨大的阐释空间;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不同的时代语境的变迁。就拿几部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史著作来说,1953年8月出版的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应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筚路蓝缕的奠基之作。在书中,他评价《雷雨》是“写一个绅商家庭的悲剧”,这一悲剧是由“一种社会制度的残酷”所造成的。但王瑶先生马上又敏锐地注意到这个结论和《雷雨》原作在内容上的不协调性,于是他这样解释道:“《雷雨》的题材本来是极富于现实意义的”,“但作者处理这题材的时候,却以一种悲天悯人的心境,认为‘宇宙里斗争的残酷与冷酷’只是‘自然的法则’,而他所要表现的,‘只是对宇宙这一方面的憧憬’,结果主题就被他的‘憧憬’所歪曲了”,“冲淡了这个悲剧的社会性质”。①王瑶先生的上述观点影响了上个世纪整个五六十年代乃至七八十年代中国学术界。稍后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基本上都是沿用这一观点,或者在此基础上发展得更加“左”倾。有的干脆就认为《雷雨》是“暴露大家庭罪恶的一个社会剧”②,有的认为剧本“描绘了旧制度必然崩溃的图景,对于走向没落和灭亡的阶级给予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③,“暴露了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的罪恶”④
。
以上这些从社会学层面对《雷雨》所进行的解读,自然就牵扯出另一个问题,即如何看待剧作中主要人物周朴园。在以前的大学文科教学中,人们习惯地把周朴园界定为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着重强调他身上的封建性特征,以此论证在中国反封建的重要性。而在中学语文教学中,人们又把他界定为资产阶级的代表,认为他集资产阶级的自私、冷酷、虚伪于一身,他的下场就代表着中国资产阶级的灭亡。这两种观点虽然各有所侧重,但是反映出来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却是一致的,都是立足于政治的角度,并以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为其特征,对相当复杂的文学对象进行了简约化处理。这是不符合作家的创作意图的。曹禺在1935年2月回答日本留学生时说:“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绝非社会问题剧。”⑤这篇题为《(雷雨)的写作》是曹禺先生最早的一篇公开谈论《雷雨》创作的文字记录,当时尚无过多的社会政治的干预,当是真实可信的。这对于后来的治史者来说,应当是一份很珍贵的历史资料。但为什么文学史家无视于作家的坦言直白,仍然偏执地在作品中寻求泛政治化的“微言大义”呢?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当时的时代语境造成了大家只愿意接受剧作中与时代主流思潮相一致的地方,例如剧作中社会的、现实的、政治的内容;而对与上述方面交融为一体的另一重要方面,例如对人性的关注,对人的命运的探索,特别是打破常规、突破传统的、个人的天才创造,则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第二,编者、导演对《雷雨》的删改。在50至70年代出版的《雷雨》剧本都不经作者的同意,删去了序幕和尾声。导演在排演《雷雨》的时候也删去了序幕和尾声,以致在二三十年间,中国一般的观众和读者都没有看到过完整的《雷雨》。作家曾经为此感到深深的遗憾,他认为最能体现自己创作主旨的是序幕和尾声。序幕和尾声被删掉以后,就导致了后来人们仅仅从社会学、政治学的层面来理解文学作品。于是,《雷雨》的人文特征被遮蔽了,它成了政治学、社会学的形象读本。这就造成了文学史家和作家各说各话,在《雷雨》的接受史上也形成了对《雷雨》的解说和《雷雨》的原作内容互相矛盾的状况。
在完整的剧本里一开始是序幕,写十年后周公馆已经变成了教堂医院。一天,周朴园满头白发,老态龙钟,手拄拐杖来到教堂医院里看望两个疯女人——繁漪和侍萍,彼此都没有话。然后剧本借两个修女的口,交代出这里发生在十年前的故事。
正文以回忆的形式出现。从第一幕到第四幕,重点表现:一、周朴园与妻子的关系,通过周朴园和繁漪的戏剧冲突,写出了他的基本性格特征——
文明涂饰着专制;二、周朴园与情人的关系,通过他和侍萍的矛盾冲突,写出了人在现实生活中,情感难以逾越理智;三、周朴园与弃儿的关系,通过周朴园和鲁大海的矛盾冲突,揭示了在经济社会里,血缘让位于利益的严酷现实。剧作以此反映了人在现实中的复杂性格和生存窘况。
第一幕里有一个很经典的生活细节,就是周朴园逼繁漪吃药。这个细节很有迷惑性。一般说来,生活中丈夫劝妻子吃药,表现的是对妻子的关心,这里为什么会招致繁漪那么激烈的反抗呢?答案并不难索解。如果说丈夫的“劝药”是关心的话,这需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妻子确实需要服这个药,药对她的病有益。而繁漪却没有病,周朴园的“劝药”就带有另一种意味了。特别是他认为自己是家长,家长的尊严不容挑战,说出来的话就是法律。所以尽管繁漪再三申明以至于含着眼泪请求,他仍然不为所动。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周朴园的“逼”是用“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他说“我请你吃药”,让儿子“跪劝”,这里不完全是作秀,而是在较深的层次上写出了一个人的复杂性格。周朴园不是一个农村里出来的土财主,他是中国当时新兴的资本家,早年曾经留学德国,受过西方文明的熏染。他认为自己是很有教养的人,而有教养的人怎么可以在太太面前张牙舞爪呢?更主要的,他在红尘当中拼搏过来的巨大成功已经养成了他自以为是的性格特点,他从心底里认为自己“劝药”是关心太太,他认为,我让你吃药,是对你好,对你负责,你却当着儿子和下人的面耍小孩子脾气,让我下不来台。于是他感到深深的苦恼,更加固执地逼迫繁漪吃药,用文明的言辞来推行着他作为家长的一己专制。所以这个细节蕴涵的文化意义有两点:①确立一种命令与服从的家庭秩序,这符合儒家的家庭伦理原则。②在东西方文化的影响中,西方文化的影响是外在的、薄弱的,而传统文化的影响才是内在的、顽固的。
戏剧中一个非常吸引观众视线的情节就是周朴园和情人的关系。周朴园曾经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初恋,那就是3O年前和侍萍的相爱。剧作围绕着周朴园的感情生活,浓墨重彩地写他对侍萍的怀念,曾引发过很长时间的争论。8O年代以后,评论界对此基本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肯定了周朴园对侍萍的感情是真实的。如果说繁漪是一个暴烈如火的女人,那么侍萍就是一个柔情似水的女人。她对周朴园情深似海,心细如发,为周朴园真心地付出过一切(包括生命)。周朴园从心底里喜欢她、怀念她是有生活基础的。3O年来,爱和愧疚汇合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使周朴园深深地陷在旧情里不能自拔,以致忽略或者说是排斥了年轻妻子的情感需求,酿出十分严重的后果。这里,作家的刻画是很深入的:他不但写出了真实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写出了生活中的真实。周朴园也是一个人,也需要人的感情。但同时他又是现实中的人。他深知他和侍萍地位悬殊,这段感情是不被社会尤其不被他所置身于的上流社会所接纳的。他如果认下侍萍,将会失去很多东西,诸如名誉、家庭、地位等等,而这些则是他用了很多的手腕、手段才得到的,(比如包修江桥,故意让江堤出险;镇压工人罢工等等)他并不愿意舍去这些现实的利益。他虽然和繁漪没有感情,但理智上却又不愿意舍弃她,因为繁漪小他二十岁,“脸色苍白,面部轮廓很美”,“有她的文弱
她的明慧——她对诗文的爱好”。可见,繁漪出身不错,且受过良好的教育。这样的太太和周公馆的门第是很般配的,和周朴园的社会地位也是相宜的。而侍萍身世卑微。这样,他和妻子无情却地位般配,他和情人有情却地位悬殊。所以从理智上,他不愿意让侍萍来冲击他目前的家庭秩序。于是,如同3O年前残忍地抛弃侍萍的理由一样,这次他仍然决定用很忍心的方式来“结束旧情”。这就是周朴园在认出侍萍以后“你来干什么?”一语中的复杂的潜台词。这个情节的文化意义在于:当人的情感和社会礼教规范相冲突时,人若不愿失去现实利益,就只能付出情感作为代价。剧作以此来凸显人在利益社会中的情感围城和生存窘况。
剧作中还有一个和周朴园直接相对立的人物——鲁大海。鲁大海来找周朴园谈判。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真实关系是一方不识一方识,周朴园已经从侍萍口里得知这就是他30年前被带走的亲生儿子。但鲁大海代表的是矿工,和他的经济利益直接冲突,所以他仍然以开除鲁大海作为3O年父子关系的终结。这个情节的文化意义在于: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经济关系才是主要的。在这个根本关系面前,一切血缘关系都必须让路。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作家本着现实主义的精神写出了人物的外在行为,但绝不仅仅停留于此。他用简约蕴藉的笔墨向人物的内心世界开掘,深入到人物内心情感世界的底层,挖掘和揭示出人物心灵深处的秘密和波澜。周朴园开除了工人代表鲁大海,顺利地平息了罢工的风潮,但是他并没有得到成功的喜悦,毕竟鲁大海是他的亲生骨肉。所以,在被打伤的鲁大海走了以后,他心情黯淡、烦躁,一方面斥责周萍太鲁莽,一方面觉得沉重、疲惫,感到世问的事真是说不清楚,一向自负、强硬的他这时从心底里觉得无能为力,觉得自己老了。在第四幕,他对儿子周萍说:“我老了,我愿意家里都平平安安的..”但他的家里就是不能平安。他说:“有些事简直是想不到的。世界上的事真是奇怪。今天我忽然悟到做人不容易,太不容易。”如此强硬的人终于也流露出了畏惧、无奈的内心衷曲,人的脆弱和渺小就不言而喻了。在这里,作者真实地写出了他的复杂性格。他的内心世界。从他对待侍萍、对待鲁大海的一次次抉择取舍中,我们看到了现存的社会伦理格局、传统的文化遗传是如何形成了他的思维习惯,决定着他为人处世的价值判断准则。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他维护他的现实利益和社会礼教规范时,作为一个人他并没有得到人的解放,并没有得到心灵的救赎,相反却陷进了另一种灵魂的炼狱,一步一步地付出了泯灭个人情感的沉重代价,最终只换来妻疯子亡、老迈一身的凄凉结局。
从周朴园和自己身边人物的复杂关系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个在现实中以否定性因素为主导的人物性格。但作家又饶有深意地把他的故事放在一个忏悔的框架内.解构了他在利益社会中的拼搏、争斗、算计、付出的价值意义。
剧作的尾声,情节又回复到序幕的内容,写十年后教堂内钟声悠悠,大弥撒的音乐阵阵。周朴园在圣经声中作着无言的忏悔。《雷雨》的整个故事放在序幕和尾声这样一个忏悔的格局内,是有深意的:
(一)它加浓了周朴园晚年的忏悔意识,那最后一抹的繁华旧梦都被人物浓浓的忏悔消解了,从而突出了人物身上的悲剧色彩。可见作者无意要塑造一个阶级的类型,更没有先人为主式的政治观念图解,而是着意于刻画出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作者如果仅把周朴园当成一个阶级的代表(曹禺当时根本就没有这种理念),那么理所应当让他死掉,用他的死亡象征他所代表的阶级的灭亡,像《家》中的高老太爷的死代表封建阶级的灭亡一样。但是,剧本写周冲、四凤、周萍都死了,侍萍、繁漪都疯了,而惟独周朴园既没死,也没疯,一个人孤独地活着,活在深深的忏悔里。在作家看来,只有活着的人才是最痛苦的。这就突出了人物的悲剧色彩。
因此,作品中周朴园的形象是很复杂的,既有明显的否定性因素,也有浓厚的人性的东西,是善恶并存、好坏兼备的。这种人物塑造方法在当时的中国戏剧史上无疑具有巨大的超越性。首先,他超越了中国传统戏剧中“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的脸谱化的单一模式,扭转了人们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线形思维,表现出了生活的深度。其次,也超越了现时的阶级关系与阶级对立。表现出一种人性的深度。在剧中,作者批判的不是哪一个具体的人,也不是哪一个具体的阶级,而是宇宙、人类自身,表现的是对人的缺陷、人的困境和人的命运的执著探索。
(二)它对周朴园的故事构成了一种远距离的审视和否定。如同有一位智者站在高处,以一种悲悯的眼光俯视着利欲社会的人们,对着人类的纷纷扰扰在摇头叹息。我们可以想见,像周朴园这样强悍的人物尚且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又何况天底下的更弱小者呢?作家用了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生存挣扎,从而印证了他在创作《雷雨》时的一个很明显的主观意图,即典型的“曹禺命题”——“残酷”。“在《雷雨》里,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我是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我诚恳地祈望着看戏的人们也以一种悲悯的眼光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
⑥
由此,我们可以推导出作品的主题应该是:《雷雨》通过20世纪20年代周鲁两家的悲剧故事,深刻地状写出人们在当时社会中的生存困境和悲剧命运,体现出作家对人类苦难的悲悯情怀。
①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第272页,新文艺出版社,1953 ② 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第282页,作家出版社,1957
③④唐 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二册第183、18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⑤ 曹禺《(雷雨)的写作》,《杂文》月刊,1935.2
⑥ 曹禺《(雷雨)· 序》 (河南郑州师专中文系45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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