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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相信变法,派遣留学生去西方学习英国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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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原因
1、光绪帝和几个书生的全变和大变的急进变革得罪了整个上层阶级,包括知识分子, 废除科举堵住了某些知识分子的升官之路。 而日本则是稳健的改革 ;
2、戊戌变法和之后慈禧太后的新政都有洋人的破坏 .而日本的改革受到洋人的扶持 ;
3.维新派依靠无实权的皇帝,缺少中央地方的官员及民众的支持,帝国主义与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封建势力强大,代表民主资产阶级维新派力量薄弱,无法与其抗衡,又加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脱离群众.
上面的两个原因,以第一条为最主要,下面仔细说一下我的理由:
至于有人说失败是因为“主观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不彻底,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 。客观方面,中国封建反动势力太强大,严重阻碍 。”这个是教科书的标准答案,但却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实,这里的主客观因素日本和清代都也有这个问题,日本的封建反动势力的反抗甚至比中国还强大,比如日本改革之后,日本九州的封 建势力就发起对新政权的武装进攻。
1895年的甲午战争失败后,1898年由光绪帝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应运而生。在教科书和主流媒体的影响下,人们基本上认为戊戌变法运动是慈禧太后镇压的,慈禧太后是阻碍中国进步的祸根。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甲午惨败,老佛爷岂能无动于衷? 据费行简《慈禧太后传信录》载,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太后即对光绪帝说:“变法乃素志,同治 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 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光绪帝帝素怕慈禧太后,待到慈禧太后太后太后坦露心迹,抑郁顿释,也就在 几个书生的簇拥下放胆行动起来,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务在一个礼拜之内便大功告成。欲速则不达,反而适得其反,得罪大批既得利益者。光绪帝和维新派全变、大变的急进变革主张,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强烈震荡,使许多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 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觉得受到了威胁。百日维新期间,上谕达一百一十多件,令人目不暇接。各地方官员都怨声载道。光绪帝严惩阻挠变法的官员,树敌太多。至于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又在庞大士人群体中引起普遍恐慌。
几个书生的所做所为就要导致清朝的崩溃了,慈禧太后不得不走出来稳定政局,吞下 “血腥政变”的恶果。 在处理戊戌变法上,慈禧太后有功无过。慈禧太后当时要是真的要像武则天那样有野心,那她为什么不称帝呢?因为种种原因,慈禧太后已经被丑化的不能再丑化了。
慈禧太后是支持改革的,这个由她自己主导的新政证明了这一点,“前因中外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但处在那样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她不具备有一个最高统治者应有的知 识素养。她没有主动吸纳新知识的渴求和行动,因而在不少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无知,如认为修铁路破坏风水,火车要用驴马来牵引等等(但这也不能全怪她,那个 时代的知识背景就是如此)。她的无知影响到她所支持的洋务运动和同治中兴的实 绩。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受教育水平和时代的局限性,她对事态的严重性、改革的 进程和目标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通盘考虑,在外力的刺激下被动地调整政策。 在 新政实行后,还是犯了光绪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的冒进的错误,日本的维新用了 20年完成,而慈禧太后用了8年。由于改革的步子太大太快,导致政局不稳定,导致权力下放,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保路运动。 这里强调一下,清朝的灭亡不是因为通常说 的什么腐败,而是自己的改革大跃进。这和当年苏联解体的原因相似,苏联解体不是因为腐败,而是激进的改革。
从国际环境上。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末,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开始。而西方列强在东亚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地大物博的中国,加上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对西方列强力量的牵制,都为日本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日本维新派本身也比较注意外交斗争策略,尽量利用英法、英俄之间的矛盾。而清朝戊戌维新已经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列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的高潮已经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毕。中国成了列强在东方争夺的“惟一富源”,出现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时帝国主义列强绝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
因为中国土地大,人口多,发展起来对其他国家不利,而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其他国家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无所谓好坏来评价他们的侵略行为。正是为了让中国这个睡狮永远也不醒来,西方对日本的改革维新大力扶持,而对清朝晚期的戊戌变法采取破坏行动。所以,从国家利益角度来说,西方抑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从东西方第一次碰撞就开始了,西方抑制中国的政策现在还在继续,并在可预见的将来持续下去。西方对中国的抑制和中国姓封,姓资或者姓社无关的。而日本土地面积小,再怎么发展也不会对西方构成严重的威胁,这也是为什么西方自明治维新起就一直受到西方扶持的原因,用一个强大的日本控制中国的发展。
戊戌变法另一个失败原因
戊戌变法中袁世凯的告密是关键情节,传统的说法是:因袁世凯告密而导致慈禧政变。究竟袁世凯怎样告密?至今众说纷纭,留下重重疑团。变法运动,从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即1898年6月11日,以下均用旧历)光绪下《明定国是》诏谕开始。接着新政上谕,如雪片飞下,频频颁发,而守旧派推宕拖延,全力阻挠。新政无法实行,诏谕全成空文,两党形同水火,势不两立。七月三十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嘱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密诏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它?"光绪帝意识到将有变故,自己处在危险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维新派筹商对策。八月初二日又由林旭带出第二次密诏,令康有为"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康有为、梁启超、林旭、谭嗣同等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诵密诏,痛哭失声,誓死搭救皇帝,不得已铤而走险,决定实行兵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八月初三日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会见袁世凯,说袁举兵杀荣禄,围颐和园,对慈禧太后则或囚或杀。此后事情的发展有不同说法,传统说法是: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一面假意和维新派周旋,骗得光绪帝封他为侍郎,另一面看到慈禧的势力根深蒂固,决定投靠旧党。他用假话哄走了谭嗣同。八月初五日向皇帝请训,当天乘火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光绪帝和维新派。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告变。八月初六日晨,慈禧临朝训政,囚禁光绪,捕拿维新派,杀六君子,百日维新遂告失败。
教训:在当时的中国,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中国近代化的路程是漫长而又坎坷的。
从中国内部看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戊戌变法失败,究其原因,固然与资产阶级维新派采取改良的方法,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寄希望于袁世凯和外国侵略者,脱离人民群众有关。但是,如果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仔细分析的话,决不是书本上描述的那么简单。就其失败的原因,从中国内部看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一. 客观上,新旧力量的对比明显不利于维新派
变法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用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制度来取代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自然会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变法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维新势力与保守势力的力量对比。
当时,力量对比的天平明显地倾斜于保守派。从控制军政实权的大多数王公贵族,到军队将领和只会做八股文章的士子文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无不反对变法,从上到下构织成一张严密的抵制变法的网络。耐人寻味的是,本来与保守派有矛盾的洋务派,虽然在“西用”上与维新派有着共同的语言,但为了维护“中体”,而公然站到了保守派的阵营之中,使得维新派势单力薄。
维新派的主要靠山光绪,名义上是已经亲政的皇帝,但最高权力实际上依然为慈禧所垄断。维新派在变法期间只掌握一种权力,即起草上谕权,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主,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只能依靠上谕来推行变法新政,但百日维新中所下的上谕真正得到执行的其实很少。从严格意义上讲,维新派始终没有成为真正的改革实践者。
最致命的是,维新派始终没有认清光绪,没有看到光绪只是一个旧统治秩序的维护者、改善者,并不主张把中国建成一个资产阶级统治的君主立宪国家。虽然现实的危机促使他选择了变法的道路,但其根本目的是要实现他内心深处“君权至上”的理想。因此在发布那么多的上谕中,都没体现维新派所要求的开国会、定宪法等主张。
另外,作为中国近代社会新生力量的民族资本家群体中,很少有人直接参与或支持维新变法。而仅仅由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来鼓动变法,这样变法失败的命运就不可避免了。
二. 主观上,维新派举止失当,过于激进,加速了失败的步伐
任何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都是一项系统工程,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期望毕其功于一役,是不现实也是根本不可能的。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维新派,奢望变法立刻产生奇效,迅速扭转中国长期形成的积贫积弱局面,其实是欲速则不达。
首先,维新派在舆论宣传上采用了过激的言辞和一意孤行、感情用事的做法。在自己并没有掌握实权、没有形成权威的情况下,就要求裁撤六部为代表的传统官僚机构。更有甚者,康有为在与老谋深算的荣禄谈话时,竟然口无遮拦,提出:“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这种不理智的策略,只能减少维新派的同情者和支持者。
其次,维新派没有建立广泛而又坚强的同盟。对于任何改革而言,最积极的支持者和最积极的反对者都是少数,更多的是等待、观望和温和派。对改革者来说,最大限度地争取温和派的支持,最大限度地扩大同盟军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否则,只能四面楚歌,陷于被动之中。尽管翁同龢提出了“调和两宫”的主张,让慈禧而不是光绪充当维新变法的领袖,但都被康有为等人拒绝了。最终,慈禧认定维新派只忠于光绪而仇视她,进而怀疑维新派的变法动机只是为了从她手中夺取权力,使她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改革反对派的一边。
再次,维新派采取了全面出击、齐头并进的方针,推进改革政策的实施。在短短的103天时间里,通过光绪颁布了300多道变法谕旨,内容涉及各个领域。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使得原本对改革的承受能力和适应能力都比较脆弱的中国社会各阶层,更增添了对改革的反感与厌恶,改革的阻力陡然上升。
综上所述,内因是变化的根本,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在保守势力强大的社会环境中,维新派指望立竿见影实现自己救亡图存的理想最终被残酷地扼杀了。
1、光绪帝和几个书生的全变和大变的急进变革得罪了整个上层阶级,包括知识分子, 废除科举堵住了某些知识分子的升官之路。 而日本则是稳健的改革 ;
2、戊戌变法和之后慈禧太后的新政都有洋人的破坏 .而日本的改革受到洋人的扶持 ;
3.维新派依靠无实权的皇帝,缺少中央地方的官员及民众的支持,帝国主义与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封建势力强大,代表民主资产阶级维新派力量薄弱,无法与其抗衡,又加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脱离群众.
上面的两个原因,以第一条为最主要,下面仔细说一下我的理由:
至于有人说失败是因为“主观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不彻底,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 。客观方面,中国封建反动势力太强大,严重阻碍 。”这个是教科书的标准答案,但却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实,这里的主客观因素日本和清代都也有这个问题,日本的封建反动势力的反抗甚至比中国还强大,比如日本改革之后,日本九州的封 建势力就发起对新政权的武装进攻。
1895年的甲午战争失败后,1898年由光绪帝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应运而生。在教科书和主流媒体的影响下,人们基本上认为戊戌变法运动是慈禧太后镇压的,慈禧太后是阻碍中国进步的祸根。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甲午惨败,老佛爷岂能无动于衷? 据费行简《慈禧太后传信录》载,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太后即对光绪帝说:“变法乃素志,同治 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 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光绪帝帝素怕慈禧太后,待到慈禧太后太后太后坦露心迹,抑郁顿释,也就在 几个书生的簇拥下放胆行动起来,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务在一个礼拜之内便大功告成。欲速则不达,反而适得其反,得罪大批既得利益者。光绪帝和维新派全变、大变的急进变革主张,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强烈震荡,使许多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 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觉得受到了威胁。百日维新期间,上谕达一百一十多件,令人目不暇接。各地方官员都怨声载道。光绪帝严惩阻挠变法的官员,树敌太多。至于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又在庞大士人群体中引起普遍恐慌。
几个书生的所做所为就要导致清朝的崩溃了,慈禧太后不得不走出来稳定政局,吞下 “血腥政变”的恶果。 在处理戊戌变法上,慈禧太后有功无过。慈禧太后当时要是真的要像武则天那样有野心,那她为什么不称帝呢?因为种种原因,慈禧太后已经被丑化的不能再丑化了。
慈禧太后是支持改革的,这个由她自己主导的新政证明了这一点,“前因中外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但处在那样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她不具备有一个最高统治者应有的知 识素养。她没有主动吸纳新知识的渴求和行动,因而在不少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无知,如认为修铁路破坏风水,火车要用驴马来牵引等等(但这也不能全怪她,那个 时代的知识背景就是如此)。她的无知影响到她所支持的洋务运动和同治中兴的实 绩。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受教育水平和时代的局限性,她对事态的严重性、改革的 进程和目标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通盘考虑,在外力的刺激下被动地调整政策。 在 新政实行后,还是犯了光绪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的冒进的错误,日本的维新用了 20年完成,而慈禧太后用了8年。由于改革的步子太大太快,导致政局不稳定,导致权力下放,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保路运动。 这里强调一下,清朝的灭亡不是因为通常说 的什么腐败,而是自己的改革大跃进。这和当年苏联解体的原因相似,苏联解体不是因为腐败,而是激进的改革。
从国际环境上。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末,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开始。而西方列强在东亚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地大物博的中国,加上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对西方列强力量的牵制,都为日本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日本维新派本身也比较注意外交斗争策略,尽量利用英法、英俄之间的矛盾。而清朝戊戌维新已经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列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的高潮已经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毕。中国成了列强在东方争夺的“惟一富源”,出现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时帝国主义列强绝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
因为中国土地大,人口多,发展起来对其他国家不利,而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其他国家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无所谓好坏来评价他们的侵略行为。正是为了让中国这个睡狮永远也不醒来,西方对日本的改革维新大力扶持,而对清朝晚期的戊戌变法采取破坏行动。所以,从国家利益角度来说,西方抑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从东西方第一次碰撞就开始了,西方抑制中国的政策现在还在继续,并在可预见的将来持续下去。西方对中国的抑制和中国姓封,姓资或者姓社无关的。而日本土地面积小,再怎么发展也不会对西方构成严重的威胁,这也是为什么西方自明治维新起就一直受到西方扶持的原因,用一个强大的日本控制中国的发展。
戊戌变法另一个失败原因
戊戌变法中袁世凯的告密是关键情节,传统的说法是:因袁世凯告密而导致慈禧政变。究竟袁世凯怎样告密?至今众说纷纭,留下重重疑团。变法运动,从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即1898年6月11日,以下均用旧历)光绪下《明定国是》诏谕开始。接着新政上谕,如雪片飞下,频频颁发,而守旧派推宕拖延,全力阻挠。新政无法实行,诏谕全成空文,两党形同水火,势不两立。七月三十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嘱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密诏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它?"光绪帝意识到将有变故,自己处在危险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维新派筹商对策。八月初二日又由林旭带出第二次密诏,令康有为"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康有为、梁启超、林旭、谭嗣同等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诵密诏,痛哭失声,誓死搭救皇帝,不得已铤而走险,决定实行兵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八月初三日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会见袁世凯,说袁举兵杀荣禄,围颐和园,对慈禧太后则或囚或杀。此后事情的发展有不同说法,传统说法是: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一面假意和维新派周旋,骗得光绪帝封他为侍郎,另一面看到慈禧的势力根深蒂固,决定投靠旧党。他用假话哄走了谭嗣同。八月初五日向皇帝请训,当天乘火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光绪帝和维新派。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告变。八月初六日晨,慈禧临朝训政,囚禁光绪,捕拿维新派,杀六君子,百日维新遂告失败。
教训:在当时的中国,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中国近代化的路程是漫长而又坎坷的。
从中国内部看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戊戌变法失败,究其原因,固然与资产阶级维新派采取改良的方法,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寄希望于袁世凯和外国侵略者,脱离人民群众有关。但是,如果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仔细分析的话,决不是书本上描述的那么简单。就其失败的原因,从中国内部看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一. 客观上,新旧力量的对比明显不利于维新派
变法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用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制度来取代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自然会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变法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维新势力与保守势力的力量对比。
当时,力量对比的天平明显地倾斜于保守派。从控制军政实权的大多数王公贵族,到军队将领和只会做八股文章的士子文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无不反对变法,从上到下构织成一张严密的抵制变法的网络。耐人寻味的是,本来与保守派有矛盾的洋务派,虽然在“西用”上与维新派有着共同的语言,但为了维护“中体”,而公然站到了保守派的阵营之中,使得维新派势单力薄。
维新派的主要靠山光绪,名义上是已经亲政的皇帝,但最高权力实际上依然为慈禧所垄断。维新派在变法期间只掌握一种权力,即起草上谕权,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主,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只能依靠上谕来推行变法新政,但百日维新中所下的上谕真正得到执行的其实很少。从严格意义上讲,维新派始终没有成为真正的改革实践者。
最致命的是,维新派始终没有认清光绪,没有看到光绪只是一个旧统治秩序的维护者、改善者,并不主张把中国建成一个资产阶级统治的君主立宪国家。虽然现实的危机促使他选择了变法的道路,但其根本目的是要实现他内心深处“君权至上”的理想。因此在发布那么多的上谕中,都没体现维新派所要求的开国会、定宪法等主张。
另外,作为中国近代社会新生力量的民族资本家群体中,很少有人直接参与或支持维新变法。而仅仅由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来鼓动变法,这样变法失败的命运就不可避免了。
二. 主观上,维新派举止失当,过于激进,加速了失败的步伐
任何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都是一项系统工程,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期望毕其功于一役,是不现实也是根本不可能的。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维新派,奢望变法立刻产生奇效,迅速扭转中国长期形成的积贫积弱局面,其实是欲速则不达。
首先,维新派在舆论宣传上采用了过激的言辞和一意孤行、感情用事的做法。在自己并没有掌握实权、没有形成权威的情况下,就要求裁撤六部为代表的传统官僚机构。更有甚者,康有为在与老谋深算的荣禄谈话时,竟然口无遮拦,提出:“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这种不理智的策略,只能减少维新派的同情者和支持者。
其次,维新派没有建立广泛而又坚强的同盟。对于任何改革而言,最积极的支持者和最积极的反对者都是少数,更多的是等待、观望和温和派。对改革者来说,最大限度地争取温和派的支持,最大限度地扩大同盟军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否则,只能四面楚歌,陷于被动之中。尽管翁同龢提出了“调和两宫”的主张,让慈禧而不是光绪充当维新变法的领袖,但都被康有为等人拒绝了。最终,慈禧认定维新派只忠于光绪而仇视她,进而怀疑维新派的变法动机只是为了从她手中夺取权力,使她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改革反对派的一边。
再次,维新派采取了全面出击、齐头并进的方针,推进改革政策的实施。在短短的103天时间里,通过光绪颁布了300多道变法谕旨,内容涉及各个领域。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使得原本对改革的承受能力和适应能力都比较脆弱的中国社会各阶层,更增添了对改革的反感与厌恶,改革的阻力陡然上升。
综上所述,内因是变化的根本,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在保守势力强大的社会环境中,维新派指望立竿见影实现自己救亡图存的理想最终被残酷地扼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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