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们总是把“秦皇汉武”并称?请结合有关史实,谈谈对汉武帝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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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都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重要君主,都采取了创新的制度来巩固中央集权,这些制度对后世影响巨大,且对封建社会的历史起了推动作用;"秦皇汉武"是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象征,所以人们总把"秦皇汉武"并称。
仅就汉武帝最大的业绩攻击匈奴来讲,吴思认为,从战争的效果看,国内民生凋敝,外患并未根除。汉武帝的铁血政策未必是最佳方案。同样的效果,以代价更小的方式完全可以达到,比如修长城。
对于汉武帝生平形成的"精神遗产",吴思认为:精神遗产,看怎么说。打仗可以看成精神遗产;修长城,那不也是精神遗产吗?再比如清朝,睦邻友好,邻国有困难时伸出援手,两利,双赢,那不也是精神遗产吗?三种精神遗产,哪种更好?为什么非要打呢?难道说,我们的祖先把匈奴打到欧洲,然后祖先的手下败将再把欧洲灭得灰头土脸,这个才更好?
缺了汉武帝的霸道,我们民族是否会因此少了一种激烈情怀?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老百姓哪能为这种帝王的霸道感到自豪呢?"吴思说,"小孩身上被人吐了一口痰,他上去就把人眼睛挖了,我想任何父母都不会觉得这是好事。汉武帝所有的事都‘愣',都过度,荷尔蒙太旺盛,当一个人的人性得到最张扬的发挥时,肯定是他人的边界被压缩到最小的时候。汉武帝做事,除了他自己痛快,谁都不痛快。如果他的所作所为导致后人效法攀比,那就更不好了。还是想想孔子的精神遗产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汉武帝的所作所为,是否已从个人行为转化为民族的共同记忆?他功劳真的需要那么激烈的质疑吗?
"我们应该充分尊重当事人对自己的评价。晚年汉武帝自己下罪己诏了。我们更应该从这笔精神遗产中获益。"吴思笑盈盈地说。
总之,吴思认为汉武帝个性鲜明,雄才大略,但这些都掩盖不了他的过失,而且过大于功。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黄朴民则认为,汉武帝功劳大,错误多。文帝景帝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武帝则是弄个乱摊子,让别人来收拾。
然而与吴思不同的是,黄朴民认为,汉武帝是在诸多内外方略中,选择了一个短期有利有弊、长期影响深远的方略。
英雄造就了时势,时势也成就了英雄。一方面,汉武帝时代,汉朝确实具备了主动出击的经济实力。汉高祖时期,天子的车都凑不齐四匹一样颜色的马,将相外出乘牛车。汉朝屡屡受害于匈奴,却只能选择和亲。经过"文景之治",汉武帝的政策已经具备了多种选择的条件。另一方面,汉武帝的决策无不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相同的外部条件,换一个皇帝,决策也许就完全不同于汉武帝。除性格原因以外,公羊学对汉武帝的影响也很大。公羊学是儒家中与法家结合得比较紧的学派,它讲究的是"大一统"、"尊王",还有就是"大复仇"。所谓"大复仇",就是后代对于先辈的耻辱,一定要通过各种手段实现复仇。
黄朴民认为,汉武帝时代,是中国的少年时代,汉朝的盛大,不仅表现在物质文明上,更表现在精神状态上。不要说张骞、卫青、霍去病等将军,就连社会底层也不乏郭解这样的"豪侠",连司马迁这种黄老出身的文人,也胸怀天下,锐气逼人。那是中国人精神锋芒外露的年代,是野性昭彰的年代,是英雄辈出的年代,天下绝不仅有汉武帝一个英雄———彼时英雄如潮,汉武帝是浪尖上最炫目的一朵浪花。汉武帝是具有世界情怀的中国人,所以他才得以从文化心理上、从基本疆土上确立了中国人是中国人。后来历史沧桑,我们的民族性中,野性成分越来越少了。撇开道德判断而言,一个民族毕竟是需要积极进取精神的。
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葛剑雄对汉武帝的功过则倾向于描述。
汉武帝时代,在中国的疆域中,农耕区域基本定型,一直到现在都差不太多。汉武帝打败了匈奴,夺取了适合农耕的河西走廊。如果没有河西走廊,中国的疆域就不会发展到中亚。岭南,汉初实际上难以控制,汉武帝时代重又回到中央政权控制之下。中国历朝历代都追求"大一统",这些地方不统一进来,就不能算完成了标准意义上的"大一统"。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奠定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基础。"客观地说,儒家适合中国农业社会。汉武帝只是完成了儒家作为权威的意识形态的制度化。如果儒家不适合中国社会,就算再有几个汉武帝‘独尊儒术'也没用。"葛剑雄说。
汉武帝对于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制度的政府结构也影响深远。汉武帝时代的"内朝"、"外朝"制度,后世基本沿袭,变化不大,比如唐朝三省六部制,内阁制等等。
葛剑雄认为,汉武帝确实有穷兵黩武的一面。反击匈奴,却把军队打到了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境内,这无论如何也不能用追求和平来解释。汉武帝为了让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获得封侯的机会就发动战争,这种私人动机不应该替他隐讳掉。
盐铁官营,把专制集权扩大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以杀鸡取卵的方式聚敛财富。事实证明,这些政策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流民四起,人口减半。
另外,汉武帝还梦想长生不老,导致骗子纷至沓来,搅扰朝政。晚年刚愎自用,性情叵测,儿子杀了,夫人也杀了,后来谁被他任命为丞相,就会感到大祸临头,还有人哭着不肯做丞相。
从各方面看汉武帝都很像秦始皇。然而他和秦始皇最不一样的地方是晚年有所反思:颁诏罪己,息兵休养,顺利交班。这些政策的实施,多少弥补了早年狂悖所造成的灾难。
学者最想看什么?
葛剑雄完全没看电视剧《汉武大帝》,因为"我不必通过电视来了解汉武帝"。吴思也一样,"我没有看的欲望。电视剧没完没了,浓度太低,太耽误时间了。有看电视的时间,不如看历史资料。"
"如果要表现汉武帝,尊重这段历史,一定要把汉武帝的复杂性表现出来。一方面,汉武帝是历史时代、整个社会的产物。他的一生,无论个人命运,还是政治生涯,经常会使人浮想联翩———历史竟然有如此之大的相似性。早年的汉武帝意气风发,功欲炽烈;晚年宁可把监国大权交给大臣,也不交给亲属,最当他权力达到顶峰时,实际成了孤家寡人。当他后悔时,一切都晚了,这是帝王的典型悲剧。可另一方面,汉武帝也是人,人的七情六欲他都有,他晚年时,大臣的孩子抱着他玩,他会感到非常高兴......
"司马迁,也有不那么伟大的一面。他富于情感,这对文学家是优势,对历史的记录者却是短处。他对自己喜欢的人物描写中往往有夸张成分,而对有些重要人物却过于简略。李陵的战败和投降,汉朝方面固然要负主要责任,但他的个性也有软弱的一面,以民族大义衡量就不可原谅。总之,人无完人。"
葛剑雄说,自己没有看战争的大场面的欲望。看待汉武帝讨伐匈奴,他认为不能只从汉族的角度看,汉朝和匈奴都是战争的受害者,匈奴人被打到"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的程度,历史的伤痛是否更深重?要从生存斗争的角度看汉匈斗争。
吴思对汉武帝最感兴趣的有三方面,却都与视觉关系不大。首先是汉武帝如何处理对外关系,其次是如何处理与工商阶层的关系,再次是如何处理意识形态的争论。这三者是浑然一体的,但如何处理与工商阶层的关系,始终是中国历代皇帝永恒的问题,也是现阶段吴思最感兴趣的历史问题。在汉武帝时代,这个问题在争论中达到高潮,焦点是,工商业是官办好还是民办好?
吴思说: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这点在汉朝已经是共识了。治天下,和谁共治呢?
"战乱平息,王朝初建,中产阶级往往已经被消灭殆尽,此时天下以自耕农为主要人口。然而和小农共治天下是不可能的。皇帝就会通过官僚体系控制农民,与官僚集团共治天下。接下来,地主阶层发展起来,并迅速与官僚结合。此时皇帝与官僚地主共治天下。农业定局了,再接下来,工商业发展起来。统治者就开始考虑是否与工商业阶层共治天下的问题。但是工商业阶层在中国一直很弱小,历史上工商业阶层一直没能力与统治阶层讨价还价。
"统治者对待工商业,最简单同时也是最笨的方式是,把有大利可图的行业拿过来自己垄断。汉武帝时的盐铁行业即是如此。汉初的冶铁行业,应该是民营的。卓文君的父亲卓王孙,秦时被从赵国发到四川。到了四川之后就办起了冶炼企业。当时战争频仍,钢铁需求旺盛,很快卓王孙就富甲天下了。直到汉武帝时代,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私奔时,卓家的日子还过得相当好。冶铁能有这么大利益,官家当然不会袖手旁观。官家把盐铁拿到手后,企业马上就会出现低效、腐败等现象,由大利变成亏损。此时,民间力量就有机可乘了。他们会想方设法收买官员,分得一杯羹。官员被收买之后,整个社会的实质就变了。"
吴思认为,民间力量渗入官营工商业的过程不会是正式的、公开的,而是偷偷的,是"一个人的革命"。但吴思不认为此时官家就会代表私营工商业力量:"没杀鸡取卵,就是代表鸡了?那不是可笑吗?"
汉武帝将盐铁官营,后来引起争论。法家认为,盐铁应该官营。而儒家则反对"与民争利"。法家的道理堂皇,而儒家的证据充分。比如,冶铁官营之后,镰刀割不动草,价格却很高,没人买就摊派。企业为了完成指标,就制造大件,卖不出去就堆着生锈。
早在汉武帝时事实就已证明,工商业官营是行不通的。然而这种争论一直在翻版,只是每次的争论用词都不一样,大家都自以为碰到的是新鲜事。历史的经验教训就这样被忽略了。
仅就汉武帝最大的业绩攻击匈奴来讲,吴思认为,从战争的效果看,国内民生凋敝,外患并未根除。汉武帝的铁血政策未必是最佳方案。同样的效果,以代价更小的方式完全可以达到,比如修长城。
对于汉武帝生平形成的"精神遗产",吴思认为:精神遗产,看怎么说。打仗可以看成精神遗产;修长城,那不也是精神遗产吗?再比如清朝,睦邻友好,邻国有困难时伸出援手,两利,双赢,那不也是精神遗产吗?三种精神遗产,哪种更好?为什么非要打呢?难道说,我们的祖先把匈奴打到欧洲,然后祖先的手下败将再把欧洲灭得灰头土脸,这个才更好?
缺了汉武帝的霸道,我们民族是否会因此少了一种激烈情怀?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老百姓哪能为这种帝王的霸道感到自豪呢?"吴思说,"小孩身上被人吐了一口痰,他上去就把人眼睛挖了,我想任何父母都不会觉得这是好事。汉武帝所有的事都‘愣',都过度,荷尔蒙太旺盛,当一个人的人性得到最张扬的发挥时,肯定是他人的边界被压缩到最小的时候。汉武帝做事,除了他自己痛快,谁都不痛快。如果他的所作所为导致后人效法攀比,那就更不好了。还是想想孔子的精神遗产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汉武帝的所作所为,是否已从个人行为转化为民族的共同记忆?他功劳真的需要那么激烈的质疑吗?
"我们应该充分尊重当事人对自己的评价。晚年汉武帝自己下罪己诏了。我们更应该从这笔精神遗产中获益。"吴思笑盈盈地说。
总之,吴思认为汉武帝个性鲜明,雄才大略,但这些都掩盖不了他的过失,而且过大于功。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黄朴民则认为,汉武帝功劳大,错误多。文帝景帝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武帝则是弄个乱摊子,让别人来收拾。
然而与吴思不同的是,黄朴民认为,汉武帝是在诸多内外方略中,选择了一个短期有利有弊、长期影响深远的方略。
英雄造就了时势,时势也成就了英雄。一方面,汉武帝时代,汉朝确实具备了主动出击的经济实力。汉高祖时期,天子的车都凑不齐四匹一样颜色的马,将相外出乘牛车。汉朝屡屡受害于匈奴,却只能选择和亲。经过"文景之治",汉武帝的政策已经具备了多种选择的条件。另一方面,汉武帝的决策无不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相同的外部条件,换一个皇帝,决策也许就完全不同于汉武帝。除性格原因以外,公羊学对汉武帝的影响也很大。公羊学是儒家中与法家结合得比较紧的学派,它讲究的是"大一统"、"尊王",还有就是"大复仇"。所谓"大复仇",就是后代对于先辈的耻辱,一定要通过各种手段实现复仇。
黄朴民认为,汉武帝时代,是中国的少年时代,汉朝的盛大,不仅表现在物质文明上,更表现在精神状态上。不要说张骞、卫青、霍去病等将军,就连社会底层也不乏郭解这样的"豪侠",连司马迁这种黄老出身的文人,也胸怀天下,锐气逼人。那是中国人精神锋芒外露的年代,是野性昭彰的年代,是英雄辈出的年代,天下绝不仅有汉武帝一个英雄———彼时英雄如潮,汉武帝是浪尖上最炫目的一朵浪花。汉武帝是具有世界情怀的中国人,所以他才得以从文化心理上、从基本疆土上确立了中国人是中国人。后来历史沧桑,我们的民族性中,野性成分越来越少了。撇开道德判断而言,一个民族毕竟是需要积极进取精神的。
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葛剑雄对汉武帝的功过则倾向于描述。
汉武帝时代,在中国的疆域中,农耕区域基本定型,一直到现在都差不太多。汉武帝打败了匈奴,夺取了适合农耕的河西走廊。如果没有河西走廊,中国的疆域就不会发展到中亚。岭南,汉初实际上难以控制,汉武帝时代重又回到中央政权控制之下。中国历朝历代都追求"大一统",这些地方不统一进来,就不能算完成了标准意义上的"大一统"。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奠定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基础。"客观地说,儒家适合中国农业社会。汉武帝只是完成了儒家作为权威的意识形态的制度化。如果儒家不适合中国社会,就算再有几个汉武帝‘独尊儒术'也没用。"葛剑雄说。
汉武帝对于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制度的政府结构也影响深远。汉武帝时代的"内朝"、"外朝"制度,后世基本沿袭,变化不大,比如唐朝三省六部制,内阁制等等。
葛剑雄认为,汉武帝确实有穷兵黩武的一面。反击匈奴,却把军队打到了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境内,这无论如何也不能用追求和平来解释。汉武帝为了让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获得封侯的机会就发动战争,这种私人动机不应该替他隐讳掉。
盐铁官营,把专制集权扩大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以杀鸡取卵的方式聚敛财富。事实证明,这些政策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流民四起,人口减半。
另外,汉武帝还梦想长生不老,导致骗子纷至沓来,搅扰朝政。晚年刚愎自用,性情叵测,儿子杀了,夫人也杀了,后来谁被他任命为丞相,就会感到大祸临头,还有人哭着不肯做丞相。
从各方面看汉武帝都很像秦始皇。然而他和秦始皇最不一样的地方是晚年有所反思:颁诏罪己,息兵休养,顺利交班。这些政策的实施,多少弥补了早年狂悖所造成的灾难。
学者最想看什么?
葛剑雄完全没看电视剧《汉武大帝》,因为"我不必通过电视来了解汉武帝"。吴思也一样,"我没有看的欲望。电视剧没完没了,浓度太低,太耽误时间了。有看电视的时间,不如看历史资料。"
"如果要表现汉武帝,尊重这段历史,一定要把汉武帝的复杂性表现出来。一方面,汉武帝是历史时代、整个社会的产物。他的一生,无论个人命运,还是政治生涯,经常会使人浮想联翩———历史竟然有如此之大的相似性。早年的汉武帝意气风发,功欲炽烈;晚年宁可把监国大权交给大臣,也不交给亲属,最当他权力达到顶峰时,实际成了孤家寡人。当他后悔时,一切都晚了,这是帝王的典型悲剧。可另一方面,汉武帝也是人,人的七情六欲他都有,他晚年时,大臣的孩子抱着他玩,他会感到非常高兴......
"司马迁,也有不那么伟大的一面。他富于情感,这对文学家是优势,对历史的记录者却是短处。他对自己喜欢的人物描写中往往有夸张成分,而对有些重要人物却过于简略。李陵的战败和投降,汉朝方面固然要负主要责任,但他的个性也有软弱的一面,以民族大义衡量就不可原谅。总之,人无完人。"
葛剑雄说,自己没有看战争的大场面的欲望。看待汉武帝讨伐匈奴,他认为不能只从汉族的角度看,汉朝和匈奴都是战争的受害者,匈奴人被打到"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的程度,历史的伤痛是否更深重?要从生存斗争的角度看汉匈斗争。
吴思对汉武帝最感兴趣的有三方面,却都与视觉关系不大。首先是汉武帝如何处理对外关系,其次是如何处理与工商阶层的关系,再次是如何处理意识形态的争论。这三者是浑然一体的,但如何处理与工商阶层的关系,始终是中国历代皇帝永恒的问题,也是现阶段吴思最感兴趣的历史问题。在汉武帝时代,这个问题在争论中达到高潮,焦点是,工商业是官办好还是民办好?
吴思说: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这点在汉朝已经是共识了。治天下,和谁共治呢?
"战乱平息,王朝初建,中产阶级往往已经被消灭殆尽,此时天下以自耕农为主要人口。然而和小农共治天下是不可能的。皇帝就会通过官僚体系控制农民,与官僚集团共治天下。接下来,地主阶层发展起来,并迅速与官僚结合。此时皇帝与官僚地主共治天下。农业定局了,再接下来,工商业发展起来。统治者就开始考虑是否与工商业阶层共治天下的问题。但是工商业阶层在中国一直很弱小,历史上工商业阶层一直没能力与统治阶层讨价还价。
"统治者对待工商业,最简单同时也是最笨的方式是,把有大利可图的行业拿过来自己垄断。汉武帝时的盐铁行业即是如此。汉初的冶铁行业,应该是民营的。卓文君的父亲卓王孙,秦时被从赵国发到四川。到了四川之后就办起了冶炼企业。当时战争频仍,钢铁需求旺盛,很快卓王孙就富甲天下了。直到汉武帝时代,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私奔时,卓家的日子还过得相当好。冶铁能有这么大利益,官家当然不会袖手旁观。官家把盐铁拿到手后,企业马上就会出现低效、腐败等现象,由大利变成亏损。此时,民间力量就有机可乘了。他们会想方设法收买官员,分得一杯羹。官员被收买之后,整个社会的实质就变了。"
吴思认为,民间力量渗入官营工商业的过程不会是正式的、公开的,而是偷偷的,是"一个人的革命"。但吴思不认为此时官家就会代表私营工商业力量:"没杀鸡取卵,就是代表鸡了?那不是可笑吗?"
汉武帝将盐铁官营,后来引起争论。法家认为,盐铁应该官营。而儒家则反对"与民争利"。法家的道理堂皇,而儒家的证据充分。比如,冶铁官营之后,镰刀割不动草,价格却很高,没人买就摊派。企业为了完成指标,就制造大件,卖不出去就堆着生锈。
早在汉武帝时事实就已证明,工商业官营是行不通的。然而这种争论一直在翻版,只是每次的争论用词都不一样,大家都自以为碰到的是新鲜事。历史的经验教训就这样被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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