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两河流域文明
这个文明的中心大概在现在的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一带,北部古称亚述,南部为巴比伦尼亚。而巴比伦尼亚北部叫阿卡德,南部为苏美尔。这一带远古时期居住着许多种族,是干旱区域,但下游土地肥沃,很早就发展了灌溉网络,形成以许多城市为中心的农业社会。
两河流域是世界上文化发展最早的地区,为世界发明了第一种文字——楔形文字,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城市,编制了第一种法律,发明了第一个制陶器的陶轮,制定了第一个七天的周期,第一个阐述了创造世界和大洪水的神话。至今为世界留下了大量的远古文字记载材料(泥版)。
2、古埃及
古埃及文字创于前3500年,是一种称为圣书体的象形文字。这种文字是人类最古老的书写文字之一,多刻在古埃及人的墓穴中、纪念碑、庙宇的墙壁或石块上,所以被称为“圣书体”。古埃及文明是四大古文明之一。古埃及人除了建筑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及制造木乃伊而闻名天下外,还发明了许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东西。
古埃及的文化非常丰富。创造的象形文字对后来腓尼基字母的影响很大,而希腊字母是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创建的。此外,金字塔、亚历山大灯塔、阿蒙神庙等建筑体现了埃及人高超的建筑技术和数学知识,在几何学、历法等方面也有很大的成就。
3、古代印度
古代印度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文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对人类文明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在文学方面,创作了不朽的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在哲学方面,创立了“因明学”,相当于今天的逻辑学。
在自然科学方面,最杰出的贡献是发明了世界通用的计数法,创造了包括“0”在内的10个数字符号。所谓阿拉伯数字实际上起源于印度,只是通过阿拉伯人传播到西方而已。公元前6世纪,在古代印度还产生了佛教,后来先后传入中国,越南,日本,泰国,缅甸等。
4、古中国
从先秦始,诗经、楚辞、汉赋、晋书、唐诗、宋词、元曲、明清章回小说、民国杂文,描绘了中华古代文学史的灿烂。经史子集是传统中国的学问。东晋李充正式确定甲乙丙丁即经史子集次序,但尚未直接用经史子集之名。
唐初编成《隋书·经籍志》,这是正式以经史子集为类名的四部分类法中现存的第—部目录。它分经史子集4部,下分40细类,经史子集各部书籍六万九千五百七十余卷,译本书千三百二十余册,释藏七千零&八卷,书画图象等约二百余种。其外又有艺术志、道书志、书志、画志、通为八目。
扩展资料:
古印度的音乐舞蹈:
印度是一个文化的大熔炉。这个国家独特的历史背景使得它包含了从远古到现代、从西方到东方、从亚洲到欧洲等多种文化潮流。再加上它是一个由五大民族构成的国家,本身就像一个大大的文化博物馆。
首都新德里西岸的孟买是文化的中心,而加尔各答则每天都有关于文化的新闻,多元化的音乐、舞蹈、舞剧和笑剧都令游人眼花缭乱,乐而忘返。
在喧闹的大城市生活久了,人们都向往返璞归真。而印度传统音乐的基础正是“自然”。它歌颂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四季的旋律都在传统曲调“拉格”中得到体现——传说古人从森林里小鸟的鸣叫和树枝燃烧的声音获得灵感而创造了第一首“拉格”。
至于歌曲的内容,则源于北印度的宗教仪式。时至今日,传统歌曲依然保留了古代的发音,歌者音质纯净,令歌曲保持一种简洁、纯美的圣诗感觉。即使你听不懂歌词,也能体会到自然的神圣与平和。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四大文明古国
文明古国 地域 年代
古埃及 尼罗河流域 约公元前3000年
古巴比伦 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 约公元前18世纪
古代印度 印度河与恒河 公元前2500年
中国 黄河、长江流域 约公元前20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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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文明古国
我们的祖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并称为“四大文明古国”。
这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都由于外族的入侵而失去了独立,中断了古代文明。如公元前525年古埃及被波斯帝国灭亡;公元前1595年古巴比伦被赫梯灭亡;古印度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北部遭到外族入侵,近代又长期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我们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文明传统未曾中断的古国。早在国家形成前,黄帝、尧、舜、禹等就先后活动于黄河流域。启于公元前21世纪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经商、西周、春秋四个阶段,我国的奴隶制度经历了1600年的独立的延续、发展期,这是别的文明古国所根本无法比拟的。随着我国奴隶制在公元前476年的结束,我国的历史也就于公元前475年进入了封建社会,这比西欧于476年才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早了一千年。我国于公元前221年就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秦;而西欧的英法则在1453年英法百年战争结束后才开始走上中央集权的民族君主国的道路,比我国晚了1600多年。
我们的民族是个伟大的富有智慧的民族。古代史上,中国人民创造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灿若群星的科技、文化成就,为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
自然科学统计资料表明:中国历代重大科技成就(项目)在世界重大科技中所占比例为:公元前6世纪前为57.4%;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为50%;公元前1世纪到400年为62%;401年到1000年为71%;1001年到1500年为58%。明朝以前的世界重要发明和伟大的科技成就有300多项,其中有175项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从公元前三世纪到十五世纪,中国的科技发明使欧洲望尘莫及,有许多项目比欧洲早几百年,甚至上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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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比伦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大致在当今的伊拉克共和国版图内,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这里的人们建立了国家,到公元前18世纪.这里出现了古巴比伦王国。“美索不达米亚”是古希腊语,意为“两条河中间的地方”,故又称为两河流域。两河指的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
两河流域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古文明距今已有6000多年。虽然巴比伦现巳消失,但其影响(尤其宗教方面)却很多流存至今。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实在当之无愧。
巴比伦文明大致以今天的巴格达城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以古亚述城为中心,称为西里西亚,或简称亚述;南部以巴比伦城为中心,称为巴比伦尼亚,意思为“巴比伦的国土”。巴比伦尼亚又分为两个地区,南部*近波斯湾口的地区为苏美尔,苏美尔以北地区为阿卡德,两地居民分别被称为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最初就是由苏美尔人创造出来的。
苏美尔几乎和古埃及人同时发明了文字。他们用削尖的芦苇做笔,把文字刻在泥胚上,然后把泥胚烘干,成为泥板。由于这种文字形状成尖劈形,所以被称为楔形文字。
公元前2007年,阿摩利人入侵两河流域,摧毁了阿卡德人和苏美尔人建立的乌尔王朝。公元前1894年左右,阿摩利人建立起一个以幼发拉底河河畔的巴比伦城为首都的王朝。从那时起,美索不达米亚就被称为“巴比伦尼亚”,那里所有居民都被称为巴比伦人。
古巴比伦王国时期是两河流域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这个国家出现了一位著名的君主-汉穆拉比。汉穆拉比用武力统一了两河流域后,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他个人集宗教、军事、 行政、司法和水利建设等各种大权于一身。为了更有效的统治自己的国家,他颁布了著名的《汉穆拉比法典》。法典共282条,刻在一块高2.25米的黑色玄武岩石柱上,是迄今发现的最早完备成文的法典。
古巴比伦王国在汉穆拉比统治时期达到极盛,但是汉穆拉比死后,帝国就瓦解了。王国先后受到赫梯人、喀西特人的入侵,直到公元前729年终于被亚述帝国吞并。
公元前612年,迦勒底人联合米底人推翻勒亚述帝国。迦勒底人建立的的帝国也是以巴比伦城为首都,历史上称为“新巴比伦王国”。这个王国在尼布甲尼撒统治时期打到鼎盛。尼布甲尼撒曾两次攻陷耶路撒冷,毁灭犹太王国,把大批犹太人当奴隶押往巴比伦。这就是圣经上所说的“巴比伦之囚”。尼布甲尼撒还下令重建巴比伦城,在城内建造了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重建后的巴比伦城宏伟壮丽,直到100多年后,希腊历史学家,被称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来到巴比伦城时,仍称它为世界上最壮丽的城市。
新巴比伦王国在公元前538年被波斯帝国所灭。此后,古代两河流域再也没有出现过独立的完整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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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是指从公元前4000多年开始直到公元前332年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而结束,位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作为一个基于灌溉的文明,它是水力帝国的经典范例。
在古埃及南北分治期间的疆域最大,南部尼罗河河谷地带的上埃及的领域有现在的苏丹到埃塞俄比亚,而北部三角洲地区的下埃及除了现在的埃及和部份阿尔及利亚以外,其东部边界越过西奈半岛直达迦南平原。但由于邻近地区的民族不断壮大,使古埃及的版图不断缩少。及至埃及妖后自杀之后,原来神庙的官员把埃及语变成用希腊字母书成的科普特文明继续流传下去,直到近代的17世纪欧洲开始进侵非洲时,为传教士所焚毁。
古埃及的居民是由北非的土著居民和来自西亚的塞姆人融合形成的。公元前4000年后半期,逐渐形成了国家,至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为止,共经历了前王朝、早王朝、古王国、第一中间期、中王国、第二中间期、新王国、后王朝8个时期31个王朝的统治。(参看埃及王朝)
古埃及历史
古埃及最早形成的国家叫做诺姆,也叫州,是一种城邦式的国家。公元前3000年左右,传说美尼斯统一上、下埃及,建立第一王朝,定都孟斐斯(今开罗西郊)。发展农业,开发水利。
古埃及真正的统一是在古王国时代。这是古埃及史上农业、手工业、商业、建筑业等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第一个伟大时代。确立了以官僚体制为基础的、君主独裁的专制统治,并且出现了金字塔。
第六王朝以后,王权衰落,国家分裂,一直到十一王朝才重新统一。十二王朝时迁都底比斯(今埃及卢克索),开始使用青铜器。与叙利亚、克里特的交往扩大。十三王朝时政权又瓦解,喜克索人占领了埃及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长达100多年的“太阳神不在的统治”。第十七王朝的阿赫摩斯一世最后驱逐喜克索人,重新统一埃及,开始了第十八王朝。
第十八王朝国力强盛,对外频繁发动战争。十九王朝时与赫梯帝国发生了卡迭石战役,经过16年之久的战争,最后以拉美西斯二世与赫梯王哈图西利斯签订和约告终。此时的埃及成为了一个大帝国,统治范围北起叙利亚,南到尼罗河第四瀑布,横跨北非和西亚。
到第二十王朝以后,一系列的奴隶起义导致国力衰竭。最终在前525年被波斯帝国所灭。前332年又被亚历山大大帝所统治,结束了延续3000年之久的法老时代。
古埃及的文化
罗塞塔石碑上同时记录了古代埃及象形文字圣书体和世俗体以及古希腊文,成为后人解读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关键古埃及的文化非常丰富。创造的象形文字对后来腓尼基字母的影响很大,而希腊字母是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创建的。此外,金字塔、亚历山大灯塔、阿蒙神庙等建筑体现了埃及人高超的建筑技术和数学知识,在几何学、历法等方面也有很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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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早期居民 印度文明的黎明期可以追溯到距今约5000年以前,在雅利安人入侵印度之前,印度的土著居民,其中最主要的是达罗毗荼人,就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文化。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达罗毗荼人就已经从氏族公社演进到国家,有了城邦政治组织。
雅利安人 公元前20世纪中叶雅利安人由兴都库什山越过帕米尔高原迁入印度河流域,和当地的主要土著民族进行长期斗争并最终征服了他们。雅利安人在进入印度以前是游牧部落,他们在印度河流域定居并和当地土著民族混合后,逐渐过渡到农业社会。公元前10世纪中叶,雅利安征服者又从印度河上游向东推进到朱木那河、恒河流域,在这个时期,印度次大陆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有了重要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加速了社会的分化,过去以血缘为联系的村社变成了以地域为联系,由若干村组成的农村公社,随着阶级的分化和奴隶制的形成与发展,印度最初的国家形成了,恒河流域从此成为印度次大陆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心。
“哈拉帕文化” 印度河流域考古发掘的最具代表性的是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它们是印度河流域的两个中心:摩亨佐·达罗在印度河中下游;哈拉帕在印度河上游的“五河之地”。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遗址都在今巴基斯坦境内,其文化是由达罗毗荼人创造出来的,当时达罗毗荼人还处在“金石并用”时期。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把它们称为“印度河流域古文化”,亦称“哈拉帕文化”。“哈拉帕文化”为后来印度文化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哈拉帕文化”的年代范围约从公元前2500~前1750年。它在时间上晚于埃及的古文明和苏美尔的古文明,但它们却同为远古时期伟大的文明。
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 摩亨佐·达罗这座古城是有计划地建造的,呈长方形,周围约5千米。它分为卫城和下城两部分:卫城是政治中心,筑有用来防守的高墙和塔楼,有宏大的“议事厅”和大型的“大浴池”;下城是居民区,有宽阔的大街和相当完备的下水设施,沿街是繁华的工商业区。约有居民三四万人。
哈拉帕的古城遗址,与摩亨佐·达罗的遗址大致相仿,但哈拉帕可能遭过战争的惨祸,大部分建筑物都遭到破坏,只剩下残垣断壁。
印度的列国时代和摩揭陀王国 公元前6~前4世纪是次大陆的列国时代。根据史料记载,公元前6世纪初,次大陆北部有16个大国,到公元前4世纪后期,列国为摩揭陀所统一,因为佛教在此时产生,所以史学上又把这一时期称为“早期佛教时代”。
列国之间不断发生兼并战争,在战争中摩揭陀国越来越强大,逐渐发展为统一次大陆的大帝国。孔雀王朝阿育王在位时期,摩揭陀国基本统一了整个印度半岛。
阿育王 “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君主,即历史上著名的阿育王。阿育王通过武力征伐扩大王朝的版图,他在位的时期(公元前273~前236年)是印度古代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后来阿育王认识到依*杀戮不能巩固统治,必须征服人心,于是,他宣布以佛教为国教。随着阿育王的胜利,佛教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从恒河流域传到印度各地,并远及斯里兰卡、缅甸、叙利亚、埃及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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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是一支分布在太湖流域的古文化,距今5300~4000年。考古研究表明,在良渚文化时期,农业已率先进入犁耕时代;手工业趋于专业化,琢玉工业尤为发达;良渚文化时期墓葬中出土大量的琮、璧,说明墓主人生前大量占有他人的劳动,也正说明了私有制产生和阶级的分化,是国家形成的前奏,预示着东方文明曙光的升起。分布于余杭境内的“良渚遗址群”,是良渚文化的中心。良渚遗址群将成为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圣地。
良渚文化的象征——玉琮 中华民族尚玉之风源远流长,玉在中国古代一直是许多美好、珍贵、高尚事物的代称,美物、美名、美德、美人,都可用玉指称。玉为美石,也是一种矿物。从矿物学角度看,玉可分为硬玉(翡翠)和软玉(阳起石、透闪石)两类。
有的研究者认为琮是原始宗教中沟通天地的神器,璧很可能是财富的标志物。琮是良渚文化玉器中体积最大、制作及雕刻最精的玉器。198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位于杭州市余杭县雉山村南侧的反山墓地,发现了距今5000年左右的良渚文化贵族墓葬11座,出土了一件最大的玉琮,高8.8厘米,孔径4.9厘米,外径17.6厘米,重6.5千克,是迄今发现的“玉琮之王”。玉琮嫩白略带浅黄色,矮方柱体,孔小壁厚,俯视如璧形。
红山文化 是由距今五、六千年前活动在燕山以北、大凌河与辽河上游流域的部落集团创造的农业文化。红山文化全面反映了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征和内涵。其后,在邻近地区发现有与赤峰红山遗址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特征的诸遗址,统称为红山文化。迄今已发现并确定属于这个文化系统的遗址,遍布在辽宁西部地区的几近千处。
位于辽宁省凌源县境内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发现,特别是其中的“女神庙”、祭坛、“积石冢”等充分展示了我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的最高成就。专家们由此对中华文明起源史、中华古国史进行了新的思考:把中华文明起源史的研究,从4000年前提早到5000年前;把中华古国史的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大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
女神庙全长约22米,宽约2~9米,主体建筑长18.4米,系一半地穴式建筑遗存。庙为多室组成,主室为圆形,左右各有一圆形侧室。主室北部为一近方形室,南部似有三室相连,成一横长室,左右对称,主次分明,布局严谨而又有所变化。这种建筑格局,作为中国建筑的传统延续了几千年,已可追溯到此。
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有关夏代年代学的研究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九五”期间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这一项目在1995年秋开始筹备,1996年5月16日正式启动。经过多学科的200位专家5年来的集体努力,目前已经达到计划预定的目标。2000年9月15日,在科技部组织召开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验收会”上,断代工程顺利通过了由有关专家学者组成的验收组进行的验收。《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正式出版。
夏代年代学研究主要遵循两条途径,一是文献中对于夏年的记载,二是对夏文化探讨的主要对象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以及二里头文化进行测年,同时参照文献中有关天象记录的推算。
夏代基本年代框架的估定包括两点:一是夏商分界,二是夏代始年。关于夏代始年的推定,“工程”主要是依据文献中有关夏代积年记载的研究,并参考天文推算的结果及相关的测年数据。
关于夏文化的上限,学术界主要有二里头文化一期、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两种意见。新砦二期遗存的确认,已将二里头文化一期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紧密衔接起来。以公元前1600年为商代始年上推471年,则夏代始年为公元前2071年,基本落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第二段(公元前2132~前2030年)范围之内。现暂以公元前2070年作为夏的始年。
(一)埃及
埃及文明起源以尼罗河为依托。尼罗河是一条狭长条带状的通道,其间没有破碎的地理单元,为交通和行洪提供畅通的孔道,人们在这条狭长的流域范围内依赖尼罗河定期泛滥而生存。尼罗河定期泛滥为埃及定居农业造就了高投入和高回报的生境,促使埃及社会的复杂化,表现为在公元前5000年,埃及出现的城镇政体,各自控制着泛滥平原的某一条带[1]。这种多元的地方中心并没有力的地理屏障,为建立统一的政体在地理环境上铺平道路。同时,狭小的生存空间,促使野心勃勃的地方统治者极力通过统一活动扩大自己的支撑区,导致统一集权机制的形成,终于在公元前3100-3000年,由上埃及国王孟尼斯实现统一,埃及文明形成。(二)两河流域
西亚地区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有两条大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河下游冲积平原受干旱少雨环境控制,充沛的两河水为灌溉农业提供了唯一的生机。但实际上由于底格里斯河平时水位过低,汛期水位由过高,流速快,实难利用灌溉,所以聚落主要集中在幼发拉底流域。灌溉是当地的经济生活的命脉。
前5000年前后,乌贝德人疏浚幼发拉底河摆动故道成为运河,建立灌溉网络,客观上要求超出单个聚落等级之上的社会组织出现,社会复杂化,表现为聚落形态的复杂化——社会人口、聚落向中心聚落凝聚合并。当公元前4000纪中叶,这一凝聚过程完成时,伴随着周围聚落的消失,城市出现。这种城市包容着一个政治、经济和宗教中心,专业分工的市民居住在城墙内,发展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这就是所谓的城邦,与我们所说的“早期国家”有着重大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三大方面。
(1)“原始民主制”
因为灌溉体系是两河流域社会发展的根本命脉,早在史前时期原始农村公社阶段,灌溉权利就成为一种公社成员平等享受的生存权利。当外来移民加入两河社会,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人格、尊严和劳力来换取原住民公社所允许的灌溉使用权时,外来人就自动成为社会的下层[2]。两河流域社会如此层级化,实质上是族群整体的等级化,而不是趋向与阶级分化的、少数统治者的集权化。所以,当城市凝聚成功后,原上层农村公社成员带着他们的灌溉权成为市民,而少数军事领导精英在政治、宗教和经济上的特权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城邦的政治生活当然是以大家族族长为代表的、体现全体市民意愿的“原始民主制”。所以,两河的城邦,究其本质乃是“等级化家族公社式的城堡政体”,同以早王朝、埃及古王朝为代表的早期阶级国家有着重大的区别。所以城邦是否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早期国家的一种形态之一,值得三思!
(2)政体的碎裂化
幼发拉底河流域内的小区域有地理破碎的局限,因此形成的多元政体同样也是碎裂化的——城邦——各城市控制自己周围的一小片地区,未能马上形成尼罗河那样的集权性政治大一统。另一方面,“等级化家族公社式的城堡政体”脱胎于原始农村公社民主制,从本质上抑制了集权的发展,因而不可能形成政治大一统,政治格局必定是碎裂化的。
(3)王权的晚出
直到公元前2900-2400年前后早王朝时期,占有肥水良田的大家族,不断从败落家族手中买进土地,经济的壮大成为他们政治上壮大的后盾,形成社会的巨富贵族领导层,真正阶级分化意义的社会转变才正式出现,奠定了王权确立的基础。这才是真正意义的早期国家。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国家的出现的根本动因是大家族靠买进土地而实现,颇有封建主义色彩。
公元前2371-2316年,出自闪米特语系族群的萨根,利用宗教和正规常备军,开始征服各城邦的战争,或因其旧政,或委派官吏,彻底打破旧的城邦各自为政的体制,形成统一的、扼守欧亚、亚非大陆交通咽喉的贸易帝国。
一个世纪以后,苏美尔人建立的大帝国被扎格罗斯人建立的乌尔第三王朝所取代。
两河流域文明起源采取的是类似苏秉琦先生所谓的“续生型”模式[3],从城邦到早王朝,从苏美尔文明的大帝国到乌尔第三王朝的过渡,都不是同一族群、文化、社会、甚至文明进程的自然演化,而是中断后的一个完全不同的后续。是“一串腊肠、粉肠相串联的香肠模式”。
(三)印度河流域
公元前2600-1900年,今巴基斯坦和印度西部出现了“城市文明”,覆盖250,000平方英里的土地。城市规划正规严谨,是经济和政治中心,出现统一的文字、神话、象征符号等,但缺乏战争征服的迹象,似乎是贸易和政治联盟。城墙有可能有防洪功能。Jonathan Mark Kenoyer等认为这些城市可能是城邦,既不是酋邦,也不是受国王或任何集权把头的控制。商人、地主和宗教领袖等精英构成聚落的领导层[4]。宗教服务于维系城市的各种社群。
公元前1900年以降后600年间,由于河流的改道,贸易路线的废弃,原先的贸易-政治联盟的文明被轻而易举地侵蚀而衰落,文明中心向今印度北部的恒河流域。这时印度-雅利安人从礼教、语言和文化方面全面取代原生文明。
印度河谷文明的全貌远没有弄清,就目前的资料看,也可能是一种“续生型”模式[5]。(四)中国文明的特色
中国文明起源是以黄河、长江、辽河三大流域为单独发展基础,在多样性的生态环境里造就了不同文化选择的文明起源多元中心。各中心社会复杂化的具体机制不尽相同,北方半干旱半湿润地区,灌溉水利工程大约是社会复杂化的机制,处于亚热带湿润气候带的长江流域则以洪水控制体系为社会分层的机制。不论南北地区,由于社会内部分层由来已久,加上中国文明起源主要集中在东部二级台阶以下的平原地区,实际无大的地理阻隔和大的破碎地理单元,政体倾向于至少在文化区内的集权化。所以,中国文明过程更趋向于从酋邦社会向成熟的早期国家过渡,不大有机会进入到两河流域式的“原始民主制”城邦。
中国位于亚洲东部,面向太平洋,背倚欧亚大陆,幅员辽阔,发展空间绝对比尼罗河和两河流域要宽广的多。因而中国的文明模式更容易倾向于中心辐射型,而不是埃及和两河香肠式的模式。
中国历来以农业为经济基础命脉,贸易在古代一直未能占领社会经济主体的地位。因此中国文明进程中,“城市革命”可能不是最首要的。因此中国缺乏形成古印度“城市文明”的土壤。
随着龙山时代尧、舜、禹酋邦在黄河从黄土高原向华北大平原跌落的出口上稳稳地站住脚跟后,黄河在此无法随意摆动又给黄河中游带来可预测的丰富的水利。这个文明起源的中心之一,选择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稳步前进。而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下游良渚文化和早先的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因选择了非可持续发展道路而先后崩溃或原地踏步,最终促成以黄河中游一枝独秀的局面形成。中国文明一体化进程正式启动,中国文明蛛网式核心辐射型模式诞生。
中原文明核心形成后,采纳大河文化心态,汇聚千流,吸纳百川,使中原文化具有水一样优良的融合性、渗透性。开禹贡九道,将原各文明起源中心的优秀精华吸纳于中原,集四方成就之大成,方使中国文明生生不熄。禹贡九州的分划、五服、九牧、十八岳的官僚体制充分显示出中原文明核心辐辏八方的外交型行政管理手段,同埃及内向型官僚体制迥然不同。
中国文明起源地区的生态环境的多样化,造就了文明起源的多元性;一体化后又长期地充分保留了地方文化的多样性,从文化、政治、宗教、思想、哲学等诸多方面为文明核心源源不断地提供多样化的养分,以保持中国文明经久不衰的生命力,这是埃及、两河甚至印度所缺乏的,这也正是中国文明这个唯一一个从诞生之日至今从未被打断的文明成功的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