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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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原因

1、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契机。

2、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与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相类似。

3、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发展社会主义。

二、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原因

1、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确立的历史必然性。

2、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为中国人民争取独立、解放的伟大斗争开辟了通向胜利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名称由来

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1920年9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的《对于时局之我见》一文中,曾称“吾党”为“社会党”,后来才改称为“共产党”。

最早提出“中国共产党”这一名称的是蔡和森。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正在留法勤工俭学的他,在给毛泽东写的两封信中,详细地研讨了共产党问题,提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他在对西欧各国共产党特别是俄国共产党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建党步骤,其中包括“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在此前后,陈独秀在上海,李大钊、张申府在北京也通过信函讨论了党的名称问题,决定采用“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

夏令才
2015-05-16 · TA获得超过8.8万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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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国的近代史是中国人民屈辱的血泪史,也是中华民族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抗争史,在苦难的日子里,中国的知识分子时时刻刻都在思考着救国之路,那么,为什么最后中国人民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呢?这是中国人民经过实践作出的历史性的选择。
  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证明了农民阶级领导的革命不能救中国。
  百日维新和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了不触动封建统治根基的改良运动不能救中国。
  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不能救中国。
  最后能够在苦难和黑暗中拯救中国的就只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了,最终中国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是实践和历史必然的结果。

  2.五四时期各种社会思潮纷至沓来,错综复杂。但百川归海,在各种思潮的相互比较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进而取得了主导地位。在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的今天,重温这段历史,探讨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指导思想的历史必然性,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而且对我们今天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广泛传播并迅速地扎根,是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先锋与桥梁作用分不开的。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之所以能选择马克思主义,不仅是近代以降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最终必然结果,而且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及其斗争的实践需要,更是当时国内外时代背景下中国思想界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弊端进行反思的正确抉择。

  3.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到了自己的旗帜上,成为了一个以马列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党,中国共产党靠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终于赢得了革命的胜利。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攻击资本主义制度的,可最终却没能被西方的无产阶级所接受。那么,为什么会在中国这个封建社会大展拳脚呢?

  我认为可以归那为五点:

  1. 中国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必须拔除;

  中国社会封建历史过长,中国人思想里的封建意识太牢固,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们就开始寻求中国新的出路,进行了多次革命,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根除封建,不但要根除封建的社会形态,还要根除中国人的封建意识。当时的中国必须要有彻底的革命,那些没能甚至不敢触碰封建根基的改良运动、旧式农民起义是行不通的。因此,中国的先进分子必将继续寻求新的革命为中国来寻找出路。

  2.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行不通;

  上述提到的改良运动与农民起义就是在学习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试图按图索骥,依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来改造中国,把中国富强的希望寄托于实行和发展资本主义。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到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以至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也曾在大陆搞资本主义二十几年,其结果大家有目共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依旧没有改变。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加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弊端与矛盾。因此,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

  3.“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来是与当时全局的客观形式、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经过不断地求索和鉴别,逐渐摆脱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思潮的影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率先举起了马克思主义旗帜,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十月革命促使了一部分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产生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曾说:“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倒下去了,有些人觉悟过来了,有些人正在换脑筋。”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这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最主要的贡献,就是为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联系了中国当时的社会实际特性把纯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运用到革命中去。

  4.五四运动的进一步推动;

  五四运动前,还有很多先进分子并不能对马克思主义给予肯定,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才在中国传播开来的。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进行了反帝反封建,同时,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结合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使得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

  5. 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其独特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民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地位,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而主要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社会主义提倡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不断扩大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平等,避免两极分化。我们的社会主义,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通过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是历史上的革命家为中国选择的一条明智正确之路。虽然在这条道路上洒下了无数革命先驱的血泪,如今看来,那场革命已取得了完美胜利。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还有很长,带着祖先们的血泪我们新一代必将走得更远,也必须走得更远……

  4.其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契机。就历史发展境遇而言,俄国和中国有着相似的特征,虽然俄国搭上了近代工业革命的末班车。一战期间,俄国陷入了战争的泥潭。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把俄国从战争的泥潭中解放出来,从而给正在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国的志士仁人开辟了一条新路。于是,在“五四”运动后期,以李大钊和陈独秀为代表的一部分中国人,便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开始在九州大地生根发芽儿。在新文化运动中,各种救国思潮可谓风云际会,各领风骚。然而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就和俄国革命的胜利以及中国人实用主义的思维模式是分不开的。俄国人的胜利让中国人感到马克思主义的可行性,尽管国人并没有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究竟为何物。可以说,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更多地带有工具的色彩,仅仅是各种救国方案中一个而已。

  其二,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现实以及中国人的“双重超越”理想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近代以来,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面对落后的实际,变法,无论大变还是小变,成了中国人的主旋律。当时,中国可参考的模式只有欧美资本主义。但是,中国的志士仁人们很快就意识到资本主义同样面临着许多弊病,因此中国不仅要克服传统中的顽疾,还要超越资本主义。只有完成“双重超越”,才能赶上世界的步伐。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可谓不深刻、不透彻。尽管其尚未在实践的基础上取得成功,但是在理念领域它又描绘了一个“大同世界”。这个“大同”的理念迎合了中国人的口味儿,也使得它较其它资产阶级式的救国模式更容易为国人所接受。

  其三,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与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相类似。在中西文化比较领域,这样一个命题基本上已被学界认同,即西方文化是主客二分的,而中国文化则是浑然一体的。随着现代化的到来,西方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受到了内在的挑战。反思的结果就是从“主客二分”到“主客不分”的转变,克尔凯克尔、尼采、柏格森等人的思想就是这种转变的产物。马克思运用科学的归纳方法来考察人类历史,从而发现了历史的规律,沟通了主客之间的鸿沟,真正凸现了人的主体意义,为人的自我实现找到了科学的道路。这种模式与中国传统中的“知行合一”极其类似,而其现实性(表现为合科学性和规律性)和中国的“重现世”的思维模式则不谋而合。所以,在极其紧迫的年代里,中国人迫不及待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其四,中国特色赋予马克思主义以内在的生机与活力。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不等于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机械式的教条,也只有“活学活用”,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充满生机。在革命年代,假如没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的“改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就很难想象;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也就没有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勃勃生机。在这里,就有一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关系问题。一方面,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只有符合本地的生活习惯、思维习惯、风俗习惯等,才有存在并发展的可能;另一方面,本土文化也只有接受马克思主义,才能站在时代的高度来审视自己,以求得枯木开花。

  其五,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发展社会主义。随着中国的发展,本土文化意识的回归也越来越强烈。在这样的历史方位,立场决定视野,全面接轨才能实现“双赢”。现在一部分人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把本土文化当成沉睡的过去,或者干脆标上“封建主义”的标签而永不叙用。岂不知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具体的,而在马克思本人那里,阶级斗争也不过是工人阶级争取权利的手段而已,并不具备目的的意义。马克思本人也并不是有意制造阶级对立,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消除对立,实现阶级之上的和平共处。遍观我国当下的实际,阶级斗争已经成了历史的一部分,轰轰烈烈的革命时代也成为过去。因此,只有摒弃斗争思维,立足于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促使马克思主义全面与本土文化接轨,才是“双赢”的出路。

  可以看出,中国的现代化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就少了现代化的标尺,就失去了现代化的目标和方向。同样,中国的现代化也不能没有本土文化。抛弃本土文化,马克思主义就失去了内在的生机和活力,中国的现代化也终将不可能实现。至于二者孰主孰副,我们大可把视野放的长远一些,让历史和人民来决定。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d5b0d70100gwr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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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这是因为:
1、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状况不允许走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从19世纪下半期开始萌芽,但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始终没有发展为独立的力量.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未完全断绝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系,在政治上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和力量,他们所具有的软弱性、动摇性,决定了没有彻底推翻封建统治、推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能力,只能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来寻求生存和发展.中国没能发展成独立的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状况并没有因国民党的执政而改变.国民党取得政权后,既没有兑现它所许诺的“平均地权”,也没实现它所声称的“发展民族工商业”,倒是依附于帝国主义、具有封建性的官僚资本和“四大家族”聚敛了大量财富,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对国民党政权的完全失望,使中国的普通民众和知识界坚定地站在了中国共产党一边.民主党派纷纷明确表态支持中国共产党改造旧中国、开辟新道路的政治、经济主张.甚至连主张第三条道路的知识分子也不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得到了工农大众的支持,得到了知识分子的赞同,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拥护.
2、时代条件和国际环境的新特点促使中国人民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正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中国要完成近代以来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必须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毛泽东同志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的目的,就是要占领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资源,使中国保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状况.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决定了中国要选择社会主义道路.20世纪30年代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引发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政治、信仰恐慌,使得资本主义的吸引力不断下降.而当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蒸蒸日上.经济建设取得辉煌成就.在经济危机打击下,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对华经济掠夺,日本更是悍然发动侵华战争.民族危机促使人们寻找新的出路.社会主义苏联为中国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制度选择和新的社会样板.因此,走俄国人的路,成为许多先进分子的共识.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力迅速扩大,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3、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决定了中国必然走社会主义道路.
从中国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特性来看,农民阶级是民主革命的最大力量,但由于他们的经济和文化条件而带有分散性和某些落后性;民族资产阶级有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强烈愿望,但由于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和能力;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先进、最革命、最有组织性的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天然领导阶级.因此,中国的民主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而没有其他哪个政治力量能够提出正确的纲领,团结一切进步力量,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问题,解决中国实现人民民主和维护国家统一的问题.无产阶级作为领导阶级,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者,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后,必然要把这一革命引向社会主义方向.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在这两个阶段中间,“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就决定了中国必然走社会主义道路.
综上所述,中国之所以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不是由哪一个政党、哪一部分人的主观意愿决定的,而是中国人民包括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人士共同作出的选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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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世界历史深入发展的结果。 一方面,落后国家跳跃性发展的可能来源于文明的相互借鉴和效仿。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由于交往的局限性,使每个民族都在走着自己孤立的发展道路。文明的创造在每个地方都是单独进行的,因而尽管人们每天都在重新发明和发现,但创新往往是重复别人已经走过的艰辛之路。世界性的交往和竞争,不但使文明的成果得以普遍交流,而且也使各个民族或国家可以在科学技术、经济生产、甚至政治制度上,直接借鉴已有的文明成果,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发展方式。这样,在世界历史形成之后,跳跃性发展就成为历史的一个常
规和普遍的现象。避免重复和少走弯路正是后起国家能够很快赶上和超过先进国家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还同两极性的世界分工密切相关。两极性的世界分工也是世界历史的产物,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发展的直接结果。虽然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世界日益走向整体化,但各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在整体化的过程中往往表现出不平衡性。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先发优势对落后国家进行剥削和掠夺,从而造成了世界性的两极分化,使落后国家依附于先进国家,使殖民地依附于宗主国。两极性的世界分工为落后国家实现跨越发展提供了必要性。由于在资本主义世界分工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落后国家不可能通过资本主义道路来富强自己,这就促使它们打破常规、另辟蹊径发展自己。这正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原因所在。
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自1840年开始,中国逐渐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民族灭亡的危险促使许多有志之士向西方寻求真理,幻想通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来富强中国。但当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刚刚开始起步时,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相继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和争夺海外殖民地具有了特殊重要的意义,所以,帝国主义列强极力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控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限制其民族经济的发展,以保证它的投资场所和对落后国家的掠夺。这样,当中国刚刚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时,它充分发展的可能性就已经消失。正因如此,在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始终处在艰难的境地,民族工业的发展既是缓慢的,又是残缺不全的,中国一直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既然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不通,那么社会主义就是必然的选择。社会主义运动的广泛发展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摆脱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体系,发展民族经济提供了新的参照系。在借鉴其他国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而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实现了历史发展的飞跃。邓小平同志在概括中国这段历史发展过程时指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我们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由此可见,世界历史理论为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合理解释:不是某些人或某个党派的主观意愿,而是世界历史的文明借鉴和两极分工,才使中国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义无反顾地走向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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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世界历史深入发展的结果。 一方面,落后国家跳跃性发展的可能来源于文明的相互借鉴和效仿。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由于交往的局限性,使每个民族都在走着自己孤立的发展道路。文明的创造在每个地方都是单独进行的,因而尽管人们每天都在重新发明和发现,但创新往往是重复别人已经走过的艰辛之路。世界性的交往和竞争,不但使文明的成果得以普遍交流,而且也使各个民族或国家可以在科学技术、经济生产、甚至政治制度上,直接借鉴已有的文明成果,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发展方式。这样,在世界历史形成之后,跳跃性发展就成为历史的一个常
规和普遍的现象。避免重复和少走弯路正是后起国家能够很快赶上和超过先进国家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还同两极性的世界分工密切相关。两极性的世界分工也是世界历史的产物,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发展的直接结果。虽然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世界日益走向整体化,但各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在整体化的过程中往往表现出不平衡性。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先发优势对落后国家进行剥削和掠夺,从而造成了世界性的两极分化,使落后国家依附于先进国家,使殖民地依附于宗主国。两极性的世界分工为落后国家实现跨越发展提供了必要性。由于在资本主义世界分工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落后国家不可能通过资本主义道路来富强自己,这就促使它们打破常规、另辟蹊径发展自己。这正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原因所在。
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自1840年开始,中国逐渐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民族灭亡的危险促使许多有志之士向西方寻求真理,幻想通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来富强中国。但当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刚刚开始起步时,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相继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和争夺海外殖民地具有了特殊重要的意义,所以,帝国主义列强极力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控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限制其民族经济的发展,以保证它的投资场所和对落后国家的掠夺。这样,当中国刚刚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时,它充分发展的可能性就已经消失。正因如此,在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始终处在艰难的境地,民族工业的发展既是缓慢的,又是残缺不全的,中国一直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既然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不通,那么社会主义就是必然的选择。社会主义运动的广泛发展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摆脱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体系,发展民族经济提供了新的参照系。在借鉴其他国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而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实现了历史发展的飞跃。邓小平同志在概括中国这段历史发展过程时指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我们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由此可见,世界历史理论为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合理解释:不是某些人或某个党派的主观意愿,而是世界历史的文明借鉴和两极分工,才使中国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义无反顾地走向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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