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起义的起义过程
辛亥年(1911年)。这一年的春天(3月29日),他领导了广州起义;这一年的秋天(10月10日),他领导了武昌起义。这两次起义大有犁庭扫穴的作用,彻底动摇了满清王朝276年的专制根基。
广州一役,两广总督张鸣岐于事前已有警觉,一时间侦骑四出,全城布控;再加上胆小鬼周来苏害怕海关盘查,竟然将好不容易从日本购得的七十余支精良步枪全部扔入近海里,造成武器弹药匮乏,革命形势遂急转直下,不容乐观。局面如此严峻,多数同志主张将起义展期举行,而其中不乏临战退缩的懦夫孱头,如胡毅生、姚雨平等辈。黄兴见军心动摇,士气低落,不禁怒形于色,当即作了四条宣告:
一、吾党荟萃全力而谋此举,稍存畏惧何以起事?
二、一部分军火历经艰难险阻已运抵城南,不但不能运返,倘一不慎,足以殃及无辜;
三、华侨捐献,寄希望于广州发难,如有始无终,形同欺骗,不能见谅;
四、一切作战计划业已完成,时间迫急,不战而退,何以立威信于将来?对革命影响至大且巨!
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不少人都拍屁股走了,剩下一群热血之士——赵声、林觉民、喻培伦等百余人,虽明知敌众我寡,黄兴仍率领着他们,决心拼死一战,不惜血洒羊城。至于胜败之数,就毋待蓍龟了。
曾有人说,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纯属盲动,以弱力撄强锋,从而使革命精英(他们差不多个个都是将相之才)一战而烬。黄兴本人徒有愚勇,仅凭一时血气贸然发动自杀性的起义,致使革命阵营蒙受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在这件事上,黄兴容或有误,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已准备好了,要以生命点燃革命之火!
且往乐观处多想想吧(后人也只能作如此想法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实数应为八十六人)发掘了中华民族的良心,弘扬了浩然正气,这种精神力量一旦为天下人所共识,其意义便远远大于一城一池的攻取。清朝末叶,民气日益委靡,老百姓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战,有此一役,国人不禁要扪心自问:何者为义?何者为勇?何者为雄?何者为烈?何者为国家?何者为私己?何者为民族?何者为个人?所有这些,何者为先?何者为后?他们受此雷鸣电震似的一激灵,也许会有五分钟的清醒,五分钟的活跃,五分钟之后,他们仍将安居于“铁屋”之中,归于酣睡,归于麻木。不论是“放血疗法”,还是“震惊疗法”,在这样的国民面前,又能有多少疗效?这真是令人既悲愤而又无可奈何的事情。白流的鲜血都被雨打风吹去了,再无痕迹,烈士的生命只好似在夜间擦亮了一根又一根火柴,身后仍是黑夜,仍是豺狼当道的荒野。正如鲁迅先生所感叹的,“夜正长,路也正长”,没办法,千百次血沃中原之后,寒凝的大地才能发出一星星春华。
黄兴在此役被子弹击断两根手指,流血满身,幸得女中豪杰徐宗汉(后成为黄兴的妻子)及时救助,才得生还。未等伤口愈合,黄兴便嘱宋教仁筹备了一个广州起义失败检讨会,他在会上慷慨陈词:
广州起义失败了,使我肝胆俱裂,五内俱焚,悲痛不能自已。……此役明知不可为而为者,迫于革命存亡绝续之交,战则虽败,革命精神不死,国魂光辉照耀古今,是所以坚持否决展期之说,宁死于战场,决不未战先溃。
黄兴就是这样,他曾自嘲为屡败屡战的“常败将军”,具有凌轹万古的劲气,是一条铁骨铮铮的汉子,即使被击倒一千次,只要还剩一口气,他就会挣扎着从血泊中第一千零一次爬起,他高昂的头颅决不会低下。完全可以这么说,恶势力只能消灭他的肉体,却无法战胜他的精神。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一直认为,在珠江流域开展革命活动是为上策;黄兴则把目光北移至长江中、下游,更看好这一流域的革命资源,一旦攻克武昌或南京,即可震荡全国。他曾在寄赠好友谭人凤的一首诗中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怀锥不遇粤途穷,露布飞传蜀道通。
吴楚英豪戈指日,江湖侠气剑如虹。
能争汉上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
愧我年来频败北,马前趋拜敢称雄?
有人说,黄兴是上马杀贼、下马草檄的英雄;也有人说,黄兴只是半吊子的军事家,自他掌管兵枢以来,几乎无役不从,无役不败,这样吃败仗吃得太多了,自己都已惭愧得不行。作此酷评的人也不仔细想想,黄兴是在拿什么跟敌方拼斗,那样徒手搏虎,一回又一回,光是勇气,就够令人敬佩了。在武昌,作为民军总司令,黄兴指挥了几场鏖战,其中汉阳保卫战尤为惨烈,他以初成之军恶战北洋系大将冯国璋、段祺瑞等人统领的精练之卒,有赢有输,有胜有负,最终因为湘军第三协统领王隆中等将领不服从命令,擅离阵地,再加上新兵器械不够精良,作战经验不足,一而再、再而三地误事,汉阳宣告失守。所幸袁世凯暂时还不想将革命党赶尽杀绝,而要养敌自资,留着他们做筹码,因此他勒令两位前线大将见好就收。要不然,急于立功封侯的北洋军将领冯国璋早就挥师攻占了武昌城。
应该说,武昌起义的意义仍不在一城一池的得失,而在于它迅速形成的摧枯拉朽之势,影响所及,全国十一个省宣告独立。满清王朝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三分天下残存其一,即便是这三分之一,也已摇摇欲坠,垮台在即。然而,旧军官黎元洪福大命大,被一时间群龙无首(黄兴于起义后数日才抵达武汉)的起义军从藏匿的柴房里强拉出来,惊魂未定,即黄袍加身,被推戴为军政府鄂军大都督,这场革命自此开始变味。
广州黄花岗起义,又称广州三·二九之役。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槟榔屿召开会议,决定在广州发难。会后孙到美洲向华侨募款,黄兴则回香港主持军事。1911年1月底在香港跑马地成立统筹部,由黄兴、赵声分任正、副部长,下设出纳、秘书、储备、调度、交通、编制、调查、总务八课,各司其职。又在广州设立秘密机关三十八处,并组织“选锋”(敢死队)800人,由南洋华侨革命青年和国内闽、苏、皖、川、桂、粤各省抽调革命党人组成。建立统一的指挥部,由赵声、黄兴分任正、副总指挥。总指挥部设于越华街小东营5号。4月8日统筹部召集会议,决定13日起义,分兵十路攻城。不料开会当天发生同盟会员温生才枪杀广州将军孚琦事件,省城戒严,被迫改期。23日黄由香港到广州主持一切,因走漏风声,清两广总督张鸣岐严加戒备,黄被迫推迟起义日期,由赵率选锋300余人离省赴港暂避,以保存实力。事后黄得到情况,若再推迟起义时间,则更为被动,遂决定27日起义,因起义人数锐减,临时改为四路进攻。由黄兴、姚雨平、陈炯明、胡毅生各领一路,分别进攻督署、小北门、督练公所(今中山纪念堂所在地)、大南门。后陈、胡均未发动,姚因领不到枪械无法发动,只有黄一路孤军作战。4月27日(阴历三月二十七日)下午5时30分黄率选锋约130人,臂缠白巾,从小东营直奔督署,杀死管带金振邦,冲入内堂。张鸣岐闻变,潜入厚祥街逃到水师行台。黄等放火焚烧督署后退出,在东辕门外与李淮卫队相遇,互有伤亡。黄分三路突围,攻袭督练公所等处,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终因孤军作战,伤亡甚重,坚持一昼夜而失败。黄兴、朱执信等负伤后化装逃脱,喻培伦、方声洞、林觉民等86人死难。后由革命党人潘达微通过善堂出面,收殓烈士遗骸七十二具,葬于红花岗,改名黄花岗。故这次起义称为黄花岗起义。孙在美国芝加哥得悉起义失败,认为此役义军的“勇敢英烈”,为世界各国所“未曾有”,“革命之声威从此愈振,而人心更奋发矣”。称这次起义虽然失败,“然其影响世界各国实非常之大,而我海内外之同胞,无不以此而大生奋感”。1912年5月15日孙发表《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文》,说“寂寂黄花,离离宿草,出师未捷,埋恨千古”。1914年又说“第一次革命,虽由武昌起义,而实广东三月廿九之役为之先”。在《建国方略》中写道:“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1921年12月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中又说“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还为黄花岗纪功坊题写“浩气长存”四字。1924年5月2日又发表《祭黄花岗烈士文》,应邀出席岭南大学举行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说,号召学习烈士的志气,“我国家,为人民,为社会,为世界来服务”。“这种替众人来服务的新道德,就是世界上道德的新潮流”。 辛亥“三·二九”广州起义
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发动,黄兴率领革命党人攻打两广总督署,经过一昼夜激战,起义失败。烈士的遗骸被同盟会员潘达微冒着生命危险,收殓合葬在广州城外的黄花岗。故又称“黄花岗之役”。
2024-11-18 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