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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辛亥革命的反思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革命严重脱离社会大众
1919年5月发表的《药》,便是批评革命党人脱离民众的重要作品。作品中的革命者夏瑜,在清朝的狱中、屠刀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然而,故乡的人们对他的牺牲反应却十分冷淡:在古口亭口,人们伸长脖子,争先恐后“鉴赏”杀人的胜举;刑场上,农民华老栓捧着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钱去购买烈士的鲜血,作为给儿子治病的“良药”;小茶馆里,百无聊赖的茶客也把革命者的牺牲作为谈资。用鲁迅自己的话说就是:“《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捷地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
1921年开始发表的《阿Q正传》则是以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现实为背景,从乡村的角度反映了革命在农村缺少启蒙和宣传。未庄尽管地处革命中心之一的浙东,但革命的宣传基本没有波及到这里。在白举人来未庄之前,未庄人对革命一无所知,直到革命党人进城了,全村人心才摇动起来,但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却毫无知晓。阿Q由于曾在城里“观赏”过杀革命党人,算是未庄人中对革命党多少“知道”一点的人。阿Q嗅到了一点点革命的气息,开始萌发“造反”念头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去投革命党。可是“他生平所知道的革命党只有两个,城里的一个早已‘嚓’的杀掉了,现在只剩了一个假洋鬼子。”对于阿Q来说,只能投假洋鬼子了,而当阿Q被假洋鬼子的哭丧棒赶走,“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种种荒唐可笑的言行,显示了辛亥革命离一般群众是多么的遥远,特别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这也就决定了革命党人早早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
二、革命不彻底性
辛亥革命来的有些仓促,进行过程也是疾风骤雨式的,社会变革的程度和效果自然大打折扣。鲁迅在《阿Q正传》中就揭示了这种不彻底性。“未庄的人心日见其安静了。据传来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光复后的绍兴,尽管“满眼都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这些都说明了在这个新旧交替的过程中,有大量的旧势力混了进来。《阿Q正传》中被军政府拘捕的,有的因“举人老爷要迫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有的甚至“不知为了什么事”,便被带兵的老把总处决。同样说明了革命党人没有彻底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民国”仅成了一块“招牌”而已。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一样:辛亥革命爆发了,帝国变成民国,“上层的改变是不少了,无教育的农民,却还未得到一点什么新的有益的东西,依然是旧日的迷信,旧日的讹传,在拼命的救死和逃死中自速其死。”“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的中华民国。”中国人民并未改变奴役地位,中国社会仍在旧有生活轨道上运行,而这一切,“就是因为没有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也就是因为没有革命。”鲁迅先生用非常形象的笔墨展现出这一历史结论,并号召人民为实现更彻底的革命目标而奋斗。
三、革命党人蜕化
正当人们陶醉于辛亥革命暂时胜利的喜悦之中,鲁迅先生却敏锐地发现革命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不客气地指出:绍兴革命军中,“成群闲游者有之,互相斗殴者有之,宿娼寻欢者有之,捉赌私罚者有之。”面对这种腐败现象,鲁迅先生发出了“吾为中华民国前途危”的疾呼。在鲁迅看来,“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革命党人正是如此,为了反抗封建势力的压迫,他们投身革命。但一旦社会地位发生转化,相当一部分人便停下前进步伐,另一些人则立即蜕化成新官僚政客。鲁迅的老朋友王金发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王金发们的蜕变遭到了鲁迅的严肃批评。武昌起义后不久,王金发领导了杭州起义,并带兵进驻绍兴,解散封建势力所把持的军政府,逮捕密告秋瑾的章介眉,推行一些革命措施,颇有一点新气象。但是他马上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人所包围。”大做起都督来,在他身边的“绅士以至于庶民,又用了祖传的捧法群起而捧之了。这个拜会,那个恭维,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连自己也忘乎所以,结果是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当一些进步师生办报纸批评王金发时,他竟扣压学校经费,并以手枪相威胁,进而捣毁报馆,镇压学生。这种情况在绍兴如此,在全国其他地方亦很普遍。由于革命党人自己的蜕化,革命的果实自然不能长久持有。鲁迅在《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中告诫人们,不要像王金发那样“小有胜利,就陶醉在凯歌声中
一、革命严重脱离社会大众
1919年5月发表的《药》,便是批评革命党人脱离民众的重要作品。作品中的革命者夏瑜,在清朝的狱中、屠刀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然而,故乡的人们对他的牺牲反应却十分冷淡:在古口亭口,人们伸长脖子,争先恐后“鉴赏”杀人的胜举;刑场上,农民华老栓捧着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钱去购买烈士的鲜血,作为给儿子治病的“良药”;小茶馆里,百无聊赖的茶客也把革命者的牺牲作为谈资。用鲁迅自己的话说就是:“《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捷地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
1921年开始发表的《阿Q正传》则是以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现实为背景,从乡村的角度反映了革命在农村缺少启蒙和宣传。未庄尽管地处革命中心之一的浙东,但革命的宣传基本没有波及到这里。在白举人来未庄之前,未庄人对革命一无所知,直到革命党人进城了,全村人心才摇动起来,但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却毫无知晓。阿Q由于曾在城里“观赏”过杀革命党人,算是未庄人中对革命党多少“知道”一点的人。阿Q嗅到了一点点革命的气息,开始萌发“造反”念头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去投革命党。可是“他生平所知道的革命党只有两个,城里的一个早已‘嚓’的杀掉了,现在只剩了一个假洋鬼子。”对于阿Q来说,只能投假洋鬼子了,而当阿Q被假洋鬼子的哭丧棒赶走,“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种种荒唐可笑的言行,显示了辛亥革命离一般群众是多么的遥远,特别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这也就决定了革命党人早早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
二、革命不彻底性
辛亥革命来的有些仓促,进行过程也是疾风骤雨式的,社会变革的程度和效果自然大打折扣。鲁迅在《阿Q正传》中就揭示了这种不彻底性。“未庄的人心日见其安静了。据传来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光复后的绍兴,尽管“满眼都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这些都说明了在这个新旧交替的过程中,有大量的旧势力混了进来。《阿Q正传》中被军政府拘捕的,有的因“举人老爷要迫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有的甚至“不知为了什么事”,便被带兵的老把总处决。同样说明了革命党人没有彻底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民国”仅成了一块“招牌”而已。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一样:辛亥革命爆发了,帝国变成民国,“上层的改变是不少了,无教育的农民,却还未得到一点什么新的有益的东西,依然是旧日的迷信,旧日的讹传,在拼命的救死和逃死中自速其死。”“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的中华民国。”中国人民并未改变奴役地位,中国社会仍在旧有生活轨道上运行,而这一切,“就是因为没有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也就是因为没有革命。”鲁迅先生用非常形象的笔墨展现出这一历史结论,并号召人民为实现更彻底的革命目标而奋斗。
三、革命党人蜕化
正当人们陶醉于辛亥革命暂时胜利的喜悦之中,鲁迅先生却敏锐地发现革命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不客气地指出:绍兴革命军中,“成群闲游者有之,互相斗殴者有之,宿娼寻欢者有之,捉赌私罚者有之。”面对这种腐败现象,鲁迅先生发出了“吾为中华民国前途危”的疾呼。在鲁迅看来,“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革命党人正是如此,为了反抗封建势力的压迫,他们投身革命。但一旦社会地位发生转化,相当一部分人便停下前进步伐,另一些人则立即蜕化成新官僚政客。鲁迅的老朋友王金发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王金发们的蜕变遭到了鲁迅的严肃批评。武昌起义后不久,王金发领导了杭州起义,并带兵进驻绍兴,解散封建势力所把持的军政府,逮捕密告秋瑾的章介眉,推行一些革命措施,颇有一点新气象。但是他马上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人所包围。”大做起都督来,在他身边的“绅士以至于庶民,又用了祖传的捧法群起而捧之了。这个拜会,那个恭维,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连自己也忘乎所以,结果是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当一些进步师生办报纸批评王金发时,他竟扣压学校经费,并以手枪相威胁,进而捣毁报馆,镇压学生。这种情况在绍兴如此,在全国其他地方亦很普遍。由于革命党人自己的蜕化,革命的果实自然不能长久持有。鲁迅在《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中告诫人们,不要像王金发那样“小有胜利,就陶醉在凯歌声中
2023-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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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辛亥革命的反思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革命严重脱离社会大众
1919年5月发表的《药》,便是批评革命党人脱离民众的重要作品。作品中的革命者夏瑜,在清朝的狱中、屠刀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然而,故乡的人们对他的牺牲反应却十分冷淡:在古口亭口,人们伸长脖子,争先恐后“鉴赏”杀人的胜举;刑场上,农民华老栓捧着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钱去购买烈士的鲜血,作为给儿子治病的“良药”;小茶馆里,百无聊赖的茶客也把革命者的牺牲作为谈资。用鲁迅自己的话说就是:“《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捷地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
1921年开始发表的《阿Q正传》则是以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现实为背景,从乡村的角度反映了革命在农村缺少启蒙和宣传。未庄尽管地处革命中心之一的浙东,但革命的宣传基本没有波及到这里。在白举人来未庄之前,未庄人对革命一无所知,直到革命党人进城了,全村人心才摇动起来,但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却毫无知晓。阿Q由于曾在城里“观赏”过杀革命党人,算是未庄人中对革命党多少“知道”一点的人。阿Q嗅到了一点点革命的气息,开始萌发“造反”念头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去投革命党。可是“他生平所知道的革命党只有两个,城里的一个早已‘嚓’的杀掉了,现在只剩了一个假洋鬼子。”对于阿Q来说,只能投假洋鬼子了,而当阿Q被假洋鬼子的哭丧棒赶走,“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种种荒唐可笑的言行,显示了辛亥革命离一般群众是多么的遥远,特别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这也就决定了革命党人早早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
二、革命不彻底性
辛亥革命来的有些仓促,进行过程也是疾风骤雨式的,社会变革的程度和效果自然大打折扣。鲁迅在《阿Q正传》中就揭示了这种不彻底性。“未庄的人心日见其安静了。据传来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光复后的绍兴,尽管“满眼都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这些都说明了在这个新旧交替的过程中,有大量的旧势力混了进来。《阿Q正传》中被军政府拘捕的,有的因“举人老爷要迫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有的甚至“不知为了什么事”,便被带兵的老把总处决。同样说明了革命党人没有彻底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民国”仅成了一块“招牌”而已。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一样:辛亥革命爆发了,帝国变成民国,“上层的改变是不少了,无教育的农民,却还未得到一点什么新的有益的东西,依然是旧日的迷信,旧日的讹传,在拼命的救死和逃死中自速其死。”“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的中华民国。”中国人民并未改变奴役地位,中国社会仍在旧有生活轨道上运行,而这一切,“就是因为没有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也就是因为没有革命。”鲁迅先生用非常形象的笔墨展现出这一历史结论,并号召人民为实现更彻底的革命目标而奋斗。
三、革命党人蜕化
正当人们陶醉于辛亥革命暂时胜利的喜悦之中,鲁迅先生却敏锐地发现革命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不客气地指出:绍兴革命军中,“成群闲游者有之,互相斗殴者有之,宿娼寻欢者有之,捉赌私罚者有之。”面对这种腐败现象,鲁迅先生发出了“吾为中华民国前途危”的疾呼。在鲁迅看来,“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革命党人正是如此,为了反抗封建势力的压迫,他们投身革命。但一旦社会地位发生转化,相当一部分人便停下前进步伐,另一些人则立即蜕化成新官僚政客。鲁迅的老朋友王金发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王金发们的蜕变遭到了鲁迅的严肃批评。武昌起义后不久,王金发领导了杭州起义,并带兵进驻绍兴,解散封建势力所把持的军政府,逮捕密告秋瑾的章介眉,推行一些革命措施,颇有一点新气象。但是他马上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人所包围。”大做起都督来,在他身边的“绅士以至于庶民,又用了祖传的捧法群起而捧之了。这个拜会,那个恭维,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连自己也忘乎所以,结果是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当一些进步师生办报纸批评王金发时,他竟扣压学校经费,并以手枪相威胁,进而捣毁报馆,镇压学生。这种情况在绍兴如此,在全国其他地方亦很普遍。由于革命党人自己的蜕化,革命的果实自然不能长久持有。鲁迅在《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中告诫人们,不要像王金发那样“小有胜利,就陶醉在凯歌声中
一、革命严重脱离社会大众
1919年5月发表的《药》,便是批评革命党人脱离民众的重要作品。作品中的革命者夏瑜,在清朝的狱中、屠刀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然而,故乡的人们对他的牺牲反应却十分冷淡:在古口亭口,人们伸长脖子,争先恐后“鉴赏”杀人的胜举;刑场上,农民华老栓捧着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钱去购买烈士的鲜血,作为给儿子治病的“良药”;小茶馆里,百无聊赖的茶客也把革命者的牺牲作为谈资。用鲁迅自己的话说就是:“《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捷地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
1921年开始发表的《阿Q正传》则是以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现实为背景,从乡村的角度反映了革命在农村缺少启蒙和宣传。未庄尽管地处革命中心之一的浙东,但革命的宣传基本没有波及到这里。在白举人来未庄之前,未庄人对革命一无所知,直到革命党人进城了,全村人心才摇动起来,但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却毫无知晓。阿Q由于曾在城里“观赏”过杀革命党人,算是未庄人中对革命党多少“知道”一点的人。阿Q嗅到了一点点革命的气息,开始萌发“造反”念头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去投革命党。可是“他生平所知道的革命党只有两个,城里的一个早已‘嚓’的杀掉了,现在只剩了一个假洋鬼子。”对于阿Q来说,只能投假洋鬼子了,而当阿Q被假洋鬼子的哭丧棒赶走,“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种种荒唐可笑的言行,显示了辛亥革命离一般群众是多么的遥远,特别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这也就决定了革命党人早早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
二、革命不彻底性
辛亥革命来的有些仓促,进行过程也是疾风骤雨式的,社会变革的程度和效果自然大打折扣。鲁迅在《阿Q正传》中就揭示了这种不彻底性。“未庄的人心日见其安静了。据传来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光复后的绍兴,尽管“满眼都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这些都说明了在这个新旧交替的过程中,有大量的旧势力混了进来。《阿Q正传》中被军政府拘捕的,有的因“举人老爷要迫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有的甚至“不知为了什么事”,便被带兵的老把总处决。同样说明了革命党人没有彻底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民国”仅成了一块“招牌”而已。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一样:辛亥革命爆发了,帝国变成民国,“上层的改变是不少了,无教育的农民,却还未得到一点什么新的有益的东西,依然是旧日的迷信,旧日的讹传,在拼命的救死和逃死中自速其死。”“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的中华民国。”中国人民并未改变奴役地位,中国社会仍在旧有生活轨道上运行,而这一切,“就是因为没有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也就是因为没有革命。”鲁迅先生用非常形象的笔墨展现出这一历史结论,并号召人民为实现更彻底的革命目标而奋斗。
三、革命党人蜕化
正当人们陶醉于辛亥革命暂时胜利的喜悦之中,鲁迅先生却敏锐地发现革命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不客气地指出:绍兴革命军中,“成群闲游者有之,互相斗殴者有之,宿娼寻欢者有之,捉赌私罚者有之。”面对这种腐败现象,鲁迅先生发出了“吾为中华民国前途危”的疾呼。在鲁迅看来,“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革命党人正是如此,为了反抗封建势力的压迫,他们投身革命。但一旦社会地位发生转化,相当一部分人便停下前进步伐,另一些人则立即蜕化成新官僚政客。鲁迅的老朋友王金发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王金发们的蜕变遭到了鲁迅的严肃批评。武昌起义后不久,王金发领导了杭州起义,并带兵进驻绍兴,解散封建势力所把持的军政府,逮捕密告秋瑾的章介眉,推行一些革命措施,颇有一点新气象。但是他马上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人所包围。”大做起都督来,在他身边的“绅士以至于庶民,又用了祖传的捧法群起而捧之了。这个拜会,那个恭维,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连自己也忘乎所以,结果是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当一些进步师生办报纸批评王金发时,他竟扣压学校经费,并以手枪相威胁,进而捣毁报馆,镇压学生。这种情况在绍兴如此,在全国其他地方亦很普遍。由于革命党人自己的蜕化,革命的果实自然不能长久持有。鲁迅在《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中告诫人们,不要像王金发那样“小有胜利,就陶醉在凯歌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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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阿Q正传》看,最能反映鲁迅对革命的评价。
阿Q不知道革命究竟是什么,只是认为革命就是和发财挂钩,这反映了辛亥革命的片面性和局限,就是老百姓并不知道革命究竟意味着什么,从而使得革命缺少了民间基础,使得百姓的支持具有盲目性,所以,鲁迅认为辛亥革命实际上是失败的,因为只是赶走了一个皇帝,里面没有变化,科学和民主还是处于被劫持的状态中。这在《范爱农》这篇小说中也有反映。
阿Q不知道革命究竟是什么,只是认为革命就是和发财挂钩,这反映了辛亥革命的片面性和局限,就是老百姓并不知道革命究竟意味着什么,从而使得革命缺少了民间基础,使得百姓的支持具有盲目性,所以,鲁迅认为辛亥革命实际上是失败的,因为只是赶走了一个皇帝,里面没有变化,科学和民主还是处于被劫持的状态中。这在《范爱农》这篇小说中也有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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