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蜀双方的联合，单单是因为有曹魏的存在吗？
这个问题应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赤壁之战时期，曹操大军杀到，刘备和孙权为了自保进行联盟，因此称之为联吴抗曹和联刘抗曹，基本上都是一个意思。
以单一的力量无法与曹操抗衡，只能进行联手，才可以生存下来。
形成三足鼎立之后，刘备翅膀硬了，从力量上也已经形成了对曹操的威胁，随着赤壁之战之后，刘孙双方因利益的问题，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随着关羽被暗算之后，联盟基本上破裂。
随着刘备伐吴失败之后，在白帝城养病，蜀、吴又逐渐恢复了联盟。
《蜀书·先主传》载：“孙权闻先主住白帝，甚怯，遣使请和。先主许之，遣太中大夫宗玮报命。”《吴书·吴主传》亦载：“十二月，权使太中大夫郑泉聘刘备于白帝，始复通也。”
这一年是公元222年，在蜀汉为章武二年，在吴为黄武元年。
次年，刘备死后，孙权还派人吊刘备之丧。韦昭的《吴书》载：“权遣立信都尉冯熙聘于蜀，吊备丧也。”
孙刘关系开始缓和，但孙权仍与曹魏通使。《吴书·吴主传》在叙述郑泉聘蜀一事后说到，
“然犹与魏文帝相往来，至后年乃绝”。
韦昭的《吴书》中也说到，冯熙使蜀后，又出使曹魏，最后死于曹魏。因此，这期间吴蜀通使，只是实现了关系的缓和，并未恢复联盟关系。此时，魏蜀吴三国的关系实际上处于一种非常微妙的状态。诸葛亮也看到了这种状态。《蜀书·邓芝传》载：
“丞相诸葛亮深虑权闻先主殂陨，恐有异计，未知所如。”
就是在这种状态下，诸葛亮开始致力于蜀吴联盟关系的恢复。
蜀汉建兴元年（223年），诸葛亮派邓芝出使江东。邓芝刚到江东时，孙权并没有及时接见。正如诸葛亮所忧虑的，“权果狐疑，不时见芝”。邓芝给孙权写信，表示此行“亦欲为吴，非徒为蜀也”，孙权这才接见。《蜀书·邓芝传》把为何需要吴蜀联盟，说得非常清楚：
权召见了邓芝，对邓芝曰：
“孤诚愿与蜀和亲，然恐蜀主幼弱，国小势逼，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犹豫耳。”
芝对曰：
“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质于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内侍，若不从命，则奉辞伐叛，蜀必顺流见可而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
权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绝魏，与蜀连和，遣张温报聘于蜀。
邓芝用以说服孙权“与蜀连和”的道理，主要还是形势与利害的分析。吴蜀双方，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双方恢复联盟，进可以兼并天下（消灭曹魏），退可以鼎足而立（各自保全）。共同对抗强大的曹魏，仍是联盟的现实基础。
另一方面，吴与曹联盟本身是一个不平等关系，类似臣服于曹魏，孙权也感到很不爽。夷陵之战前，孙权正式投降曹魏，曹丕封他为吴王，以大将军使持节督交州，领荆州牧，并将荆州和扬州在江南的八郡全都划为荆州
降曹一事已成为他政治上的心病。在江东内部，孙权都觉得
“低屈之趣，诸君似未之尽”
在联盟间，这更是一件尴尬的事。他与曹操本为姻亲，却以骂曹操为“汉贼”而与之公开决裂，跟刘备结盟抗曹；后又降曹称藩，接受曹魏的封爵，而与刘备对抗；现在，又背弃曹魏，转而与蜀汉恢复联盟。
孙权再次背曹时，曹丕便在给他的信中以
“埋而掘之，古人之所耻”
指责孙权在政治上反复无常。吴蜀双方虽以利害上的考虑而再次走到一起，但回头面对那段经历，总是一件尴尬的事。因为这攸关政治名分，也攸关联盟间的信用。
加上孙权也想称帝，如果与曹魏保持联盟关系，想称帝几乎不太可能，立马就会被打脸，而反过来与蜀汉结盟，则可以被认可。
蜀汉建兴七年（吴黄龙元年，229年），孙权称帝。《汉晋春秋》载：
是岁，孙权称尊号，其群臣以并尊二帝来告。议者咸以为交之无益，而名体弗顺，宜显明正义，绝其盟好。
孙权称帝，并告知蜀汉方面，希望并尊二帝。这事抛给蜀汉方面一个政治难题。如果蜀汉不承认孙权的帝号，以维护蜀汉帝业的核心论述——汉室仍享有天命，天下仍是汉室的天下，蜀汉是汉室的继承者——这势必会影响联盟关系，联盟可能就此终止；如果为维持联盟而承认孙权的帝号，蜀汉帝业的核心论述却可能因此而被动摇。“议者咸以为交之无益”，从上一年东、西战场上的情形看，这当然不是平允之论。蜀汉的群臣们面临了一种两难的局面。
诸葛亮对此事的认识是：
“权有僭逆之心久矣，国家所以略其衅情者，求掎角之援也。”
如果拒不承认孙权的帝号，联盟势必破裂，东西方将再次对立，要完成复兴汉室的事业，就只有先灭江东，再谋曹魏；而江东贤才尚多，将相和穆，非一朝可定；东西对峙，也会分散蜀汉的力量。若应权通变，维持与江东的联盟，孙权积极北伐自是最好；就算孙权不积极北伐，也能牵制曹魏在淮南的兵力，蜀汉也没有东顾之忧，这也有利于蜀汉的北伐事业。
诸葛亮主张维持联盟。但在政治上如何定性孙权称帝呢？诸葛亮也认为孙权称帝确属僭逆，但出于“应权通变”，对孙权“略其衅情”，以使蜀汉的北伐事业获得“掎角之援”。待到消灭曹魏之后，再来处理孙权的问题。这与邓芝使吴时在此问题上表现的立场是一致的。
诸葛亮最后的裁示是，“权僭之罪，未宜明也。”这实际上是一种内外有别的处理方式。就是在蜀汉集团内部认定孙权称帝确属僭逆，这意味着蜀汉在事实上不承认孙权的帝号；但在联盟间又不公开否认，暂时搁置这个问题，以后再解决。
当然，仔细追究起来，还是因为曹魏的存在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