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发展对象的背景

Answer 1

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过程

文艺天地—宁文英

原创
2021-11-21 15:09

文/马家骏

俄罗斯文学是伴随着罗斯国家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的。古代到18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是19世纪俄罗斯的文学的先驱。古代俄罗斯的口头文学、勇歌、《俄罗斯编年序史》，12世纪时世界著名的《伊戈尔远征记》，13到17世纪的故事、18世纪杰出作家罗蒙诺索夫、冯维辛、杰尔查文、拉季谢夫、卡拉姆辛的创作都放射出异样的光彩，成为俄罗斯文化的骄傲。

19世纪俄罗斯文学继承了过去文学的传统，真实地反映了俄国的社会生活，向自由、解放和民主发出了热情的欢呼。它受社会发展的制约，又为解放斗争服务。

19世纪 俄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农奴制的解休、崩溃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从18世纪末起，人民运动就震撼了罗曼诺夫王朝的基础。阻碍社会发展的农奴制解体了。亚力山大一世统治时期(1801-1825)维护农奴制的反动企图，遭到了人民和贵族中进步分子的反对。1825年，十二月党人的武装起义，正式开始了摧毁农奴制的解放运动。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1825-1855），是俄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但反农奴制的革命思潮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大大显示了农奴制度的腐朽。革命民主主义者领导的人民运动，迫使在1861年废除了农奴制度。在此之后，资本主义有了很大发展，但农奴制残余仍长时期在俄罗斯占统治地位。
19世纪俄国社会发展的另一特征是俄国资本主义从兴起到衰落非常迅速、短促，是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反动性的表现。沙皇俄国走上资本主义比西欧各国要晚得多，19世纪俄国没有发生资产阶级的革命。资本主义在60年代兴起之时，就和封建势力勾结，一起压榨人民，到90年代，出现了垄断组织，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资产阶级很快由60年代的妥协主义者成为了反动的阶级。

19世纪俄国社会发展中再一特点是不仅充满了地主与农民，资本家与工人的阶级矛盾，而且也充满了民族的矛盾。沙皇专制制度是被压迫阶级的公故，也是各民族的监狱。沙皇压迫边区民族的征讨战争连年不断。沙皇俄国曾几度充当了镇压欧洲革命的宪兵的角色。因此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有更广泛的意义。
19世纪俄国社会发展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人民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革命，这是解决各种矛盾的最有力的手段。俄罗斯的农民自17世纪的斯捷潘·拉辛、18世纪的布加乔夫起义以来，此伏彼起从未间断骚动。人民的运动在进步贵族中、后来在平民知识分子中间激起了很大反响。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在同各种有害思潮作斗争中发展了起来。19世纪末，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武装下领导了人民解放运动，它粉碎了民粹主义和机会主义，汇集了一切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力量。由于俄国充满了各种矛盾，阶级斗争空前尖锐，工农处于最反动的压迫之下，其斗争之坚强、力量之壮大、规模之宏伟、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之正确达到空前高度，俄国成为了世界革命运动的中心。
社会发展决定着俄罗斯先进思想担负起最艰巨的任务，在最黑暗的俄罗斯出现了光辉的文学艺术。
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发展的历史是由解放运动的性质决定的。列宁在《俄国工人过去的出版事业》一文中更具体地指出俄国解放运动的三个阶段。列宁按照在解放运动各阶段中起先进作用的阶级赋予运动以名称，(一)贵族革命阶段，约自1825至1861年；（二）平民知识分子或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约自1861至1895年；（三）无产阶级革命阶段，约1895至现在(列宁是在1914年写这篇文章的)。我们根据列宁对解放运动的分期，根据文学现象和特点，把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划分为三个时期，在这三段中又有交叉现象存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分期是以俄国社会发展的基本阶段即以解放运动分期为基础的。这三个时期是

1.19世纪上半期的文学(1800-1855)

2.19世纪下半期的文学(1855-1895)

3.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文学(1895-1917,这个时期属20世纪俄罗斯文学)
一、19世纪上半期的俄罗斯文学

19世纪前半的俄罗斯文学是与解放运动密切联系着的。这个时期的革命活动家是进步贵族。贵族革命时期最卓越的人物是十二月党人和赫尔岑，以及平民知识分子的先驱别林斯基。这个时期出现了俄罗斯文学的最伟大天

才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里。

19世纪头25年俄国历史的特点是农奴制度正在瓦解。19世纪初资本主义因素有了发展，农民为反对劳役与压迫而在骚动。亚力山大一世为了缓和矛盾,颁布了极微小的改良措施而来巩固专制农奴制度。但反对农奴制的斗争仍在进行。

19世纪初发生的最大的历史事件是1812年的卫国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广大的俄罗斯人民表现了无比的英勇精神,战败了拿破仑，保卫了民族的独立，俄国人民承担了解放拿破仑统治下的欧洲的任务,而亚力山大一世则借势成为了称霸全欧的反动“神圣同盟”(1915成立)的首领，镇压欧洲革命，沙皇政府对内则建立了反动的阿拉克切也夫的野蛮统治。曾经保卫了民族独立、曾经使欧洲人民得到解放的俄罗斯人民，反而仍处在农奴制度的残酷统治下。土兵们说：“我们替国家撵走了一个暴君，可是我们的主人又要作我们的暴君了。”而对这种情势，兵团中的暴动不断出现，农民暴动接连发生。1812年的战争促进了人们的民族自觉心和民主思想。俄罗斯的先进人士从拉季舍夫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受到了影响，但更重要是1812年的人民战争使贵族革命者理解到反专制制度斗争的必要。于是秘密团体“救国同盟”(1816)、“幸福同盟”(1818)、“南方协会”(1821)、“北方协会”(1822)等等相继成立。它们的活动家别斯捷里、雷列耶夫主张农奴连土地解放，最激进的提出打倒沙皇建立共和，并且秘密组织武装起义。

在19世纪初发生的第二件最大的历史事件就是1825年12月14日①爆发的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它的导火线是兵团拒绝向新登位的沙皇尼古拉一世宣誓，而实际目的是进行推翻沙皇制度的革命。这个革命惊醒了全俄罗斯。

十二月党人由于缺乏统一行动和坚决的进攻，特别是远离人民，故而遭到了失败。尼古拉一世残酷地镇压了革命运动，别斯捷里、雷列耶夫等5位领袖被绞死，很多人被流放边疆和西伯利亚，无数土兵被鞭打死。列宁指出：十二月党人的事业并没有落空，这些贵族中的优秀分子帮助唤醒了人民。

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开始了俄国历史上最反动的尼古拉黑暗时期。贵族革命者，特别是赫尔岑展开了革命鼓动工作。

19世纪头25年的文学反映了自由思想对保守主义的斗争。文学团体“阿尔扎玛斯社”(1815-1818)反对“俄罗斯语言爱好者座会”(1811-1816)的斗争，表面虽与文学语言问题相联系，实质上是新旧文学倾向的斗争。后者反对文学语言与生活接近以免受革命思想“传染”,主张僵死的古典主义，宣扬忠诚沙皇制度的“爱国主义”。而“阿尔扎玛斯社”在活动中则注意自由问题，主张浪漫主义。未来的十二月党人在其中进行了反农奴制的宣传鼓动。“阿尔扎玛斯社”内部由于观点的敌对，最后瓦解了。

19世纪初俄罗斯的浪漫主义文学分为消极的、保守的浪漫主义和积极的、革命的浪漫主义两种倾向。前者以瓦·安·茹可夫斯基(1783-1852)为代表。固然茹可夫斯基在反古典主义、捍卫被害的俄国作家、宣扬人道主义思想和在语文改革等方面有一些贡献，但在其创作本质上是消极的。他的作品主要倾向充满了逃避现实的幻想，神秘主义与感伤主义。

和保守的浪漫主义相对立的雷列耶夫与其他十二月党人诗人，以及年青时代的普希金，这些积极的或革命浪漫主义者的创作充满了对斗争和自由的渴望、理想的英雄性格和叛逆黑暗现实的精神，在美学上,主张创作自由，主张运用人民口头创作和历史英雄的题材。这些浪漫主义者的作品已带有了对现实批判的特色。他们向保守的浪漫主义进行了斗争。十二月党人诗人的文学纲领是服务于其政治纲领的，他们组织了“俄国文学爱好者自由协会”(1816)、“绿灯”(1918)，出版了刊物《北极星》(1823--1825)和《文艺女神之母》(1824--1825)。创造了旨在“真实地表现高尚的、向往善良的思想”的作品(幸福同盟章程)。十二月党人诗人中著名的有亚·奥多耶夫斯基、邱赫尔柏克、格涅基奇、达维陀夫等等，其中康·费·雷列耶夫(1795-1826)是最有代表性的革命家和诗人。他的《致宠臣》一诗揭露了阿拉克切也夫的反动统治，号召消灭暴君。而在《沉思》中描写了一系列的热爱祖国的英雄形象。其中《伊凡·苏萨宁》一诗歌颂了农民的伟大精神力量和爱国主义行为。诗人力图把这种公民情感与自已当代的任务结合起来。

亚·谢·普希金(1799-1837)这位最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天才诗人，虽然没有在政治组织上参加十二月党人的秘密团体。但他是“绿灯”社的优秀成员，他与党人有最密切的联系。普希金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他奠定了俄罗斯新诗歌的基础。普希金的早期创作是积极浪漫主义的典范。在《自由颂》中他提出了反对专制斗争，在《致恰达耶夫》里诗人号召人们为了争取自由、争取祖国的解放，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普希金的公民抒情诗充满了强烈的激情，它是十二月党人的号角。在《短剑》中诗人提出了杀死暴君的可能。普希金被流放在南方期间的浪漫主义长诗《高加索的俘虏》、《强盗兄弟》、《巴奇萨拉的泪泉》、《茨冈》歌颂追求自由与个性解放。这些长诗的主人公大半是才智出众、感情澎湃的人。长诗充满了异国情调，情节有强烈的戏剧性。普希金的浪漫主义长诗不仅写反叛现实的主人公，而且也对主人公的个人主义进行了批判。这样俄罗斯的浪漫主义就超过了拜仑。在《茨冈》中，作者更真实地描写了心理性格,开始了向现实主义的过渡。

在19世纪头25年，现实主义在发展，趋向完全成熟。文学反映出现实的要求，在克雷洛夫的寓言、格里包耶多夫的喜剧和普希金的历史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湿金》中实现了。现实主义很快成了文学的主流。

伊·安·克雷洛夫(1769-1844)的寓言充满了机智、理性和讽刺，充满了现实主义的生活素描和讨论着当代最迫切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的每一个形象、每一句格言都与人民理解的相通。他的关于反拿破仑侵略的寓言《狼落狗舍》、《乌鸦和母鸡》,关于反对专制政府和反对压迫人民的寓言《狼和小羊》、《鱼的跳舞》、《当政的象》等等都通过富有现实主义艺术力量的形象批判了反人民的否定现象。克雷洛夫的寓言最富有民族色彩和人民性，语言朴素易懂。别林斯基说“克雷洛夫把我们的寓言提升到了极度的完美”。②的确，克雷洛夫在描写性格、表现真实的日常生活上对现实主义艺术作出了贡献。

亚·塞·格里包耶多夫(1795-1829)的喜剧《聪明误》，照别林斯基说法,这是“由巨大的才华、深刻而独立不覊的心智所产生的作品，这是去除了模仿和虚伪的动因和不自然的色彩的第一篇俄国喜剧，从头至尾各个部分，无论故事、人物、热情、动作、意见和文字都浸透了真正的俄国现实”③。《聪明误》从一个有十二月党人思想的进步青年贵族恰茨基和社会上大多数保守派、消极人物的冲突，揭露了当时农奴制度现实中的基本矛盾。作者肯定了抗议专制社会的正面力量。虽然主人公的斗争在剧中是孤独的，但剧外有十二月党人存在。高尔基称这个“完美得惊人的喜剧是非常有效益的刷本”。其中“每个人物身上明显地表现出他的阶级的和‘职业的’特征，他们远远的走出时代的范围以外，同时一直话到我们今日，就是说，他们已经不仅是性格，而是典型”④。

如果说克雷洛夫的寓言和格利包耶多夫的喜剧中还留有古典主义的一丝痕迹的话,那么普希金的历史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则完全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对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决定性的胜利。普希金这部为解决他那时代的基本革命动力问题的书，作出了超过十二月党人的观点的结论。悲剧预示了人民可能推翻专制制度的巨大威力。普希金的历史悲剧克服了古典主义的公式化和浪漫主义的片面性，运用了莎士比亚的原则，它在形式改革上作出了贡献。

悲剧《鲍里斯·戈部诺夫》只在历史题材中奠定了现实主义原则，而普希金在十二月人起义前2年开始，于30年代初完成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则在真实地、具体地描写当代广泛社会生活中，在典型环境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