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最强第一人---孙承宗
明朝最强第一人---孙承宗
孙承宗（1563一1638年），字稚绳，号恺阳，河北高阳人，是明末最重要的军事领袖。 在明与后金作战连遭败绩、边防形势危如累卵的情况下，他以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的身份亲临山海关督师，栉风沐雨，惨淡经营将近四年，力挽狂澜于既倒，招募组训了十几万辽军，选拔培养了如马世龙、袁崇焕等一批文武将领，恢复失地四百余里，修筑大城九座，小城堡四十余座，屯田五千多顷，安置战争难民近百万，逼迫努尔哈赤后退七百里，营造了一条令后金望面生畏的关宁防线，为后来的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奠定了基础，在关宁期间，他制定了以辽土养辽民、以辽民守辽土的基本方针和稳固防守，逐步前进、渐图恢复的基本战略，使明军逐步从守势转为攻势，从被动转为丰动。 他还创造性地将战车、舰船和火器结合在一起，创建了以热兵器为主要杀伤手段的十二车营和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支以火器为主要装备的海军，还组建了从海上登陆作战的两栖部队，并撰写了专门论述火器车战战术技术的军事著作《车营百八叩》。 由于魏忠贤专权，孙承宗被排挤去职。崇祯元年，皇太极绕过关宁防线，进入长城以内，京师告急，又是在危殆时刻，孙承宗蒙诏起用，起家陛见，议守京师，出镇通州，在袁崇焕被捕之后，独立承担了击退后金的责任。他调度援军、追还溃将，重镇山海，袭扰敌后，迫敌出塞。又运帱帷幄，从容指顾，收复四镇，再整关宁。却又遭权臣掣肘，告老回家。 崇祯十一年十月，多尔衮又一次率军侵犯畿南，进攻高阳。孙承宗以七十六岁高龄，率领全家及高阳民众奋起抵抗，城破被执，英勇不屈，骂贼自尽，子孙十七人奋战殉国，全家老小四十余人同时遇难，慷慨悲歌响彻燕赵，人格气节辉映中华。
孙承宗少时相貌奇伟，“铁面剑眉，须髯戟张”，明万历六年（1578年），中秀才，年仅16岁。而后，孙承宗曾先后在大理寺右丞姜壁和兵备道房守士等朝廷官员的家中，做家庭教师，并逐渐接触官场。 万历二十一年（1593），孙承宗到北京，入国子监读书；次年中举人。后来，因房守士升任大同巡抚，孙承宗随行。大同是当时明朝的边城重镇，承宗边境教书时，对军事有着浓厚兴趣。“杖剑游塞下，从飞狐（河北涞源北飞狐关）、拒马间直走白登（山西大同东）。又从纥干（山西大同东纥真山）、青波（河北清河）故道南下，结纳其豪杰，与戍将老卒，周行边垒，访问要害厄塞，相与解裘马，贳酒高歌。用是以晓畅虏情，通知边事本末”。
宦海沉浮
万历三十二年（1604），孙承宗中进士第二名（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入翰林十年。 万历四十八年（1621），以左庶子充日讲官，进入詹事府做事，辅导当时的皇太子朱常洛学习，即后来的明泰昌皇帝。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泰昌帝继位仅一个月，就不明不白的驾崩了。因此，泰昌帝年仅16岁的儿子明天启皇帝朱由校继位。孙承宗继而就做了天启帝的老师。这样，年近花甲的孙承宗，依借帝师的地位，逐渐地进入了明朝后期政治权力的中心。 明天启二年（1622年）孙承宗升任为礼部右侍郎。后因明朝丢失广宁，辽东经略王在晋去职，天启帝以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他上任后，上疏条陈当时军事体制与作战指挥上的弊端，谋求改革，主要内容有：（1）“兵多不练，饷多不核”。这是说当时军队训练差，后勤供应混乱。（2）“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临阵，而以文官指发；以武略边，而且增置文官于幕府”。指出当时“以文制武”指挥策略的失误。（3）“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指出“将从中御”的不妥。因此，他主张“今天下当重将权。择一沉雄有主略者，授之节钺，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见沾沾陵其上”。 与孙承宗共议战守的登莱巡抚袁可立像
登莱巡抚袁可立与孙承宗同为天启二年殿试同考官，共同主辽期间，满人蜷伏。孙承宗将辽海防务委之于袁可立，十分倚重。他说道：“读后先大疏，皎皎揭日月，行中天而底里洞彻，殊令人可味，可展布四体，仰酬国恩” （孙承宗《高阳集？答袁节寰登抚》）。此外，还要抚辽西、恤辽民、简京军等，都得到了明熹宗的批准。
收复失地
努尔哈赤攻占沈阳、辽阳以后，明军实际上就面临着一个如何进行军事防御的战略选择问题，即是主守关防，作积极的防御；还是固守关门，作消极防御。对此，明前线军事将领意见不一。辽西经略王在晋主张“拒奴抚虏，堵隘守关”。 所谓“抚虏”，即以金钱收买蒙古对付后金。所谓“堵隘”，即在山海关外再修一座关城。很明显，这是置辽西走廊这一缓冲地带于不顾，消极防御的方针。天启二年（1622），王在晋确定在八里铺筑城，并上报朝廷。此举遭到其部下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孙元化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筑城“非策”，极力劝阻，并写信给首辅叶向高，申诉己意。由于情况不明，叶向高难以断定可否。孙承宗遂提出前往实地考察，再作决断。他抵达山海关后，当即认真巡视山海关及王在晋所主张建筑的八里铺新城，又前往考察了中前所、一片石和黄土岭等处的战略地势。在阅察八里铺新城时，孙承宗曾与王在晋展开过激烈的争论： 孙承宗
“新城成，即移旧城四万人以守乎？”孙承宗问。王在晋答曰：“否，当更设兵。”孙承宗又问：“如此，则八里内守兵八万矣。一片石西北不当设兵乎？且筑关在八里内，新城背即旧城趾，旧城之品坑地雷为敌人设，抑为新兵设乎？新城可守，安用旧城？如不可守，则四万新兵倒戈旧城下，将开关延入乎，抑闭关以委敌乎？”答：“关外有三道关可入也。”问：“若此，则敌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关？”答：“将建三寨于山，以待溃卒。”孙承宗责问：“兵未溃而筑寨以待之，是教之溃也。且溃兵可入，敌亦可尾之入。今不为恢复计，画关而守，将尽撤藩篱。日哄堂奥，畿东有宁宇乎？”严厉批评了王在晋画地为牢、坐以待毙的危险倾向。“在晋无以难”，但仍固执己见。 为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孙承宗召集将吏讨论如何防守。监军阎鸣泰主守觉华岛（辽宁兴城东三十里海中，今称菊花岛），袁崇焕主守宁远卫（今辽宁兴城），王在晋则主守中前所（今辽宁绥中县前所）。监司邢慎言、张应吾等附和王在晋的意见。孙承宗在全面考虑了各方意见，权衡利弊得失后，表示支持袁崇焕主守宁远的意见。 宁远，位于辽西走廊中部，“内拱岩关，南临大海，居表里之间，屹为形胜”。守住宁远，也就等于扼住了这条走廊的咽喉，能确保二百里外的山海关的安全。因此，孙承宗的决计守宁远，颇具战略眼光。 孙承宗回到北京，即向熹宗明确阐述了其坚守宁远，以与觉华岛守军互为犄角、遥相呼应的战略计划，正式提出了“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战略方针，并建议解除王在晋的兵部尚书及辽东经略之职。熹宗接受了孙承宗的意见，将王在晋调任南京兵部尚书。自此，八里铺筑城之议遂息。 宁远之战图（清人所绘）
王在晋调走后，山海关的防务采取并贯彻了孙承宗与袁崇焕主守关外的战略。此后，经数年艰辛的努力，布置成一道坚固的关（山海关）宁（远）锦（州）防线，成为后金骑兵不可逾越的障碍。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始终都没能完全打破这道防线。在屡次碰壁之后，迫使他们望宁远而却步。这道防线不仅确保了山海关免受攻击，而且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基本上稳定了辽西走廊的战局。 天启二年八月，孙承宗被任命为辽东经略。他即着手实施其欲保关门，必先固辽西；欲复辽东，亦必先固辽西的战略计划，积极部署宁锦防线。 首先大力整顿了关门防务。“是时，关上兵名七万，顾无纪律，冒饷多。承宗大阅，汰逃将数百人，遣还河南、真定疲兵万余。”“乃定兵制，立营房，五人一房，三千一营，十五营为三部，而将帅以营部为署。兵不离将，将不离帅，教肄分而稽核便。”经过整顿，使“兵将一清”，提高了关门守军的战斗力。 在关门防务上，“并夹城之役，修筑关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水则从望海台出芝麻湾，三面环海，安大炮为横击。陆则三道关之石城，可顿万人，开突门力夜击。北水关外，有峻岭筑号台十一，置炮以防外瞰”。经五个月的惨淡经营，稳定了关门局势，并为恢复辽西失地，强固了根基。 同时是修筑宁远城。天启三年（ 1623）九月，孙承宗命祖大寿修复宁远，并令驻军尽速恢复山海关至宁远沿线被焚弃各城。召辽人回故居，垦荒屯田，重建家园。又发展采煤、煮盐、海运等事业，以充实民力，确保军需。宁远城竣工后，调袁崇焕镇守。孙承宗自己则坐守山海关，并备前屯，充当其后盾。在袁崇焕的精心治理下，宁远“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成为一座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重镇。 随着宁远城守的日渐巩固，明军防线不断延伸。天启五年（1625）夏，孙承宗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石屯及大小凌河各城。这样，自宁远又向前推进二百里，从而形成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线。 孙承宗所在辽东的四年，与天津巡抚毕自严、登莱巡抚袁可立遥相呼应，“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矣。”按照战功来衡量其的经略，似乎孙承宗有些碌碌无为。然当时的兵部尚书王永光对孙承宗和袁可立的一番作为作过很中肯的评价：“兵家有云，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熊督师之所以打的都是小仗，是因为建奴知道他能打仗，加上袁军门的水军牵制，后金不肯来碰他的霉头，所以两年下来，熊督师和袁军门才一直没有大的战绩，但反过来说，熊督师也在无形中为朝廷省下了许多军费，确保了山海关安然无恙。”
自请罢官
四年来，孙承宗重用袁崇焕等一大批忠直的文武将吏人才，边防大备。“自承宗出镇，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矣。”不但扭转了原先的那种颓败之势，且整个形势变得越来越好。正当他锐意恢复之际，却遭到了来自魏忠贤的打击。首先是阉党份子宋祯汉等攻击登莱巡抚袁可立，于天启四年初被罢官，使孙承宗失去了左膀右臂的策应。 孙承宗手书澄海楼匾额“雄襟万里”
孙承宗功高权重，誉满朝野；魏忠贤为长久把持朝柄，一心想把孙承宗也拉到自己一边，故进行过多次试探，但均遭到拒绝，由此怀恨在心。天启四年（1624）十一月，孙承宗西巡至蓟、昌，报请以十一月十四日入朝贺万寿节，并面奏机宜。魏忠贤得知，恐其拥兵“清君侧”，大惧，“绕御床哭，上亦为心动”，当即命内阁拟旨，以“无旨擅离信地，非祖宗法”为名，令其返关。孙承宗无奈，只好返回。事后，阉党利用这件事攻击孙承宗“拥兵向阙，叛逆显然”，但熹宗没予理会。 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派太监刘应坤到山海关，以帑金十万两犒军，为承宗所鄙视八月，同年八月，柳河之败，导致了孙承宗的去职。山海关总兵马世龙，误信自后金逃归的“降虏生员”刘伯镪的话，派兵渡柳河，袭取耀州，中伏遭败。阉党借口马世龙损失马匹六百七十匹、甲胄等军用物资，围攻马世龙，并参劾孙承宗。孙承宗气极，连上二疏，自请罢官。九月，返乡。
再度出山
孙承宗辞职以后，兵部尚书高第出任辽东经略。高第为一文人，既不懂军事，也没打过仗。他一到任上，即一反孙承宗的部署，下令拆撤宁锦防线。关外驻防将士除镇守宁远的袁崇焕拒不从命外，其他诸城均撤一空。因而使孙承宗数年心血毁于一旦，明朝在山海关及其关外的军事形势顷刻陷入一场新的危机。只是由于以袁崇焕为首的广大将士的浴血奋战，才使明军在天启六年正月、天启七年五月相继取得“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奇迹般地挡住了后金的凶猛进攻，从而不仅使宁锦防线经受住战争的考验，且使明朝避免了由于高第的错误军事决策而导致的军事大溃败。 崇祯二年（1629），皇太极率军避开宁锦，绕道内蒙，从喜峰口突入塞内，相继攻陷遵化、迂安、滦州、永平，直指北京。此事所谓“己巳虏变”。 一时，明廷乱作一团。而袁崇焕的下狱，又导致军心涣散，将士东归。在此危难之际，承宗力保祖大寿，明廷亦再次起用孙承宗，“诏以原官兼兵部尚书守通州”，统筹全局。孙承宗首先晓以大义，安定了军心。其后协调各路军队，联合行动，经数月艰苦作战，取得“遵永大捷”，并于崇祯三年（1630）五月将后金军驱逐出关。 孙承宗再任辽东经略后，仍坚持以积极防御为主的方针，继续加强宁锦防线，决心重筑被高第毁弃的 明金对阵图
大凌河、右屯二城。崇祯四年（1631）七月，令祖大寿等率兵四千守大凌河，又征发一万四千人筑城。八月六日，动工筑城才二十天左右，大凌河城墙刚刚修完，雉堞仅修完一半，后金突然兵归城下，并于当天开始围城，明军仓促闭门拒战。“承宗闻，驰赴锦州，遣吴襄、宗伟往救”。但宁远巡抚邱禾嘉“屡易师期，伟与襄又不相能，遂大败于长山”。至十月，大凌河已被围三月，守军粮尽援绝，祖大寿假降奔还锦州，“城复被毁”。大凌河失守，引起了明廷内部的互相倾轧，“延臣追咎筑城非策，文章论禾嘉及承宗”。孙承宗连疏引疾，求退。 崇祯帝为平息朝议，准其归籍，孙承宗第二次被排挤下台。
壮烈殉国
孙承宗回家之后，开始埋头于《督师全书》《古今中官志》、《高阳集》等著作之中，还经常与鹿善继、孙奇逢等人切磋学问，同时教育子孙，助民致富。 崇祯九年，金兵又从西线入关，退休在家乡江村讲学的鹿善继入定兴县城御敌，城破牺牲。孙承宗前往哭灵，祭奠忠魂。 为了防备清军进攻，他动员在山东当县令的长子孙铨捐资买砖，把高阳土城建成了砖城。 崇祯十一年十月，清睿亲王多尔衮又一次率军踏破长城，侵犯畿南。好友蔡鼎等劝说孙承宗到保定避难，茅元仪则说服孙承宗到南方去，孙承宗都婉言拒绝了，他说：“我都这一把年纪了，没什么可怕的了，如果能有机会战死疆场，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就这样，在清兵向高阳进攻的时候，孙承宗以76岁的高龄，率领全家及高阳民众奋起抵抗，由于兵力相差过于悬殊，高阳城很快就被攻破了，孙承宗被清兵抓获。多尔衮听说抓到了孙承宗，非常高兴，亲自来劝降，孙承宗严词拒绝！清兵无奈，鉴于对其敬重，应允孙承宗可自尽而亡；最后，孙承宗坐在一张椅子上，令两个清兵用白绫将自己勒死，从容而又壮烈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说投缳而死）。 在保卫高阳的战斗中，孙承宗6个儿子、2个侄子，12个孙子、侄孙殉国，全家老小40余人遇难，孙承宗死后（帝嗟悼，命所司优恤。当国者杨嗣昌、薛国观辈阴扼之，但复故官，予祭葬而已），福王时，始赠太师，谥号文正﹝当作文忠，见《明史》本传﹞。 《明史》赞曰：承宗以宰相再视师，皆粗有成效矣，奄竖斗筲，后先齮扼，卒屏诸田野，至阖门膏斧锧，而恤典不加。国是如此，求无危，安可得也。夫攻不足者守有余，度彼之才，恢复固未易言，令专任之，犹足以慎固封守；而廷论纷呶，亟行翦除。盖天眷有德，气运将更，有莫之为而为者夫。
军事著作
孙承宗遗留的军事著作有《车营扣答合编》。这是他在督师蓟辽，经营辽西防务时，筹划反攻辽东与其属下讨论军事问题的记录整理而成的。全书共一百零八个问答，由《车营总说》、《车营百八扣》、《车营百八答》和《车营百八说》等四部分组成，通过问、答、说、图等对车营编组方法、营阵布列、行军作战、后勤保障等问题，作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说。在作战指导思想上，很重视发挥火器的作用与各兵种的协同动作。如说：“用车在用火”，“用火在叠阵”。所谓“用火”即是发扬火力；所谓叠阵即步、骑、炮重叠配置，彼此协同，长短相补。战斗队形也要因地制宜，灵活机动地使用方、圆、曲、直、锐等各种队形，向人们展示了火器和冷兵器并用时代，步、骑、炮等诸兵种协同作战的雏形，在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车营百八答》则多出自赞画鹿善继、副总兵官茅元仪等人之手。当时由于保密，未能全部刊行。清同治七年（1868）才汇刻成书，四卷，7万余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