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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谈西方文学史——理性与原欲
人于生俱来的是理智、道德还是欲望、罪恶？我们应该崇尚制约还是解放本性？这种对人类灵魂的拷问之声，对人类自身的思考琢磨，自始至终回荡于西方文学之中，也推动着它的发展和变化。
一、
古希腊文学是欧洲文学的源头之一，其中蕴涵的关于“人”的观念，经由古罗马文学的传承对后来的欧洲文学产生深远影响。古希腊重视人的价值的实现，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崇尚人的智慧（人智）。在这种文化中产生的古希腊文学，就呈现出张扬个性、放纵原欲、肯定人的世俗生活和生命价值的特征，具有根深蒂固的世俗人本意识。这种意识是原欲型的，虽然其中也不乏理性精神，但这种精神主要是对人的肯定而并非是与原欲相对的理性意识和道德规范。
古罗马文学是对古希腊文学的直接继承，但同时也带有自身的独特性。古罗马人有种对集权国家和个体自我牺牲精神的崇拜，因此其文学也较古希腊文学更具理性意识和责任观念，在审美品格上更趋于庄严和崇高的风格。但是，古罗马文学人文意识观念的主体仍然是古希腊文学的人本意识，仍属于古希腊原欲型文化的范畴。
希伯来文学是欧洲文学的又一源头，其中所蕴涵的“人”的观念，经由中世纪基督教文学对后来的欧洲文学产生深远影响。希伯来民族信仰一神的上帝，强调人对上帝的绝对服从；尊重灵魂，主张人的理智抑制肉体的欲望；轻视人的现世生命价值和意义，看重来世和天国的幸福。显然，希伯来文化是种重灵魂、重群体、重来世的理性型文化。原欲与理性是人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因此古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是既统一又对立，它们被称为“异质文化”。在公元1世纪中叶到2世纪末叶，希伯来文化与古希腊文化出现了第一次碰撞。希伯来文化吸收了古希腊文化的某些成分后演变成一种新的文化——基督教文化。但古希腊文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希伯来文化，因此基督教文化仍属于古希腊的异质文化。
基督教文学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蕴涵的是种理性化的人本意识，或者说是种宗教人本意识。基督教文学中的英雄不像古希腊文学中是人化的神，而是神化的人。他们并不是因为人类的智慧而显得神通广大，是神的附着才赋予其无穷威力。基督教文学中人让位于神、“灵”取代“肉”的现象体现的是人对上帝的崇拜，也体现了人对人性本质的追寻趋于理性和精神的境界。但另一方面，这又表现了一种人们对人原始生命力和生命价值的压制，是对欧洲古典文学世俗人本意识的排斥。总之，重视人的精神、对理性的追求、强调理性对原欲的限制，是早期希伯来文学和中世纪基督教文学文化价值观念的主要特征。
然而，世俗的教会把基督教精神推向了极端。尤其在中世纪后期，上帝的权利畸形膨胀，人的主体性显得微不足道。生命的本能冲动、人的合理要求都被基督教教义视为罪恶或无意的，人的本性遭到了严重的压抑。这时，原始基督教对人类的理性追求最终走向了对人类思想的扼杀。
二、
之后，欧洲文化的古希腊罗马源流与希伯来基督教源流形成了比“希腊化”时期更大规模的碰撞，带来了欧洲文学中人文观念的重大变化。这就是“文艺复兴”，欧洲文化的大转型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文化走向极端，压抑着人们，一些人文主义者就借用古典文化向其发起了攻击。文艺复兴倡导人文主义，强调以人为本、以人权反神权、以人性反神性、以个性自由反禁欲主义等，要从上帝那里找到人类自己。这是与基督教文化相冲突的，而这种冲突实质上也就是原欲与理性、肉体与灵魂的冲突。古希腊罗马文化吸收了希伯来文化中的合理成分，汇集成了人文主义。而文艺复兴便是历史给予欧洲社会重新选择文化模式的契机。
人文主义文学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学的主流。在此时期，莎士比亚是欧洲文化、艺术的集大成者，他对人理解的深刻要远远超出前辈人文主义作家。其深刻之处在于通过悲剧告诉了人们：人的自由是有限的，仅仅满足人的欲望和解放并不能把人引向自由、平等的理想世界，人的价值更应该体现在理性力量上，因此，人必须在自然欲望与社会道德、原欲与理性、出世与入世、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方面正确把握。犹如哈姆雷特，在他身上世俗人本意识和宗教人本意识的融合就十分明显，这也正是近代欧洲文化模式的典型。
17世纪的欧洲讲究理性，讲究秩序，这一精神也集中体现在了这一时期文学主流——古典主义文学中，带来了文学中人文主义观念的演变。文艺复兴虽然带来了人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但同时它对于个性自由的追求又过于偏激，造成了人们道德水准下降和社会秩序混乱。这种社会现实使人意识到了理性、秩序的重要性，再加上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成果告诉了人们宇宙是井然有序的，因而社会也应该有自己的规范与秩序，个人也应该服从社会规范。在这种精神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古典主义文学，便以理性作为自己的生命，注重人的主体意识和能动性，同时又否定了神性。相对于人文主义，古典主义更注重人的理智对情感欲望的制约，强调对自由的规范，这是对文艺复兴时期极端追求个性自由的反拨。在古典主义文学中，人通常都处于理智与情感、个人利益与国家民族利益的纠葛中，而服从王权则是最高的理性。古典主义文学中蕴涵的是种理性化的人本意识，既肯定了个体，又强调约束。
18世纪启蒙文学和古典主义文学一样强调理性精神，但它又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自由，肯定人的情感的合理性。这既是对神性更彻底的否定，又是对否定情感自由的古典主义的调节和反拨。启蒙文学家大多把个性与情感自由提高到了理性与秩序之上。卢梭是其中的典型，他否定原罪说，认为人的本性是美和善的，一切发自人的欲望和要求都是合理的，而人类自己创造的文明才是人性的污染物和罪恶的滋生地。但卢梭对人的理解过于理想、超时代，歌德则显得更现实、更理智。歌德的思考与莎士比亚有相似之处，笔下的浮士德苦苦追寻情感与理性的统一，寻找既张扬个性又不与外在冲突，既满足欲望又不违背社会道德律令两全其美的道路。然而，人是自由的，又是不自由的。浮士德一生执着地探索追求，但最终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这也正是歌德关于“人”的理解的困惑。歌德通过《浮士德》，把“人”的探索推向了更渺远的天地。启蒙文学对个性情感自由的理性追求，为浪漫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
三、
浪漫主义流行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那是个封建制度衰亡、资本主义上升的新旧交替的时代。浪漫主义文学在反古典主义精神中发展起来，强调自我、追求自由，竭力倡导自由思想，可以说是人文主义思想在新的历史中的再现。
浪漫主义的自由思想是和法国大革命精神相吻合的，可以说它是法国大革命精神的产物，是法国大革命精神在文学上的表现。但这种自由精神的倡导者是卢梭，卢梭是浪漫主义文学的“精神之父”。法国大革命过去了，原先人们认为能带来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然而，现实却让人们感到，在新的社会中自由仅仅是种形式，资本主义文明使人的生命力受到压抑，使自由得而复失。但此时卢梭的自由思想早已在大革命浪潮中深入人心，因此，在新的社会中，人们追求自由的热情依然十分强烈，“自由”是18世纪末19世纪欧洲时代精神的最强音。浪漫主义者认为现代文明带给人们压抑，因此崇尚自然，倡导“归返自然”。他们有的留恋湖光山色，有的向往原始森林，有的追怀宗法式的田园生活，就是不接纳现代文明，坚持认为只有自然才能给予人们真正的自由。浪漫主义文学的自由观念和生命意识在“自然”的境界中找到了最终的归宿。
浪漫主义文学的自由观念和生命意识，实际上是欧洲文学人文观念的新发展，是19世纪人道主义的一种表现，具体地讲，它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文学中人本意识在新的历史中的再现。浪漫主义所讲的“人性”，其侧重点不是人文主义所讲的“人智”，而是“原欲”；不是古典主义的王权意志、公民责任和理性思维，而是个人情感及欲望；也不是启蒙主义的“自然法则”、“社会道德律令”，而是人的自然欲求和生命意识。浪漫主义的理性与原欲、理智与情感的天平明显是倾向于后者的，它的人文观念已经表现出对欧洲近代理性主义文化传统的反叛精神。尽管还不至于完全脱离理性主义文化传统，但这种反叛与后来“重估一切价值”的现代反传统思想在本质上有着一衣带水的关系。所以，浪漫主义文学中蕴涵了20世纪现代主义的文化基因，这也正是现代主义又被称为“新浪漫主义”的重要原因。
现实主义形成于19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确立和发展的时期。这时，经济快速发展，人们对金钱的追求和崇拜更为狂热，大多数人忙于争夺财富。人的“个性自由”表现为对金钱的极力追逐，人的欲望使许多人丧失理智、丧失道德责任、丧失了人与人间的温情。现实主义比浪漫主义作家要理性得多，他们力图通过文学细致地展现现实，深入解剖在利益驱动下的人的心灵，从而警告世人：不要在物质面前失去人的自尊，从人道主义出发，对社会做出深刻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所呼唤的“人性”，主要是指人的理智、道德意识和人格尊严。因此，现实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浪漫主义的反拨。
浪漫主义作家所倡导的个性自由，在现实主义文学中被视为追求物质和满足私欲的自由，现实主义作家将这认为这是人本性中的“恶”，是人类自身的破坏力，是一种与人的高贵理性相对立的动物本能。他们隐隐感觉到，人在获得“自由”后，并不像浪漫主义者所想象的人因自由生长而显得尽善尽美，也不像人文主义者所讲的人因有高贵的理性而成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因为人还有种于生俱来难以抑制的私欲。他们呼唤理性，却又觉得理性在本能面前实在势单力薄，根本无力阻止人们的堕落，因而“人”的形象也就不再显得理性和高贵。现实主义作家把这种“恶”看成是人身上所固有的，并对它的自由泛滥感到深深地忧虑和恐惧，希冀人们能用理性来抑制。可见，现实主义作家总体上来说是传统理性主义的倡导者，遵循的是近代理性主义价值观念。但是，他们对人类自身“恶”所表现的忧虑、恐惧甚至悲观，泄露了对欧洲传统理性主义文化的怀疑与反思。这正是20世纪文学中弥漫的悲观情绪和危机意识的精神源头之一。所以，现实主义人文观念的发展，其中也孕育着20世纪现代文化的基因。
现实主义作家对人是否存在动物性感到迷惑不解，而后起的自然主义则非常肯定地回答了人动物属性的问题。自然主义产生于19世纪后期，1859年问世的《物种起源》对它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在达尔文之前，人因拥有灵魂而不被列入动物的范畴，而进化论却把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作为动物的一部分。这一振聋发聩的观点一被人们所认可，就启发人们沿着自然主义的思想来研究人”。自然主义就是在这样一个进化论影响下的社会中产生的。在创作中，自然主义作家往往把生理研究和社会分析结合在一起。此时，为现实主义作家所疑虑的人的“动物性”已被看成既定的科学事实，“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被用来解释人类“恶”的产生和存在的原因；从前文学中高贵的“人”的形象已从神圣的理性殿堂跌入到动物王国。因此，自然主义文学在文化观念上对传统理性主义已有所超越，从而跨入了非理性主义文化的门槛。
四、
20世纪西方文学是在现代非理性主义文化中生长起来的，欧美文学表现出了对与传统文学的重大差异。无论是现代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倾向的文学，都更注重对人的内心做哲学的思考，并往往以荒诞不经的形式加以表现。特别是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把理智与情感、理性与原欲、灵与肉、善与恶等主题推向深入。有些现代作家还认为人的非理性元素是人生命的本体，蕴涵的是一种非理性人本意识，显示了欧美文学在人文观念上的新发展。
浪漫主义文学在“返回自然”的追求中，虽已露出了非理性的端倪，但还十分朦胧，其本质仍与理性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实主义文学对人本性中破坏力深感忧虑，并对理性的制约力感到怀疑，但最终又在理性主义信念中找到生存的勇气和力量。20世纪文学，特别是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把浪漫主义的“返回自然”进一步推到返回原始的荒蛮时代，以非理性的自由去反抗现代文明，反抗宗教理性、科学理性、政治理性和经济理性。这时的“理性”也已拥有了更广泛的内涵，指的是抑制人生命的一切有形和无形的力量，是罪大恶极的刽子手，是荒诞的、不讲理的、总是与人作对的力量。许多作家都站在反理性的立场上描写神秘的非理性和潜意识冲动给人们所带来的自由感，这就是20世纪文学频频描写病态、畸形、死亡、梦境、幻觉、白日梦、痴人梦、性冲动、歇斯底里、长篇独白、内心回忆等等的重要原因。因此，在20世纪文学，尤其是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中，已很难听到以往文学中对人性美的赞歌，这正是欧美文学人文观念转型的表现。
在对待物质文明的态度上，20世纪文学也表现出了更强烈的反抗。这时的“物”已被泛化为金钱、物质、科技、社会等整个物质世界，人与物的对立也被泛化为人和除了精神世界外整个现代化物质文明的对立。以往的文学在描写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依然相信人自身的理性力量，保留着几分乐观与浪漫。即使是浪漫主义作家，在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时也并不抹杀人与物之间的差别，也不认为人丧失了对物质世界的支配权而沦为“物”的奴隶。现实主义作家也一方面表现人被物质改变的同时，又一方面表现其对这种改变的抗拒。而20世纪欧美文学则着重表现人在物前的无能为力，物质世界抛弃了人类，人处于一个难以理喻、无法解释的陌生世界。人自己蜕变成了物，世界是荒诞的，人类的生存失去了意义。20世纪表现的这种人与物的矛盾人对物质和科学理性的反对，实质上是对人类本性的一种维护，表现了一种新的人道原则。
非理性倾向是20世纪欧美社会的时代特征。作家们对人类非理性的本质常常表现出忧虑、恐惧甚至否定。他们真切观察到了人的非理性内容并视其为人的生命本体，但对于回归原始状态，完全释放本性的人，又是充满忧虑的，这正是20世纪欧美文学中危机意识和被悲观情绪产生的原因。在20世纪文学非理性倾向的背后，隐藏着作家们对人的处境和命运的理性思考。即使是典型的现代主义作家，在创作中依然包含着对更高意义上的理性的追求。20世纪50年代以后这种追求理性的倾向更为明显。这种“更高意义上的理性”虽然较之传统的理性有着明显的不同，但其实质已露出了人道主义信仰精华与近代个性、科学思维相结合的趋势。20世纪50年代后的欧美文学中，这种趋向已十分明显。可见，经过漫长的历史起伏，文学中又出现了恢复对“上帝”与“理性”的崇拜和追寻。当然，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上帝与理性了。由此可见，20世纪50年代后西方文学的人文观念，又开始朝着新的方向发展。
附简表：
古希腊罗马文学：荷马史诗 古希腊戏剧
中世纪文学：但丁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塞万提斯 莎士比亚
17世纪古典主义文学：莫里哀
18世纪启蒙文学：歌德
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拜伦 雨果 普希金
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司汤达 巴尔扎克 狄更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 列夫·托尔斯泰 契诃夫
易卜生 马克·吐温
19世纪自然主义和其他流派（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左拉 莫泊桑 波德莱尔
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高尔基 肖洛霍夫 艾特玛托夫 罗曼·罗兰 德莱塞 海明威 劳伦斯
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艾略特 卡夫卡 乔伊特 萨特
20世纪后现代主义文学：贝克特 品钦 海勒 马尔克斯
人于生俱来的是理智、道德还是欲望、罪恶？我们应该崇尚制约还是解放本性？这种对人类灵魂的拷问之声，对人类自身的思考琢磨，自始至终回荡于西方文学之中，也推动着它的发展和变化。
一、
古希腊文学是欧洲文学的源头之一，其中蕴涵的关于“人”的观念，经由古罗马文学的传承对后来的欧洲文学产生深远影响。古希腊重视人的价值的实现，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崇尚人的智慧（人智）。在这种文化中产生的古希腊文学，就呈现出张扬个性、放纵原欲、肯定人的世俗生活和生命价值的特征，具有根深蒂固的世俗人本意识。这种意识是原欲型的，虽然其中也不乏理性精神，但这种精神主要是对人的肯定而并非是与原欲相对的理性意识和道德规范。
古罗马文学是对古希腊文学的直接继承，但同时也带有自身的独特性。古罗马人有种对集权国家和个体自我牺牲精神的崇拜，因此其文学也较古希腊文学更具理性意识和责任观念，在审美品格上更趋于庄严和崇高的风格。但是，古罗马文学人文意识观念的主体仍然是古希腊文学的人本意识，仍属于古希腊原欲型文化的范畴。
希伯来文学是欧洲文学的又一源头，其中所蕴涵的“人”的观念，经由中世纪基督教文学对后来的欧洲文学产生深远影响。希伯来民族信仰一神的上帝，强调人对上帝的绝对服从；尊重灵魂，主张人的理智抑制肉体的欲望；轻视人的现世生命价值和意义，看重来世和天国的幸福。显然，希伯来文化是种重灵魂、重群体、重来世的理性型文化。原欲与理性是人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因此古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是既统一又对立，它们被称为“异质文化”。在公元1世纪中叶到2世纪末叶，希伯来文化与古希腊文化出现了第一次碰撞。希伯来文化吸收了古希腊文化的某些成分后演变成一种新的文化——基督教文化。但古希腊文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希伯来文化，因此基督教文化仍属于古希腊的异质文化。
基督教文学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蕴涵的是种理性化的人本意识，或者说是种宗教人本意识。基督教文学中的英雄不像古希腊文学中是人化的神，而是神化的人。他们并不是因为人类的智慧而显得神通广大，是神的附着才赋予其无穷威力。基督教文学中人让位于神、“灵”取代“肉”的现象体现的是人对上帝的崇拜，也体现了人对人性本质的追寻趋于理性和精神的境界。但另一方面，这又表现了一种人们对人原始生命力和生命价值的压制，是对欧洲古典文学世俗人本意识的排斥。总之，重视人的精神、对理性的追求、强调理性对原欲的限制，是早期希伯来文学和中世纪基督教文学文化价值观念的主要特征。
然而，世俗的教会把基督教精神推向了极端。尤其在中世纪后期，上帝的权利畸形膨胀，人的主体性显得微不足道。生命的本能冲动、人的合理要求都被基督教教义视为罪恶或无意的，人的本性遭到了严重的压抑。这时，原始基督教对人类的理性追求最终走向了对人类思想的扼杀。
二、
之后，欧洲文化的古希腊罗马源流与希伯来基督教源流形成了比“希腊化”时期更大规模的碰撞，带来了欧洲文学中人文观念的重大变化。这就是“文艺复兴”，欧洲文化的大转型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文化走向极端，压抑着人们，一些人文主义者就借用古典文化向其发起了攻击。文艺复兴倡导人文主义，强调以人为本、以人权反神权、以人性反神性、以个性自由反禁欲主义等，要从上帝那里找到人类自己。这是与基督教文化相冲突的，而这种冲突实质上也就是原欲与理性、肉体与灵魂的冲突。古希腊罗马文化吸收了希伯来文化中的合理成分，汇集成了人文主义。而文艺复兴便是历史给予欧洲社会重新选择文化模式的契机。
人文主义文学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学的主流。在此时期，莎士比亚是欧洲文化、艺术的集大成者，他对人理解的深刻要远远超出前辈人文主义作家。其深刻之处在于通过悲剧告诉了人们：人的自由是有限的，仅仅满足人的欲望和解放并不能把人引向自由、平等的理想世界，人的价值更应该体现在理性力量上，因此，人必须在自然欲望与社会道德、原欲与理性、出世与入世、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方面正确把握。犹如哈姆雷特，在他身上世俗人本意识和宗教人本意识的融合就十分明显，这也正是近代欧洲文化模式的典型。
17世纪的欧洲讲究理性，讲究秩序，这一精神也集中体现在了这一时期文学主流——古典主义文学中，带来了文学中人文主义观念的演变。文艺复兴虽然带来了人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但同时它对于个性自由的追求又过于偏激，造成了人们道德水准下降和社会秩序混乱。这种社会现实使人意识到了理性、秩序的重要性，再加上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成果告诉了人们宇宙是井然有序的，因而社会也应该有自己的规范与秩序，个人也应该服从社会规范。在这种精神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古典主义文学，便以理性作为自己的生命，注重人的主体意识和能动性，同时又否定了神性。相对于人文主义，古典主义更注重人的理智对情感欲望的制约，强调对自由的规范，这是对文艺复兴时期极端追求个性自由的反拨。在古典主义文学中，人通常都处于理智与情感、个人利益与国家民族利益的纠葛中，而服从王权则是最高的理性。古典主义文学中蕴涵的是种理性化的人本意识，既肯定了个体，又强调约束。
18世纪启蒙文学和古典主义文学一样强调理性精神，但它又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自由，肯定人的情感的合理性。这既是对神性更彻底的否定，又是对否定情感自由的古典主义的调节和反拨。启蒙文学家大多把个性与情感自由提高到了理性与秩序之上。卢梭是其中的典型，他否定原罪说，认为人的本性是美和善的，一切发自人的欲望和要求都是合理的，而人类自己创造的文明才是人性的污染物和罪恶的滋生地。但卢梭对人的理解过于理想、超时代，歌德则显得更现实、更理智。歌德的思考与莎士比亚有相似之处，笔下的浮士德苦苦追寻情感与理性的统一，寻找既张扬个性又不与外在冲突，既满足欲望又不违背社会道德律令两全其美的道路。然而，人是自由的，又是不自由的。浮士德一生执着地探索追求，但最终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这也正是歌德关于“人”的理解的困惑。歌德通过《浮士德》，把“人”的探索推向了更渺远的天地。启蒙文学对个性情感自由的理性追求，为浪漫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
三、
浪漫主义流行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那是个封建制度衰亡、资本主义上升的新旧交替的时代。浪漫主义文学在反古典主义精神中发展起来，强调自我、追求自由，竭力倡导自由思想，可以说是人文主义思想在新的历史中的再现。
浪漫主义的自由思想是和法国大革命精神相吻合的，可以说它是法国大革命精神的产物，是法国大革命精神在文学上的表现。但这种自由精神的倡导者是卢梭，卢梭是浪漫主义文学的“精神之父”。法国大革命过去了，原先人们认为能带来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然而，现实却让人们感到，在新的社会中自由仅仅是种形式，资本主义文明使人的生命力受到压抑，使自由得而复失。但此时卢梭的自由思想早已在大革命浪潮中深入人心，因此，在新的社会中，人们追求自由的热情依然十分强烈，“自由”是18世纪末19世纪欧洲时代精神的最强音。浪漫主义者认为现代文明带给人们压抑，因此崇尚自然，倡导“归返自然”。他们有的留恋湖光山色，有的向往原始森林，有的追怀宗法式的田园生活，就是不接纳现代文明，坚持认为只有自然才能给予人们真正的自由。浪漫主义文学的自由观念和生命意识在“自然”的境界中找到了最终的归宿。
浪漫主义文学的自由观念和生命意识，实际上是欧洲文学人文观念的新发展，是19世纪人道主义的一种表现，具体地讲，它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文学中人本意识在新的历史中的再现。浪漫主义所讲的“人性”，其侧重点不是人文主义所讲的“人智”，而是“原欲”；不是古典主义的王权意志、公民责任和理性思维，而是个人情感及欲望；也不是启蒙主义的“自然法则”、“社会道德律令”，而是人的自然欲求和生命意识。浪漫主义的理性与原欲、理智与情感的天平明显是倾向于后者的，它的人文观念已经表现出对欧洲近代理性主义文化传统的反叛精神。尽管还不至于完全脱离理性主义文化传统，但这种反叛与后来“重估一切价值”的现代反传统思想在本质上有着一衣带水的关系。所以，浪漫主义文学中蕴涵了20世纪现代主义的文化基因，这也正是现代主义又被称为“新浪漫主义”的重要原因。
现实主义形成于19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确立和发展的时期。这时，经济快速发展，人们对金钱的追求和崇拜更为狂热，大多数人忙于争夺财富。人的“个性自由”表现为对金钱的极力追逐，人的欲望使许多人丧失理智、丧失道德责任、丧失了人与人间的温情。现实主义比浪漫主义作家要理性得多，他们力图通过文学细致地展现现实，深入解剖在利益驱动下的人的心灵，从而警告世人：不要在物质面前失去人的自尊，从人道主义出发，对社会做出深刻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所呼唤的“人性”，主要是指人的理智、道德意识和人格尊严。因此，现实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浪漫主义的反拨。
浪漫主义作家所倡导的个性自由，在现实主义文学中被视为追求物质和满足私欲的自由，现实主义作家将这认为这是人本性中的“恶”，是人类自身的破坏力，是一种与人的高贵理性相对立的动物本能。他们隐隐感觉到，人在获得“自由”后，并不像浪漫主义者所想象的人因自由生长而显得尽善尽美，也不像人文主义者所讲的人因有高贵的理性而成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因为人还有种于生俱来难以抑制的私欲。他们呼唤理性，却又觉得理性在本能面前实在势单力薄，根本无力阻止人们的堕落，因而“人”的形象也就不再显得理性和高贵。现实主义作家把这种“恶”看成是人身上所固有的，并对它的自由泛滥感到深深地忧虑和恐惧，希冀人们能用理性来抑制。可见，现实主义作家总体上来说是传统理性主义的倡导者，遵循的是近代理性主义价值观念。但是，他们对人类自身“恶”所表现的忧虑、恐惧甚至悲观，泄露了对欧洲传统理性主义文化的怀疑与反思。这正是20世纪文学中弥漫的悲观情绪和危机意识的精神源头之一。所以，现实主义人文观念的发展，其中也孕育着20世纪现代文化的基因。
现实主义作家对人是否存在动物性感到迷惑不解，而后起的自然主义则非常肯定地回答了人动物属性的问题。自然主义产生于19世纪后期，1859年问世的《物种起源》对它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在达尔文之前，人因拥有灵魂而不被列入动物的范畴，而进化论却把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作为动物的一部分。这一振聋发聩的观点一被人们所认可，就启发人们沿着自然主义的思想来研究人”。自然主义就是在这样一个进化论影响下的社会中产生的。在创作中，自然主义作家往往把生理研究和社会分析结合在一起。此时，为现实主义作家所疑虑的人的“动物性”已被看成既定的科学事实，“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被用来解释人类“恶”的产生和存在的原因；从前文学中高贵的“人”的形象已从神圣的理性殿堂跌入到动物王国。因此，自然主义文学在文化观念上对传统理性主义已有所超越，从而跨入了非理性主义文化的门槛。
四、
20世纪西方文学是在现代非理性主义文化中生长起来的，欧美文学表现出了对与传统文学的重大差异。无论是现代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倾向的文学，都更注重对人的内心做哲学的思考，并往往以荒诞不经的形式加以表现。特别是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把理智与情感、理性与原欲、灵与肉、善与恶等主题推向深入。有些现代作家还认为人的非理性元素是人生命的本体，蕴涵的是一种非理性人本意识，显示了欧美文学在人文观念上的新发展。
浪漫主义文学在“返回自然”的追求中，虽已露出了非理性的端倪，但还十分朦胧，其本质仍与理性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实主义文学对人本性中破坏力深感忧虑，并对理性的制约力感到怀疑，但最终又在理性主义信念中找到生存的勇气和力量。20世纪文学，特别是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把浪漫主义的“返回自然”进一步推到返回原始的荒蛮时代，以非理性的自由去反抗现代文明，反抗宗教理性、科学理性、政治理性和经济理性。这时的“理性”也已拥有了更广泛的内涵，指的是抑制人生命的一切有形和无形的力量，是罪大恶极的刽子手，是荒诞的、不讲理的、总是与人作对的力量。许多作家都站在反理性的立场上描写神秘的非理性和潜意识冲动给人们所带来的自由感，这就是20世纪文学频频描写病态、畸形、死亡、梦境、幻觉、白日梦、痴人梦、性冲动、歇斯底里、长篇独白、内心回忆等等的重要原因。因此，在20世纪文学，尤其是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中，已很难听到以往文学中对人性美的赞歌，这正是欧美文学人文观念转型的表现。
在对待物质文明的态度上，20世纪文学也表现出了更强烈的反抗。这时的“物”已被泛化为金钱、物质、科技、社会等整个物质世界，人与物的对立也被泛化为人和除了精神世界外整个现代化物质文明的对立。以往的文学在描写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依然相信人自身的理性力量，保留着几分乐观与浪漫。即使是浪漫主义作家，在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时也并不抹杀人与物之间的差别，也不认为人丧失了对物质世界的支配权而沦为“物”的奴隶。现实主义作家也一方面表现人被物质改变的同时，又一方面表现其对这种改变的抗拒。而20世纪欧美文学则着重表现人在物前的无能为力，物质世界抛弃了人类，人处于一个难以理喻、无法解释的陌生世界。人自己蜕变成了物，世界是荒诞的，人类的生存失去了意义。20世纪表现的这种人与物的矛盾人对物质和科学理性的反对，实质上是对人类本性的一种维护，表现了一种新的人道原则。
非理性倾向是20世纪欧美社会的时代特征。作家们对人类非理性的本质常常表现出忧虑、恐惧甚至否定。他们真切观察到了人的非理性内容并视其为人的生命本体，但对于回归原始状态，完全释放本性的人，又是充满忧虑的，这正是20世纪欧美文学中危机意识和被悲观情绪产生的原因。在20世纪文学非理性倾向的背后，隐藏着作家们对人的处境和命运的理性思考。即使是典型的现代主义作家，在创作中依然包含着对更高意义上的理性的追求。20世纪50年代以后这种追求理性的倾向更为明显。这种“更高意义上的理性”虽然较之传统的理性有着明显的不同，但其实质已露出了人道主义信仰精华与近代个性、科学思维相结合的趋势。20世纪50年代后的欧美文学中，这种趋向已十分明显。可见，经过漫长的历史起伏，文学中又出现了恢复对“上帝”与“理性”的崇拜和追寻。当然，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上帝与理性了。由此可见，20世纪50年代后西方文学的人文观念，又开始朝着新的方向发展。
附简表：
古希腊罗马文学：荷马史诗 古希腊戏剧
中世纪文学：但丁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塞万提斯 莎士比亚
17世纪古典主义文学：莫里哀
18世纪启蒙文学：歌德
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拜伦 雨果 普希金
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司汤达 巴尔扎克 狄更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 列夫·托尔斯泰 契诃夫
易卜生 马克·吐温
19世纪自然主义和其他流派（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左拉 莫泊桑 波德莱尔
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高尔基 肖洛霍夫 艾特玛托夫 罗曼·罗兰 德莱塞 海明威 劳伦斯
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艾略特 卡夫卡 乔伊特 萨特
20世纪后现代主义文学：贝克特 品钦 海勒 马尔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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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前6世纪直到20世纪,西方文论大体上经历了古希腊罗马古典主义--中世纪神秘主义和文艺复兴人文主义--17世纪新古典主义--18世纪启蒙主义--德国古典美学的文论--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阶段.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西方文论呈现出一些规律:1.西方文论的发展受着西方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状况的制约.2.西方文论的发展受西方哲学、美学的影响,大体经历了:自然本体论文论--认识论文论--社会本体论文论(精神本体论文论--语言本体论文论),在18世纪形成了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的两大文论思潮的对立,在20世纪形成了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两大对立的文论思潮.3.西方文论的发展还受到文艺的内在构成要素的左右,19世纪以前西方文论主要是社会和作品的研究,19-20世纪转向作家、艺术家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以后又转向接受者、读者的研究.4.西方文论的发展同时还由于人类主体的心理因素的演变而变化发展,大体呈现出由理性到感性,由神学理性到人文理性,由意志到直觉,由显意识到无意识,由全方位到单个心理因素再到多元心理研究.5.西方文论的发展与西方文学的发展一样,形成了广义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相辅相成的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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