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一书的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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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在“本纪”、“世家”和“列传”中所写的一系列历史人物,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高度概括力和卓越的见识,而且通过那些人物的活动,生动地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表现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精神,表现了作者同情广大的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为那些被污辱、被损害的人鸣不平的战斗热情。因此,两千多年来,《史记》不仅是历史家学习的典范,而且也成为文学家学习的典范。
除此之外它的写人艺术确实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
当代有位西方汉学家说,《史记》是可以与古希腊《伊利亚特》、《奥德赛》媲美的中国古代的伟大的史诗。我国有位颇具影响的文学评论家甚至认为,我国古代的写人艺术有两个高峰,一个是《史记》,一个是《红楼梦》。这些说法都不过分。《史记》所塑造的众多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其对人物性格的刻画,确实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 《史记》的写人成就,主要在于写出了复杂的人物性格。
一、塑造了美丑并举、善恶兼具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 司马迁最可贵的是,他写出了真正的人,复杂的人,有个性的人,完整的人,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伟大之处。那么,什么是人呢?马克思认为:任何个人,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而不是思想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4〕“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马克思强调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人的不“纯粹”,实际上就是强调人性的复杂。因为社会关系是复杂的、矛盾的,处在社会关系网的某一点的人决不会是单一的社会生活内容的反映,虽然这种复杂程度的大小轻重不同。
关于人性的复杂,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名著《复活》中有一段形象的论述,他说:“人好比河,所有的河里的水都一样,……可是每一条河都是有的地方河身狭窄,有的地方水流湍急,有的地方河身宽阔,有的地方河水清澄……,人也是这样。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切人性的胚胎,有的时候表现这一些人性,有的时候又表现那一些人性。他常常变得完全不象他自己,同时却又始终是他自己。”是说人性是流动的、多变的,“人性的胚胎”在不同条件下可能显示出不同的性格特征。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列宁就曾说托尔斯泰“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另一方面是一个发狂地笃信基督的地主”;[6]恩格斯也说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7] ,都是讲的人性的复杂。所以我国著名翻译家付雷感叹地说“人真是一个矛盾百出,复杂万分,神秘到极点的动物。”[8]
正因为如此,文学创作上有“圆形人物”和“扁形人物”,或“复杂性格”和“简单性格”之说 。把具有复杂性格的人物形象称为“圆形人物”,把具有简单性格的人物形象之称为“扁形人物”。“扁形人物”一般说来,“只具备一种气质,甚至可以用一个句子表达出来”,性格固定,不受环境的影响;环境的变动只会更显示出其性格的一成不变,在整个小说中性格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圆形人物则写出了人性的复杂,给人以立体感,往往是人物象生活中的人一样难于猜测和把握,具有人性的深度,能够较充分折射出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扁形人物”在评论界和创作界都都曾遭受过非议,英国小说家诺曼·道格拉斯认为这种人物是作者“对一般人的内心深处的复杂性缺乏了解”造成的 。[10]
虽然我们不能千篇一律地要求所有小说都塑造出复杂性格形象,但无疑复杂性格要比简单性格更接近真实的人,更富有人性的魅力,更能感动人、启迪人,因而,成就也更高。
如某些研究者所指出的,中国古代的小说所塑造的,许多都是类型化的扁形人物。往往都以封建伦理道德作为衡量人物的唯一标准。其突出表现是在人物塑造上绝大多数都存在着忠奸极为分明的脸谱化倾向,好人高大完美,没有缺点;坏人头上生疮,脚下流脓,没有优点,以“千部一腔,千人一面”,[11]没有开拓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多面性,把人物丰富多采的个性消融到了宣谕封建道德的原则中去了。即使一些优秀的古典名著,偶尔也不免于此。有人评《三国演义》,说刘备“仁”得近愚,宽厚得近伪;诸葛亮“智”得近妖,就是说人物完美到了不近人情程度。所以民间有评论说:“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中国小说,确实是《红楼梦》打破了“叙好人完全是好。叙坏人完全是坏”[12]的传统格局的。而司马迁的《史记》,则早于《红楼梦》一千多年,在写真人真事的史书中,达到了可与《红楼梦》并峙的高峰。
《史记》塑造的人物,许多都是善恶兼具,美丑并举的。如汉高祖刘邦,司马迁既写出了他的雄才大略、能驾驭人、头脑灵活、知人善任等才能,肯定了他在推翻暴秦统治、建立汉王朝中所起的作用;同时,也并没有因为他的至上地位而美化他,写出了他的好逸恶劳、贪酒好色、赌博无赖;叙述了他杀害功臣的残忍、奸诈,写出了他的表面豁达而内心忌刻阴险。对酷吏张汤,司马迁既叙述了他执法严苛,及不惜歪曲法律,奉迎皇帝“奏谳疑,必豫先为上分别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谳决法廷尉,洁令扬主之明。”“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与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也记述了他为官廉洁,“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出殡时“载以牛车,有棺无椁。”[13]司马迁笔下的将军灌夫,则在具有为人刚直,不好面谀,侠肝义胆的优秀品格的同时,还横行乡里,家累巨万,有贵族豪强的劣根性,[14]等等。
司马迁对复杂的人性的刻画,最突出表现在项羽形象上。钱钟书曾就《史记》所述,检出项羽性格的几点特征,笔者据以分解分析如下:
1、风云之气——儿女之情
过去人们在分析 项羽形象时,常以“虞兮”之歌为例,认为写出了项羽性格中风云之气和儿女之情的两个方面——在垓下之围的穷途末路之时,项羽慷慨别姬“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声泪俱下,表现了依依难舍的、缠绵的儿女之情。而在战场上,他又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击秦救赵的巨鹿之战中,面对“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15]的严峻形势,他率领楚兵,破釜沉舟,只带三天粮食,以示必死,无有还心。他身先士卒,勇冠三军,绝秦甬道,“杀苏角,虏王离”,[16]一举消灭了秦军主力。对项羽的无比勇武,“诸侯无不人人惴恐”;诸侯大将见项羽,“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17]由此看,项羽是一个具有丰富情感而又无比勇武的将军。作者写出了粗犷伟岸的身躯中的细腻动人的情感世界。
2、言语呕呕——喑恶叱咤
《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说:“项王喑恶叱咤,千人皆废;……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饮食;……”言语呕呕,说话温和,和蔼可亲的样子。喑恶叱咤,厉声怒喝,叱咤风云的样子。《项羽本纪》说,项羽“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具有勇冠三军、气压万人的非凡气概。在战场上,他常是亲自披挂上马,“独身挑战”,只要他大喝一声,“瞋目叱而之 ,”敌人就会“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他大吼一声,敌人就会“目不敢视,手不敢发”;他“大呼驰下”,汉军就“皆披靡”。[18]所以韩信说“项王喑恶叱咤,千人皆废”。但这是对敌人。而对部下,他则是言语呕呕,慈惠可亲,十分柔和。即项羽一方面是充满了阳刚之气,声如洪钟,声色俱厉,有万夫不当之勇的魁岸豪杰;另一方面是风度和穆,言语和蔼,有温良恭俭让之风的谦谦君子。显示了不同情境下项羽性格的变化。
3.恭敬慈爱、为人不忍-僄悍滑贼 、屠坑残灭
鸿门宴上,项羽对范增屡次欲杀掉刘邦的示意“默然不应”,范增对项庄说:“君王为人不忍。”前引《淮阴侯列传》韩信曰“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饮食……”;《高祖本纪》王陵说:“项王仁而爱人”;《陈相国世家》陈平说:“项王为人恭敬爱人”。都是说项羽为人慈厚仁和,甚至看到别人患病痛苦,也要流泪而备加关照。但同是这个项羽,有时却又十分凶悍,残酷暴戾。《高祖本纪》云:“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僄悍滑贼,诸所过无不残灭’。”《项羽本纪》记:“项梁前使项羽别攻襄城,襄城坚守不下。已拔,皆坑之。”秦将章邯率大军投降项羽,项羽恐“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项羽攻破襄阳城后,将全城人都活埋了;秦朝军队投降后,恐秦降兵不服,一夜间杀死了二十多万人,简直是灭绝人性到了极点!司马迁真实地展示出了项羽形象中的美与丑,善与恶。
4.爱人礼士——妒贤嫉能
《高祖本纪》中王陵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陈相国世家》陈平曰:“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既爱人礼士,又妒贤嫉能, 十分矛盾却又不矛盾。从王陵所讲看,项羽的爱人礼士不过是表面上做做样子,骨子里则是妒贤嫉能的。这种表象和本质巨大差异,在表现了人性复杂的同时,更显示出了项羽的胸无大志和缺少政治家的素质。
在司马迁笔下,上述种种看似矛盾的性格,都集中于项羽一身。如果我们单看项羽性格的某一方面,可以说他是一个仁慈的长官,勇猛的将领,礼贤下士的统帅,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然而,项羽就是这样一个美丑并举、善恶兼具的,富有个性、生气勃勃的人物。
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读完《项羽本纪》也好,《高祖本纪》也好,对其中的主人公的性格、品质、气质等都有一个基本的评价。即司马迁塑造的人物性格是完整的,而不是支离破碎的,尽管某些人物性格复杂多变,但又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如钱钟书说:项羽性格“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学性理,犁然有当。” [19]尽管项羽又许多缺点甚至是罪恶,但总体上他仍然是一个令人同情的、胸襟磊落的、英气逼人的正面英雄形象。如李贽说:“(项羽)自是千古英雄,[20]”吴见思说:“项羽力拔山气盖世,何等英雄,何等力量……”[21]李晚芳说:“羽之神勇,千古无二。”[22]而刘邦,则总让人感到是一个智谋超人而又卑怯自私的无赖皇帝。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这与司马迁的塑造人物方法甚至价值取向等都有关系。
除此之外它的写人艺术确实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
当代有位西方汉学家说,《史记》是可以与古希腊《伊利亚特》、《奥德赛》媲美的中国古代的伟大的史诗。我国有位颇具影响的文学评论家甚至认为,我国古代的写人艺术有两个高峰,一个是《史记》,一个是《红楼梦》。这些说法都不过分。《史记》所塑造的众多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其对人物性格的刻画,确实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 《史记》的写人成就,主要在于写出了复杂的人物性格。
一、塑造了美丑并举、善恶兼具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 司马迁最可贵的是,他写出了真正的人,复杂的人,有个性的人,完整的人,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伟大之处。那么,什么是人呢?马克思认为:任何个人,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而不是思想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4〕“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马克思强调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人的不“纯粹”,实际上就是强调人性的复杂。因为社会关系是复杂的、矛盾的,处在社会关系网的某一点的人决不会是单一的社会生活内容的反映,虽然这种复杂程度的大小轻重不同。
关于人性的复杂,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名著《复活》中有一段形象的论述,他说:“人好比河,所有的河里的水都一样,……可是每一条河都是有的地方河身狭窄,有的地方水流湍急,有的地方河身宽阔,有的地方河水清澄……,人也是这样。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切人性的胚胎,有的时候表现这一些人性,有的时候又表现那一些人性。他常常变得完全不象他自己,同时却又始终是他自己。”是说人性是流动的、多变的,“人性的胚胎”在不同条件下可能显示出不同的性格特征。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列宁就曾说托尔斯泰“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另一方面是一个发狂地笃信基督的地主”;[6]恩格斯也说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7] ,都是讲的人性的复杂。所以我国著名翻译家付雷感叹地说“人真是一个矛盾百出,复杂万分,神秘到极点的动物。”[8]
正因为如此,文学创作上有“圆形人物”和“扁形人物”,或“复杂性格”和“简单性格”之说 。把具有复杂性格的人物形象称为“圆形人物”,把具有简单性格的人物形象之称为“扁形人物”。“扁形人物”一般说来,“只具备一种气质,甚至可以用一个句子表达出来”,性格固定,不受环境的影响;环境的变动只会更显示出其性格的一成不变,在整个小说中性格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圆形人物则写出了人性的复杂,给人以立体感,往往是人物象生活中的人一样难于猜测和把握,具有人性的深度,能够较充分折射出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扁形人物”在评论界和创作界都都曾遭受过非议,英国小说家诺曼·道格拉斯认为这种人物是作者“对一般人的内心深处的复杂性缺乏了解”造成的 。[10]
虽然我们不能千篇一律地要求所有小说都塑造出复杂性格形象,但无疑复杂性格要比简单性格更接近真实的人,更富有人性的魅力,更能感动人、启迪人,因而,成就也更高。
如某些研究者所指出的,中国古代的小说所塑造的,许多都是类型化的扁形人物。往往都以封建伦理道德作为衡量人物的唯一标准。其突出表现是在人物塑造上绝大多数都存在着忠奸极为分明的脸谱化倾向,好人高大完美,没有缺点;坏人头上生疮,脚下流脓,没有优点,以“千部一腔,千人一面”,[11]没有开拓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多面性,把人物丰富多采的个性消融到了宣谕封建道德的原则中去了。即使一些优秀的古典名著,偶尔也不免于此。有人评《三国演义》,说刘备“仁”得近愚,宽厚得近伪;诸葛亮“智”得近妖,就是说人物完美到了不近人情程度。所以民间有评论说:“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中国小说,确实是《红楼梦》打破了“叙好人完全是好。叙坏人完全是坏”[12]的传统格局的。而司马迁的《史记》,则早于《红楼梦》一千多年,在写真人真事的史书中,达到了可与《红楼梦》并峙的高峰。
《史记》塑造的人物,许多都是善恶兼具,美丑并举的。如汉高祖刘邦,司马迁既写出了他的雄才大略、能驾驭人、头脑灵活、知人善任等才能,肯定了他在推翻暴秦统治、建立汉王朝中所起的作用;同时,也并没有因为他的至上地位而美化他,写出了他的好逸恶劳、贪酒好色、赌博无赖;叙述了他杀害功臣的残忍、奸诈,写出了他的表面豁达而内心忌刻阴险。对酷吏张汤,司马迁既叙述了他执法严苛,及不惜歪曲法律,奉迎皇帝“奏谳疑,必豫先为上分别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谳决法廷尉,洁令扬主之明。”“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与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也记述了他为官廉洁,“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出殡时“载以牛车,有棺无椁。”[13]司马迁笔下的将军灌夫,则在具有为人刚直,不好面谀,侠肝义胆的优秀品格的同时,还横行乡里,家累巨万,有贵族豪强的劣根性,[14]等等。
司马迁对复杂的人性的刻画,最突出表现在项羽形象上。钱钟书曾就《史记》所述,检出项羽性格的几点特征,笔者据以分解分析如下:
1、风云之气——儿女之情
过去人们在分析 项羽形象时,常以“虞兮”之歌为例,认为写出了项羽性格中风云之气和儿女之情的两个方面——在垓下之围的穷途末路之时,项羽慷慨别姬“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声泪俱下,表现了依依难舍的、缠绵的儿女之情。而在战场上,他又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击秦救赵的巨鹿之战中,面对“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15]的严峻形势,他率领楚兵,破釜沉舟,只带三天粮食,以示必死,无有还心。他身先士卒,勇冠三军,绝秦甬道,“杀苏角,虏王离”,[16]一举消灭了秦军主力。对项羽的无比勇武,“诸侯无不人人惴恐”;诸侯大将见项羽,“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17]由此看,项羽是一个具有丰富情感而又无比勇武的将军。作者写出了粗犷伟岸的身躯中的细腻动人的情感世界。
2、言语呕呕——喑恶叱咤
《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说:“项王喑恶叱咤,千人皆废;……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饮食;……”言语呕呕,说话温和,和蔼可亲的样子。喑恶叱咤,厉声怒喝,叱咤风云的样子。《项羽本纪》说,项羽“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具有勇冠三军、气压万人的非凡气概。在战场上,他常是亲自披挂上马,“独身挑战”,只要他大喝一声,“瞋目叱而之 ,”敌人就会“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他大吼一声,敌人就会“目不敢视,手不敢发”;他“大呼驰下”,汉军就“皆披靡”。[18]所以韩信说“项王喑恶叱咤,千人皆废”。但这是对敌人。而对部下,他则是言语呕呕,慈惠可亲,十分柔和。即项羽一方面是充满了阳刚之气,声如洪钟,声色俱厉,有万夫不当之勇的魁岸豪杰;另一方面是风度和穆,言语和蔼,有温良恭俭让之风的谦谦君子。显示了不同情境下项羽性格的变化。
3.恭敬慈爱、为人不忍-僄悍滑贼 、屠坑残灭
鸿门宴上,项羽对范增屡次欲杀掉刘邦的示意“默然不应”,范增对项庄说:“君王为人不忍。”前引《淮阴侯列传》韩信曰“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饮食……”;《高祖本纪》王陵说:“项王仁而爱人”;《陈相国世家》陈平说:“项王为人恭敬爱人”。都是说项羽为人慈厚仁和,甚至看到别人患病痛苦,也要流泪而备加关照。但同是这个项羽,有时却又十分凶悍,残酷暴戾。《高祖本纪》云:“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僄悍滑贼,诸所过无不残灭’。”《项羽本纪》记:“项梁前使项羽别攻襄城,襄城坚守不下。已拔,皆坑之。”秦将章邯率大军投降项羽,项羽恐“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项羽攻破襄阳城后,将全城人都活埋了;秦朝军队投降后,恐秦降兵不服,一夜间杀死了二十多万人,简直是灭绝人性到了极点!司马迁真实地展示出了项羽形象中的美与丑,善与恶。
4.爱人礼士——妒贤嫉能
《高祖本纪》中王陵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陈相国世家》陈平曰:“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既爱人礼士,又妒贤嫉能, 十分矛盾却又不矛盾。从王陵所讲看,项羽的爱人礼士不过是表面上做做样子,骨子里则是妒贤嫉能的。这种表象和本质巨大差异,在表现了人性复杂的同时,更显示出了项羽的胸无大志和缺少政治家的素质。
在司马迁笔下,上述种种看似矛盾的性格,都集中于项羽一身。如果我们单看项羽性格的某一方面,可以说他是一个仁慈的长官,勇猛的将领,礼贤下士的统帅,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然而,项羽就是这样一个美丑并举、善恶兼具的,富有个性、生气勃勃的人物。
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读完《项羽本纪》也好,《高祖本纪》也好,对其中的主人公的性格、品质、气质等都有一个基本的评价。即司马迁塑造的人物性格是完整的,而不是支离破碎的,尽管某些人物性格复杂多变,但又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如钱钟书说:项羽性格“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学性理,犁然有当。” [19]尽管项羽又许多缺点甚至是罪恶,但总体上他仍然是一个令人同情的、胸襟磊落的、英气逼人的正面英雄形象。如李贽说:“(项羽)自是千古英雄,[20]”吴见思说:“项羽力拔山气盖世,何等英雄,何等力量……”[21]李晚芳说:“羽之神勇,千古无二。”[22]而刘邦,则总让人感到是一个智谋超人而又卑怯自私的无赖皇帝。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这与司马迁的塑造人物方法甚至价值取向等都有关系。
参考资料: http://mdedu.bbi.edu.cn/NCourse/ClassicalChinese/web-html/no2-3/3-02-01.htm#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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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在“本纪”、“世家”和“列传”中所写的一系列历史人物,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高度概括力和卓越的见识,而且通过那些人物的活动,生动地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表现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精神,表现了作者同情广大的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为那些被污辱、被损害的人鸣不平的战斗热情。因此,两千多年来,《史记》不仅是历史家学习的典范,而且也成为文学家学习的典范。
除此之外它的写人艺术确实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
当代有位西方汉学家说,《史记》是可以与古希腊《伊利亚特》、《奥德赛》媲美的中国古代的伟大的史诗。我国有位颇具影响的文学评论家甚至认为,我国古代的写人艺术有两个高峰,一个是《史记》,一个是《红楼梦》。这些说法都不过分。《史记》所塑造的众多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其对人物性格的刻画,确实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 《史记》的写人成就,主要在于写出了复杂的人物性格。
一、塑造了美丑并举、善恶兼具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 司马迁最可贵的是,他写出了真正的人,复杂的人,有个性的人,完整的人,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伟大之处。那么,什么是人呢?马克思认为:任何个人,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而不是思想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4〕“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马克思强调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人的不“纯粹”,实际上就是强调人性的复杂。因为社会关系是复杂的、矛盾的,处在社会关系网的某一点的人决不会是单一的社会生活内容的反映,虽然这种复杂程度的大小轻重不同。
关于人性的复杂,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名著《复活》中有一段形象的论述,他说:“人好比河,所有的河里的水都一样,……可是每一条河都是有的地方河身狭窄,有的地方水流湍急,有的地方河身宽阔,有的地方河水清澄……,人也是这样。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切人性的胚胎,有的时候表现这一些人性,有的时候又表现那一些人性。他常常变得完全不象他自己,同时却又始终是他自己。”是说人性是流动的、多变的,“人性的胚胎”在不同条件下可能显示出不同的性格特征。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列宁就曾说托尔斯泰“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另一方面是一个发狂地笃信基督的地主”;[6]恩格斯也说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7] ,都是讲的人性的复杂。所以我国著名翻译家付雷感叹地说“人真是一个矛盾百出,复杂万分,神秘到极点的动物。”[8]
正因为如此,文学创作上有“圆形人物”和“扁形人物”,或“复杂性格”和“简单性格”之说 。把具有复杂性格的人物形象称为“圆形人物”,把具有简单性格的人物形象之称为“扁形人物”。“扁形人物”一般说来,“只具备一种气质,甚至可以用一个句子表达出来”,性格固定,不受环境的影响;环境的变动只会更显示出其性格的一成不变,在整个小说中性格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圆形人物则写出了人性的复杂,给人以立体感,往往是人物象生活中的人一样难于猜测和把握,具有人性的深度,能够较充分折射出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扁形人物”在评论界和创作界都都曾遭受过非议,英国小说家诺曼·道格拉斯认为这种人物是作者“对一般人的内心深处的复杂性缺乏了解”造成的 。[10]
虽然我们不能千篇一律地要求所有小说都塑造出复杂性格形象,但无疑复杂性格要比简单性格更接近真实的人,更富有人性的魅力,更能感动人、启迪人,因而,成就也更高。
如某些研究者所指出的,中国古代的小说所塑造的,许多都是类型化的扁形人物。往往都以封建伦理道德作为衡量人物的唯一标准。其突出表现是在人物塑造上绝大多数都存在着忠奸极为分明的脸谱化倾向,好人高大完美,没有缺点;坏人头上生疮,脚下流脓,没有优点,以“千部一腔,千人一面”,[11]没有开拓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多面性,把人物丰富多采的个性消融到了宣谕封建道德的原则中去了。即使一些优秀的古典名著,偶尔也不免于此。有人评《三国演义》,说刘备“仁”得近愚,宽厚得近伪;诸葛亮“智”得近妖,就是说人物完美到了不近人情程度。所以民间有评论说:“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中国小说,确实是《红楼梦》打破了“叙好人完全是好。叙坏人完全是坏”[12]的传统格局的。而司马迁的《史记》,则早于《红楼梦》一千多年,在写真人真事的史书中,达到了可与《红楼梦》并峙的高峰。
《史记》塑造的人物,许多都是善恶兼具,美丑并举的。如汉高祖刘邦,司马迁既写出了他的雄才大略、能驾驭人、头脑灵活、知人善任等才能,肯定了他在推翻暴秦统治、建立汉王朝中所起的作用;同时,也并没有因为他的至上地位而美化他,写出了他的好逸恶劳、贪酒好色、赌博无赖;叙述了他杀害功臣的残忍、奸诈,写出了他的表面豁达而内心忌刻阴险。对酷吏张汤,司马迁既叙述了他执法严苛,及不惜歪曲法律,奉迎皇帝“奏谳疑,必豫先为上分别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谳决法廷尉,洁令扬主之明。”“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与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也记述了他为官廉洁,“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出殡时“载以牛车,有棺无椁。”[13]司马迁笔下的将军灌夫,则在具有为人刚直,不好面谀,侠肝义胆的优秀品格的同时,还横行乡里,家累巨万,有贵族豪强的劣根性,[14]等等。
司马迁对复杂的人性的刻画,最突出表现在项羽形象上。钱钟书曾就《史记》所述,检出项羽性格的几点特征,笔者据以分解分析如下:
1、风云之气——儿女之情
过去人们在分析 项羽形象时,常以“虞兮”之歌为例,认为写出了项羽性格中风云之气和儿女之情的两个方面——在垓下之围的穷途末路之时,项羽慷慨别姬“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声泪俱下,表现了依依难舍的、缠绵的儿女之情。而在战场上,他又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击秦救赵的巨鹿之战中,面对“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15]的严峻形势,他率领楚兵,破釜沉舟,只带三天粮食,以示必死,无有还心。他身先士卒,勇冠三军,绝秦甬道,“杀苏角,虏王离”,[16]一举消灭了秦军主力。对项羽的无比勇武,“诸侯无不人人惴恐”;诸侯大将见项羽,“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17]由此看,项羽是一个具有丰富情感而又无比勇武的将军。作者写出了粗犷伟岸的身躯中的细腻动人的情感世界。
2、言语呕呕——喑恶叱咤
《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说:“项王喑恶叱咤,千人皆废;……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饮食;……”言语呕呕,说话温和,和蔼可亲的样子。喑恶叱咤,厉声怒喝,叱咤风云的样子。《项羽本纪》说,项羽“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具有勇冠三军、气压万人的非凡气概。在战场上,他常是亲自披挂上马,“独身挑战”,只要他大喝一声,“瞋目叱而之 ,”敌人就会“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他大吼一声,敌人就会“目不敢视,手不敢发”;他“大呼驰下”,汉军就“皆披靡”。[18]所以韩信说“项王喑恶叱咤,千人皆废”。但这是对敌人。而对部下,他则是言语呕呕,慈惠可亲,十分柔和。即项羽一方面是充满了阳刚之气,声如洪钟,声色俱厉,有万夫不当之勇的魁岸豪杰;另一方面是风度和穆,言语和蔼,有温良恭俭让之风的谦谦君子。显示了不同情境下项羽性格的变化。
3.恭敬慈爱、为人不忍-僄悍滑贼 、屠坑残灭
鸿门宴上,项羽对范增屡次欲杀掉刘邦的示意“默然不应”,范增对项庄说:“君王为人不忍。”前引《淮阴侯列传》韩信曰“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饮食……”;《高祖本纪》王陵说:“项王仁而爱人”;《陈相国世家》陈平说:“项王为人恭敬爱人”。都是说项羽为人慈厚仁和,甚至看到别人患病痛苦,也要流泪而备加关照。但同是这个项羽,有时却又十分凶悍,残酷暴戾。《高祖本纪》云:“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僄悍滑贼,诸所过无不残灭’。”《项羽本纪》记:“项梁前使项羽别攻襄城,襄城坚守不下。已拔,皆坑之。”秦将章邯率大军投降项羽,项羽恐“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项羽攻破襄阳城后,将全城人都活埋了;秦朝军队投降后,恐秦降兵不服,一夜间杀死了二十多万人,简直是灭绝人性到了极点!司马迁真实地展示出了项羽形象中的美与丑,善与恶。
4.爱人礼士——妒贤嫉能
《高祖本纪》中王陵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陈相国世家》陈平曰:“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既爱人礼士,又妒贤嫉能, 十分矛盾却又不矛盾。从王陵所讲看,项羽的爱人礼士不过是表面上做做样子,骨子里则是妒贤嫉能的。这种表象和本质巨大差异,在表现了人性复杂的同时,更显示出了项羽的胸无大志和缺少政治家的素质。
在司马迁笔下,上述种种看似矛盾的性格,都集中于项羽一身。如果我们单看项羽性格的某一方面,可以说他是一个仁慈的长官,勇猛的将领,礼贤下士的统帅,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然而,项羽就是这样一个美丑并举、善恶兼具的,富有个性、生气勃勃的人物。
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读完《项羽本纪》也好,《高祖本纪》也好,对其中的主人公的性格、品质、气质等都有一个基本的评价。即司马迁塑造的人物性格是完整的,而不是支离破碎的,尽管某些人物性格复杂多变,但又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如钱钟书说:项羽性格“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学性理,犁然有当。” [19]尽管项羽又许多缺点甚至是罪恶,但总体上他仍然是一个令人同情的、胸襟磊落的、英气逼人的正面英雄形象。如李贽说:“(项羽)自是千古英雄,[20]”吴见思说:“项羽力拔山气盖世,何等英雄,何等力量……”[21]李晚芳说:“羽之神勇,千古无二。”[22]而刘邦,则总让人感到是一个智谋超人而又卑怯自私的无赖皇帝。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这与司马迁的塑造人物方法甚至价值取向等都有关系。
除此之外它的写人艺术确实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
当代有位西方汉学家说,《史记》是可以与古希腊《伊利亚特》、《奥德赛》媲美的中国古代的伟大的史诗。我国有位颇具影响的文学评论家甚至认为,我国古代的写人艺术有两个高峰,一个是《史记》,一个是《红楼梦》。这些说法都不过分。《史记》所塑造的众多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其对人物性格的刻画,确实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 《史记》的写人成就,主要在于写出了复杂的人物性格。
一、塑造了美丑并举、善恶兼具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 司马迁最可贵的是,他写出了真正的人,复杂的人,有个性的人,完整的人,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伟大之处。那么,什么是人呢?马克思认为:任何个人,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而不是思想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4〕“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马克思强调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人的不“纯粹”,实际上就是强调人性的复杂。因为社会关系是复杂的、矛盾的,处在社会关系网的某一点的人决不会是单一的社会生活内容的反映,虽然这种复杂程度的大小轻重不同。
关于人性的复杂,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名著《复活》中有一段形象的论述,他说:“人好比河,所有的河里的水都一样,……可是每一条河都是有的地方河身狭窄,有的地方水流湍急,有的地方河身宽阔,有的地方河水清澄……,人也是这样。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切人性的胚胎,有的时候表现这一些人性,有的时候又表现那一些人性。他常常变得完全不象他自己,同时却又始终是他自己。”是说人性是流动的、多变的,“人性的胚胎”在不同条件下可能显示出不同的性格特征。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列宁就曾说托尔斯泰“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另一方面是一个发狂地笃信基督的地主”;[6]恩格斯也说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7] ,都是讲的人性的复杂。所以我国著名翻译家付雷感叹地说“人真是一个矛盾百出,复杂万分,神秘到极点的动物。”[8]
正因为如此,文学创作上有“圆形人物”和“扁形人物”,或“复杂性格”和“简单性格”之说 。把具有复杂性格的人物形象称为“圆形人物”,把具有简单性格的人物形象之称为“扁形人物”。“扁形人物”一般说来,“只具备一种气质,甚至可以用一个句子表达出来”,性格固定,不受环境的影响;环境的变动只会更显示出其性格的一成不变,在整个小说中性格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圆形人物则写出了人性的复杂,给人以立体感,往往是人物象生活中的人一样难于猜测和把握,具有人性的深度,能够较充分折射出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扁形人物”在评论界和创作界都都曾遭受过非议,英国小说家诺曼·道格拉斯认为这种人物是作者“对一般人的内心深处的复杂性缺乏了解”造成的 。[10]
虽然我们不能千篇一律地要求所有小说都塑造出复杂性格形象,但无疑复杂性格要比简单性格更接近真实的人,更富有人性的魅力,更能感动人、启迪人,因而,成就也更高。
如某些研究者所指出的,中国古代的小说所塑造的,许多都是类型化的扁形人物。往往都以封建伦理道德作为衡量人物的唯一标准。其突出表现是在人物塑造上绝大多数都存在着忠奸极为分明的脸谱化倾向,好人高大完美,没有缺点;坏人头上生疮,脚下流脓,没有优点,以“千部一腔,千人一面”,[11]没有开拓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多面性,把人物丰富多采的个性消融到了宣谕封建道德的原则中去了。即使一些优秀的古典名著,偶尔也不免于此。有人评《三国演义》,说刘备“仁”得近愚,宽厚得近伪;诸葛亮“智”得近妖,就是说人物完美到了不近人情程度。所以民间有评论说:“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中国小说,确实是《红楼梦》打破了“叙好人完全是好。叙坏人完全是坏”[12]的传统格局的。而司马迁的《史记》,则早于《红楼梦》一千多年,在写真人真事的史书中,达到了可与《红楼梦》并峙的高峰。
《史记》塑造的人物,许多都是善恶兼具,美丑并举的。如汉高祖刘邦,司马迁既写出了他的雄才大略、能驾驭人、头脑灵活、知人善任等才能,肯定了他在推翻暴秦统治、建立汉王朝中所起的作用;同时,也并没有因为他的至上地位而美化他,写出了他的好逸恶劳、贪酒好色、赌博无赖;叙述了他杀害功臣的残忍、奸诈,写出了他的表面豁达而内心忌刻阴险。对酷吏张汤,司马迁既叙述了他执法严苛,及不惜歪曲法律,奉迎皇帝“奏谳疑,必豫先为上分别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谳决法廷尉,洁令扬主之明。”“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与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也记述了他为官廉洁,“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出殡时“载以牛车,有棺无椁。”[13]司马迁笔下的将军灌夫,则在具有为人刚直,不好面谀,侠肝义胆的优秀品格的同时,还横行乡里,家累巨万,有贵族豪强的劣根性,[14]等等。
司马迁对复杂的人性的刻画,最突出表现在项羽形象上。钱钟书曾就《史记》所述,检出项羽性格的几点特征,笔者据以分解分析如下:
1、风云之气——儿女之情
过去人们在分析 项羽形象时,常以“虞兮”之歌为例,认为写出了项羽性格中风云之气和儿女之情的两个方面——在垓下之围的穷途末路之时,项羽慷慨别姬“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声泪俱下,表现了依依难舍的、缠绵的儿女之情。而在战场上,他又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击秦救赵的巨鹿之战中,面对“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15]的严峻形势,他率领楚兵,破釜沉舟,只带三天粮食,以示必死,无有还心。他身先士卒,勇冠三军,绝秦甬道,“杀苏角,虏王离”,[16]一举消灭了秦军主力。对项羽的无比勇武,“诸侯无不人人惴恐”;诸侯大将见项羽,“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17]由此看,项羽是一个具有丰富情感而又无比勇武的将军。作者写出了粗犷伟岸的身躯中的细腻动人的情感世界。
2、言语呕呕——喑恶叱咤
《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说:“项王喑恶叱咤,千人皆废;……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饮食;……”言语呕呕,说话温和,和蔼可亲的样子。喑恶叱咤,厉声怒喝,叱咤风云的样子。《项羽本纪》说,项羽“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具有勇冠三军、气压万人的非凡气概。在战场上,他常是亲自披挂上马,“独身挑战”,只要他大喝一声,“瞋目叱而之 ,”敌人就会“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他大吼一声,敌人就会“目不敢视,手不敢发”;他“大呼驰下”,汉军就“皆披靡”。[18]所以韩信说“项王喑恶叱咤,千人皆废”。但这是对敌人。而对部下,他则是言语呕呕,慈惠可亲,十分柔和。即项羽一方面是充满了阳刚之气,声如洪钟,声色俱厉,有万夫不当之勇的魁岸豪杰;另一方面是风度和穆,言语和蔼,有温良恭俭让之风的谦谦君子。显示了不同情境下项羽性格的变化。
3.恭敬慈爱、为人不忍-僄悍滑贼 、屠坑残灭
鸿门宴上,项羽对范增屡次欲杀掉刘邦的示意“默然不应”,范增对项庄说:“君王为人不忍。”前引《淮阴侯列传》韩信曰“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饮食……”;《高祖本纪》王陵说:“项王仁而爱人”;《陈相国世家》陈平说:“项王为人恭敬爱人”。都是说项羽为人慈厚仁和,甚至看到别人患病痛苦,也要流泪而备加关照。但同是这个项羽,有时却又十分凶悍,残酷暴戾。《高祖本纪》云:“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僄悍滑贼,诸所过无不残灭’。”《项羽本纪》记:“项梁前使项羽别攻襄城,襄城坚守不下。已拔,皆坑之。”秦将章邯率大军投降项羽,项羽恐“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项羽攻破襄阳城后,将全城人都活埋了;秦朝军队投降后,恐秦降兵不服,一夜间杀死了二十多万人,简直是灭绝人性到了极点!司马迁真实地展示出了项羽形象中的美与丑,善与恶。
4.爱人礼士——妒贤嫉能
《高祖本纪》中王陵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陈相国世家》陈平曰:“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既爱人礼士,又妒贤嫉能, 十分矛盾却又不矛盾。从王陵所讲看,项羽的爱人礼士不过是表面上做做样子,骨子里则是妒贤嫉能的。这种表象和本质巨大差异,在表现了人性复杂的同时,更显示出了项羽的胸无大志和缺少政治家的素质。
在司马迁笔下,上述种种看似矛盾的性格,都集中于项羽一身。如果我们单看项羽性格的某一方面,可以说他是一个仁慈的长官,勇猛的将领,礼贤下士的统帅,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然而,项羽就是这样一个美丑并举、善恶兼具的,富有个性、生气勃勃的人物。
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读完《项羽本纪》也好,《高祖本纪》也好,对其中的主人公的性格、品质、气质等都有一个基本的评价。即司马迁塑造的人物性格是完整的,而不是支离破碎的,尽管某些人物性格复杂多变,但又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如钱钟书说:项羽性格“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学性理,犁然有当。” [19]尽管项羽又许多缺点甚至是罪恶,但总体上他仍然是一个令人同情的、胸襟磊落的、英气逼人的正面英雄形象。如李贽说:“(项羽)自是千古英雄,[20]”吴见思说:“项羽力拔山气盖世,何等英雄,何等力量……”[21]李晚芳说:“羽之神勇,千古无二。”[22]而刘邦,则总让人感到是一个智谋超人而又卑怯自私的无赖皇帝。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这与司马迁的塑造人物方法甚至价值取向等都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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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太小的人不会喜欢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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