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晋商抓住时机
以地缘优势,借“开中法”捷足先登而兴。当明政府颁布开关互市令后,他们进一步与关外各民族展开贸易,互通有无。一直到清朝前期,晋商用牲口驮等传统方式由江南展转向蒙古、俄国贩卖茶叶,也发了大财。
2、得天独厚的交通地理优势也是晋商成功的客观原因。
我国的农业经济生态区可以分为两大块。从黑龙江的漠河到云南的腾冲,画一条东北—西南向的斜线,这条线的西北是游牧经济区域,而东南是中原汉族广大农业、手工业区域,它们是两类不同的农业生态系统。
山西正好位于这两种经济区域之间。因此就自然而然充当了促进相互联系和彼此互补的这一角色。
3、文化更先进
中原先进的农耕社会对蒙古游牧地区在各个方面的“汉化”和补充性更强,也更全面。无论持久的“汉化”,还是时断时续的“互市”,从未隔断过这两大经济区域之间的联系。晋商就是从明代开始,做边贸生意渐渐壮大的。
扩展资料:
明清山西商人利润的封建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捐输助饷。前已有述,这里不再赘述。这些捐输银两,主要为清政府的军饷军需所用,起到了支持政府财政,维护封建政权的作用。
二、购置土地。封建社会后期商业资本发展的道路,在西欧一般都转化为产业资本,但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的资本仍然遵循“以末起家,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购置土地。
三、转化为高利贷资本。这是一种古老的生息资本,是为榨取高额利息而放贷放给他人使用的资本,其形式繁多,有印子钱、驴打滚、典当、放青苗等。
四、窖藏。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其地燥,故不腐,其土坚,故不崩。
五、作为宗族活动和封建慈善事业开支。如定襄县邢大绪,服贾漠北,致富后即志在行善。
六、奢侈消费。明清以来,山西商人的经济实力雄厚,其生活奢侈不亚于大官僚、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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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明末,一些山西商人即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关内外,从事贩贸活动,为满族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据《清实录》载,天命三年(1618),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山西商人在关内外的贸易活动,对后金政权在物资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后金政权对于山西商人也给予礼遇和重视。山西商人对清统治者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起到了配合作用。
后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极曾命满族贵族带领100名内地汉族商贾,携带货物到归化城贸易。清兵入关,军费支出猛增,财政十分困难,对此,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因此,后金政权对山西商人多采用招抚政策。
顺治初年,清政府将山西旅蒙富商范永斗召为内务府皇商,人在内务府,赐产张家口,受朝廷委托,往来关内外,岁输皮币内府。清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及历朝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大都
晋商
得到过山西商人的财力资助。
康熙中叶,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封建主骚乱期间,曾组织一部分汉族商人进行随军贸易。他们跟随清军,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同时与蒙人做生意。这些“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廷命名为“皇商”的山西商人,还有一部分是直隶(河北)等地的汉族商贾。他们为清军的军事行动保证了后勤之需。当然,清政府也给予了这些商人独占其利的经商特权,使他们大获其利。清政府与商人这种非常形式的结托关系,自然对清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相当影响。
有趣的晋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士貜,武则天之父.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氏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的就是凭借但是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建国后,武氏并封为国公,地位等同秦琼,程咬金等,可以想象李渊父子当时从武氏那里得到多少财产.而武氏也从他最初聪明的政治投资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其后还孕育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武则天.当然这是后话.
晋商的成功的根源在于“诚信”和团结的商帮政策
晋商的辉煌人物有乔致庸等
晋商由于种种原因在清朝后期和民国时期衰落了,山西也开始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变的较为平淡,勉强说来自山西的商人也只能说一下孔祥熙和李彦宏了。晋商文化也没有被很好的保留,已至山西现在在全国范围来说仍然处于落后状态。
第二 山西人具有北方人的“仁义礼智信”的品质
第三 山西自然环境干旱,农耕条件恶劣,食不果腹,被迫经商(古代经商属于下等职业)。
第四 山西在古代是中国的产盐大省,提供了晋商得以发展的资本。
参考资料: 张涛!!及伟大的517寝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