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分权本质是一种什么样关系？
在宽泛的尺度下，权力分散和制衡的理论，并不是孟德斯鸠第一个提出的，甚至也不是西方人首先提出的政治理论。在古代东方的专制体制下，君主们非常熟悉如何运用各种手段来控制下属，对他们来说，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属下们彼此争斗、彼此竞争、彼此猜疑、彼此妒忌，如此一来，这些下属都会将主要精力用于和同僚“缠斗”，为了在竞争中胜出，他们必然会向高踞宝座的统治者逢迎谄媚，摇尾乞怜。这样一来，君主们的皇位就更加稳固了。
也许，当人类社会出现君主或相应政权的同时，类似的权力制衡原则就已经产生了。这是在权力斗争中如影随附的寄生物，也是权术手段的必然结果。慢慢的，这样的帝王权术被逐渐固定了下来，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惯例或章程。
军事权的制衡对丛林法则的古代帝国而言，最重要的权力始终是兵权。
在古代中央王朝，对兵权的制衡，也始终是皇帝们最优先的考虑事项，有兵权就可为所欲为，兵权旁落则意味着大势已去。
历代帝王都非常重视对兵权的掌控，特别是继唐和五代十国乱世之后的宋朝，由于其开国君主赵匡胤本就是靠夺取兵权上位的，宋朝统治者们深知军队的重要性。正因如此，篡位没几年，赵匡胤就上演了一出杯酒释兵权的好戏。
从此，宋朝开启了其极力打压军事将领的立国原则，文人士大夫的地位全面碾压军队的高官。这也体现在宋朝的军事制度上。
宋朝时，三军统帅自然是皇帝本人，在平日，枢密院在名义上是军队最高指挥机关，分别统领禁军和厢军；率臣，为禁军出征或镇戍时临时委任的将帅，统领地分属三衙的禁军。
可以看到，宋朝时，研究军事决策、平时指挥军队，以及战时将领的权限都被限制的很清楚，以免出现一个部门或一个强人就能调动并指挥军队的情况出现。
如此还不足以令宋朝皇帝们心安，北宋的更戍法更是规定军队定期更换驻地，而将帅不随军转移。因此出现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现象，这也导致宋朝军队的战斗力每况愈下。
和宋朝一脉相承，大明则有将不专军、军不私将的“优良”传统。也就是说，一个将领不能长期带领一支军队，以免这支军队成了该将领的私人部曲，不服从朝廷的权威。
具体操作上，战时，兵部奉皇帝旨意调军，任命领兵官，发给印信，率领从卫所调发的军队出征。战争结束，领兵官缴印于朝，官军各回卫所。完全做到了“战管分离”。
和宋朝的将不识兵兵不识将一样，尽管这样的军队战斗力越来越差，但也保证了军权无法威胁到皇权，皇帝的高枕无忧才是最要紧的第一要务，多打几次败仗，也无伤大雅嘛。
对地方上，明朝各地要员明确区分军事和行政职能。由总督负责军务，巡抚掌管民事，两者互相监督、互相制衡、互为掣肘。才不至于像唐朝的节度使制度那样，让地方势力坐大。
可见，由唐及宋再到明朝，皇帝们对军权的掌控越来越牢固，像南北朝和隋唐之际屡屡上演的权臣干政，武装造反等情况也少了很多。这也是皇权进一步牢固的第一步。
科举制和皇权的集中除了军事方面，皇权寻求对国家各个层面的绝对掌控。在隋唐以前，世族大家一直是皇权的有力竞争者，尽管他们表面上臣服于皇帝，但私下里拥有极大的势力，对皇权的长治久安形成了极大的威胁。也正因如此，科举制应运而生。
科举制的本意，按朱元璋的话说，是让“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
除了僵化天下头脑，收揽天下人才，科举的另一大作用，就是架空一度威胁皇权的世家大族。
汉魏以来，中央帝国选拔官吏往往使用举荐制，也就是所谓的“举孝廉”。现实情况中，“举”出来的孝廉往往是世家子弟，魏文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更是强化了世家在帝国人事上的天然优越性和垄断性。到了南北朝，随着皇权的衰落，这样的情况愈演愈烈，当时的文豪左思就留下了这样的诗句：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
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
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这是对当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社会景象的辛辣白描。
这样的情况，对穷苦看不到希望的底层人自然很不利，对皇权也同样不利。正如孟德斯鸠所说，君主制和专制制度的重大区别之一，就是“去中间化”，也就是去除稳固的中间阶级。一旦去掉了中间的钉子，那么就再也没有什么能限制皇权的专制了。
利用科举制，皇权有了更充裕的人才来源，也掐断了豪族对帝国官职的垄断。事实上，皇权和底层联手对付贵族的例子，在人类文明史中屡见不鲜，比如萨珊皇帝就曾利用民间的马自达派来反对宗教贵族。但当霍尔木兹达成了自己的目的之后，代表底层的马自达派也就像夜壶一样被塞进了床底。
对于底层来说，科举尽管比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或中彩票还要难，但毕竟有了翻身的一丁点指望，而这点指望，正来自于天子的垂恩，这也就使他们更加感恩戴德，体沐皇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