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时的吴楚七国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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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帝前三年(前154),爆发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诸侯王国的叛乱,史称吴楚之乱,或“七国之乱”。
吴楚七国之乱的发生,既有远因,也有近因。
高祖十二年(前195),刘邦立兄刘仲之子刘濞为吴王。
吴王刘濞开铜矿,铸“半两”钱,煮海盐,设官市,免赋税,于是吴国经济迅速发展,刘濞的政治野心也开始滋生。
文帝时,吴太子入朝,与皇太子刘启(即景帝)博弈,因争棋路发生争执,皇太子抓起棋盘将吴太子砸死。
汉文帝派人将尸体运回吴国,吴王刘濞愤怒地说:“天下一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又将灵柩运回长安埋葬。
从此,刘濞称疾不朝。
汉文帝干脆赐他几杖(茶几、手杖,对老年人尊敬和优待的象征),准许他不用朝请。
但吴王刘濞不但没有悔改,反而更加骄横。
晁错像汉景帝即位后,吴王刘濞日益骄横,反迹也越发明显。
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夺诸侯王的封地,收归汉廷直接统治。
他给景帝上《削藩策》,力主“削藩”,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
削之,其反亟(迅速),祸小。
不削,其反迟,祸大。
”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削藩”建议,于景帝前三年(前154),以各种罪名先后削去楚王戊的东海郡,赵王遂的常山郡和胶西王的6个县。
景帝前三年正月,汉朝廷削地的诏书送至吴国。
吴王濞立即诛杀了由朝廷派来的二千石(郡级)以下的官员。
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名,遍告各诸侯国。
消息传来,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菑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等,也都起兵配合。
以吴、楚为首的“七国之乱”,终于爆发了。
刘濞发难后,即率20万大军西渡淮水,并与楚军会合后,组成吴楚联军。
随即挥戈西向,杀汉军数万人,颇见军威。
梁王刘武派兵迎击,结果梁军大败。
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景帝立即派中尉周亚夫(绛侯周勃的次子)为太尉,率36位将军迎击吴楚叛军,派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率兵解齐之围,并命窦婴(窦太后堂兄之子)为大将军,驻荥阳督战。
景帝派周亚夫等迎击叛军的同时,内心却摇摆不定,这给了袁盎以可乘之机。
袁盎原为吴相,与刘濞关系甚密。
袁盎对景帝说:“方今之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刃血可俱罢。
”景帝为换取七国罢兵,果然相信袁盎的话,表示“不爱一人以谢天下”,于是腰斩晁错于东市,并残酷地族诛。
可惜晁错一片忠心,就这样为小人谗言所害。
景帝诛晁错,去掉了七国起兵的借口,然而七国仍不罢兵,这就进一步暴露出其反叛的面目。
景帝后悔莫及,于是决定以武力平息叛乱。
周亚夫像汉军很快平定了七国之乱,吴王濞逃到东越,被杀。
七国之乱是西汉中央与诸侯王国间的一次关键性的战争,仅仅三个月就胜负分明。
汉廷为何速胜?叛军为何速败?其答案至少可以归纳出以下三点:
臣心、军心、民心的向背。
汉朝建立以来,偃武修文,与民休息,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百姓生活日渐好转,所以臣民拥戴汉室。
如平民赵涉向周亚夫建议:汉军经蓝田出武关,即可迅速控制洛阳军械库,又可避开吴楚伏兵,取得出奇制胜的效果。
相反,吴楚等七国为了各自的私利,驱使百姓,挑起战火,犯上作乱,破坏安定,再加上勾结匈奴,更为广大人民所厌恶,所以遭到国内从上到下的反对。
策略、战略得当。
七国叛乱事起,太尉周亚夫就向景帝献计说:“楚兵勇悍,正面交锋恐难取胜,希望弃梁国之地,然后断绝吴楚粮道,就可以平定他们了。
”此计是以暂时放弃某些空间来换取时间,达到牵制叛军、挫其锐气的目的。
后来战争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周亚夫的判断。
人才运用得当。
景帝深谙用人之道,如以太尉周亚夫为汉军主帅,可谓选帅得人。
而吴王濞虽能广泛招纳天下亡命之徒,但却不能真正任用他们。
汉“广陵王玺”七国失败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景帝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着手解决王国问题,以加强中央集权。
调整诸侯王国的设置。
参加叛乱的七国,除保存楚国另立楚王外,其余六国皆被废掉。
继续大力推行削藩。
此后,绝大多数诸侯王国仅领有一郡之地,其实际地位已经降为郡级,国与郡基本上趋于一致。
诸侯王国领郡由高祖时的42郡减为26郡,而中央直辖郡由高祖时的15郡增加至44郡,使汉郡总数大大超过诸侯王国郡数。
这一变化,对于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意义十分重大。
抑贬诸侯王的地位。
“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剥夺和削弱诸侯国的权力,收回王国的官吏任免权,取消“诸侯皆赋”,仅保留其“食租税”之权,并且收夺盐铁铜等利源及有关租税。
此后,诸侯王已经不再具有同中央对抗的物质条件。
经过景帝的改革,汉初推行的诸侯王国制,至此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诸侯王在名义上是封君,实际上“唯得衣食租税”而已;但是诸侯王势力并未彻底解决,以致后来汉武帝不得不继续采取相应的措施。
吴楚七国之乱的发生,既有远因,也有近因。
高祖十二年(前195),刘邦立兄刘仲之子刘濞为吴王。
吴王刘濞开铜矿,铸“半两”钱,煮海盐,设官市,免赋税,于是吴国经济迅速发展,刘濞的政治野心也开始滋生。
文帝时,吴太子入朝,与皇太子刘启(即景帝)博弈,因争棋路发生争执,皇太子抓起棋盘将吴太子砸死。
汉文帝派人将尸体运回吴国,吴王刘濞愤怒地说:“天下一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又将灵柩运回长安埋葬。
从此,刘濞称疾不朝。
汉文帝干脆赐他几杖(茶几、手杖,对老年人尊敬和优待的象征),准许他不用朝请。
但吴王刘濞不但没有悔改,反而更加骄横。
晁错像汉景帝即位后,吴王刘濞日益骄横,反迹也越发明显。
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夺诸侯王的封地,收归汉廷直接统治。
他给景帝上《削藩策》,力主“削藩”,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
削之,其反亟(迅速),祸小。
不削,其反迟,祸大。
”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削藩”建议,于景帝前三年(前154),以各种罪名先后削去楚王戊的东海郡,赵王遂的常山郡和胶西王的6个县。
景帝前三年正月,汉朝廷削地的诏书送至吴国。
吴王濞立即诛杀了由朝廷派来的二千石(郡级)以下的官员。
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名,遍告各诸侯国。
消息传来,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菑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等,也都起兵配合。
以吴、楚为首的“七国之乱”,终于爆发了。
刘濞发难后,即率20万大军西渡淮水,并与楚军会合后,组成吴楚联军。
随即挥戈西向,杀汉军数万人,颇见军威。
梁王刘武派兵迎击,结果梁军大败。
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景帝立即派中尉周亚夫(绛侯周勃的次子)为太尉,率36位将军迎击吴楚叛军,派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率兵解齐之围,并命窦婴(窦太后堂兄之子)为大将军,驻荥阳督战。
景帝派周亚夫等迎击叛军的同时,内心却摇摆不定,这给了袁盎以可乘之机。
袁盎原为吴相,与刘濞关系甚密。
袁盎对景帝说:“方今之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刃血可俱罢。
”景帝为换取七国罢兵,果然相信袁盎的话,表示“不爱一人以谢天下”,于是腰斩晁错于东市,并残酷地族诛。
可惜晁错一片忠心,就这样为小人谗言所害。
景帝诛晁错,去掉了七国起兵的借口,然而七国仍不罢兵,这就进一步暴露出其反叛的面目。
景帝后悔莫及,于是决定以武力平息叛乱。
周亚夫像汉军很快平定了七国之乱,吴王濞逃到东越,被杀。
七国之乱是西汉中央与诸侯王国间的一次关键性的战争,仅仅三个月就胜负分明。
汉廷为何速胜?叛军为何速败?其答案至少可以归纳出以下三点:
臣心、军心、民心的向背。
汉朝建立以来,偃武修文,与民休息,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百姓生活日渐好转,所以臣民拥戴汉室。
如平民赵涉向周亚夫建议:汉军经蓝田出武关,即可迅速控制洛阳军械库,又可避开吴楚伏兵,取得出奇制胜的效果。
相反,吴楚等七国为了各自的私利,驱使百姓,挑起战火,犯上作乱,破坏安定,再加上勾结匈奴,更为广大人民所厌恶,所以遭到国内从上到下的反对。
策略、战略得当。
七国叛乱事起,太尉周亚夫就向景帝献计说:“楚兵勇悍,正面交锋恐难取胜,希望弃梁国之地,然后断绝吴楚粮道,就可以平定他们了。
”此计是以暂时放弃某些空间来换取时间,达到牵制叛军、挫其锐气的目的。
后来战争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周亚夫的判断。
人才运用得当。
景帝深谙用人之道,如以太尉周亚夫为汉军主帅,可谓选帅得人。
而吴王濞虽能广泛招纳天下亡命之徒,但却不能真正任用他们。
汉“广陵王玺”七国失败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景帝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着手解决王国问题,以加强中央集权。
调整诸侯王国的设置。
参加叛乱的七国,除保存楚国另立楚王外,其余六国皆被废掉。
继续大力推行削藩。
此后,绝大多数诸侯王国仅领有一郡之地,其实际地位已经降为郡级,国与郡基本上趋于一致。
诸侯王国领郡由高祖时的42郡减为26郡,而中央直辖郡由高祖时的15郡增加至44郡,使汉郡总数大大超过诸侯王国郡数。
这一变化,对于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意义十分重大。
抑贬诸侯王的地位。
“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剥夺和削弱诸侯国的权力,收回王国的官吏任免权,取消“诸侯皆赋”,仅保留其“食租税”之权,并且收夺盐铁铜等利源及有关租税。
此后,诸侯王已经不再具有同中央对抗的物质条件。
经过景帝的改革,汉初推行的诸侯王国制,至此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诸侯王在名义上是封君,实际上“唯得衣食租税”而已;但是诸侯王势力并未彻底解决,以致后来汉武帝不得不继续采取相应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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