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经学与文学论略]文学史上的三苏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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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读书的吕老师
2023-02-25 · TA获得超过4827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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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洵(1009-1066年)、苏轼(1037-1101年)、苏辙(1039-1112年),乃一门父子,人称“三苏”。“三苏”在经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只是为文名所掩而已。其主要经学著述如下:苏洵有《洪范图论》一卷(佚)、《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与姚辟合撰,存)、《嘉祜谥法》三卷(存)、《孟子评》一卷(存)、《六经论》六篇(存)等;苏轼有《东坡易传》九卷(存)、《东坡书传》十三卷(存)、《东坡论语解》十卷(佚)以及《中庸论》三篇(存)、《四营十八变解》一篇(存)、《隐公是摄论》一篇(存)、《公子翠弑隐公论》一篇(存)、《郑伯以璧假许田论》一篇、《管仲相齐论》一篇(存)、《闰月不告朔犹朝于庙论》一篇、《堕三都论》一篇等;苏辙有《诗集传》二十卷(存)、《春秋集解》十二卷(存)、《论语拾遗》一卷(存)、《孟子解》一卷(存)以及《易说》三篇(存)、《洪范五事说》一篇(存)等。
  三苏父子,自相师友,苏辙曾说过:“先君,予师也;亡兄子瞻,予师友也。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他们的学术旨趣是基本一致的,所谓“父子谈经,无(刘)歆(刘)向异同之论”;而且,有的著作如《东坡易传》,还是父子三人合力完成之作,四库馆臣在该书“提要”中即指出:“苏籀《栾城遗言》记苏洵作《易传》未成而卒,属二子述其志,轼书先成,辙乃送所解于轼,今《蒙》卦犹是辙解,则此书实苏氏父子兄弟合力为之。题曰‘轼撰’,要其成耳。”所以,将三苏合起来考察,是可行的,甚或也是必须的。
  苏辙曾对其父兄之学作过这样的评价:“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以为士生于世,治气养心,无恶于身。推是以施之人,不为苟生也。不幸不用,犹当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闻焉。”此论可谓知言。三苏之学即在治心和治世两个层面展开,而这两个层面实不可离,即共同构成所谓的“内圣外王”。
  具体说来,三苏经学方面的成就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怀疑经传与义理解经
  在前人怀疑经传风气的基础上,三苏又有所推进。陆游曾谈及庆历前后经学风尚的变化:“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据皮锡瑞《经学历史》所言,此处毁《周礼》谓欧阳修与苏轼、苏辙,讥《书》谓苏轼。而黜《诗》之序,苏辙亦有力焉。由此可见三苏疑经惑传之一斑。
  具体说来,苏洵有《洪范论图》一卷,《郡斋读书志》卷一称其“三《论》皆援《经》击传,斥末以归本;二《图》,一以指歆、向之谬,一以形其意。”苏轼称《周礼》“非圣人之全书”,“其言五等之君,封国之大小,非圣人之制也,战国所增之文也”(《天子六军之制》)。苏辙也认为在《周礼》中“秦汉诸儒以意损益之者众矣,非周公之完书”,“凡《周礼》之诡异远于人情者,皆不足信”(《历代论一·周公》)。苏轼还怀疑《尚书》,《东坡书传》卷六称“《书》固有非圣人之所取而犹存者”,“予于《书》见圣人所不取而犹存者二,《胤征》之挟天子令诸侯与《康王之诰》释斩衰而衮冕也”。苏轼常能不取陈说而自出己意,如其《东坡书传》十三卷,《四库全书总目》评该书曰:
  晁公武《读书志》称熙宁以后专用王氏之说进退多士,此书驳异其说为多。今《新经尚书义》不传,不能尽考其同异。但就其书而论,则轼究心经世之学,明于事势,又长于议论,于治乱兴亡披抉明畅,较他经独为擅长。其释《禹贡》三江,定为南江、中江、北江,本诸郑康成,远有端绪。惟未尝详审经文,考核水道,而附益以味别之说,遂以启后人之议。至于以羲和旷职为贰于羿而忠于夏,则林之奇宗之。以《康王之诰》服冕为非礼,引《左传》叔向之言为证,则蔡沈取之。《朱子语录》亦称其解《吕刑篇》以“王享国百年耄”作一句,“荒度作刑”作一句,甚合于理。后《与蔡沈帖》虽有“苏氏失之简”之语,然《语录》又称:“或问诸家《书》解谁最好,莫是东坡?曰:然。又问:但若失之太简?曰:亦有只须如此解者。”则又未尝以简为病。洛闽诸儒以程子之故,与苏氏如水火,惟于此书有取焉,则其书可知矣。
  于此可知《东坡书传》别出新解之概况及所受之肯定。舒大刚还进一步认为《东坡书传》在考订《尚书》错简和讹文方面卓有成绩,肯定其从文意语气上审查脱文,从篇章结构上考证误分一篇为二,从事理上怀疑错简,从文理上审察错简,从史实上考察阙误,以及从文字上考证讹误等。至于苏辙,其《诗集传》力删《诗序》,四库馆臣称“其说以《诗》之《小序》反复繁重,类非一人之词,疑为毛公之学,卫宏之所集录。因惟存其发端一言,而以下余文悉从删汰。”相较欧阳修等人怀疑《诗序》,苏辙可谓更进一步矣。苏辙有云:“平生好读《诗》、《春秋》,病先儒多失其旨,欲更为之传。”其所撰《诗集传》、《春秋集解》,也确是不囿成见、多有发明之作。朱熹给予苏辙《诗集传》较高评价,称“唐初,诸儒为作疏义,因讹踵陋,百千万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毛、郑)之区域。至于本朝,刘侍读(敝)、欧阳公(修)、王丞相(安石)、苏黄门(辙)、河南程氏(颐)、横渠张氏(载),始用己意,有所发明。虽其深浅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后,三百五篇之微词奥义乃可得而寻绎。”(《吕氏家塾读诗记后序》)四库馆臣也谈到《春秋集解》权衡《春秋》三传,以《左氏》为主,兼采他说,断以己意的特点,其云:“先是刘敞作《春秋意林》,多出新意。孙复作《春秋尊王发微》,更舍传以求经,古说于是渐废。后王安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废之不列于学官。辙以其时经传并荒,乃作此书以矫之。其说以《左氏》为主,《左氏》之说不可通,乃取《公》、《觳》、啖、赵诸家以足之。盖以《左氏》有国史之可据,而《公》、《毂》以下则皆意测者也。……盖积十余年而书始成。其用心勤恳,愈于奋臆遽谈者远矣。”
  另外,三苏解经不务章句而推重义理。苏轼指出:“夫论经者当以意得之,非于句意之间也。于句意之间,则破碎牵蔓之说反能害经之意。”这可以看成三苏的共同主张。苏洵有《六经论》总论群经,“以圣人之道为前提,着眼于《易》之幽,以明礼为线索,而遍求‘六经’之旨,而后出诸己意。”再如三苏合力完成的《东坡易传》,四库馆臣称其“大体近于王弼,而弼之说睢畅玄风,轼之说多切人事”。可知此书延续了王弼不取象数而以义理解《易》的特点,是义理派《易》学之作。四库馆臣还高度肯定该书“推阐理势,言简意明,往往足以达难显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文辞博辨,足资启发”,“李衡作《周易义海撮要》、丁易东作《周易象义》、董真卿作《周易会通》,皆采录其说,非徒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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