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时地利人和指什么
天时地利人和指什么：指作战时的自然气候条件，地理环境和人心的向背。
《孟子》书中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公孙丑下》）就是其中的一句，这句话强调人的作用有时候比天地的作用更为重要，大大凸显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具有强烈的理性主义精神，直到今天依然闪耀着思想的光芒。可是，孟子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仔细考察下来，我们发现竟然和当时流行的兵家思想有很大关系。
天时地利人和分析
先来看“天时”，西周时期在大举出征时，史官往往随同出师以征问吉凶，《周礼·春官·太史》记载史官“抱天时，与大师同车”，郑玄注曰：“大出师，则大史主抱式，以知天时，处吉凶。”意思就是，出师时太史往往通过式占来模拟天文占断，以预测出兵的时机，在这里“天时”指的就是太史用于占断时日的式盘。
因此，兵学理论中“天时”这一概念往往与择日之术相关，并且常常延伸为对于“天”或“天道”的遵循。《司马法》中就将“顺天”解释为“奉时”，《定爵》篇中说“时日不迁，龟胜微行，是谓有天”，将不违背时日占断的结果与得到胜利的龟卜预兆共同视为得到天道归属的体现。
《孙子兵法》也同样尊重“天时”，比如《孙子·计》篇中说“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曹操释之曰“顺天行诛，因阴阳四时之制”，意思就是杀伐之事要按照阴阳与四时变换的规律来进行。
在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中出土的记载吴王阖庐和伍子胥对话的兵阴阳文献《盖庐》中，更是将“天时”直接解释为“天地为方圜，水火为阴阳，日月为刑德，立为四时，分为五行，顺者王，逆者亡，此天之时也”。因此，西汉时期的《淮南子·兵略训》中有这样的总结，“明于奇胲阴阳刑德五行望气侯星龟策禨祥，此善为天道者也。
”“奇胲”“阴阳”“刑德”“五行”“望气”“侯星”“龟策”“禨祥”，都是当时流行的时日选择的方式。由于神秘的天意往往难以预知，因此在先秦兵家看来，“天时”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通过占断问卜可以预测冥冥之中的天意，从而对军事行动作出决定。
因此，东汉末年的赵岐就是从兵阴阳的角度注释《孟子》“天时不如地利”的，“天时谓时日支干五行王相孤虚之属也”，“时日”“支干”“五行”“王相”“孤虚”，都代表了先秦时期流行的种种时日选择的数术。战国时期术数种类繁多，在占算具体的事物之时往往发生抵触，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汉代。
《史记·日者列传》记载：“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辩讼不决，以状闻。制曰：‘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这条记载充分体现了战国至秦汉时期数术盛行，术家众多的历史现象。
各类术家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论得出不同的占算结果，而又往往难以经得起实践的验证，孟子否定“天时”，强调“人和”的思想，针对的正是类似的历史现象。而这一现象在后世逐渐被忘却，宋代的《武经七书》中删改了大量兵阴阳的内容，导致宋代以后的术数知识十分匮乏。
因此南宋时期的张栻《癸巳孟子说》中将这句话解释为“所谓天时者，用兵乘机得其时也”，已经完全抹去了兵阴阳的痕迹。但是，从孟子所处的时代来看，赵岐的注释应该更符合于当时的理解。
再来看“地利”，“地利”概念主要是依据地形的阴阳、高下、远近、生死、左右、牝牡等来选择适合战争的地形，这种选择一方面与战争实践的总结有关；另一方面也包含着浓厚的地理占断的因素。
这一内容出现在很多兵学著作中，例如《孙子·计》篇曰：“地者，高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死生”一词就包含了术数规定；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的《地葆》篇介绍了对于作战有利的地形，并将地形与阴阳五行的规定联系起来；
此外银雀山汉简还出土了《汉书·艺文志》兵阴阳类的《地典》一书的残篇，其中也大多是兵阴阳中地理占断的内容；《淮南子·兵略训》中也有总结：“所谓地利者，后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一般来说，兵阴阳理论以左前（东南）为阳，右背（西北）为阴，作战时要向阳背阴。
银雀山汉简本《孙子》佚篇《地形二》所说的“右负山陵，前左水泽”，就是兵阴阳看来最好的地理形势，左前以水泽形成天然的防御，右后背靠山陵又可以进退有据。因此兵家往往将河流溪谷等低下之地称为“死地”，将高山丘陵等高险之地称为“生地”。
作战应该面向死地而背靠生地，也就是《孙子·行军》所说的“前死后生”或者《孙膑兵法·八阵》的“居生击死”，这样可以充分利用地利优势。
春秋时期以孙武为代表的兵家是回避攻城的，关于“地利”的总结也多为野战的经验。但当历史进入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城池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关键，攻城问题尽管艰难，却再难以回避，“地利”的概念也渐渐与城池的坚固程度联系在一起。这一时期的兵学著作也强调攻城的重要意义，例如《尉缭子·攻权》认为进攻敌国时要“栖其大城大邑”。
银雀山汉简《雄牝城》根据攻城经验对城池的种类进行了划分，如依照《孟子·公孙丑下》所说的，“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这种“高城深池”应该属于难以攻取的雄城，居于雄城的守城者可以坐拥“前死后生”的地利。
孟子所指出的，就是尽管拥有地利优势，如果得不到人心的归依，一样会走向失败。在对这句话进行了解释之后，孟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在孟子看来，统治民众不用依靠疆域的限制，稳固国土不必依凭险要的地势，征服天下无须凭借强悍的武力，施政治国符合民心之所向，天下都会自然归顺，战争来临时也必定会取得胜利的结果。孟子之言，正是强调了“人和”在战争中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