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余秋雨有一篇文章是有关借书的，谁有全篇文字？

Answer 1

余秋雨:青年人的阅读

一、尽早把阅读当作一件人生大事

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想摆脱平庸。一个人如果在青年时期就开始平庸，那么今后要摆脱平庸就十分困难。
何谓平庸？平庸是一种被动而又功利的谋生态度。平庸者什么也不缺少，只是无感于外部世界的精彩，人类历史的厚重，终极道义的神圣，生命涵义的丰富。而他们失去的这一切，光凭一个人有限的人生经历是无法获得的，因此平庸的队伍总是相当庞大。黄山谷说过："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则尘俗生其间。照镜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这就是平庸的写照。黄山谷认为要摆脱平庸，就要"用古今浇灌"。
只有书籍，能把辽阔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浇灌给你，能把一切高贵生命早已飘散的信号传递给你，能把无数的智慧和美好对比着愚昧和丑陋一起呈现给你。区区五尺之躯，短短几十年光阴，居然能驰骋古今。经天纬地，这种奇迹的产生，至少有一半要归功于阅读。
如此好事，如果等到成年后再来匆匆弥补就有点可惜了，最好在青年时就进入。早一天，就多一分人生的精彩；迟一天，就多一天平庸的困扰。
青年人稚嫩的目光常常产生偏差，误以为是出身、财富、文凭、机运使有的人超乎一般，其实历尽沧桑的成年人都知道，最重要的是自身生命的质量，生命的质量需要锻铸，阅读是锻铸的重要一环。

二、要把阅读范围延伸到专业之外

阅读专业书籍当然必要，但主要为了今后职业的需要。鲁迅说："这样的读书，和木匠的磨斧头，裁缝的埋针线并没有什么分别，并不见得高尚，有时还很苦痛，很可怜。"（《读书杂谈》）
诸位报考大学的时候，刚刚从中学出来，都还不到二十岁吧，大人们还习惯于把我们称作孩子，青春的生命那么可爱又那么具有可塑性，却一下子被浇注在某个专业的模坯里直至终老，真是于心何忍。
生命的活力，在于它的弹性。大学时代的生命弹性，除了运动和娱乐，更重要的体现为对世界整体的自由接纳和自主反应，这当然是超越专业的。
现在很多所大学都发现了学生只沉陷于专业的弊病，开设了通识教育课，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同样作为一门课程，即使通识教育也保留着某种难于克服的狭隘性和被动性。因此不管功课多重，时间多紧，自由的课外阅读不可缺少。
更何况，时代的发展使每门专业的内在结构和外部界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没有足够的整体视野，连专业都很难学好。

三、先找一些名著垫底

大学生的课外阅读，是走向精神成熟的起点，因而先要做一点垫底的工作。
垫什么样的底，就会建什么样的楼。因此尽量要把底垫得结实一点，但时间不多，要寻找一种省俭方式。最省俭的垫底方式，是选读名著。
有些青年人对名著有一种逆反心理，为了保持自由而故意避开，这是孩子气的举动。名著不管是不是够格，总是时间和空间节选的结果，我们可以下在乎名著，却不可以不在乎时间和空间。一部似乎并不怎么样的作品居然被时间和空间首肯，这本身就是一个极有文化深度的悬念，光凭着这个悬念也值得去读一读。
更重要的是，名著因被很多人反复阅读，已成为当代社会词语的前提性素材，如果不了解名著，就会在文化沟通中产生严重障碍。
名著和其他作品在文化方位上是不平等的，它们好像军事上的制高点，占领了它们，很大一片土地就不在话下了。对于专业之外的文化领地，我们没有时间去一寸一寸占领，收取几个制高点就可以了。
对于名著不能平均施力，一个时间只能死啃一本，附带着集中阅读与它有关的书籍，务必把这个制高点完全占领。这是一个似慢实快的办法，书桌上不堆放多种类别的书，更不要摆出博览群书的派头一目十行、一天一本。如果本本都是泛泛而读，到头来就像愚熊掰玉米，掰一个丢一个，满地狼藉却食不果腹。应该反过来，慢慢地啃一本是一本，神定气稳地反复咀玩。每一本又都是高水平的作品，那么用不了多久，你的学问规模就影影绰绰地成型了。
有人认为，名著总是艰深的，不如读第二、第三流的作品省力。其实，第一流的作品由于逻辑比较清晰，表述比较果断、个性比较鲜明、形态比较优美，阅读起来不见得比第二、第三流的作品费力。即使费点力，因你内心深知其足可以一当十，也会感到值得。
那么，如何确认名著呢？这就需要寻求帮助了。过去很多大学者都为青年人开列过"必读书目"，但他们既要顾及各门学问的完整性，又要顾及青年人的多种层面和多种可能，总是把书目开得太长。"必读书目"其实变成了"重要书目"，可能一辈子也读不究。
因此我们需要寻找一种更有针对性的小书目。是否有针对性决定于书目开列者对阅读者的了解程度。青年学生不妨找自己信赖的师长作一些必读书目方面的交谈，交谈中要把自己的兴趣、欠缺和已读过的名著告诉师长，以求获得有的放矢的指导。

四、名著读不下去也可以暂时放下

即使是一位熟悉的师长很有针对性地为我们开了一份必读书目，书目里的名著也有读不下去的时候。
读不下去就放下，不要硬读。这就是非专业阅读的潇洒之处。
这么有名的著作也放下？是的，放下。因为你与它没有缘分，或许说暂时无缘。
再有针对性的书目也只考虑到了你接受的必要性，而无法考虑到你接受的可能性。所谓可能，不是指阅读能力，而是指兴奋系统，这是你的生命秘密。别人谁也不会清楚。
阅读是对外部世界的开发，也是对自己生命的开发。开发生命并不是重塑生命，我们的生命并不太坏，没有必要打碎了重塑。任何开发都应该顺应着地理地脉，开发生命也是同样，硬撬硬击会伤筋动骨。如果某个领域的几部代表性名著都读不下去，那就证明你与那个领域整体无缘，想开一点，整体放弃。也许几年后突然读得下去了，说明当初的无缘是短暂现象。但暂时现象也是真实的，不可为几年后的可能而硬来。
茫茫书海，真正与你有缘的只是一小角。名著如林，真正属于你的也只是不多的几十本。有不少名著属于有缘无缘之间，那也不妨一读，因为知道的范围总应该大于熟悉的范围，熟悉的范围总应该大于拥有的范围。只要有时间，算不上名著的多种书籍也不妨广泛地浏览一下，那里也会有大量既能契合你，又能提高你的东西。名著是基础，但不是封闭我们的城堡。
我刚进大学的时候，有两位年老的图书馆管理员笑眯眯地告诉我，他们能从一年级学生的借书卡上预测这些学生将来的成就，几乎是百试不爽。毫无规律胡乱借书的很难有希望，穷几年之力死啃一大堆名著的也不会有太大的出息；借书卡上过于疏空的当然令人叹息，借书卡上密密麻麻的也叫人摇头。我上面讲的这些道理，有不少正是从他们那里讨教来的。

五、有一两个文化偶像不是坏事

在选读名著的过程中，最终会遇到几部名著、几位名家最与你情投意合。你着迷了，不仅反复阅读，而且还会寻找作者的其他著作，搜罗他们的传记，成为他们的崇拜者。我的一位朋友说他一听到辛弃疾的名字就会脸红心跳，我在读大学时对法国作家雨果也有类似的情景。这就是平常所说的偶像。
偶像的出现，是阅读的一个崭新阶段的开始。能够与一位世界级或国家级的文化名人魂魄与共，真是莫大的幸福。然而更深刻的问题在于，你为什么与他如此心心相印？不完全是由于他的学问、艺术和名声，因为有很多比他学问更高、艺术更精、名声更大的人物却没有在你心底产生这样强烈的感应。根本的理由也许是，你的生命与他的生命，有某种同构关系，他是你精神血缘上的前辈姻亲。暗暗地认下这门亲，对你很有好处。
同构不等于同级。他是万人瞩目的文化名人，你是寂寂无名的青年学生，但他的存在证明，你所进入的生命系统的某些部分，一旦升腾，会达到何等壮美的高度，于是你也就找到了一条通向崇高的缆绳。
有的同学把文化偶像的崇拜一律看作幼稚行为，成天懒洋洋地对一切可以仰望、可以进入的对象爱理不理，偶尔心有所动也快速地自我熄灭，实在是坐失了很多良机。
那些读了一辈子书却说不出最喜爱哪几部著作。哪几位作者的人，哪怕是学富五车的老学者，我也不敢恭维，在如此广阔的文化天地中失去了仰望的兴致，失去了亲和的热量，失去了趋附的动力，整个儿成了一尊冷眼面世的泥塑木雕，那还说得上什么？

六、青年人应立足于个人静读

青年人读了书，喜欢互相讨论。互相讨论能构建起一种兴趣场和信息场，单独的感受流通起来了，而流通往往能够增殖。
但是总的说来，阅读是个人的事。字字句句都要由自己的心灵去默默感应，很多最重要的感受无法诉诸言表。阅读的程序主要由自己的生命线索来缩接，而细若游丝的生命线索是要小心翼翼地抽理和维护的。这一切，都有可能被热闹所毁损。更何况我们还是学生，即使有点肤浅的感受也不具备向外传播的价值。在同学间高谈阔论易生意气，而一有意气就会坠入片面，肤浅变得更加肤浅。
就像看完一部感人至深的电影，一个善于吸收的观众，总喜欢独个儿静静地走一会，慢慢体味着一个个镜头、一句句台词，咀嚼着艺术家埋藏其间的良苦用心，而不会像有些青年那样，还没有出电影院的门就热烈谈论开来了。在很多情况下，青年人竞争式的谈论很可能是一种耗散，面对越是精雅深致的作品越可能是这样。
等到毕业之后，大家在人生感受上日趋成熟而在阅读上却成了孤立无援的流浪者，这倒需要寻找机会多交流读书信息了。那是后话，过一会儿再说。

七、读书卡片不宜多做

读书有一个经常被传授的方法，那就是勤奋地做读书卡片。读到自己有兴趣的观点和资料，立即抄录在卡片上，几个月之后把一大堆卡片整理一番，分门别类地存放好，以后什么时候要用，只要抽出有关的一叠，自己也就可以获得一种有论有据、旁征博引的从容。
这种方法，对于专业研究、论文写作是有用的，但不适合青年学生的课外阅读。
从技术上说，课外阅读的范围较大，又不针对某个具体问题，卡片无从做起，即使做了也没有太大用处，白白浪费了许多阅读时间。如果要摘录隽语挂句，不如买一本现成的《名人名言录》放在手边。
但技术上的问题还是小事。最麻烦的是，做卡片的方法很可能以章句贮藏取代了整体感受，得不偿失。一部好的作品是一个不可割裂的有机整体，即使撷取了它的眉眼，也失去了它的灵魂。
有人说，做卡片的原因是自己记忆力太差，读过的书老也记不住，记不住等于白读，留下几张卡片也算是自我安慰。
实际上，阅读的记忆力有一种严格的选择功能，书中真正深切触动你的内容，想丢也丢不掉，对此你要有更多的洒脱和自信。
记不住当然是大量的，但记不住的内容又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真实的遗忘，一部分是无形的沉潜。
属于真实遗忘的那部分，不必可惜，就让它遗忘吧，能遗忘也是一个人自由自主的表现。太监之所以要记住宫中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因为他不能自由自主，不敢遗忘。正是遗忘，验证着生命结构的独立。
至于无形沉潜的那部分，我想大家都有过体会。在一定场合，由于一定的需要，居然把多年前早就淡忘了的印象搅动起来了，使自己也大吃一惊。苏辙曾说："早岁读书无甚解，晚年省事有奇功。"翻译成现代口语，大致意思是：早年读书似乎没有深刻理解的地方，在晚年审察事物时却发挥了奇特的功效。这便是记忆的沉潜。
人类的大脑机能十分神奇，不要在乎表面上的记住记不住，该记住的总会记住，该忘记的总会忘记，该失而复得的总会失而复得，轻轻松松读下去就是了。
我不主张在课外阅读中做很多卡片，却赞成写一些读书笔记，概括全书的神采和脉络、记述自己的理解和感受。这种读书笔记，既在描述书，又在描述自己。每一篇都不要太长，以便对即时的感受进行提炼，把感受提炼成见识。

八、有空到书店走走

大学生的阅读资源，主要来自图书馆。但是，我希望大家有空也到书店走走。书店当然比图书馆狭小得多，但它是很有意思的文化前沿。当代人的精神劳作有什么走向？这些走向与社会走向有什么关系？又被大众接受到什么程度？解答这些疑问的最好场所是书店。
崭新的纸页，鲜亮的封面，夸张的宣传，繁忙的销售，处处让你感受到书籍文明热气腾腾的创造状态，而创造，总是给人一种愉悦的力量。这种力量对读书人是一种莫名的滋养，使你在长久的静读深思之后舒展筋骨，浑身通畅。
你可以关注一下畅销书排行榜，判断一下买书的人群，然后，也准备为自己选几本书。在书店选书与在图书馆有所不同，对于重要的书，你会反复考虑永久性拥有的必要性，于是在书架前进行了一次短短的自我拷问。你也许会较少犹豫地购买儿本并不重要却有趣、可爱的新书，由此你对自己与书籍的奇异关系产生了某种疑问，这种疑问的每一个答案都让人开心。

Answer 2

　　余秋雨：藏书忧

　　余秋雨

　　近年来我搬了好几次家，每次搬的时候都引来许多围观的人。家具没有什么好看的，就看那一捆捆递接不完的书。搬前几星期就得请几位学生帮忙，把架子上的书按次序拿下来，扎成一捆捆的。这是个劳累活，有两位学生手上还磨出了水泡。搬的时候采用流水作业，一排人站在楼梯上，一捆捆传递下去。书不像西瓜，可以甩着来，一捆书太重，甩接几次就没有手劲了。摔破一个西瓜不要紧，摔坏了书却叫人心疼。因此，这支小心翼翼的传送队伍确实是很有趣的，难怪人们要围观。

　　我当然称不上什么藏书家。好书自然也有不少，却没有版本学意义上的珍本和善本。我所满意的是书房里那种以书为壁的庄严气氛。书架直达壁顶，一架架连过去、围起来，造成了一种逼人身心的文化重压。走进书房，就像走进了漫长的历史，鸟瞰着辽阔的世界，游弋于无数闪闪烁烁的智能星痤之间。我突然变得琐小，又突然变得宏大，书房成了一个典仪，操持着生命的盈亏缩胀。

　　一位外国旅游公司的经理来到我的书房，睁大眼睛慢慢地巡视一遍，然后又站在中间凝思良久，终于诚恳地对我说，“真的，我也想搞学问了。”我以为他是说着玩玩的，后来另一位朋友告诉我，这位经理现在果真热心于跑书店，已张罗起了一个很像样子的书房。我想，他也算是一位阅尽世间美景的人了，何以我简陋书房中的杂乱景况，竟能对他产生如此大的冲撞？答案也许是，他突然闻到了由人类的群体才智结晶成的生命芳香。

　　罗曼·罗兰说，任何作家都需要为自己筑造一个心理的单间。书房，正与这个心理单间相对应。一个文人的其他生活环境、日用器物，都比不上书房能传达他的心理风貌。书房，是精神的巢穴，生命的禅床。

　　我的家一度在这个城市的东北部，一度在喧闹的市中心，现在则搬到了西南郊。屋外的情景时时变换，而我则依然故我，因为有这些书的围绕。有时，窗外朔风呼啸，暴雨如注，我便拉上窗帘，坐拥书城，享受人生的大安详。是的，有时我确实想到了古代的隐士和老僧，在石窟和禅房中吞吐着一个精神道场。

　　然而我终究不是隐士和老僧，来访的友人每天络绎不绝。友人中多的是放达之士，一进书房便爬上蹲下，随意翻阅。有的友人一进门就宣布，不是来看我，而是来看书的，要我别理他们，照样工作。这种时候我总是很高兴，就像自己的财富受到了人们的鉴赏。但是，担忧也隐隐在心头升起，怕终于听到那句耳熟的话。那句话还是来了：“这几本我借去了！”

　　我没有学别人，在书房里贴上“恕不借书”的布告。这种防范密守，与我的人生态度相悻。我也并不是一个吝啬的人，朋友间若有钱物的需要，我一向乐于倾囊。但对于书，我虽口头答应，心中却在嗫嚅。这种心情，大概一切藏书的学人都能体谅。

　　我怕人借书，出于以下三方面的担忧。

　　其一，怕急用的时候遍找无着。

　　自己的书，总或多或少有内容上的潜在记忆。写文章时想起某条资料需要引证，会不由自主地站起走向某个书架，把手伸到第几层。然而那本书却不在，这下就慌了手脚，前后左右翻了个遍，直闹得脸红心跳、汗流浃背。文章一旦阻断，远比其他事情的暂停麻烦，因为文思的梳理、文气的酝酿，需要有一个复杂的过程，有时甚至稍纵即逝，以后再也连贯不上。有的文章非常紧迫，很可能因几条资料的失落，耽误了刊物的发稿，打乱了出版社的计划。于是只好定下心来，细细回想是谁借走了这几本书。想出来也没有用，因为这种事大多发生在深夜。

　　借书的朋友有时也很周到，经过反复掂量，拿走几本我“也许用不到”的书。其实文章一旦展开，谁知道用到用不到呢。有时我只好暗自祈祷：但愿最近真的用不到。即如我写这篇文章，几次想起周作人几本文集中有几条关于藏书的材料，可惜这几本文集不知被谁借去了，刚才还找得心急火燎。

　　其二，怕归还时书籍被弄“熟”弄脏。

　　这虽是外在形态的问题，对藏书的人来说却显得相当重要。藏书藏到一定地步，就会对书的整体形式重视起来，不仅封面设计，有时连墨色纸质也会斤斤计较。捧着一本挺展洁净的书，自己的心情也立即变得舒朗。读这样的书，就像与一位头面干净、衣衫整齐的朋友对话，整个气氛回荡着雅洁和高尚。但是，借去还来的书，常常变成卷角弯脊，一派衰相。有时看上去还算干净，却没有了原先的那份挺拔，拿在手上软绵绵、熟沓沓，像被抽去了筋骨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如果书店里还有这本书卖，我准会再去买一本，把“熟”了的那本随手送掉。

　　或问：“你不是也购置远年旧书吗，旧书还讲究得了什么挺拔？”我的回答是：那是历史风尘，旧得有味，旧得合乎章法。我们不能因为古铜鼎绿锈斑剥，把日常器皿也都搞脏。

　　其三，怕借去后彼此忘掉。

　　我有好些书，多年不见归还，也忘了是谁借的，肯定永远也不会回来了。我坚信借书的朋友不想故意吞没，而是借去后看看放放，或几度转借，连他们也完全遗忘。3年前我去一位朋友家，见他书架上一套《阅微草堂笔记》十分眼熟，取下一看，正是我的书，忘了是什么时候被他借去的。朋友见我看得入神，爽朗地说：“你要看就借去吧，我没什么用。”这位朋友是位极其豁达大方的人，平生绝无占他人便宜的嫌疑；他显然是忘了。那天在场友人不少，包括他的妻子儿女，我怕他尴尬，就笑了一下，把书放回书架。那是一个20年代印的版本，没有大大的价值，我已有了新出的版本，就算默默地送给这位朋友了吧。好在他不在文化界工作，不会看到我的这篇文章。

　　但是，有些失落不归的书是无法补购的了。有人说，身外之物，何必顶真？倡这些书曾经参加了我的精神构建，失落了它们，我精神领域的一些角落就推动了参证。既有约约绰绰的印象，又空虚飘浮得无可凭依，让人好不烦闷。不是个中人很难知道：失书和丢钱完全是两回事。

　　由此我想到了已故的赵景深教授。他藏书甚富，乐于借人，但不管如何亲密，借书必须登记。记得那是一个中学生用的练习本，一一记下何人何时借何书，一目了然。借了一段时间未还，或他自己临时要用，借书者就会收到他的一封信。字迹娟小，言词大方，信封下端一律盖着一个长条蓝色橡皮章，印着他的地址和姓名。

　　还想到了毛泽东警卫员尹荆山的一则回忆。50年代末，毛泽东向黄炎培借取王羲之书贴一本，借期一个月。黄炎培借出后心中忐忑，才一星期就接连不断打电话催问，问是否看完，什么时候还。毛泽东有点生气，整整看了一个月，在最后一天如期归还。黄炎培也真够大胆的，但文人对自己的藏书痴迷若此，并不奇怪。

　　又想起了我的一位朋友，半年前，他竟在报上发表告示，要求借了他书的人能及时归还。我知道他的苦衷，他借书给别人十分慷慨，却是个不记事的马大哈，久而久之突然发现自己的书少了那么多，不知向谁追讨，除了登报别无良策。我见报后不久来到他家，向他表白，我没有借过。他疑惑的目光穿过厚厚的镜片打量着我，问了一声“真的？”我不无惶恐，尽管我确实没有借过。

　　我生性怯懦，不知如何向人催书。黄炎培式的勇气，更是一丝无存。有时我也想学学赵景深教授，设一个登记簿，但赵先生是藏书名家，又德高望重，有资格把事情办得如此认真。我算什么呢，区区那一点书，面对亲朋好友，也敢把登记簿递过去？

　　藏书者就这样自得其乐，又担惊受怕地过着日子。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种更大的担忧渐渐从心底升起：我死了之后，这一屋子书将何去何从？

　　这种担忧本来只应属于垂垂老者，但事实是，我身边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学术界朋友已在一个个离去。

　　早在读大学时，我的一个同学就因患尿毒症死去。他本也是个买书迷，身边钱不多，见有好书即便节衣缩食也要弄到手。学校课程安排紧张，夜间书店又不开门，等到星期天又怕书卖完，因此，他总在午休时间冒着炎暑、寒风赶到书店，买回一本就引起全宿舍的羡慕。他死时，家里的一个书架已经相当充盈，但他长年守寡的母亲并不识字，他也没有兄弟姐妹。当时，全班没有一个同学有足够的钱能把这些书买下来，即使有，也不想让那位可怜的母亲伤心。我估计这位母亲会永远地守护着这些书，直至自己生命的终了。照年岁计算，这位母亲已离开人世，那么这一架书到哪里去了呢，这些并不珍贵却让一个青年学子耗尽了心血的书？假设这架书还在，我敢断言，当年同宿舍的同学大多还能记起，哪一本书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买来的，当时引起过何等样的欣喜。这是一截截生命的组接，当买书者的自然生命消逝之后，这些书就成了一种死灰般的存在，或者成了一群可怜的流浪汉。

　　如果说这一架书不足为道，那末，许多博学的老学者逝世的时候，如何处置丰富的藏书确实成了一个苦涩的难题。学问不会遗传，老学者或因受尽了本专业的风波险阻，或伯父子同在一个行当诸多不便，大多没有让自己的子女承袭己业。有的子女在专业上与父亲比较靠近，但在钻研深度上往往不能望其父亲之项背。总而言之，老学者的丰富藏书，对子女未必有用。学者死后，他原来所在大学的图书馆很想把藏书全数购入，但这是图书馆预算外的开支，经费当然不足，派往谈判者既要以行家的姿态向家属说明这些藏书价值不大，又要以同仁的身份劝家属不要让藏书随便流散，以保存永久性的纪念。家属对这些言词大多抱有警惕，背地里悄悄地请了旧书店的收购员前来估价。旧书店收购了他们所需要的书，学校图书馆也就因恼怒而不再登门接洽，余下的书籍最后当作废纸论斤卖掉，学者的遗槁也折腾得不知去向……

　　有的学者因此而下了决心，事先立下遗嘱，死后把藏书全部献给图书馆。但是这些学者并非海内大儒，图书馆不会开设专室集中存放。个人藏书散入大库，哗啦一下就什么踪迹也找不到了。学者无私的情怀十分让人感动，但无可否认，这是学者的第二次死亡。

　　有位教授对着书房反复思量，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最后忽发奇想，决定以自己的余年寻找一个能够完整继承藏书的女婿。这种寻找十分艰苦，同专业的研究生是有的，但人品合意、女儿满意的又是凤毛麟角。教授寻找的，其实是自己第二生命的延续，经历了一系列的悲剧和滑稽，他终于领悟，能谈得上延续的至多是自己写的书；至于藏书，管不得那么多了。

　　写藏书写出如许悲凉，这是我始料所未及的。但我觉得，这种悲凉中蕴涵着某种文化品尝。

　　中国文化有着强硬的前后承袭关系，但由于个体精神的稀薄，个性化的文化承传常常随着生命的终止而终止。一个学者，为了构建自我，需要吐纳多少前人的知识，需要耗费多少精力和时间。苦苦汇聚，死死钻研，筛选爬剔，孜孜？？。这个过程，与买书、读书、藏书的艰辛经历密切对应。书房的形成，其实是一种双向占有：让你占领世间已有的精神成果，又让这些精神成果占领你。当你渐渐在书房里感到舒心惬意了。也就意味着你在前人和他人面前开始取得了个体自由。越是成熟，书房的精神结构越带有个性，越对社会历史文化具有选择性。再宏大的百科全书、图书集成也代替不了一个成熟学者的书房，原因就在这里。但是，越是如此，这个书房也就越是与学者的生命带有不可离异性。书房的完满构建总在学者的晚年，因此，书房的生命十分短暂。

　　新的一代起来了，他们必须从头来起，先是一本本地购读，一点点地汇聚，然后再一步步地自我构建。单单继承一个书房，就像贴近一个异己的生命，怎么也溶不成一体。历史上有多少人能最终构建起自己的书房呢？社会上多的是随手翻翻的借书者。而少数好不容易走向相对完整的灵魂，随着须发皓然的躯体，快速地在书房中殒灭。历史文化的大浪费，莫过于此了。

　　嗜书如命的中国文人啊，你们的光荣和悲哀，该怎样裁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