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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长江的抗洪斗争,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几百万军民英勇奋斗,取得了全面胜利。当前,全国人民关注的是,如何进一步整治长江。这不仅关系到长江流域人民的长治久安,也是国家经济建设中的一个巨大项目。为此,两院组织部分有关院士和院外专家,对有关资料和各方面的意见进行分析研究后,提出以下报告。
一、对1998年长江洪水和抗洪斗争的认识
1998年洪水,是继1931年和1954年两次洪水后,本世纪发生的又一次全流域型的特大洪水。据初步资料,1998年和1954年相比,上游的洪峰流量和洪水量与1954年接近;由于中游洪峰流量不具备可比性,以最集中的30天洪水量相比,1998年汉口以上总来水量较1954年少300多亿立方米;下游的洪峰流量较1954年少1万多秒立方米,洪水量少500多亿立方米。1931年由于资料不足,只能作粗略比较,上中游可能较1931年略大,下游较1931年小。
应当说明,在上个世纪和更早的时期,长江都发生过比本世纪更大的洪水。据考证,自1153年以来,宜昌站洪峰流量超过8万秒立方米的有8次(1998年为6.36万秒立方米,1954年为6.68万秒立方米),其中1860和1870年的洪峰流量分别达到9.25万和10.5万秒立方米。
当前,大家更为关心的是,虽然洪水没有1954年大,但为什么1998年的长江干流洪水位,除武汉、黄石段外,都高于1954年。洪水位抬高的因素当然可以列举很多,但是最关键性的还是分蓄洪量比1954年大量减少。1954年,由于中下游堤防围垸的抗洪能力较低,许多堤防围垸自然溃口,为了降低洪水位,保住重点地区,除了运用荆江分洪工程外,又在很多地方扒口分洪,总计分洪和溃口的水量达1023亿立方米,其中起到有效削减洪峰的容量约为700亿立方米。根据1998年的洪水来量,如果要维持1954年的水位,需要有效分蓄洪量约为400多亿立方米。但是1998年的分洪溃口总量仅约100亿立方米,其中有效削减洪峰的容量估计约50多亿立方米。这样,减少分洪量约350亿立方米,约相当于减少洪水淹没面积700万亩。换言之,1998年的抗洪斗争,是通过加强防汛抢险,争取抗御较高洪水位,以加大泄洪量,减少洪水淹没损失。例如:1954年,在运用荆江分洪工程的情况下,荆江大堤沙市的最高洪水位为44.67米。按长江防洪规划,为减少荆江分洪工程的运用机遇,将荆江大堤的设计洪水位提高到45.0米。1998年,为了避免运用荆江分洪工程,将荆江大堤超设计标准运用,沙市洪水位达45.22米。又如:洞庭湖的出口莲花塘站,洪水位比1954年超过达1.85米,这是因为,在1954年,莲花塘以上洞庭湖区的绝大多数围垸、莲花塘以下长江干流两岸的绝大多数堤防包括洪湖大堤,都已溃口或扒口分洪,而1998年,莲花塘上下溃口和分洪的堤垸远比1954年少。
应当说,这是1998年抗洪斗争中的一个重大决策,也是在1998年特定条件下作出的十分艰难的决策。1998年抗洪斗争的工程基础是:按长江中下游防洪规划,完成了部分水利工程。除建成了汉江、清江、沅水、资水、修水等支流的控制性水库外,还按提高了的设计洪水位(较1954年提高0.5米左右),完成了荆江大堤、武汉市围堤、无为大堤等长江干流重点堤防和洞庭湖区、鄱阳湖区重点围垸的加高加固工程。这些都为1998年抗洪斗争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还有相当一部分堤防没有按规划完成,特别是平原分蓄洪区工程的安全设施,在原规划中考虑不够,在实施中又没有落实,给抗洪斗争带来了极大困难,使抗洪斗争的决策处于两难困境:如果按原定规划分洪(按提高了的设计洪水位,仍需有效分洪量200亿立方米),将遭受很大损失;如不按原定规划分洪,将使堤防经受超过设计标准的洪水位,承担极大风险。考虑到1998年洪水比1954年小,以及军民团结抗洪的巨大潜力,中央毅然决心进一步抬高洪水位、严防死守、力争减少溃口和分洪损失。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决策,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当然,也应当说明,这是在1998年超额洪水比1954年少300多亿立方米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做到。如果1998年发生的洪水和1954年洪水相当甚至更大,不分洪还是不行的。
关于1998年长江流域的灾情。根据卫星和航空遥感对长江中游地区所进行的多期和系统的监测与分析:湘、鄂、赣三省最大受淹面积约为1586万亩,由于统计口径不同等原因,比三省统计数小很多。据长江水利委员会的统计,中下游五省共溃口分洪1705个围垸,淹没耕地295万亩,受灾人口230万。以上数字表明,溃口分洪的多是较小围垸,平均每个围垸不足2000亩,灾情统计中绝大部分受灾农田是由于内涝。1998年的死亡人口为1432人。这与1954年除保住荆江大堤和汉口围堤外,其他地区大多受淹,死亡人口33169人的灾情,是差别很大的。与1931年中下游一片汪洋、汉口街道行舟、南京市区被淹、死亡人口14.5万人的惨况,更是完全不同。因此,1998年的抗洪斗争,确实取得了巨大成绩。
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是,长江洪水位的抬高是否是由于长江河床的淤高。根据长期观测资料,长江干流河槽基本稳定,与黄河根本不同。由于某些因素,局部河段有冲淤变化,最明显的是荆江以下的监利-洪湖河段,这一段受下荆江裁弯工程影响,裁弯河段以上有冲刷,以下有淤积。据长江水利委员会资料,其代表站螺山站,低水位时由于泥沙淤积,水位有所抬高,但高水位时,因淤积面积占行洪面积的比例不大,抬高趋势并不明显。螺山站1998年的洪水位比1954年超过1.78米,据查证主要是由于1954年在螺山以下蒋家码头扒口分洪和老湾等处溃口,使洪水位大幅度降低。
关于湖泊淤积情况。洞庭湖1949年以来因淤积减少的湖泊容量约40多亿立方米,由于1949年以来围垦了1600平方公里,大约减少容量近100亿立方米。鄱阳湖的淤积量很小,但1949年以来围垦了1400平方公里,损失湖泊容量约80亿立方米。湖北省的两岸湖泊由于全部封闭,减少面积5700平方公里。1949年以来,湘、鄂、赣连同苏、皖五省,因围垦共增加耕地估计约1400万亩。
长江流域的水土流失和泥沙情况。在长江上游100万平方公里的流域范围内,根据调查统计,地面固体物质的年均侵蚀量为15.68亿吨,长江干流宜昌站的年均输沙量为5.3亿吨,输移比为0.33。这与黄河有所不同。因为长江上游主要是岩石山区,其地面侵蚀物质主要是岩石风化物,颗粒较粗,一般以山前坡积、洼地淤积、沟口洪积扇以及塘库和中小支流的淤积等形式,在短距离沉积,不能被河流远距离输送;而黄河的地面侵蚀物质是黄土,颗粒极细,几乎可以全部输送到黄河干流。宜昌以下,汉口站的年均输沙量为4.3亿吨,下游大通站为4.68亿吨。宜昌和汉口间的差值,在平水年主要淤在洞庭湖区,洪水年淤在洞庭湖区、河道的州滩及溃口的围垸内。大通站的输沙量,绝大部分送入东海。宜昌各年的输沙量,因暴雨分布情况不同,而有很大差异。例如,1990~1997年8年的年均输沙量仅3.8亿吨,属于少沙年;而1998年6~8月的输沙量即达6.05亿吨,超过1954年的同期输沙量(5.27亿吨),属于多沙年。据初步分析,1998年泥沙的主要来源是金沙江和嘉陵江,这是很值得进一步研究的现象。
以上情况说明,长江流域的水旱灾害所以严重,除了气象方面的客观原因外,主要的还是由于流域内生态系统的失调,集中表现为:在人口急剧增长的情况下,土地资源过度利用和不合理的开发。在山区,毁坏森林、陡坡开荒;在平原,盲目围湖造田,占用行洪洲滩。这些都招致自然界的报复。在长江流域,山区水土流失对当地的危害,比黄河更大。这是因为,长江流域为岩石山区,表土层很薄,经过一定时期的冲刷,表土冲光,岩石裸露,形成“石化”,使当地人民完全失去生存条件。贵州省已有不少“石化”山区,令人触目惊心。
平原的盲目围湖造田和占用行洪洲滩,是近几年来长江洪水位抬高的主要原因。从长远的自然规律看,江河的冲积平原就是由江河挟带泥沙淤积而成。中华民族的经济也是在开发七大江河冲积平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如果开发利用不当或开发过度,就会受到洪水的惩罚。现在,在开发利用长江中下游两岸的土地上,就面临着这个问题,不仅洪水位越来越高,防汛负担越来越大,而且防汛的风险也越来越大。
我国生态系统失调的根本原因是人多地少。要进行生态系统的重建,必须与经济结构的调整相结合,以综合提高生产力为目标,并注意发展、改革和稳定三方面的协调。我们认为,中央提出的要坚持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原则是完全正确的。
一、对1998年长江洪水和抗洪斗争的认识
1998年洪水,是继1931年和1954年两次洪水后,本世纪发生的又一次全流域型的特大洪水。据初步资料,1998年和1954年相比,上游的洪峰流量和洪水量与1954年接近;由于中游洪峰流量不具备可比性,以最集中的30天洪水量相比,1998年汉口以上总来水量较1954年少300多亿立方米;下游的洪峰流量较1954年少1万多秒立方米,洪水量少500多亿立方米。1931年由于资料不足,只能作粗略比较,上中游可能较1931年略大,下游较1931年小。
应当说明,在上个世纪和更早的时期,长江都发生过比本世纪更大的洪水。据考证,自1153年以来,宜昌站洪峰流量超过8万秒立方米的有8次(1998年为6.36万秒立方米,1954年为6.68万秒立方米),其中1860和1870年的洪峰流量分别达到9.25万和10.5万秒立方米。
当前,大家更为关心的是,虽然洪水没有1954年大,但为什么1998年的长江干流洪水位,除武汉、黄石段外,都高于1954年。洪水位抬高的因素当然可以列举很多,但是最关键性的还是分蓄洪量比1954年大量减少。1954年,由于中下游堤防围垸的抗洪能力较低,许多堤防围垸自然溃口,为了降低洪水位,保住重点地区,除了运用荆江分洪工程外,又在很多地方扒口分洪,总计分洪和溃口的水量达1023亿立方米,其中起到有效削减洪峰的容量约为700亿立方米。根据1998年的洪水来量,如果要维持1954年的水位,需要有效分蓄洪量约为400多亿立方米。但是1998年的分洪溃口总量仅约100亿立方米,其中有效削减洪峰的容量估计约50多亿立方米。这样,减少分洪量约350亿立方米,约相当于减少洪水淹没面积700万亩。换言之,1998年的抗洪斗争,是通过加强防汛抢险,争取抗御较高洪水位,以加大泄洪量,减少洪水淹没损失。例如:1954年,在运用荆江分洪工程的情况下,荆江大堤沙市的最高洪水位为44.67米。按长江防洪规划,为减少荆江分洪工程的运用机遇,将荆江大堤的设计洪水位提高到45.0米。1998年,为了避免运用荆江分洪工程,将荆江大堤超设计标准运用,沙市洪水位达45.22米。又如:洞庭湖的出口莲花塘站,洪水位比1954年超过达1.85米,这是因为,在1954年,莲花塘以上洞庭湖区的绝大多数围垸、莲花塘以下长江干流两岸的绝大多数堤防包括洪湖大堤,都已溃口或扒口分洪,而1998年,莲花塘上下溃口和分洪的堤垸远比1954年少。
应当说,这是1998年抗洪斗争中的一个重大决策,也是在1998年特定条件下作出的十分艰难的决策。1998年抗洪斗争的工程基础是:按长江中下游防洪规划,完成了部分水利工程。除建成了汉江、清江、沅水、资水、修水等支流的控制性水库外,还按提高了的设计洪水位(较1954年提高0.5米左右),完成了荆江大堤、武汉市围堤、无为大堤等长江干流重点堤防和洞庭湖区、鄱阳湖区重点围垸的加高加固工程。这些都为1998年抗洪斗争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还有相当一部分堤防没有按规划完成,特别是平原分蓄洪区工程的安全设施,在原规划中考虑不够,在实施中又没有落实,给抗洪斗争带来了极大困难,使抗洪斗争的决策处于两难困境:如果按原定规划分洪(按提高了的设计洪水位,仍需有效分洪量200亿立方米),将遭受很大损失;如不按原定规划分洪,将使堤防经受超过设计标准的洪水位,承担极大风险。考虑到1998年洪水比1954年小,以及军民团结抗洪的巨大潜力,中央毅然决心进一步抬高洪水位、严防死守、力争减少溃口和分洪损失。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决策,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当然,也应当说明,这是在1998年超额洪水比1954年少300多亿立方米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做到。如果1998年发生的洪水和1954年洪水相当甚至更大,不分洪还是不行的。
关于1998年长江流域的灾情。根据卫星和航空遥感对长江中游地区所进行的多期和系统的监测与分析:湘、鄂、赣三省最大受淹面积约为1586万亩,由于统计口径不同等原因,比三省统计数小很多。据长江水利委员会的统计,中下游五省共溃口分洪1705个围垸,淹没耕地295万亩,受灾人口230万。以上数字表明,溃口分洪的多是较小围垸,平均每个围垸不足2000亩,灾情统计中绝大部分受灾农田是由于内涝。1998年的死亡人口为1432人。这与1954年除保住荆江大堤和汉口围堤外,其他地区大多受淹,死亡人口33169人的灾情,是差别很大的。与1931年中下游一片汪洋、汉口街道行舟、南京市区被淹、死亡人口14.5万人的惨况,更是完全不同。因此,1998年的抗洪斗争,确实取得了巨大成绩。
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是,长江洪水位的抬高是否是由于长江河床的淤高。根据长期观测资料,长江干流河槽基本稳定,与黄河根本不同。由于某些因素,局部河段有冲淤变化,最明显的是荆江以下的监利-洪湖河段,这一段受下荆江裁弯工程影响,裁弯河段以上有冲刷,以下有淤积。据长江水利委员会资料,其代表站螺山站,低水位时由于泥沙淤积,水位有所抬高,但高水位时,因淤积面积占行洪面积的比例不大,抬高趋势并不明显。螺山站1998年的洪水位比1954年超过1.78米,据查证主要是由于1954年在螺山以下蒋家码头扒口分洪和老湾等处溃口,使洪水位大幅度降低。
关于湖泊淤积情况。洞庭湖1949年以来因淤积减少的湖泊容量约40多亿立方米,由于1949年以来围垦了1600平方公里,大约减少容量近100亿立方米。鄱阳湖的淤积量很小,但1949年以来围垦了1400平方公里,损失湖泊容量约80亿立方米。湖北省的两岸湖泊由于全部封闭,减少面积5700平方公里。1949年以来,湘、鄂、赣连同苏、皖五省,因围垦共增加耕地估计约1400万亩。
长江流域的水土流失和泥沙情况。在长江上游100万平方公里的流域范围内,根据调查统计,地面固体物质的年均侵蚀量为15.68亿吨,长江干流宜昌站的年均输沙量为5.3亿吨,输移比为0.33。这与黄河有所不同。因为长江上游主要是岩石山区,其地面侵蚀物质主要是岩石风化物,颗粒较粗,一般以山前坡积、洼地淤积、沟口洪积扇以及塘库和中小支流的淤积等形式,在短距离沉积,不能被河流远距离输送;而黄河的地面侵蚀物质是黄土,颗粒极细,几乎可以全部输送到黄河干流。宜昌以下,汉口站的年均输沙量为4.3亿吨,下游大通站为4.68亿吨。宜昌和汉口间的差值,在平水年主要淤在洞庭湖区,洪水年淤在洞庭湖区、河道的州滩及溃口的围垸内。大通站的输沙量,绝大部分送入东海。宜昌各年的输沙量,因暴雨分布情况不同,而有很大差异。例如,1990~1997年8年的年均输沙量仅3.8亿吨,属于少沙年;而1998年6~8月的输沙量即达6.05亿吨,超过1954年的同期输沙量(5.27亿吨),属于多沙年。据初步分析,1998年泥沙的主要来源是金沙江和嘉陵江,这是很值得进一步研究的现象。
以上情况说明,长江流域的水旱灾害所以严重,除了气象方面的客观原因外,主要的还是由于流域内生态系统的失调,集中表现为:在人口急剧增长的情况下,土地资源过度利用和不合理的开发。在山区,毁坏森林、陡坡开荒;在平原,盲目围湖造田,占用行洪洲滩。这些都招致自然界的报复。在长江流域,山区水土流失对当地的危害,比黄河更大。这是因为,长江流域为岩石山区,表土层很薄,经过一定时期的冲刷,表土冲光,岩石裸露,形成“石化”,使当地人民完全失去生存条件。贵州省已有不少“石化”山区,令人触目惊心。
平原的盲目围湖造田和占用行洪洲滩,是近几年来长江洪水位抬高的主要原因。从长远的自然规律看,江河的冲积平原就是由江河挟带泥沙淤积而成。中华民族的经济也是在开发七大江河冲积平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如果开发利用不当或开发过度,就会受到洪水的惩罚。现在,在开发利用长江中下游两岸的土地上,就面临着这个问题,不仅洪水位越来越高,防汛负担越来越大,而且防汛的风险也越来越大。
我国生态系统失调的根本原因是人多地少。要进行生态系统的重建,必须与经济结构的调整相结合,以综合提高生产力为目标,并注意发展、改革和稳定三方面的协调。我们认为,中央提出的要坚持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原则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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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神话都是有迹可循的。远古时候信息交流的主要方式是口口相传,部落里年长的人向后辈讲述前人的丰功伟绩。故事传久了难免出现偏差,尤其是由于对于祖先的崇拜,故事中的人物被越传越神奇。
创世。很多民族的传说是捏泥造人,某神用泥巴捏成人形,赋予灵魂。说明这是陶器出现之后产生的神话。据考证我国陶器的烧制已有近万年的历史。
大洪水。怀疑世界范围的大洪水的存在。大部分文明最先出现在河滨,由于古人生活范围狭窄,自然界缺乏了解,因此到了洪水季节,看到大水淹没了两岸大片土地,异常恐惧。也许有不少人在洪水中丧生。出于对洪水肆虐的恐慌和洪水消退的欣喜,各种关于洪水的传说出现了。
大禹治水。史书上说,尧的时候“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尧派禹的老子鲧治水,九年而无功。后来尧提拔了舜,舜KO了鲧。过了二十年舜当老板了,任用禹治水,十三年才成功。9+20+13=42年。我对气候变化不了解,所以猜测,刚好尧舜禹那会儿,黄河流域雨量丰沛,而到禹的时候丰雨期差不多已经过去了。而鲧和禹“治水”的工作主要是代表部落联盟协调、救济其他部落,鲧没干好,而禹处理的比较好。也许“大禹治水”还组织了一些人进行一些疏导工作,不过考虑到当时人少,工具落后,生产力低下,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工程。
女娲补天。也是大雨连绵不断的季节,某部落的女巫做法祈祷上天停止降雨,还胡编乱造(巫婆神汉最基本的工作)一些故事(补天……),碰巧雨停了。于是神话出现了。
诺亚方舟。某地一群原始人依水而居,大部分人住在岸边,只有一家人住在船上(渔人)。突然爆发的洪水使岸上的居民损失惨重,而住在船上的一家人意外幸免。也许是船上一家人自己的宣扬,也许是邻居以讹传讹,那一家人被传说成受上帝启示而造船躲避洪水。
苏美尔人。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每年河水泛滥毫无规律,因此苏美尔人的洪水之神是一位恶神。关于大洪水是神降下的惩罚,不过是他们心惊胆颤地面对洪水时的猜测。
埃及人。古埃及人就不怕洪水。洪水尼罗河每年的泛滥可以预知、趋势平缓,而且为两岸居民带来了肥沃的土地。埃及人的洪水之神是能“给每个人带来欢乐”的神。
亚特兰蒂斯。某个部落的原始人还不懂辨别方向,几个猎人路过另外一个部落(农业部落),艳羡那里的生活,回自己部落之后大肆宣扬,却说不清另外一个部落具体的位置。族人照猎人的指点寻找,却走到了海边,于是认为那个部落沉入海底了。
创世。很多民族的传说是捏泥造人,某神用泥巴捏成人形,赋予灵魂。说明这是陶器出现之后产生的神话。据考证我国陶器的烧制已有近万年的历史。
大洪水。怀疑世界范围的大洪水的存在。大部分文明最先出现在河滨,由于古人生活范围狭窄,自然界缺乏了解,因此到了洪水季节,看到大水淹没了两岸大片土地,异常恐惧。也许有不少人在洪水中丧生。出于对洪水肆虐的恐慌和洪水消退的欣喜,各种关于洪水的传说出现了。
大禹治水。史书上说,尧的时候“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尧派禹的老子鲧治水,九年而无功。后来尧提拔了舜,舜KO了鲧。过了二十年舜当老板了,任用禹治水,十三年才成功。9+20+13=42年。我对气候变化不了解,所以猜测,刚好尧舜禹那会儿,黄河流域雨量丰沛,而到禹的时候丰雨期差不多已经过去了。而鲧和禹“治水”的工作主要是代表部落联盟协调、救济其他部落,鲧没干好,而禹处理的比较好。也许“大禹治水”还组织了一些人进行一些疏导工作,不过考虑到当时人少,工具落后,生产力低下,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工程。
女娲补天。也是大雨连绵不断的季节,某部落的女巫做法祈祷上天停止降雨,还胡编乱造(巫婆神汉最基本的工作)一些故事(补天……),碰巧雨停了。于是神话出现了。
诺亚方舟。某地一群原始人依水而居,大部分人住在岸边,只有一家人住在船上(渔人)。突然爆发的洪水使岸上的居民损失惨重,而住在船上的一家人意外幸免。也许是船上一家人自己的宣扬,也许是邻居以讹传讹,那一家人被传说成受上帝启示而造船躲避洪水。
苏美尔人。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每年河水泛滥毫无规律,因此苏美尔人的洪水之神是一位恶神。关于大洪水是神降下的惩罚,不过是他们心惊胆颤地面对洪水时的猜测。
埃及人。古埃及人就不怕洪水。洪水尼罗河每年的泛滥可以预知、趋势平缓,而且为两岸居民带来了肥沃的土地。埃及人的洪水之神是能“给每个人带来欢乐”的神。
亚特兰蒂斯。某个部落的原始人还不懂辨别方向,几个猎人路过另外一个部落(农业部落),艳羡那里的生活,回自己部落之后大肆宣扬,却说不清另外一个部落具体的位置。族人照猎人的指点寻找,却走到了海边,于是认为那个部落沉入海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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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的大洪水:
1.中国的女娲补天,大禹治水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洪水神话里有一段“共工触不周山”,有学者认为“共工”正是“洪江”= =+)
2.基督教著名的诺亚方舟
3.伯拉图的《对话录》里讲的,埃及曾是在亚特兰蒂斯的势力范围之内,而亚特兰蒂斯则是被一次洪水所摧毁,所以有猜测是埃及人就是亚特兰蒂斯的后裔。
4.古巴比伦的苏美尔人也曾用楔形文字记录类似的传说:众神要以洪水惩罚人类,风雨之神恩利尔指示祭祀建一条大船,把鸟兽带进去躲避天灾。
几乎所有上古神话中都提到过大洪水,有人说是古代人依水而居,遇洪难免;也有人认为上古时代曾出现过一次全球性的大洪水,所以各民族用不同的神话记载了下来。
1.中国的女娲补天,大禹治水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洪水神话里有一段“共工触不周山”,有学者认为“共工”正是“洪江”= =+)
2.基督教著名的诺亚方舟
3.伯拉图的《对话录》里讲的,埃及曾是在亚特兰蒂斯的势力范围之内,而亚特兰蒂斯则是被一次洪水所摧毁,所以有猜测是埃及人就是亚特兰蒂斯的后裔。
4.古巴比伦的苏美尔人也曾用楔形文字记录类似的传说:众神要以洪水惩罚人类,风雨之神恩利尔指示祭祀建一条大船,把鸟兽带进去躲避天灾。
几乎所有上古神话中都提到过大洪水,有人说是古代人依水而居,遇洪难免;也有人认为上古时代曾出现过一次全球性的大洪水,所以各民族用不同的神话记载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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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无法探讨,因为丢失的神话更多。特别是欧洲。
欧洲早期是众神信仰,几乎一个城镇就有一个自己教派信仰,几乎一个地方就有他自己的神话。
基督教把他们全灭了。
欧洲早期是众神信仰,几乎一个城镇就有一个自己教派信仰,几乎一个地方就有他自己的神话。
基督教把他们全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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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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