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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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1

在中国古代社会，“家天下”观念的长盛不衰，使历代统治者在把天下当作个人“私产”的同时，也把在各级政权中服务的官吏看作“天子之私人”，作为维护一家一姓家国产业的工具。在皇帝的集权专断之下，权力分立意义上的政治无由产生，而对职官管理控制意义上的吏治却异常发达，形成了一整套系统严密的吏治制度。可以说，吏治制度与吏治思想是盛开在古史法苑中的一朵奇葩。 作为一名成绩斐然的法史学者，乔伟教授生前曾对中国古代的吏治思想与制度给予热切关注。他曾撰文专门论及我国古代以法治吏的各种问题，对古代以法治吏的基本特征与经验教训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不唯如此，乔伟教授还在对吏治传统进行梳理批判的同时，着力于对解决当代人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这种借鉴也绝不只停留在宏观的泛泛的层面，而是更着眼于具体的切实可行的制度领域。 本文拟对乔伟教授以法治吏思想的研究做一简要述评。一、以法治吏是法制建设中可资借鉴的宝贵的历史经验 在人类社会法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每个民族都以其独特的方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法律文化遗产。两河流域的《汉穆拉比法典》，古印度人的《摩奴法典》，古希伯莱的“摩西十诫”，雅典人的民主政治和罗马人的私法体系，都是人类法律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篇章。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中华先民们，基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及生活方式，创造了以“礼法结合”为基本特点的中华法系，在世界范围内独树一帜，大放异彩。然而，当我们以当代流行的西方法律价值观为标准，评判我们的传统法律文化时，却总有人妄自菲薄，认为我们在传统方面事事不如人，埋怨甚至否定一切传统。事实上，我们对待包括法律在内的传统文化的态度，应该是“不应看它哪些没有做到，而应看它做了些什么。”[1]不苛责古人，系统地整理我们所承继的一切，以期对当代的生活有所借鉴，是当代学人应有的态度。 乔伟教授曾对八十年代盛行的那种对传统文化采取简单肯定或否定的做法提出批评，“特别是那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一无是处，甚至把中国过去与现在的一切丑恶现象都归罪于传统文化思想的看法，更是不公正的。”[2]他以史家的笔触，总结了在中华法系连续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每一代人所做出过的不可替代的贡献，他认为，每一个朝代对前代礼法制度的继承和改革，其脉络和痕迹的清晰可见，在其他民族法制发展史上都是少有的，那种鄙薄、否定传统的做法，其实是一种现代人的轻狂。今天我们要建立的依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而所谓的“中国特色”，其实质就是“中国的历史传统和中国的现实国情”。抛开历史和国情，不仅“中国特色”无从谈起，而且这样的法律也会因为脱离实际而在现实中碰壁，成为一纸具文。因此，对自己民族历史上的法学文化遗产，我们所面临的不是能不能或可不可以继承的问题，而是如何认识和发掘这些遗产并如何继承的问题。 为此，乔伟教授不仅在其专著如《先秦法制史》、《中国刑法史稿》、《中国法律制度史》、《唐律研究》及相关论文中，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归纳整理历史上法制建设的成败得失，而且还专门著文进行研讨，如《传统文化与法制建设》、《论法制建设中借鉴历史经验的问题》、《中国古代以法治吏的经验教训》、《论我国古代以法治吏的若干问题》等，既有对法律文化遗产全景式的综合概述，也有对其中某一方面个案式的具体剖析。其意义不仅在于为法制建设提供了参照和镜鉴，而且为法史研究的后进者铺就了一条前行的坦途。 乔伟教授所说的法学文化遗产，“从其内容来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法律制度，即法律规范；二是历史上各家各派的法律思想，即法律学说”。而这些法学文化遗产也和我国整个传统文化思想一样，既有民主性的精华，也有封建性的糟粕，应对其做具体的分析。“在一般立法方面，如君主专制，以言代法；令高于律，权大于法；等级特权，官贵民贱；政法合一，行政干预；刑法残酷，株连无罪；刑讯逼供，冤狱丛生等等；在婚姻家庭法立法方面，有夫权至上，男尊女卑；三从四德，适一而终；立嫡以长，重男轻女；父母包办，买卖婚姻等等”[3]，这些都是我国古代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最落后、最腐朽、最黑暗的一面，是我们建立民主法制的最大障碍，我们应努力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同时，在中国法制建设的历史传统和法学文化遗产中，也有许多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吸取的精华，可供我们借鉴。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包括：“健全制度，缘法而治”；“礼法并用，罪刑相称”；“以法治吏，刑无等级”；“有法必依，取信于民”；“审时度势，厉行改革”[4]等。这些经验，作为中华民族治国为政智慧的结晶，不仅在它们产生的时代和整个古代社会发生过积极的作用，而且在今天也并未过时，值得我们谨记并身体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