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德宗和唐宪宗两位皇帝都对谋反叛逆的藩镇采取了强硬的压制政策。唐德宗成了又一位唐代出奔天子,并将故须注意作为施政主体,影响后世良久;唐宪宗却能有效地用武力制服,使其归顺中央,成了安史之乱后中央对藩镇控制最强的时期。
唐德宗政策的失误,诸藩王对于中央的官阶、分地、赏赐的意见不同,加剧了诸藩王对中央的怨念,成就了今后更多的叛逆者。建中之乱后,唐德宗心生胆怯,只求苟且偷安,惟恐生事。唐德宗在奉天年间,写下对藩王的赦文,将一切过失揽在自己身上,当时的情况一度倒向藩王。唐德宗往后对藩镇一直秉持姑息态度,使得他作为皇帝的威信消失殆尽。
唐宪宗即位后,他重用李吉甫、李绛、裴度等大臣谋士,不被任何外部原因所动,凭借充裕的财力,讨伐反叛的藩镇。且当时国家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实力用于镇压藩镇,能够长期支持必不可少的战争。
镇压成功也包含了唐宪宗能做出正确的政策:确定了征讨的先后顺序,防止藩王联合,将唐军陷入腹背受敌的情况;唐宪宗能识别人才,发现人才,重用人才,成功选用合适的将领和宰相,成为他得力的左膀右臂。唐宪宗能做出如此巨大的成功多是从唐德宗的借鉴。
唐宪宗对藩镇秉持的一直都是强硬的态度,他认为,一时的姑息不会获得藩王的感激,反而会使他们得寸进尺、贪得无厌,维持了一段时间的中央的强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