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为什么就是打不过后金呢？
众所周知，明中叶之后，原有的卫所制度已经崩溃。明朝边将们纷纷自行招募勇士，以抵御强敌。这些精锐士兵，在明史中称呼各异，所谓“苍头”、“亲丁”、“选锋”、“死士”，不一而足。但最普遍、其最为后人所熟知的称呼是----家丁。
明代史料中有关家丁的最早记录，当属正统年间宣大总督罗亨信的“督屯大同等处将校，无事率家丁以耕，有警驱家丁以战”。直接统领这些家丁作战的，是正统、景泰年间的名将石亨。同时期的另一名将杨洪，多次击败蒙古，以功封侯，其中家丁就起了很大的作用，所谓“苍头得官者十六人”。到正德、嘉靖年间，北方边将们越来越多地使用起家丁来。当时的总兵马永，“尽汰诸营老弱，听其农贾，取备直给健卒，由是永所将独雄于诸镇”。这里虽未明确提及“家丁”这一称号，但是这些“健卒”们承担的职能当与之无二。后期马永出任辽东总兵，平定兵变，靠的就是这些家丁，所谓“永畜士百余人，皆西北健儿，骁勇敢战”。
同时期的另一员名将梁震，也是靠着家丁建功立业。嘉靖十五年，边关重镇大同发生兵变，乱军连杀巡抚、总兵，朝廷不得已，只能招抚。面对这帮骄兵悍将，继任的文武官员束手无策，不敢约束。于是只好调梁震前去镇守大同，而其去后果然稳定了局势。其原因就是“震素畜健儿五百人”，靠的就是这五百精锐来弹压。嘉靖年间的名将马芳，“家蓄健儿，得其死力”，故能一路高升，所向披靡。
到了万历年间，由于边防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家丁越来越普遍。当时拥有家丁数量最多的，当属辽东总兵李成梁，史载其拥有“雄冠诸路”的家丁数千。其子李如松在抗倭援朝期间，也带着千余家丁，纵横沙场。到了崇祯年间，虽然边防已几近崩溃，但是高级将领们还是拥有大量家丁，比如当时的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就有三千家丁。可以说，从明朝中期到明朝灭亡，这百余年的时间里，家丁一直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其影响力不可谓不盛。
明代家丁的来源，主要有三种类型。最主要的来源是招募。根据《明史》记载，当时的边将们纷纷“招募勇壮，优加恩养，多者千人，少者百名，名为家丁”，可见招募风气之盛。比如前述梁震的五百家丁，就是他“收虏中逃回人口养为家丁者”。以上是边将们的私募行为，到了明朝后期，朝廷不得不以国家的名义大规模招募家丁，家丁成为受国家财政支持的正式编制人员。比如嘉靖四十二年颁布的一道诏令，“令副、参、游、守等官自募家丁，执名在官，一体给粮”，就明确了家丁的正式身份。等到了万历年间，九边诸镇比如蓟镇、延绥、固原、辽东等都大量招募家丁。比如单是辽东镇开原城协营一处，就“招募家丁四百名”，而开原城其他地区又招募了四百四十名，则仅开原一城，就招募家丁八百四十名。
其次是招降。主要的对象为蒙古人。这一传统由来已久，明初朱元璋平定北方，就收编了大量蒙古士兵。到永乐时，其御驾亲征的“三千马队官军内”，就与大量的蒙古骑兵。到后来又以蒙古骑兵为骨干，正式组建“三千营”。最初这些招降的蒙古骑兵被称为“夷丁”，后来随着家丁招募之风的兴起，到嘉靖时，明确规定“纳真夷之降者以充家丁冲战之用”。这些蒙古籍的家丁，因为作战勇敢，所以特别为边将们所喜爱。到隆庆二年，大同镇共招降了两千一十一名蒙古家丁，宣府镇共招募了四百一十一名。等到了明朝末年，辽东战事危机，前来救援的诸路明军中，蒙古籍家丁就占了很大一部分。即使这样，朝廷还嫌不足，要求各路将领“各收取壮夷一千名，分配各队”，其对蒙古籍家丁之倚重，可见一斑。
最后是卫所兵转化。这一类型，提供的家丁数量相对较少，但可能是最自然的一种。随着卫所制的逐渐崩溃，将领们越来越感到士兵战斗力的崩溃。于是裁汰老弱，拣选精壮，以之对敌，就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所谓“总兵、副总兵、参将、都指挥、指挥、千户等官，先年各选骁勇军士随从杀敌，久之，遂为家人”。弘治时期，边将们纷纷“役占健卒，置于标下”。到了嘉靖年间，总兵马永公开“汰诸营老弱，听其农贾，取备直给健卒，由是永所将独雄于诸镇”。
家丁是明代边将手中的精锐部队，其待遇自然也要高于普通士卒。在朝廷正式承认家丁为正规编制人员之前，家丁的饷俸主要靠将领自筹，方法各异。石亨镇守大同期间，家丁平时耕田，战时作战，类似军屯士兵；马永靠的是老弱军士种田经商，以其获利供给家丁；梁震则依靠战利品补贴家丁，“在边专练家丁，时时出塞劫虏营，得虏营马尽与诸出塞者”；李成梁则是靠借贷激励，“当其穷时则贷之，或责以零剿劫帐，或责以御虏先登，计级受赏，即除前贷”。另外还有操纵边境贸易等非法手段。
嘉靖年间，朝廷正式承认家丁的编制，承担起支付家丁饷俸的责任。一般来说，家丁具吃双粮，比如当普通士兵的月饷为二钱五分时，家丁可以“食双粮五钱”。万历十五年，普通士兵的月饷增至四钱，家丁的月饷就升至九钱。等到了万历中后期，家丁的月饷又增加到了一两一钱五分，待遇不可谓不厚。
之所以从将领到朝廷都如此厚待家丁，是因为他们的战斗力确实远高于普通士兵，从而成为将领们立功受封的核心保障。家丁虽来源各异，但基本的条件是武艺过人，所谓“骁勇绝伦之人”。马芳手下的家丁极其精锐，“尝命三十人出塞四百里，多所斩获，寇大震”。而李成梁屡次率领数百家丁“远出捣巢”，所战无不克捷，由此加官进爵，依仗的就是家丁出众的武艺。李如松碧蹄馆之战，以三千人对数万日军得以全身而退，靠的也是家丁们的死命战斗。
明朝末年，朝廷越来越依仗家丁作战。历次大规模的战役，动辄调拨数千家丁。比如宁夏平叛，李如松率领数千辽东家丁参战。之后为对付崛起的满洲势力，大量家丁云集辽东。比如万历四十七年，辽东告急，朝廷一次性调拨其余诸镇家丁六千五百名参战。后期诸如萨尔浒等大战，朝廷往往命令各将“听其带惯战裨将，所携家丁或千计，或百计”。如此算来，加上辽东地区各将领的家丁，最多时明朝可能集结了数万家丁作战。那么，拥有这么多精锐士兵的明朝，为何还是打不过后金呢？
从家丁的角度来说，此家丁非彼家丁。在家丁发展的中前期，由于属于非正式编制，家丁的饷俸几乎全由将领自己负担，将领没有吃空饷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家丁的选拔极其严格，毕竟没有将领愿意自己坑自己。所以此时的家丁，战斗力强，胜率高。等到了中后期，朝廷正式承认家丁的国家编制，各种吃空饷的事就层出不穷。当时经过调查，发现“各处家丁原称精锐，今则童稚厮役尽冒双粮矣”，而且将领“多以家人寄名侵饷”。万历三十七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总兵董一元等以废弁而冒多饷，各家丁所冒七千七百七十余名”。接近万人的家丁，都是不合格的，可见此时的家丁质量早已大不如前。到崇祯年间，熊廷弼经过调查，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全辽八万余军，堪战亲丁不满八千”，可知明朝理论上拥有的数万家丁的水分有多大。
从将领的角度来说，萨尔浒之战时，三路明军协调性极差，不能前后呼应。大凌河之战，总兵吴襄开战即跑路，把友军的侧翼暴露给对方。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明朝的将领们军事素养堪忧，即使有“真”家丁数万，怕是也不能取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