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对李大钊说的话（致辞）

如题。速度

Answer 1

当历史进入1840年，中国人开始了一段不堪回首但又最应该认知的历程，一段被我们称之为“中国近代史”的历程。 那无疑是个乱世。在中国历史上，乱世往往都是知识分子的盛世（文革除外），比如战裂樱国时期有诸子百家，魏晋时有“竹林七贤”和陶令谢盟。纵观中国古代历史，文人不外乎两者，一者居庙堂之高，以求青史留名；一者处江湖之远，或郁郁不得志而终或追求现世的逍遥或独修禅化的空寂。但到了近代，西方文明随着其炮舰和鸦片涌入中国，令中国的士大夫们找到了另一种生存形态，即对哲学本位上的个体的“人”和群体的“人类”的思考和实践，也可简而言之为“终极关怀”。之所以要强调其是处在哲学本位上的，则是因为在中国古代史上一直缺少以哲学为根基的人文关怀，尽管文人们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广博胸怀，但显然，由于哲学在中国古代的阙如，这种关怀并不是建立在人本意义上的（事实上，中国古代文人根本少有人本意识），而是皇权政治和伦理道德的一种附属品而已。 近代文人在寻求救亡图存之道时，也对于“人”进行哲学本位的探讨。然而，这种探讨始终未有深入，由于历史环境所致，中国人主要将目光放在救国爱国之上，以致辞于到了今天，我们甚至乎仍然无法完成对腊源隐于类似“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等哲学本位的问题提问，而将艺术文学付诸功利性极强的“文以载道”传统，使“美术之无独立价值也久矣”（王国维语）。而马克思主义尽管对于世界和人生在本体论上做了唯物主义的解答，但由于对形而下的过分夸大而忽视了对形而上层面的人本阐释，马克思主义甚至不能像佛教和基督教般给予国人深切的人文关怀。佛教和基督教尽管一则以“神秘”，一则以“神话”来阐释哲学本位上的“世界”和“人”，但在满足人们现世精神寄托上是足有余力的，毕竟人不可能每天高唱《国际歌》，做着“乌托邦”的梦。 中国近代的救亡图存运动由林则徐的“开眼看世界”至洋务派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至维新派“变法以救国”至孙中山“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一步步递进，最终〈新青年一声呐喊，科学民主之风在华夏大地上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着陈腐的观念和思维。这期间，以陈独秀、鲁迅、李大钊为代表的一部分中国文人为浩浩荡荡的人文革命摇旗呐喊、推波助澜；而以胡适、周作人、林语堂为代表的另一部分文人则尽管在新文化运动初期也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但最终由于各种原因转向学术的研讨中。然而，在日本人高唱着“大东亚共荣圈”入侵中国后，他们或从思想革命转入身体革命，或追求个体的安宁详和，甚至奴颜婢膝地成为伪文人，近现代的这一批文化精英仿佛又陷入传统文人的漩涡之中。启蒙思想又一次在外敌入侵，在对爱国主义无穷无尽的讴歌中被遗忘。这种遗忘，在其表面上看，似乎真是由于社会环境所致，但在根本上，其实正是一种哲学本位的阙如所致。我们知道，文化的核心是哲学。中国人对哲学的麻木以及相应的对历史给予一种功利性的观照，使得我们整个的文化缺乏独立性，缺乏对“人”这一概念的哲学式的阐释。在卡夫卡说人是一只甲壳虫，在萨特说人是一种存在的时代，我们却在高喊着“凡是伟大领袖说的话都是对的”。更令人痛心的是，在鲁迅先生以一种苍悲的文笔来批判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的劣根性时，我们却为他戴上一顶类似于孙行者的“斗战胜佛”的帽子；在王国维为文化而殉身的时候，我们却给他安上“遗老”的名号；在陈寅恪膑足目之后以《柳如是别传》来“表彰我民族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时，我们却看到郭沫若在成就他所谓的“涅盘”。 中国近现代史本来就是一出悲剧，我们今天却仍以正剧式的结尾来阐释她。在西方对那个纷乱的年代(一战二战)进行了一场大反思(现代主义的勃兴)过去几十年之后，只听到我们在高喊：二十一世纪是龙的世纪!就轮厅像当年我们同样高喊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贫苦人民一般，也许一切不过是对戈多的一场等待，更或是如《红楼梦》里：“到头来，落个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
来源秋雁南回(www.backbird.com) 原文：http://www.backbird.com/dispbbs_4_106872_1_63.html

Answer 2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Answer 3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