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温斯顿·丘吉尔》与我们

Answer 1

      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频繁刷爆社交圈，找个间隙，我们来看一看前大英帝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

      他热爱阅读与写作。在青年时期的军旅生活中，他从不掩饰自己渴望成功的内心。“在班加罗尔军营里酷热的下午，他会全神贯注地大量阅读。”他让母亲珍妮寄来整箱整箱昂贵的图书。温斯顿曾写到：“在印度那些阳光闪耀的时光......在马厩里，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着，直到夜晚的阴影袭来。”“搭建一个有逻辑和持久观点的框架，也许有助于形成有逻辑且持久的思想。”他的努力在不久后就结下了硕果。

        第二次随军出征，除了中尉的军衔，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先驱报》签约的战地记者，每月稿酬是他军饷的十二倍。回国后，他于1898年3月出版了第一部长篇文学作品《马拉坎德野战军的故事》，后来又趁热打铁推出第二部小说《萨夫罗拉》。两本书 从销售情况和赢得的评论来看，都很令他高兴。爱德华七世国王，曾写信赞扬丘吉尔：“所有人都在读这本书。”而这些只是开端，以后他每次出征都会与报社达成协议，以可观的报酬发回战地报道。与此同时，在紧张的军旅生活间隙，他不断推出自己的著作。写作使他在财务上获得独立，而获利甚丰的记者生涯也使他声名大噪。议会下院向他发出了召唤，他很快要到那里去了。

        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丘吉尔创作的六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帮助他获得了195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更重要地是，阅读和写作一直为丘吉尔提供着精神食粮，在他政治生涯的大起大落中一直滋润着他的心灵，引领他度过难关。

        他不放弃。一战时期，丘吉尔作为海军大臣，在与土耳其的加利波利海战中失利。同时，由于他早年在英国议院中特立独行，锋芒太甚，得罪了许多人：因为他改换了党，保守党始终未能原谅他；因为他沉溺于有争议的新闻报道；因为他太过张扬地到安特卫普巡视；最重要的是，他鼓吹远征达达尼尔海峡，结果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当时的英国首相阿斯奎思决定组成一个联合政府。由于温斯顿在政界的坏名声，保守党提出的合作条件之一便是丘吉尔不能再担任海军大臣。丘吉尔为自己辩护过，但无济于事，他渐渐在政治事务中陷入了沉默。但令他欣慰的是，他找到了一处乡间静养所，在那里学起了绘画。正如他多年的秘书爱德华·马什所说的：“绘画是一种消遣，也是一服镇静剂，给他沮丧的心情带来了极大的舒缓。”但这样的沮丧情绪不可能持续太久，丘吉尔不仅是个注重行动的人，也是个珍视荣誉的人。不久后，他离开了乡下静养所，辞去了政府的职务，打算跨越英吉利海峡到法国前线加入战斗。

      1929年，他因美国股市崩溃而损失惨重，但他于1931年访问了美国，凭借酬金丰厚的巡回演讲挽回了损失。那年12月13日，他在纽约第五大道撞上了一辆小汽车，被撞进了路旁的排水沟里。车祸使他的头皮裂开露出了骨头，并遭受严重擦伤。温斯顿此时非常伤心，他说自己在过去两年遭受了三次沉重打击，“首先是在股市崩溃中损失了所有的钱，继而又在保守党中丧失了政治地位，现在又遭遇了如此严重的身体创伤。他说他恐怕永远无法从这三次打击中完全恢复了。”然而真是祸不单行，在车祸创伤恢复期间，他又染上了副伤寒。病情眼看着有些好转的时候，又严重复发......

        但是，丘吉尔具有异乎寻常的恢复力。纽约车祸和患副伤寒后不久，他便恢复了马尔巴罗公爵传的写作，同时还酝酿着写一部英语民族史。他很快便谈定了一份稿酬高昂的合同，其中四分之一的稿酬（五千英镑）预付（现在1英镑=8.6人民币，当时是1932年）。钱一向能使丘吉尔振作精神。

        丘吉尔在二战胜利日那天在白厅受到山呼海啸般地欢呼，他享有至高无上的威望。然而，尽管他们心甘情愿地让他尽享胜利的荣耀，他们却已经断定，他在战时所施予的领导，并不是和平来临时他们想要的。在随后1945年的政府选举中，工党以压倒性优势夺回执政权，工党领袖艾德礼出任首相。

       在丘吉尔七十七岁时，也就是1951年10月，他又率领保守党参加了他亲历的第十六次大选，并竞选成功，第二次出任首相。随后，1953年当上了嘉德爵士。他坚持接受晋爵和履行高官职责，掩盖了他身体的衰弱。他毕竟是老了。1952年2月，他在1943年首次发作的动脉痉挛再度复发。1953年6月，他出现了严重中风，造成了左半侧身体麻痹。当时他的医生莫兰勋爵曾怀疑他是否还能活过那个周末。但他拒绝向病症屈服，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完全依靠顽强的毅力，硬是恢复了健康。莫兰医生曾写到：“这个惊人的怪物，不遵从任何法则，不认可任何规律。”到8月份时，他又能主持内阁会议了。

        作为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首相之一，丘吉尔的优势当然不止热爱阅读和永不放弃，还有他的演讲才能，外交才能以及军事指挥能力等等。而他一生辉煌的精髓，可以在他为由他创建的皇家海军师的墓地揭幕所写的演讲词中捕捉到。这篇演讲词写于1925年，早在20世纪登峰造极的恐怖使他成为伟人之前很久：

        我们经常忍不住问自己，这片墓地所供奉的那些人做出的巨大牺牲，究竟使我们得到了什么。但这永远不会成为那些离去的人们的问题。他们的头脑中不会产生这样关于利益的问题。他们只会看到照亮了职责之路的光芒。他们只会看到他们的职责：反抗压迫，保护弱者，捍卫那并未成文的“万国公法”中意义深远的原则。他们从来不问这样的问题：“我们能得到什么？”他们只问这样的问题：“什么是正确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永远地离去了；然而也正是因为他们不汲汲于私利的升华和奉献，正是因为他们超然于一切物质得失的计较之外，我们可以相信，幸福必将降临于他们以自己的名誉和生命，如此忠诚而出色地保卫了的同胞和这座岛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