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还读《金蔷薇》——兼及读刘小枫的疯狂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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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学到哲学,到神学,再到政治哲学。刘小枫先生执着地走着自己的道路,而我们曾痴迷刘小枫的一代,也在成长。
或许,告别了那些激情的灵魂岁月,我们已经将头转向另一个方向。谨以此文,献给我曾经的心灵导师,刘小枫先生。纵然对您不再如火般崇拜与热忱,我也会注目您继续的脚步。
也许这正是您期待的。
身上的热血依然澎湃
我依然记得当年从大学图书馆找到这本《金蔷薇》时候的惊喜。白色的封面上有一朵素描的玫瑰,钢笔字写就的“金蔷薇”三个字纤瘦秀丽,下面是那个让我心跳的名字:康·巴乌斯托夫斯基。
当时的我看到这里,脑子里浮现出如此令人神往的画面,两位惺惺相惜的友人,为一颗伟大的灵魂坐在一起,并感受着彼此温热的心。
一、看过两个版本的《金蔷薇》。最早在大学图书馆看到的由李时先生翻译的,副标题是“关于作家劳动的札记”。多年后,这个译本由漓江出版社重新出版,并由薛菲补译了一些篇章。(后来戴骢先生译本《金玫瑰》也翻过,实在是看不下去。)我对李时的背景不是很熟悉,但李时翻译的版本却是极具神韵,这不是一般的恭维性的“极具神韵”,而是扑面而来都是令人心颤的文字,这是我喜欢《金蔷薇》的重要原因。
由于手头的《金蔷薇》被人借走了,我只能从网上找到其中一片《夜行的驿车》的译文,这也是里面最有名的一篇,是李时先生翻译的版本。看《夜行的驿车》的一段翻译,文字精妙,是原著与翻译的绝佳配合:
“在海上,低低的秋云飘动着。运河里的污水汩汩地流动。冷风掠过十字街头。但当太阳冲破乌云的时候,墙垣的绿微下边便露出蔷薇色的大理石来,于是窗外便呈现出城市的景色,跟昔日威尼斯大画家卡纳列托的画一样。”(《夜行的驿车》)
巴乌斯托夫斯基对人生的未知性充满探寻的好奇,这种探寻是一种精神的奇遇与美的历程,惊喜随处可在某个街头的路口出现,也许就在你阴差阳错的日程安排中:
“旅途上总会遇到一些意料不到的事。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狡黠的女性的流盼在睫毛下一闪,什么时候在远方会露出陌生城市的尖塔,在天际会出现重载船舶的桅杆,或当你看到狂吼在阿尔卑斯诸峰上的大雷雨时,会有什么样的诗句在脑中涌现,谁的歌喉,会象旅人的铜铃般对你述说含苞待放的爱的小调。”(《夜行的驿车》)二、《夜行的驿车》说的是安徒生在到维罗纳的路上与爱的邂逅,巴氏号称是借此说明文学创作中“想象”的重要性,但这点其实对读者来说并不是第一位的。对他们(或者我们)来说,这在发生在黑夜里的白日梦,以想象之名满足了对灵魂之爱的企望。试想,一位相貌奇丑的人(安徒生),在夜行的驿车中遇到了三位天真朴质的年轻女孩,他俨如预言家一般对他们的将来做出了期待,赢得了女孩们的倾慕,是怎样梦幻般的奇遇?当她们中途下车之前,他们一一亲吻安徒生,有大胆的还是唇对唇的爱意亲吻,那个时刻,我们的诗人,以文学的名义获得了这世界上最珍贵的荣誉。
“我是一个预言家,”安徒生不假思索地说。“我能预卜未来,能在黑暗中洞察一切。(《夜行的驿车》)
不过,这种看似庄严的预言,这种看似高贵的情感,在凡夫俗子眼里,也许是疯子的举动。这不是安徒生一个人的遭遇,而是诗人的必然遭遇。(《夜行的驿车》里的安徒生说,“我是一个流浪诗人”。)就像荷尔德林的哀叹,在这贫瘠的时代,诗人何为?更糟糕的是,对诗人来说,每个时代都是贫瘠的时代。
于是,安徒生在夜行的驿车里又遇到了一位神父(我的那位小朋友对他的出场很是奇怪)。本来秉受神性光辉的神父,应该对有点神秘主义的东西有同感才对,不过,在这里这位神父扮演了一位“反面角色”,他代表着对文学与诗人误解或者不屑的人群,面对安徒生对三位女孩的预言以及诗意的描述,他做出了以下的反应—— “耶稣啊!”神父低声说。“这个人让毒蜘蛛咬了一口。有点神经病了。”
正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三、所有的铺垫都结束了。高潮,终于要到来了。
安徒生在驿车里遇到的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是叶琳娜瑰·乔丽。就如同华伦夫人之于卢梭,莱纳夫人(的原型)之于司汤达,叶琳娜瑰·乔丽有着成熟的贵夫人气质,还是用原文来表达:“一件天鹅绒的衣裳紧紧裹着她窈窕的腰身。天鹅绒的反光落在她的眸子上,安徒生觉得那双眼睛象瓦尔克的一样,碧绿的,美得简直无法形容。”
可是,为了不在现实当中失去诗人想象的荣光,为了作为他价值立身的纯洁童话,他必须拒绝叶琳娜瑰·乔丽伸过来的娇手。这正是诗人的可贵也是可恨之处,他内心背负沉重的十字架,没有能力接受一段即使是过眼云烟的美丽爱情,这一点上也许他还不如一个屠夫。
但是,如果安徒生跟自己童话里说的那样,“他紧紧抱住。叶琳娜瑰·乔丽,永远没再分开,从此他们过着幸福的日子。”恐怕没有人会喜欢《夜行的驿车》。相反,正是拒绝,离别,泪水,思念……构成了《夜行的驿车》最令人心折的段落。
哭泣的叶琳娜瑰·乔丽说——
“日后如果您由于年老、贫困和疾病而感到痛苦,您只要说一句话,我便会象妮蔻琳娜一样,越过积雪的山岭,走过干燥的沙漠,到万里之外去安慰您。”
他们终生相互思念着。然后就是那句著名的“全维罗纳响起了晚祷的钟声”。
《夜行的驿车》到了最高潮的段落,然而,对我这篇文章来说,最重要的文字还在下面。
四、前面我已经说过,我要感谢刘小枫让我认识了《金蔷薇》。但不得不说的是,刘小枫的个人解读,也造成了我一定程度的误读。现在看来,刘小枫借着“重温《金蔷薇》”来倡导基督教精神的苦心,在那时候是非常赤裸裸的(我找不到替代这个词的词,不过我对天发毒誓,无论这个词还是这篇文章,我对刘小枫先生没有半点不敬,此心苍天可鉴。)这点可以从他那篇文章《重温<金蔷薇》的开头就可见到:“……《金蔷薇》初译本刊行于五十年代后期。在那个只能把心酸和苦涩奉献给寒夜的时代,竟然有人想到把这本薄薄的小册子译介给没有习惯向苦难下跪的民族,至今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其实刘小枫的“不得其解”的说法,是引人上套的圈套而已,不过是引人进入他的话语陷阱。依刘小枫的说法,在缺乏下跪意识的中华文明中,而且是上个世纪50年代,出现一本《金蔷薇》确实引人遐想。由此,刘小枫引我们过渡到“西端的神性文化精神的脚步”,希望维罗纳晚祷的钟也能响彻华土。而这,正是他从《拯救与逍遥》等一系列著作的中心主旨。
《金蔷薇》在中国得到很多读者的喜爱,我认为,不仅仅是因为他体现出基督文化故土的那种苦难意识,更因为是穿越各种文化藩篱的的经典文本。面对这本书,无论你是基督徒,还是儒学尊奉者,无论你是共产主义信徒,还是自由主义者,无论你是阿扁的信徒,还是反台独主义者……都能在其中读出对爱的珍视,对想象的崇尚,对诗人“无为”职业的尊敬,对人类历史上伟大童话的膜拜。而刘小枫开篇的“百思不得其解”,恰恰反应了他为引进基督精神的功利主义做法潜在的先天不足——即使在上个世纪50年代我们依然能关注有着下跪精神的《金蔷薇》,我们的民族怎么就没有怕与爱的生活意识?
或许,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这部被披上神性之衣的《金蔷薇》,也该回归本来的文本面貌了。
最后还是以《夜行的驿车》的一句话作为文章的完结。巴乌斯托夫斯基在文中说,在街道上的女人们的眼里,安徒生是一个古里古怪的诗人,“他身上的热血并不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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