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民政治”盛行的公元前5世纪末到公元前4世纪初，很多人被处死或者予以流放的理由都是亵渎神灵，而苏格拉底也并无例外。公元前399年，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苏格拉底牺牲于他理想的国度。
公元前5世纪末旷日持久的战争，以雅典的惨败而告终，提洛同盟解散，公民死伤惨重，百业萧条。战后各邦对雅典做出了一系列的限制。
就城邦内部而言，两次寡头政变，大量人员被杀，政治动荡不堪，尽管民主政体最后恢复，因此设身处地来向，雅典公民对于寡头的敏感程度和容忍度降低是可以感同身受。
在政治角度而言，苏格拉底与这些寡头派关系密切，而其又对城邦的审判表示出来不屑的态度。所以，苏格拉底之死也有着某些必然因素在其中。
在这大概半世纪之后，一封控告词说出当年审判苏格拉底的逻辑，及注重学说主张宣教性的功用，而苏格拉底所招的学生及再传弟子中，就有那些有潜在寡头倾向分子。如亚西比德、克里提亚等也都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和朋友。
雅典人，你们将智者苏格拉底判处死刑，不是由于他是推翻民主制的三十僭主之一的克里特亚的老师吗？
克里提亚和亚西比德和苏格拉底交往后使得城帮遭受了重大损失。
而苏格拉底确实有过对于当时民主政体的不满，他与柏拉图如出一辙地倡导贤能政治，评论过伯利克里津贴制度的弊端，拒绝过寡头政权的任命，这多少会有些令人不快。
用豆子抽签的办法来选举城邦的领导人是非常愚蠢的，没有人愿意用抽签的办法来雇佣一个妮手、或者借主是、或吹笛子的人、或任何其它行业的人，而在这些事上做错了的话，其危害要比在管理城邦事务方面发生错误轻得多。
在苏格拉底那个时代，只要不见诸于行动，类似亚西比德率军远征西西里之前出现的那种名目张胆的破坏神像活动，思想上、言论上的非正统信仰还是可以被容忍的。
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的智者运动虽然没有颠覆雅典的宗教体系，但对传统的宗教信仰造成了一些冲击。大多数的雅典民众在宗教上仍然很保守，类似苏格拉底审判的宗教指控往往都上层有识人士发起的，往往名不副实，出于个人关系或政治动机。
苏格拉底被指控引入的新神是他所声称的指引他行动“灵异”。知识分子并不会对于苏格拉底的新神引入活动有过多的抵触情绪，但是出于这样一个容易被煽动的民众就是另外一个概念了。
面对彻底终结的雅典帝国而造成的心理落差，雅典人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必会变得猜疑且敏感。在公共场合倾听苏格拉底讲话的是那些出身富有的有闲阶层青年，整体而言富人倾向于寡头制。
雅典民众担心苏格拉底不仅会为早前的寡头派，更会给那些试图推翻民主制富人发动政变提供理论依据，是有一定根据的。他的指控和判罪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某种偶然性，并非苏格拉底哲学与民主政治文化之间冲突的必然结果。
早在荷马时代，公民大会是能够携带武器进入的“公民兵大会”或战士大会，并且它已经制度化，大会成员通过呼喊来表达自己肯定与否定的意见。后来，德拉古立法再一次确定了公民大会是能够携带武器的，这一规定直到公元前594年梭伦立法才被废除。
至此，公民大会真正成为全体公民的大会，公元前508年，克里斯提尼为雅典确立了民主政治，而公民大会被赋予了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从此，公民大会逐渐成为公民们参政议政和平民领袖们献计献策、斗智斗勇的最重要舞台。
雅典公民大会不仅是唯一的立法机关，而且具有高级公职人员的任免。执法、行政、军事、财政、宗教事务的决定权。从公元前5世纪起，公民大会就经常受理涉及重要人物或高级公职人员的案件以及司法执政官提出的公诉。
对马拉松战役指挥米尔提太、萨拉米海战功臣提米斯托克利、著名政制家阿里斯提德、民主政治推动者伯里克利的审判都是由公民大会进行的、公元前406年8位将军（包括伯里克利之子）被判死刑（6人实际被处决）的悲剧都是由公民大会一手造成的。
如果这样的事情能发生在伯里克利身上，其他人还有谁能幸免呢？
在公民大会上，由于大会辩论是必要的程序，并直接影响法案与政策的通过与否，同时也是公民政治上显露头角、树立威信的主要机会，因此活跃的政治家一定是雄辩的演说家。平民领袖在公民大会上提出了许多公民没有想到的看法、建议以供公民进行政策选择。普通公民对许多事情毫无看法，遇到不合自己胃口的演讲时，往往用集体鼓噪、呐喊来发泄自己的不满。
雅典的政治领袖不具有明显的领导人特征，他们处在城邦决策程序中最初的一个环节。直接民主运行时，公民的集体意志很大程度上干扰了民主机构的正确运行，特别是在古典时代中后期对于政客和军事家的处置上，这两者的满意只是停留在过去，政客和将军必须长盛不衰，履行有时近乎癫狂的集体意志。而这么苛刻的要求近乎不可能，所以军事活动的实力往往就伴随着控告、流放与处置。
雅典人每天抱着幻想，会听到征服开俄斯岛和平定爱奥尼亚的消息，没有迅速获得所望的结果，他们全都感到焦虑难耐。他们从来没有考虑到亚西比德处于缺乏经费的状态，……，迫得他要离开营地，到外面寻找钱财和给养来维持士兵的生计。这时发生的状况使他的政敌获得机会，成为用来指控他的最后一项罪名。这种没有任何约束机制的政权运作机制，必然会滋生民众被情绪左右，草率行事，推卸责任。
这时候，佩西安那克斯之子攸里托里姆斯和其他一些人，提请大家对卡里森努斯提出控告，坚称他的建议是违反宪法的，他的动议在会场上引起一阵鼓掌喝彩。但是，大多数人不断地大声叫喊，说如果人民的任何意愿因受到阻扰未能实现，那可是荒谬绝伦的。
伯利克里之后的时代，平民领袖多是公民阶层，亦或是城邦的新型手工业者，而这个阶层分析问题不够全面却掌握财富与卓越的修辞技能来取悦民众。虽然雅典从梭伦改革以来一直致力于民众全面的民主参与保障了，但是业已被破坏的城邦精神就使得民众变得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对于寡头派更加敏感，更容易被有心人所利用。所以直接民主的暴力机器却更加可怕的多。
报复变得比自卫更重要。先发制人，以反对那些正准备作恶的人和揭发任何根本无意作恶的人，都同样受到鼓励。
